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到目前为止，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没有哪个对手拥有我们这般求胜的意志、进攻的本能。”[1]这番雄赳赳气昂昂的话正是第221保安师师长约翰·普夫卢格拜尔在1941年6月22日向部队下达命令时的发言，翌日，这支部队就将与其他平凡的士兵一道，深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在斯卢茨克[2]和比亚韦斯托克[3]两役损失186人之后，27日拂晓，保安师的先头部队未开一枪就进入了后一座城市。居民代表团来到师长下榻的丽兹酒店。他们待在白线外，拿出面包和盐，以示欢迎。次日，普夫卢格拜尔将军会向手下表示“衷心的感谢”，[4]还会亲自给其中几个人授勋。对德意志国防军的一支部队（其中也包含了警备营）表达感谢的这些言辞和行为针对的不是之前几天的战斗，而是在6月27日无缘无故杀害了2000多名城里的犹太人的行为，他们有在屋子里和马路上遭到枪杀的，有被棍棒打死的，还有在犹太会堂里被活活烧死的。和第221保安师一样，1941年夏季的第一天，300万德国士兵踏着尘土，冒着酷暑，流着鲜血，开始1000公里的行军。就像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沿着刚果河溯流而上，前往恐怖王国一般，他们也将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斗之中。确实如此。不到几个星期，这些士兵就将脱胎换骨，成为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军队。他们已成为希特勒的私军。

比亚韦斯托克大屠杀之后七天，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之前还是权倾一时的西线指挥官，此时却在多夫斯克小站遭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逮捕。这位颇具威望的红军统帅在中国和西班牙屡获军功，23岁起就加入了共产党，却在红色托尔克马达[5]列夫·麦赫利斯的注视之下，整整两天遭到无休无止的拷打。他们想听什么，他就招供什么，说他这一辈子都在图谋不轨，意图颠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人国家。军事法庭认为他“怯懦，怠惰，指挥军队不力，擅离战斗岗位”。巴甫洛夫的违心招供自然也牵连了莫须有的同谋犯，几天之后，西线所有的高级军官都遭到了枪决。之后的10月1日，将军的父母、妻子、岳母和儿子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几乎全都在悲惨中死去。

巴巴罗萨行动的主线是这样的：德意志国防军发动灭绝性的殖民战争；红军和苏联人血洒疆场，既遭到敌人无情的射杀，又遭到斯大林高压统治的打压。

巴巴罗萨行动也有许多特别之处。就此而言，它在军事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自从宗教战争以来，没有哪场军事冲突的意识形态化程度达到这个地步。两方的政治部队（党卫军保安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有各的目标，许多方面也已被各级干部和军队内化。德国人意图把这样的冒进行为看作十字军东征，剑指欧洲全境，用的是轴心国的军队和占领国的分遣军。苏联人则让他们的组织遍地开花，那是他们的“第五纵队”。两支军队都受到独特的军事文化的滋养。德国人有打击敌对国平民的暴力传统，对狙击手和游击战术情有独钟，倾向于战斗，而非其他任何形式的军事介入。苏联红军乃是政党的产物，有监督和镇压的机关，也有监督和镇压的手段，两者融为一体；它不在意士兵的抛头颅洒热血和本国公民遭受的苦难。这两个对手的政治观点各有其强大的迷思滋润，分别针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和资本主义阴谋，它们对作战行动、外交、战争的目的都造成了影响。

粗看之下，德意志国防军和苏联红军是这个时代两个极为庞大的工具。1000万人，3万架飞机，2.5万辆坦克，巴巴罗萨行动在面积相当于两个法国这么大的地域里针锋相对，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军事上的夸张修辞层出不穷：最大的包围圈，最惊心动魄的突破战，野蛮至极的对垒战。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反转：苏联红军看似笨手笨脚的巨人，采用的是摩肩接踵的人海战术，两次被摧毁，两次重建，究竟是怎么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避免让自己毁于一旦的？势如破竹的德意志国防军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彻底分崩离析的？从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层面来看，是否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谁会像斯大林一样，进攻就发生在他的鼻子底下，好几个月来，日复一日，他收到这样的通知已有上百次，还会对此感到吃惊？谁会像国防军的那些统帅一样，拒不承认现实，原本以为自己的对手注定会死，却没想到对手又从坟墓里爬出来，一个劲儿地发动反击？双方都沉浸在幻想之中，认为对方脆弱不堪，沉浸在种族根源或苏维埃体制之中，或以为工人穿上德军军服就会迎来期待已久的众志成城；他们低估对手，高估自己的实力，严重到甚至完全摒弃了军事上的常识；他们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己方不会血流成河；他们实施的军事行动荒唐至极，像是业余人士在一个纯粹概念的世界里忙前忙后；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胜利的魔法，德国名之为“闪电战”，苏联名之为“战斗思想”。

滔天的大话说多了，其结果就引发了熊熊的大火。战斗，死刑，刻意为之的饥馑，两百天的时间里杀害了500多万男女孩童、士兵平民。每小时死1000个人，而且夜以继日。就这么一条战线，这半年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疑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半年。但丁的地狱和这露天的修罗场比较只能算是温和的磨难了，惨遭围城的列宁格勒，200座苏联战俘营，数以千计的反坦克壕沟，如蝼蚁般死去的犹太人，还有饥饿肆虐的被占领的城市，一整条战线都是修罗场。纳粹及其军队发挥出了全面的毁灭潜力、离心的本性：彼此屠杀。为了能从德国人的进攻中存活下来，斯大林更是强化了其暴力、偏执和向心的本性。他用军队建造了一个产业，将农业集体化，全面整顿社会各个阶层。与苏联的某些知识分子自身的感受相反，战争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反而使之情绪更为高涨。

巴巴罗萨行动的失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历时颇久。这项行动颠覆了冲突的时间表，让人察觉到纳粹的这次冒险行动自有的局限性。苏联这个国家由于此时政府的混乱不堪，可以说是走在自戕的道路上，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再加上懂得如何使这场胜利持续产生影响，从而又延续了四十年的时间。大屠杀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西方的盟友彼此憎恨，各有各的算盘，由此成就了战后的岁月。中东欧各国以及芬兰，要么同第三帝国结盟，要么被第三帝国占领，其命运又再次被抛到了历史的面前。

半年之久的密集战争值得大书特书，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希望能保持平衡，呈现双方阵营及其各自盟友的观点：无论是克里姆林宫的还是狼堡[6]的，是前线的参谋部还是集团军群，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别动队[7]，是被派去造工厂的，还是被派去挖行刑坑的。维持观点的平衡也就意味着对手有权取得同等的地位，而不是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给两者贴上“极权主义”的标签似乎是容易的，但别忘了两者有本质的差异。巴巴罗萨行动造成的伤亡理当由侵略国德国来负责。

本书由五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之前有个序曲，专注于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或某个特定的层面。第一部追溯巴巴罗萨行动的缘起，从慕尼黑的啤酒馆一直讲到1940年夏，好戏连连。第二部讲述的是筹备计划、准备工作，军事和政治的手段，结盟，情报机构提供的讯息。第三部专述战斗，从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一直讲到9月底，德国由最初的情绪高涨到后来的疑窦丛生。第四部的分析专门针对1941年10月1日到11月15日这六个星期的事情，战术上双重的巨大胜利直至最后的失败。最后，第五部设法去厘清德意志国防军本来已经很放松，为什么在遭到突如其来的迎头痛击之后又会神经紧绷。

资料相当丰富。军事和外交档案、回忆录、部队的日志和私人著作、报告、调查、我们对老兵的采访，均可加以利用，资料覆盖俄语、乌克兰语、德语、英语、格鲁吉亚语、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各个语种。德国方面，1980年代以来，研究东部战线德意志国防军及其战斗模式、占领和镇压、（大规模）参与大屠杀等史实的历史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新观点不少，但几乎都没有翻译成法语：克劳斯·乔申·阿诺德、马丁·库珀斯、约尔格·甘岑缪勒、克里斯蒂安·哈特曼、约翰尼斯·于尔特、彼得·里布、克劳斯—米凯尔·马尔曼、于尔根·马特豪斯、迪特·波尔、菲力克斯·吕默、克里斯蒂安·施特莱特等许多人。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文件：关于别动队的《重大事件汇报》、鸿篇巨制《追杀欧洲犹太人》、2008年由埃尔克·弗勒利希编辑完成的戈培尔的32卷日记。有关军队方面的专著也可资利用：哈特曼的著作研究了五支部队（《东部战争中的德意志国防军》），以及克里斯托弗·拉斯的著作，还必须提及费尔迪南德·肖宁在其系列著作《世界大战时代》中所做的宝贵研究。

俄语方面，我们使用了叶利钦治下1990年至2000年间的大量印刷资料。斯大林从内战时起就习惯使用博多式电报机和各方面军交流。那时候，这种电报机过于笨重，且效率不高；如今，这倒成了好事。事实上，他和各集团军之间的通话，以及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下达的命令，都发表在了《俄罗斯档案》系列丛书之中。2015年，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花费了大量精力，将国防委员会（管理冲突的超级机构）的政令加评注之后编制成了目录。1993年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发起的“民主”基金会出版了斯大林时代的大量文献。该机构的使命是在档案堆里寻找不为人知的文件。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各类治安警察的活动。已经编辑了一百多卷资料。由于缺乏俄罗斯的资助，基金会转而求助于陌生机构，尤其是大学。但2012年的相关法案则让这样的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基金会只能停止研究和出版。不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总统档案部门（政治局的旧档案）的文件仍在一点一点地出现。因此，2010年和201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和70周年的时候，两本精彩的卫国战争文献集得到了出版。书中囊括了斯大林从国防委员会委员那儿收到的各类文件，也包括军人写给他的信件。这些翻印的文献上都有斯大林的批注。

私密的日记也是珍贵的资料来源，尤其是可以使人捕获各种观点的动向，其中所包含的流言可以成为了解苏联社会的指路明灯。我们除了使用许多核心资料之外，也采用了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柳博芙（柳芭）·沙波丽娜、莉迪亚·奥西波娃、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格奥尔基·叶夫龙、弗拉基米尔·盖尔芬德、谢苗·普加科夫私底下的文字。苏联红军是不准记日记的。打破这条法律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包括死刑，谢苗·普加科夫就是一例。除了公民和普通士兵的日记之外，我们还采用了近期出版的苏联官方的一些人的日记，比如装甲生产部门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或像第24军军长斯捷潘·加里宁之类的高级军事将领。此外，我们的采访工作整整持续了十年之久，主要是为杂志《战争与历史》供稿，采访的对象有最后一批红军幸存者、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幸存者，以及乌拉尔生产工业设备的苦役犯监狱的幸存者。我们对这类资料的采用取谨慎的态度，故而也整合了积极参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的回忆资料。我们也忠实地使用了战后由苏联人主导的对德军将领及外交官进行审讯的资料，这些资料出版于2000年左右。我们不该忘记2005年去世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学院教授谢尔盖·米哈列夫，他的两部著作（2000年与2002年）依据国防部中央档案室的档案，纠正了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给出的红军损失方面的数据。大量文件仍处于尘封之中，这或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或是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宅邸访客登记处的决定（我们只能去斯大林办公室）。

本书的写作遇到了如何翻译地名这个问题。20世纪，在斯摩棱斯克与华沙之间的广大地域上，同一个人会看到自己的出生城市变来变去，达两次，三次，有时甚至四次之多。比如，东加利西亚就是这样的情况。直到1917年，东加利西亚一直叫作伦贝格（Lemberg），1918年和1919年变成利维夫（Lviv，乌克兰语），1920年至1939年间又称为利武夫（Lwów，波兰语），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之后又称为利沃夫（Lvov，俄语），1990年起又再次叫作利维夫（Lviv）。既然很清楚无论选择什么名字都会牵涉到政治，还会招致群情激愤，使用犹大—撒马利亚地区这样的词汇取代约旦河西岸正是如此，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的选择是采用事发当时的官方名称。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略莫斯科朋友伊娜·索罗德科娃给予我们的帮助。最近六年，她对我们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前往相距60公里的波多利斯克军事档案馆为我们查找资料。在此，我们向她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