导论
王朝公权之威严象征
——略谈日本中世汉籍的一个重要特性
如果从清末罗振玉、杨守敬等人到日本访书算起，中国学者对日本汉籍的关注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可以说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了与日本学界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成绩。如严绍璗主编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就被日本著名汉学家神鹰德治赞誉为“二十世纪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1)而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东亚汉籍研究的精彩范例。(2)这些研究成果，也在同一时间引起了日本学界极大的关注。
然而，反观近百年之中国学界的日本汉籍研究，大都还是抱着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观点，多停留在搜寻珍本佚书的阶段，而日本学界则更多的是停留在对某一种书籍的个案以及受容（接纳）史的研究上，同样鲜有对日本汉籍流变史及独特性的探讨。(3)换句话说，虽然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日中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存在着同一种缺憾，即还未能有效地结合日本古文书、古日记等第一手史料，建构出一条比较明晰的日本汉籍传承史。(4)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史学背景知识，这就导致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汉籍时，常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所困扰。笔者将这些考述误区大致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误认为古代日本主要是通过购买书籍这一手段去完成对唐宋学术思想之受容。
（2） 过度强调日本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求购汉籍。虽然我们无法否定遣唐使在汉文化东渐中产生的巨大作用，但其入贡的主要目的无疑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维系日本与大唐政治上的联系，巩固其在东亚海域中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平安朝廷绝不会单为求购书籍而倾国家之财力、冒失去文化精英的危险去渡海入唐。要之，导入大陆先进文化无疑是遣唐使的重要目的之一，然汉学东渐这一行为本身，主要还是由长期在大陆生活、学习的留学生及留学僧来逐渐完成。遣唐使节团本身虽偶有买书之行为，但我们不能将其作为遣唐使的最主要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以末代本。
（3）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主流的文化圈子极为狭窄，基本集中在一小部分宫廷贵族、博士家以及寺庙僧侣之间。且在学术传承上坚持一种师徒相传的封闭模式——儒学“纪传道”与和歌“古今传授”。也就是说，汉籍本身已被视为一种王朝公家权力的威严象征。因此，这些书籍是否存在着大范围的流传，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下文拟就以上三方面来做一些具体的考证，抛砖引玉，求得海内外学界同仁的叱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唐宋时期中日海域贸易之中，书籍是否曾被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可以从江户唐船贸易文书中确认曾有大批书籍被当作商品带到长崎，但我们并不能以此推断日唐、日宋贸易中同样存在着类似规模的书籍贸易。恰恰相反，通过对平安镰仓时期各类古文书、古日记等一手史料的调查，基本可以断定明清以前的中日贸易之中不曾有过形成规模的、持续的书籍交易行为。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一些书籍曾被唐宋商人带到日本，但这些书籍大多属于商人随身阅读之私物，或是用来贿赂平安权贵们的礼品，而非商品，这一点必须得到澄清。比如，学者经常提到日本史书之《文德天皇实录》中有关唐人货物中载有《元白诗笔》的记载，推其为日唐书籍贸易的典型。但细考其原文，则知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误解：
岳守者，丛四位下，三成之长子也。天性宽和，士无贤不肖，倾心引接。少游大学，涉猎史传，颇习草隶。天长元年，侍于东宫，应对左右，举止闲雅，太子甚器重之。三年，拜内舍人。七年，丧父，孝思过礼，几于毁灭。太子践祚，拜右近卫将监，俄迁为内藏助。承和元年，授丛五位下。三年，兼为赞岐介，迁为左马头，赞岐介如故。五年，为左少弁。辞以停耳不能听受。出为大宰少贰，因检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丛五位上。十二年，授正五位下。十三年，授丛四位下，特拜右近卫中将，兼为美作守。嘉祥元年，出为近江守，人民老少，倶皆仰慕。归罢之后，无复荣望，论者高之。卒时年四十四。(5)
以往学者多引“出为大宰少贰，因检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丛五位上”一文来证唐人别集被买入平安朝廷。然考“因”在日本古汉文中训为“よりて”，即“因此”之意，“适”则训为“たまたま”，为“偶尔”或“恰巧”之意。这句话可翻译为：“左迁为太宰少贰，因此主要负责检查确认大唐商人货物。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部《元白诗笔》，献给皇上，皇上大悦，提拔其为丛五位上。”文中既云偶尔，则知藤原岳守（808—851）得到《元白诗笔》并非正常的商业行为。将其作为日唐贸易中书籍交易的典型而大加诠释，显然是一个未对原始文献进行仔细推敲而产生的误解。
其实，如果熟悉平安律令的话，就不难知道身为太宰少贰的藤原岳守是绝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将唐人货物献给天皇的。因为平安律令有明文规定，无论何人均不得以私人身份染指唐人货物。(6)换句话说，在与唐人交易之中，天皇本来就享有绝对的挑选权。即便《元白诗笔》是一件货物，也轮不到身为太宰少贰的藤原岳守奉进邀赏。从文意来推测，极有可能是藤原岳守上船点检商人私有物品之时，(7)碰巧看到其中有一部《元白诗笔》。藤原岳守以文学见长，当然知道这部诗集的价值，因此将其截留下来献给朝廷，由此得到了天皇的破格提拔。
不只是日唐贸易，就连日朝贸易，也不曾有过书籍被当作商品的行为，至少从现存多份《买新罗物解》（与朝鲜贸易的购物清单）可以证明这一点。东野治之曾根据日本国宝《鸟毛立女屏风下贴文书》整理出八十七种日朝贸易的商品。(8)此后，皆川完一根据现存的《买新罗物解》又补充了三十五种，均未见列有书籍一栏。(9)现将皆川完一补充之后的日朝贸易主要商品分类及清单转引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香料〕沉香 薰陆 薰陆香 和香 香油 丁子 丁香 丁子香 青木香 白檀 龙脑香 鸡舌香 薰衣香 裛衣香 安息香 零陵香 郁金香 甘松香
〔药物〕桂心 麝香 牛黄 大黄 犀角 甘草 石脑 宍纵容 可梨勒 果拨 蜜汁 蜜 羊膏 人心
〔颜料〕金青 朱砂 同黄 烟子 烟紫 胡粉 曾青
〔染料〕茱芳 紫 苏方木
〔金属〕金 铁青
〔器物·调度〕镜 八卦背镜 方镜 花镜 香炉 风炉 水瓶 饭碗 迊罗鋺 鋺 小鋺 白铜五重碗 大盘小盘 盘 匙 箸 白铜酒壶 黄钵 多罗良 口脂壶 丁梳 水精念珠 诵数 绯氈屏风
〔其他〕青胎 漆子 牙量 □草 □脂 □布 □骨 □消
其实，此后的日宋贸易文书中同样没有记载买卖书籍的文献。在此可举平安著名文人三善为康著的《朝野群载》卷第二十所记《大宋国商客事》为证，现节录其文如下(10)：
宋人 李充在判
府使 府宰直为末 通事巨势友高 文殿宗形成弘 厅头大中
朝臣佐良 贯首高桥致定府老纪朝知贯
公凭
提举两浙路市舶司
据泉州客人李充状。今将自己船一只，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博买回赁，经赴明州。市舶务抽解。乞出公验前去者。
二人船货
自己船一只 纲首李充 梢工林养 杂事庄权
部领兵弟
第一甲 梁富 蔡依 唐祐 陈富 林和 郡胜 阮祐
元 陈丛 注珠 顾再 王进 郭宜 阮昌 林旺 黄生 強寄 关丛 吴满 陈佑 潘祚 毛京 阮聪
第二甲 尤直 吴添 陈贵 李成 翁成 陈珠 陈德 陈新 蔡原 陈志 顾章 张太 吴太 何来 朱有 陈先 林弟 李添 杨小 彭事 陈钦 张五 小陈珠 陈海 小林弟
第三甲 唐才 林太 阳光 陈养 陈荣 林足 林进 张泰 萨有 张式 林泰 小陈贵 王有 林念 生荣 王德 唐与 王春
物货
象眼四十疋 生绢十疋 白绫二十疋 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
一防船家事 锣一面 鼓一面 旗五口
一石刻本州物力户 郑裕 郑敦仁 陈佑 三人委保
一本州令 给杖一条 印一颗
一今捻坐 敕条下项
与唐船一样，宋船进入博多湾太宰府之前，还需在志贺岛经过一道严格的检查。以府宰、通事为首的太宰府官员先上船核定文书，将船上人员以及重要物品列入清单上奏朝廷。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之后，商船才能进入博多进行第二道检查，将货物交给太宰府进行价格协商。三善为康将此则文书选入《朝野群载》，当是认其为最能代表日宋贸易通商之实情的文例。目录中不见载有书籍，也就可以推知日宋贸易之中确实不曾有过书籍贸易一项。从以上古文书可以看出，无论是奈良时代的日朝贸易，还是平安时代的日唐、日宋贸易，都是以金属、香料、丝绸和瓷器等商品为主。
另外，文中所记“石刻本州物力户”，当是指前列第一甲、第二甲、第三甲之本船船员名单。在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份名单并非写在纸上，而是被刻在石碑上。究其原因，或可考虑为纸写文书极易为海风海水所毁，因此才有意将船员名单刻于舶载碇石之上。日本方面对舶载人员的核实极为严格，这也反映在名单上凡有同名同姓者，均在年纪小的名字前加一“小”字予以区别的这一细节上。其实，唐宋商人不愿贩运书籍与纸类书籍本非适合海运之物亦不无关联。尤其在宋代，宋王朝本来就实行禁书出境的文化政策，而刻本本身又极为昂贵，一旦受潮进水，便立即失去商品价值。由此可知，书籍被排除在日唐、日宋交易的名单之外，跟其所处时代的东亚海域贸易之特性是不无关联的。
其次，遣唐使入唐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购买书籍呢？又是否能购买到如此数量巨大的书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翻一翻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非常清楚了。首先，日本不属于大唐册封体系中的正式藩国，因此其遣唐使节在大唐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没有随行主管官员的许可一般不允许自由贸易，更不用说私自传抄书籍。如开成三年（838）八月三日条云：“为画造妙见菩萨、四王像，令画师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许外国人滥入寺家。三纲等不令画造像。”(11)笔者曾翻检过整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只在开成三年十一月二日条寻得过一处“买得《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的购书记录，这还与当时佛教东渐思想之流行，政府对经疏类东传日本限制比较宽松之政策不无关联。从圆仁的日记可以看出，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已经逐步开始严格限制护镇国家之密教大法类的佛像、佛画以及文集向国外的传播了。
那么，诸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记载的大批汉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现有史料来看，基本上可以推测其相当一大部分当是中唐以前传入。玄宗时期对平安王朝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开元天宝时期的大唐国力最盛也最开放，对外国人在唐的活动限制较少。但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书籍毕竟有限，在书籍流通还是以手抄为主的时代，很难想象长安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书籍买卖市场。因此，即使是这一时期，日本遣唐使节也绝不可能单靠购买就能得到如此广泛而丰富的书籍。从现存史料来看，日本传入的汉籍多为留学生以及留学僧经官方允许后雇人抄写或拜师友所赐，并非遣唐使节短时间于市面所购之商品。
首先，《旧唐书·倭国传》中“所得锡赉，尽市文籍，返海而归”之记载，乃是专指日本灵龟年间（715—717）所派出的第八次遣唐使节，(12)从后来的圆仁日记可以看出，这则记载并不能代表所有遣唐使均有过同样的行动。(13)这次遣唐使包括了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人，从日本史书所记吉备真备所献物品之目录来看，这次的遣唐使虽有“尽市文籍”之举，但得到的书籍毕竟还是非常有限，且集中在音韵、律令、日历、音乐、兵书等一些比较实用的书籍上。《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七年（735）四月辛亥条中，对吉备真备留学归国时所献物品有详录，其文如下：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只、平射箭十只。(14)
又如，《日本纪略》延历十九年（800）十月庚辰条云：
外从五位下伊与部家守卒。宝龟六年兼补遣唐，习《五经大义》并《切韵》文字体。归来之日，仁直讲，寻转助教。大臣奏，令讲《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义云云。(15)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正仓院写经处的抄书目录来了解这一时期日本的藏书概貌。天平二年（730）七月四日撰写的《写书杂用账》记有如下书目：班固《白虎通》一帙十五卷、《楚辞》及屈原《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按：每帙十六卷之意）、扬雄《方言》五卷、《论语》二十卷、《三礼仪宗》三帙（帙别十卷）、《新仪》一帙十卷、《汉书》、《晋书》。(16)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撰写的《写章疏目录》则记录了大批内外典籍，其中属于外典的诗文别集有《太宗文皇帝集》四十卷、《许敬宗文集》十卷、《庾信集》二十卷；总集有《群英集》二十一卷、《帝德录》一卷、《帝德颂》一卷；史书有《帝历并史记目录》一卷、《职官要录》三十卷；法家与兵家书籍有《证论》六卷、《明皇论》一卷、《安国兵法》一卷、《军论斗中记》一卷、《黄帝太一天目经》一卷；杂书有五行家《九宫》二卷以及礼服图书之《古今冠冕图》一卷；天文书与医书有《天文要集》十卷、《天文要集岁星占》一卷、《彗孛占》一卷、《天官目录中外官簿分》一卷、《石氏星官簿赞》一卷、《传赞星经》一卷、《簿赞》一卷、《新修本草》二帙二十卷、《治癰疽方》三卷、《石论》三卷、《黄帝针经》三卷等等。(17)从以上书目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平安前期所需要的汉籍大都是一些律法、兵法、五行、天文、医学等实用典籍。(18)而之后的日本遣唐使及遣唐僧的书籍收集也同样延续了这一特征，小长谷惠吉对历代入唐僧所传回日本的汉籍类目录曾有过整理，亦是第一手史料之实证，现转录于下，以供参考：(19)
①传教大师最澄越州录：《诸贤问答》一卷、《翰林院等集》一卷、《杂文五首》一卷、《韦之晋传》一卷、《传大师还诗十二首》一卷、《浮沤篇》一卷、《佛道二宗论》一卷
②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集新内齐文》五卷、《难道俗德文》三卷、《开元诗格》一卷、《只对传》一卷、骆宾王撰《判一百条》一卷、《祝元膺诗集》一卷
③慈觉大师园仁在唐送进录外书：《沙门清江新诗》一卷、白居易《任氏怨歌行》一卷、《寒气》一帖、《揽乐天书》一帖、《叹德文》一帖、《汉语长言》一卷、《波斯国人形》一卷
④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蛇势论》一卷、《国忌表叹文》一卷、《副安集》一卷、《如五百字千字文》一卷、《皇帝拜南郊仪注》一卷、《丹凤楼赋》一卷、《诗赋格》一卷、《京兆府百姉素索上表论释教利害》一卷、东山泰法师作《建帝幢论》一卷、《王建集》一卷、《庄翱集》一卷、《李张集》一卷、《杜员外集》一卷、《台山集》一卷、《白家诗集》一卷、《悉昙章》一卷、《梵语杂名》一卷
⑤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还原集》三卷、《云居集》二卷、《悉昙章图》一卷、《悉昙记》一卷、《悉昙梵字》一卷
⑥惠运律师书目录：《真一注义》一卷、《老子首殷内解道经》一卷、《麋甬方》一卷、《五脏六腑图》一卷、《合影图》一卷、《婆罗门自按摩法》一卷、《诸梵字》十二卷
⑦开元寺求得经疏等目录：参廖《相送诗》一卷
⑧福州温州台州求得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上仙诗七十首》一卷、《景丹英鸾东庐山胜事》联句成四十一卷、《建阳山水歌》一卷、《千太洞大名记》一卷、《梅略方》十四卷二帖、《七曜历》一卷、《三元九宫》一卷、《诸杂要药方》一卷、《融心论》一卷、西明寺玄畅记《帝王年代录》一卷、《吕才合字书》一卷
⑨智证大师圆珍请来目录：唐智升撰《续古今佛道论衡》一卷
⑩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梵汉两字》一卷、《梵汉对语对注集》一卷、《都利聿斯经》五卷、《七曜禳灾诀》一卷、《七曜廿八星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六王名王例立成歌》二卷、《明镜连殊（珠）》十卷、《秘录药方》六卷两策子、《削繁加要书仪》一卷、《西川印子唐韵》五卷、《日印字玉篇》三十卷
另一方面，还要指出的是，平安王朝对唐风的学习是有所选择的。有时候甚至不惜违抗唐皇旨意，对自己不需要的中土文明予以坚决抵制。由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率领的第十二次遣唐使节团对道教的态度就是极好的一例。《唐大和上东征传》云：
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十日壬午，日本国使大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大伴宿弥胡麻吕、副使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备、卫尉卿安朝臣朝衡等来至延光寺，白大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大和上五回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故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名亦奏退，愿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在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20)
藤原清河遣唐使节一行，本来已经得到玄宗恩准带鉴真回国传教。但因拒绝玄宗派出的道士同行，导致鉴真亦被清退出归国名单。大家都知道，奉请鉴真入日本传授佛法是当时平安宫廷上下的一个悲愿。藤原清河为何会作出以牺牲偕鉴真归国的千载良机来拒绝道士进入日本的决定，现在日本史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21)但笔者认为，日本天皇制度之核心思想是奉天皇一人独为佛神合体神之“现人神”，而道教则是倡导凡人经过修炼皆可成神仙，与天皇制度之核心思想正相抵触。道教的传入无疑将直接危害到天皇制度的存系，或许这就是藤原清河坚拒道士入东瀛传教、道教一直不传日本的根本原因。(22)
另外，从以上文献还可以看出，承担这一时期汉籍大批东渐的主要人物是诸如吉备真备、伊与部家守、藤原贞敏等长期生活在大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根据唐律规定，凡在唐生活八年以上，只要愿意均可编入唐籍，不用再受到外国人身份的限制。正是这批长期生活在大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对所见书籍之孜孜不倦的传抄，花费了百余年光阴聚土成山，才使得日本平安中后期的公私书库能够藏有如此丰富而种类繁多的书籍。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于日本灵龟二年（716），随多治比县守率领的第八次遣唐使节团到长安留学。之后通过唐期科考，于开元十三年（日本神龟二年·725）担任洛阳的司经局校书，开元十六年（日本神龟五年·728）年任左拾遗，开元十九年（日本天平三年·731）任左补阙，天宝十一年（日本天平圣宝四年·752）升任秘书监，成为宫中图书馆主管。当时，随遣唐使带入日本的大批汉文书籍，诸如被敕命不准传出国外的《文馆词林》类的珍贵书籍极有可能就是经其手抄出，(23)当然，这还是目前笔者的一个推测，有待今后作进一步补证。
平安中期以后，开始陆续出现了各类藏书机构。除皇家文库之图书寮以外，还有官家文库之太政官文厅、外记文厅、中务省文库；宫中御文库之藏人所、冷然院、嵯峨院、大学寮文库以及各国府学文库、大学别曹之弘文院、文章院、劝学院、奖学院、学馆院、综艺种智院、淳和院等。此外，比较有名的寺庙文库还有国分寺经藏、东大寺经藏等。(24)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空海的综艺种智院，这是一所为平民子弟设置的教授佛学与经史的学校。杲宝《东宝记》卷六载《永入东寺水陆田等事》之承和十二年（845）民部省官符中云：“先师故大僧都空海大法师，私建一黌，名曰综艺院，将以设经史而备教业，配田园而冲支用。”(25)对于学校所习内容，空海撰《综艺种智院式并序》中有记，原文如下：
右九经九史，三玄三史，七略七代、若文若笔等书中，若音若训、或句读或道义，一部一帙，堪发朣朦者，住若道人，意乐外典者，茂士孝廉，随宜传授。若有青衿黄口，志学文书，绛帐先生，心住慈悲，思存忠孝，不论贵贱，不看贫富，随宜提撕。(26)
此文中“若文若笔等书”一语，当是指空海留下的《文镜秘府论》及《文笔肝心抄》二书。(27)过去在对这两部书的研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综艺种智院的存在。其实，从这篇序言来看，这两部书极有可能是空海针对院中学生所编撰的诗学教科书。
上文也谈到，且不说唐代书籍市场是否已经发达到可以充实日本的各类文库的贸易规模，即使存在，短期入唐的遣唐使也无法在一年半载之内购买到如此数量之巨的书籍。如本文所考，这些书籍大部分是长期生活在唐土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聚少成多的结果。在此还可补充一例：中唐时期，与圆仁一起入唐的留学僧圆载曾在唐生活长达三十六年，于日本元庆元年（877）方才归国。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咏此事云：“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28)可知，圆载在唐三十六年间抄写收集了“万轴”儒书释典。可惜的是，这些书籍都在快到日本时遭遇台风与圆载一起沉入了大海，消失于清波碧浪之中了。
那么，已经传入日本的书籍是否有被大量传抄、流行于世呢？先让我们来看看《类聚三代格》卷十九中记载的神龟五年九月六日所颁布有关图书寮的禁令：
禁制事
敕，于图书寮所藏佛像及内外典籍、书法屏风、幛子并杂图绘等类，一物已上，自今以后，不得辄借。亲王以下及庶人，若不奏闻私借者，本司科违勅罪。(29)
这则禁令明确规定，要借阅图书寮的书籍需要得到天皇本人的同意，即使是亲王也不例外，违者无论官职大小（包括有机会接触到图书的“庶人”之抄书专职人员），一概处以“违敕罪”。另外，平安律法还规定不允许私自抄写宫中图书，即使得到天皇允许下赐书籍，有关卷帙的抄写均需经由图书寮写经处之手。
日本之所以对汉籍传抄会有如此严格的规定，是因为历经千辛万苦才侥幸传入平安的大部分汉文典籍被赋予了一种公信权威。以天皇为首的王朝政权对书籍实行了严格的占有制，绝不允许下级官厅或王公贵族私自传播，更不用说贩卖了。即使是当时被誉为平安王朝对外窗口的太宰府厅亦不例外，在《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769）十月甲辰条中有如下记载：
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众，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30)
太宰府掌控着日唐贸易，其官厅学校竟然连《史记》《汉书》之类的普通史书都没有库藏。从这则记载，一可看出日唐贸易中确实没有存在过书籍买卖；二可看出平安中央政权对书籍管理以及学术传播之严格，就连太宰府之政厅希望教授三史书籍，还需要得到天皇的特别恩准，且最终还只准各传一部。
再来看看平安的最高学术机构大学寮，《延喜式》卷二十《大学寮》记云：“凡寮家杂书，不得辄借与他人，但听学生于寮中读阅之。”(31)由此可知，大学寮所藏图书亦是不出门外，只准在寮内阅读，更不用说私自转抄了。图书寮及大学寮对所藏图书规定之严格，以至于属于大学寮外围组织的各贵族家私塾的别曹都无法抄写到足够的藏书。要知道，被允许建立别曹的均为平安王朝中等级最高的贵族。即使如此，其藏书规模却远远无法与大学寮本曹之东西二曹菅原、大江二博士家相比。如《日本后纪》卷八延历十八年（799）二月条《和气清麻吕卒传》中记清麻吕之长子广世经天皇允许建立弘文院时仅“藏内外经书数千卷”(32)。弘文院已经是别曹中规模较大的学校了，但其库存竟只有数千卷，不用说与本曹藏书相比，就是与藏有“千种”“数万卷”的大江家私人文库相比亦相差甚远。(33)
更有趣的是，嵯峨天皇的皇后橘嘉智子与其弟氏公为橘氏一族所创建的学馆院，还曾因为藏书不够，以致自家子弟不愿入学。连这些位于平安权力最中心的贵族们，在创办家学时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汉籍，可见汉籍在平安传播范围之狭窄，其被赋予的公信威权之大。从现存抄卷诸如《文选》《新乐府》等卷末之跋语来看，平安时期的最高贵族藤原式家也有过很长一段转抄已经开始没落的菅原家以及大江家书籍的时期。藤原式家将两家学问汇总于一体，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学问体系，成为日本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一族。
藤原赖长的日记《宇槐记抄》仁平三年（1153）四月十五日条中记载了大江匡房的一句豪言，正是汉籍在当时具有无上之公信权威的最好佐证：
归土御门，未知皇后宫烧亡，移御一条大路北边故通基朝臣家。余依疾不参向。后闻，今日炎上卿家，书籍悉为灰烬，天之丧文，呜呼哀哉。禅阁（按：指藤原赖长之父藤原忠实）仰曰，昔匡房卿住二条高仓宅，建仓，其内安置书籍，余问曰：“不怖火灾乎？”匡房答曰：“日域不亡，此书不亡。若遇日域可亡之运，此书自亡。何怖火灾乎。”今闻此，国亡在近欤，可怖可怖！(34)
大江匡房竟然将江家的藏书等同于整个日本王权命运，豪言只有天要亡国之时，江家文库藏书才会烧为灰烬。可惜的是，仁平三年四月的一把大火烧了半个京都，江家文库亦在其中，并未受到天神庇护。
江家文库虽然并未如大江匡房所言与日本王权共存亡，但据藤原赖长的记载可知时人确实将其视为平安皇权政治开始倾毁的不祥征兆之一。藤原赖长提到较皇后寝宫之烧毁，江家文库的烧失更震撼了整个平安朝野，以至于他感觉到了亡国之恐惧。此后，平信范在《兵范记》仁平三年四月十五日条中记到：“樋口町尻江家不能开阖，万卷群书，片时为灰了。是朝之遗恨，人人之愁闷也。”(35)由于烧失了书库，大江一家迅速失去了学术公权，从此便走向了衰落。到大江维光（1110—1175）之子大江广元一辈，竟被排挤出了京都宫廷，不得不投奔到了新兴的镰仓武家幕府一侧。(36)
从上文考证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平安镰仓时期，可以说谁拥有了大批汉籍，谁就拥有国家文化思想的主导以及解释权，在这一时期，书籍不仅仅是某一种学问的载体，更是一种公信威权的象征。笔者认为，只有清楚地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中日汉籍交流史之流变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交流史的本质，更好地认清汉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而要把握这种汉籍在日本古代社会的独特传播形态，就离不开对这些记录汉籍阅读受容形态之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整理。也正因如此，笔者不揣鄙陋，在阅读正仓院文书、天皇宸记、平安时期公家日记这三大史料群时有意将其牵涉到汉籍的书录做了一些竭尽所能的摘抄，将其录于书中，以供海内外有志于域外汉籍，特别是日本古代汉籍研究的同仁参考。这些史料长编虽不尽完善，甚至在抄录之时也许有些文字误漏，但至少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日本古代接受汉籍的比较贴近史实的变迁脉络，还原出一个平安贵族在努力抄书、藏书的基础上，却又对准许研读的汉籍进行严格限制的独特文化背景，可以让我们避免不作区别地将中国版本研究、藏书史研究的某些概念生搬硬套到日本古代汉籍受容史的研究上去。
另外，除了公家书目及公家日记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当时的律令文书、佛教典籍以及类书辞典之引书、引文对这一时期的汉籍受容状况做一个补充。如根据奥村郁三所编的《令集解所引汉籍备考》可知，今存平安时代前期惟宗直本所编《养老令》之注释书《令集解》引用了如下汉籍书目（不包括佛教典籍）(37)：
经部：《周易》、《河图》、《洛书》、《尚书》（《书经》《尚书述义》《尚书大传》）、《诗经》（《毛诗》《韩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礼记义疏》《大戴礼记》《三礼义宗》）、《乐记》、《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论语》（《论语义疏》）、《孟子》、《孝经》（《古文孝经》《今文孝经》《孝经述义》《孝经援神契》）、《五经通义》、《白虎通》、《三字石经》、《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说文》、《仓颉篇》、《埤仓》、《字林》、《文字集略》、《玉篇》、《字书》、《声类》、《切韵》。
史部：《史记》、《汉书》（《汉书音义》）、《后汉书》、《续汉书》、《三国志·吴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逸周书》、《国语》、《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楚汉春秋》、《帝王世历》、《徐广晋纪》、《楚国先贤传》、《孝子传》（《刘向孝子图》《王绍之孝子传》）、《列女传》、《汉官典职仪》、《大唐六典》、《唐礼》、《唐律》、《杜预律序》、《永徽式》、《开元式》、《唐格》（《垂拱格》《开元格》《道僧格》《格后勅》）、《唐令》（《永徽令》《开元令》《唐令私记》《唐令释》）、《唐答》、《法例》、《判集》、《独断》。
子部：《孔子家语》、《曾子》、《盐铁论》、《新序》、《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管子》、《申子》、《商君书》、《韩非子》、《崔实政论》、《范子计然》、《异物志》、《黄帝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经》、《甲乙子卷》、《黄帝针经》、《本草新注》（《新修本草》）、《葛氏方》、《集验方》、《黄帝流注脉经》、《赤乌神针经》、《耆婆脉诀》、《小品方》、《偃侧图》、《华佗》、《周髀》、《九章算经》、《孙子算经》、《记遗》、《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三等数》、《三开》、《六章》、《九司》、《吕氏春秋》、《淮南子》、《刘劭人物志》、《邹子》、《刘子新论》、《风俗通义》、《东方朔书》、《老子》、《文子》、《庄子》。
集部：《楚辞》《杜预奏事》《文选》《徐广杂说》《笔赋序》。
惟宗直本是平安元庆（877—885）宽平（889—898）时人，著名的明法博士，后于《二中历》中被列选为平安时期十大法律家之一，其参照的汉籍是当时大学寮明法道所藏书籍，其中书录亦有不少未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见，主要反映了大学寮文章博士所藏汉籍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并非当时日本所藏的全部汉籍目录。因此，对于这些平安时期文人所编的法令典、辞典、疏注所引汉籍的全面梳理及对其引文的研究，无疑也是今后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外，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能详谈日本汉籍另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虽然图书寮、博士家文库以及后来的金泽文库藏有大批汉籍，但实际上被用来教学及阅读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从本书末所附正仓院文书、天皇宸记、平安时期公家日记三大史料群所见汉籍书录亦可得到佐证。这一现象，其实是与日本江户时期之前的书籍审阅制度——“施行（师行）”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德川家康废除施行（师行）制度之前，没有经过博士家加点注释（即所谓的“师说”）并上报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之恩准的汉籍（即所谓的“证本”），一般是不允许公开传播并用来作为奏状策判等公文书之引文典据。这一制度，被作为江户时期以前维持天皇制度以及幕府制度之最重要的文化政策。这一制度的沿袭，不仅限制了中国王朝文明在日本的普及，还直接限制了江户以前日本印刷术的发展。对此，笔者今后还将做进一步的考证。(38)
(1)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有关日本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可参见神鹰德治：《平成の日本国見在書目録―厳紹璗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上・中・下）―》，《东方》第392期，东方书店2008年版，第20—23页。不过，此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使用时要倍加小心。
(2)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5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有关该书在日本学界的反响，可参考静永健：《東アジア漢籍交流シンポジウムin京都予稿集―〈域外漢籍〉の研究価値を考える―》，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室编，2009年版，第1—8页。
(3) 本文所使用“汉籍”，以张伯伟在《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中所提出的定义为准，《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日本汉籍史”，以太田晶二郎在《日本漢籍史の研究》一文中所提出的概念为准，《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1—4页。
(4) 对于日本汉籍研究中同时代之古文书、古日记中的重要性，太田晶二郎反复强调过，参见《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另外，王小盾在《域外汉籍研究中的古文书和古记录》一文中也指出，日本古文书对中国文学研究之本身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文末云：“这些记录及其内容，事实上尚在中国学者现有视野之外，属于一个未知世界。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接近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而接近和进入这个未知世界的途径，我想就是古文书。”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88页。
(5) 参见《文徳天皇実録》卷三“仁寿元年（851）九月二十六日条”，《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三卷，吉川弘文馆1934年版，第31页。另外，本书所引用的日本古籍之标点多有校改，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6) 《養老律
·関市
》规定：“凡官司未交易之前不得私共诸藩交易。”参照《
集
》卷九，《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二十二卷，吉川弘文馆1939年版，第299页。又，有关大宰府唐人贸易之详情，可参照森克己：《新訂日宋貿易の研究》第一编第四章《大宰府貿易の展開》，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第61—82页。
(7)《養老律
·関市
》规定：“凡藩客初入关日，所有一物以上，关司共当客官人具录申所司。”参照《
集
》卷九，《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二十二卷，第298页。
(8) 参见东野治之：《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第三部收《鳥毛立女屏風下貼文書の研究—買新羅物解の基础的考察—》，塙书房1977年版，第298—347页。
(9) 参见皆川完一：《買新羅物解拾遺》，《正倉院文書研究2》，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46—152页。又，有关正仓院文书中有关日朝、日唐贸易的研究，还可以参照丸山裕美子：《正倉院文書の世界―よみがえる天平の時代―》，中央公论社2010年版。
(10) 参见《朝野群載》卷二十《異国》，《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十九卷上，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第450—454页。
(11) 石田幹之助：《東寺觀智院藏本影印本》，《東洋文庫論叢》第七附篇，东洋文库1926年版，下同。
(12)《旧唐书》卷一九九上《倭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1页。
(13) 有关不同阶段之遣唐使文化输入的不同形态的相关考证，可参照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対外政策》第五章《遣唐使と唐文化の移入》，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第85—116页。
(14)《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卷，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137页。
(15)《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十卷，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此类例子甚多，在此可再举一例予以证明。宫内厅书陵部藏《琵琶谱》卷末跋语云：“大唐开成三年戊辰八月七日壬辰，日本国使作牒状，附勾当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王友真，奉扬州观察府请琵琶博士。同年九月七日壬戌，依牒状，送博士州衙前第一部廉承武，则扬州开元寺北水馆而传习弄调子。同月二十九日，学业既了。于是博士承武送谱，仍记耳。开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判官藤原贞敏记。”
(16)《大日本古記録·編年文書》第一卷，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1901年版，第393—394页。
(17)《大日本古記録·編年文書》第三卷，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1901年版，第84—90页。
(18) 静永健曾指出：海外诸国对大陆王朝之实用书籍的需求与学习，乃是东亚汉文化圈之汉籍传播的重要特征。详考可参见静永健：《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36—43页。
(19) 参见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見在書目録解説稿》第十一《不收書目》，小宮山书店1956年版，第49—55页。
(20) 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页。文中标点与个别文字有所校改。
(21) 如森公章的《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対外政策》第五章《遣唐使と唐文化の移入》中指出：“现在还无从得知日本拒绝传入道教的具体原因。”
(22) 这种对汉籍的选择还反映在江户时期之前禁读《孟子》的现象之上，因为《孟子》提倡“易姓革命”，与天皇制度之“万世一统”之思想有所抵触。详考可参照太田晶二郎：《漢籍の「施行」》，《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275—286页。
(23)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成书之后一直深藏中秘，不许传至国外。日本现存弘仁写本卷 152、156、157、158、160、346、347、348、414、452、453、455、457、459、507、613、662、664、665、666、667、668、669、670、691、695、699、卷帙未详残卷3页断简。详考可参照《影弘仁本文館詞林》（后附阿部隆一《文館詞林考》），古典研究会1969年版。另外，有关阿倍仲麻吕的研究，可参照杉木直治郎：《阿倍仲麻呂傳研究（手沢本補訂）》，勉诚出版2006年版。
(24) 有关日本古代文库的研究，可参考小野则秋：《日本文庫史研究》，临川书店1944年版。
(25) 东宝记刊行会：《国宝東宝記原本影印》，东京美术1982年版。
(26)《性霊集》卷十，《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1），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420—423页。
(27) 有关空海《文镜秘府论》之相关考证，可参考拙论《〈文镜秘府论〉古钞六卷本补证——以日本中世佛教文献为线索》，《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4年3月第8期，第104—110页；《空海〈文笔肝心钞〉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张伟伯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56页；《空海撰三卷本〈文镜秘府论〉之选编经纬及原本形态考》，张伟伯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一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7页。
(28)《全唐诗》卷六二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16页。
(29)《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十五卷，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589页。
(30)《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卷，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371页。
(31)《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十六卷，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525页。
(32)《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三卷，吉川弘文馆1934年版，第19页。
(33)《百鍊抄》卷七亦云：“江家千种文仓为灰烬，数万卷书一时灭。”《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十一卷，吉川弘文馆1929年版，第70页。按：原文“江”字误为“法”、“种”字误为“草”，语意不通，今据小野则秋引文改，参见《日本文庫史研究》上卷，临川书店1980年版，第334页。
(34) 《台記別記 宇槐記抄》，《增補史料大成》，临川书店1965年版，第211页。
(35) 参见《史料大成》15《兵範記（一）》，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4年版，第187页。
(36) 有关大江广元之出身有多种说法，本文从《尊卑分脈》所记。
(37) 奥村郁三：《
集
所引漢籍備考》，《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丛刊》（十四），关西大学出版部2000年版。
(38) 有关这一问题，太田晶二郎在《漢籍の「施行」》一文中略有考证，参见《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275—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