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通往迷雾重重的印度群岛[8]
序曲
班德勒街的晚宴
出生时即为冯·吕特维茨女男爵的玛丽亚·冯·哈默施泰因在临近晚上8点的时候，难掩紧张的心情。这位国家防卫军（Reichswehr）——1919年至1934年间德国军队的名称——统帅的妻子看了看硕大的餐桌，确定是否摆放齐整，这儿马上要设一场晚宴，有一位客人最后一刻来访，凸显了此人的重要性。她把年纪最小的四个孩子都安顿在了楼上，只是，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她的两个好动的女儿，年长的玛丽·路易丝和第三个女儿海尔加这天晚上是否也在场。而她的丈夫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军装笔挺，正站在班德勒街办公室的台阶上，办公室就坐落于柏林政府办公区核心地带的一栋大楼里，军队的指挥层就设在楼内。
8点还差几分钟，二十多辆豪华轿车陆续快速驶来。轿车驶到台阶旁，在一群勤务兵和警卫中间，出现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陪同他的有参谋长冯·赖歇瑙上校、外交部长冯·牛赖特，以及十几名将军和海军司令，最高指挥层可谓倾巢出动，尤其是还有国家防卫军十个师的师长。在后面这些人当中，有四个人将在进攻苏联的决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他们是如今的将军、今后的元帅冯·布劳希奇、冯·里布、冯·博克、冯·伦德施泰特。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个到达，他身着黑西装，由他的唯一一名侍从官陪同而来。这一天是1933年2月3日，对他的邀请令人有些吃惊。
依据目击者的叙述，希特勒话不太多。晚餐时，这位昔日的下士在面对这么一群军官的时候，有些不自在。他到的时候，“朝各个方向谦逊地弯腰致意，有些笨手笨脚”。哈默施泰因“略显屈尊俯就地同他打了招呼”，这场聚会“显得冰冷而礼貌”。[9]除了勃洛姆堡之外，赖歇瑙、牛赖特和哈默施泰因，在场没有一个人和曾经发动过啤酒馆暴动、72个小时之前刚刚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见过面。除了1932年4月私下长时间晤谈之外，赖歇瑙上校还收到过一封写于1932年12月4日的私人信件，这位纳粹首脑在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反苏联倾向，陈述了对帝国今后与谁结盟的看法、他的军事政治规划以及统一思想的意图。勃洛姆堡见过他一次，其中两次都是在参谋部的会议上。哈默施泰因至少三次同希特勒一起参加过会议：第一次是在1931年1月中旬，第二次是1932年4月28日，陪同者是他的朋友施莱谢尔，第三次也就是在班德勒街晚餐之前六天，是秘密会面，地点在希特勒的老友贝希施泰因夫妇的别墅。大多数在场的军人都对德皇威廉二世颇为怀念，对这个争权夺利的纳粹首脑并无好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入主总理一职有多反感。恰恰相反。毕竟，他们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抱负在许多观点上与之都有相交之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似乎代表了最少的恶。勃洛姆堡甚至可以说对他相见恨晚，说他一见希特勒，即发现他双眼炯炯有神，堪为德国的“良医”。[10]哈默施泰因提议对兴登堡总统提名希特勒一事做出响应，1933年1月30日，贝克还说他是“1918年以来第一道夺目的光”。[11]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的情感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好奇心。没人会愚蠢到相信哈默施泰因给出的借口，说什么邀请希特勒来班德勒街聚餐，是为了庆祝冯·牛赖特的60岁生日。还有一个因素在数天前大大刺激了那些军人的好奇心，甚至于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1933年1月22日，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希特勒出现在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12团军营的大门前。[12]1月31日，他刚上台，便一如既往，出其不意地在柏林的好几座军营里针对新德国的精神发表了好几通演讲。国内没有一个想要获得总理一职的人会像他那样表现出如此的激情。那是否就应该说他的种种意图太具有颠覆性，他的这些倡议是否违背了军队理论上不过问政治的做派呢？可以确定的是，这几次对军营异乎寻常的造访才是哈默施泰因将军邀请希特勒来自己家赴宴的真正理由。
晚餐波澜不惊，可以想见宾客心里都在想，希特勒来这儿肯定是想在军事部门的首脑们面前露个面，毕竟许多德国人都将这样的军事机构视为国家的宝藏。上完甜点之后，玛丽亚·冯·哈默施泰因便告辞，上楼陪孩子去了。她刚转过身，希特勒便站起身，打断大家的谈话，整整高谈阔论了两个半小时，而这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关于这次热情似火的独白，我们掌握了三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是由坐在第二排的勤务官做笔记记下来的，他们在希特勒的视线之外。最后一个版本没有签名，是合乎礼节的篇幅很长的一份草稿，只是到2000年才公之于世。对这三个版本印证核对之后，就能很好地重构这次演讲。
为了能理解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家里这次讲话的特异之处，有两件事必须记住。一方面，即便军队想不过问政治，即便军人都没有投票权，也不愿追随某个政党，但要说在座的各位军官没读过800页的《我的奋斗》，或者至少了解该书的大概，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些高级军官怎么就不可能是购买这本书的24.1万个读者中的一员呢？众所周知，希特勒白纸黑字写道，帝国的未来就是要摧毁苏维埃国家，占领苏联的领土。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政党高层和军事将领都不相信自己所读到的内容，于是低估了其严重性，把苏联换成了波兰，只有波兰的存在才让所有人都觉得无法忍受。另一方面，希特勒近来的演讲、呼吁和接受的采访更使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内容，尤其有了1月30日以来以及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事之后更是如此。针对外交政策，新任总理确实只讲了裁军、和平、“各国共同体”以及“基督教是我们整个道德的根基”这样的话。因此，班德勒街的这些受邀客人就等着新任总理穿上锃亮的皮鞋，执行起外交政策有理有节，而不是像刚出道时那样整天虚张声势。这天晚上，在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家，希特勒没用麦克风，面对军队的将领，他的这些话都是自然流露。《我的奋斗》里没出现的东西，他的讲话里也不会有。但彼时，他只是个穷途末路的煽动家，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所写的这本书并没有他当上第二十九任德意志共和国总理时所阐述的那些理念来得有分量、有价值。
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种族斗争就是历史的发动机。所有人要么成为主子，要么成为奴隶。他向听众宣布，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无视所有的权力机构，要“彻底”根除德国精英所信奉的民主制、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要在和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模子里把那些东西碾成齑粉。“要用各种手段”，让青年人去上战斗的学校。希特勒声音洪亮，又说起了历次会议上的那些话：“14岁起，我就已经成了先知！”他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便在最后的一刻钟里陈述了自己的预言：
二三十个来宾没一个人打断他的讲话。没一个人跳将起来，摘下他外交政策有理有节的假面具，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权力而已。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总理就是个骗子、伪君子，是个冒险家，隐藏得很深。在座的军官都是在旧日的德意志帝国受的教育，在荣誉和理性之中浸淫已久，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出身于贵族，自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桥头堡，却没有一个人对这项无所顾忌、无视整个欧洲政治传统的恐怖计划提出抗议。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这个以杀戮为业的乌托邦，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参加晚宴的那些人的反应——我们是通过当年或战后的证词了解到这个情况的——要么是表示赞同，要么是缄口不言。重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大规模重整军备，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将《凡尔赛条约》当成废纸，德国怎么会不拍手叫好呢？向军队将领承诺纳粹政权的内部事务，不用他们通过武力襄助，他们只要牢牢掌控住军队即可，又有谁会不信呢？专制国家取代民主制，工人阶级抛弃共产主义，整合到国家之中，即便是通过武力达成，在座的保守主义者还有什么可非难的呢？
毫无疑问，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的客人中有几位并没有把驱逐东欧人，将东欧自古以来的生存空间日耳曼化，以及清清楚楚地说要同时和法国及苏联开战这样的计划当回事。但他们的缄默就等于同意。有第一次沉默，就会有第二次沉默。希特勒来这儿是想寻求和军队确立合作关系：他要找一个同谋，后来他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至今都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33年至1941年间，除了少数例外，军事将领们即便心怀顾虑、忧惧和怀疑，却也都不敢表露出来。后来，有个在座者说希特勒本能地让他们看到了他最隐秘的一些企图（要等到1937年，还有1939年，他才会再次讲起这样的企图），他说希特勒能说出来，那是因为“内心的召唤”使然。刻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且承担这样的风险，使他赢得了德国军队的心，而德国军队恰是对他今后采取侵略政策、奴役他国人民和发动大屠杀言听计从的工具。他让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核心的观点隐藏在了阴影之中，那就是如何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在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的餐厅里和军队之间的结盟，使巴巴罗萨行动初见雏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十年前，这样的想法还没在希特勒的脑袋里生根发芽。如果没有这样无条件的结盟，就不可能发起进攻，至少不会使进攻行为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糟糕的是，1934年8月起，个人开始向元首宣誓效忠，而且位高权重的将领全都私底下收受金钱、财产，还可以免税，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腐败群体，于是联盟便更为牢不可破了。[15]巴巴罗萨行动正是希特勒和高级军事将领之间合谋所得的产物。与这样的联盟相比，其他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力量都已显得相形见绌。
奔赴班德勒街晚宴的客人，除了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于此年和希特勒分道扬镳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将因为和民族社会主义结盟而获得报偿。冯·布劳希奇担任了陆军总司令一职。冯·里布、冯·博克、冯·伦德施泰特将分别担任集团军司令，并于1941年夏秋两季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将成为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在座者当中只有他早早地积极筹划推翻希特勒，1938年8月辞职后，他就发起了军事抵抗行动。历史同他开了个玩笑，1944年7月20日，他就是在班德勒街的这间餐厅里指挥的政变；政变失败之后，他也同样是在那里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第二天或第三天，在座的一个军官，显然就是海军少将马丁·巴尔策，将希特勒的讲话笔记整理成文，呈给了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文件名叫作“非官方会议纪要”。哈默施泰因的一个女儿出现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将这份1700字的文件誊抄了一份，将军无意于将文件藏起来，毕竟希特勒的来访不是什么秘密。毫无疑问，这件事就牵涉到了20岁的海尔加，三年前她就是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代号是格雷特·佩尔格特。海尔加15岁的时候爱上了维克托，维克托的真名是列奥·罗特，是个波兰犹太人，22岁，是共产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之一。罗特的任务就是负责领导层之间的联络工作。海尔加将军队高层参加晚宴的名单交给了他。罗特一拿到这份“非官方会议纪要”，便给文件起了个代号，寄给了莫斯科，1933年2月6日，莫斯科收到了这份文件。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本人也得到了消息，也就是说希特勒掌权还没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已经了解了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他想要将东欧领土日耳曼化的异想天开的想法。这份文件也就不再是什么会议纪要，而成了政府首脑向军方高层提出的一项计划。
那斯大林是否对柏林发来的这份笔记有所留意呢？毫无疑问，德国和日本乃是克里姆林宫最担心的两个对象。斯大林和他那个圈子的人对民族社会主义有些后知后觉，觉得那只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又一个变体而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很难轻松地对之给出定义。[16]1930年12月，也就是希特勒第一次选举成功后三个月，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去了一趟柏林，他当时就是这么问自己的。他问采访他的德国记者威廉·豪克：“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到底想要什么？”豪克在《威廉街报》上这么报道：“委员无法理解，他们会同时反对法国和苏联。‘这根本成功不了。’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17]1931年5月，日报《消息报》首度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希特勒想要和苏联开战》。那年年底，德国国会自由党议员特奥多尔·霍伊斯出版了《希特勒的道路》一书，首次系统分析了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目标。他写道：“它们的核心就是夺取欧洲东部的土地。”[18]1932年5月，好几篇分析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杂志上，文章在分析对外政策的时候，引用了《我的奋斗》中的几个章节。“对东方土地的需求正是民族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核心所在，”特奥多尔·诺伊鲍尔写道，他是德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和共产国际有联系。希特勒声称这是德国这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我的奋斗》，第754页），他要把战前的整个对外政策一笔勾销，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19]弗里茨·大卫也在柏林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出生于俄国，是德共党员，常驻柏林：“照白俄移民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其他纳粹党魁对希特勒的说法，他们把苏联描绘成了地狱怪物。［……］希特勒毫不含糊地宣称要对苏联发动战争。”[20]但戈培尔在那年年初就开始发起猛烈攻击，在他创办的杂志《进攻》中叫嚣要摧毁苏联驻柏林的大使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莫斯科才开始有所忧虑。
看过列奥·罗特就班德勒街会议纪要所写的报告之后七八个月，斯大林命令减少《我的奋斗》一书的首版印量，该书由格里高里·季诺维也夫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之后翻译成了俄语。三年后，这位即将被行刑队处死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在第85页的页边写了条批注，他是这么写的：
这位列宁的老战友还说，必须严肃对待这本书，因为对苏联的征战“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斯大林是否拿到了该书的译本？几乎可以确定，季诺维也夫始终都想重新得到他的眷顾。那斯大林是否读了这本书呢？从头读到了尾。[24]担任德国驻苏联使馆专员达十八年之久的古斯塔夫·希尔格是这么说的。尽管斯大林的图书室里没找到这本书，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嗜读政治类书籍的斯大林对德国的发展颇为担心，怎么会没读过第二卷的第13和14章，他的那些共事者，李维诺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布哈林不都读过吗？1934年1月31日，布哈林在苏维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就读过其中的几个段落。[25]不管怎么说，抛开《我的奋斗》不谈，很早就已有人通知过斯大林，说纳粹对东方的图谋绝对不可掉以轻心。最好的信息来源就是：德国军队高层的女儿。海尔加·哈默施泰因比列奥·罗特活得长，她后来移居国外，在欧洲各地过上了间谍的生活，领导着一整个特工网络。1936年，罗特被召回莫斯科，海尔加想陪他一同前往，但瓦尔特·乌布利希不同意她的这次行程，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这年轻女人一命。罗特遭到替外国当局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受到审判，被判死刑，1937年11月，罗特在卢比扬卡的一间地下室里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