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方类方的源流

以方类方的类方系列，主要是传统名方繁衍发展而成的方剂系统，是历代医家应用古方的精华，对临床组方用药、加减变化具有指导意义。类方是在药物组成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方剂的集合，是针对常见病证而形成的一群方剂。在同一组类方中一般有一个制方较早的基础方剂，称之为基本方，亦称为核心方或祖方。其他方剂多由该主方剂发展衍化而成一类类方。这些衍化方的形成过程是比较复杂，是在秉承古方精华的基础上，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制方原理和临床作用相联系的产物。

一、类方源流与衍化特点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将《伤寒论》方证撰成两卷，但仅在太阳篇以方类证，并以方带法分为用桂枝汤法、用麻黄汤法、用青龙汤法、用柴胡汤法、用承气汤法、用陷胸汤法等六法，余者则为以经分证和杂疗法。宋代朱肱《活人书》卷第十二至十五，以《伤寒论》113方为主，分别汇集仲景有关条文，使病证方药密切配合，可谓以方类证的典范。明代施沛的《祖剂》，主要以仲景方为祖，将后世用药相近的方剂同类相附，归为一系，从而研究每类方剂的学术思想和用药的变化。清代张璐的《张氏医通》有一卷为“祖方”，选古方36 首，附衍方391 首。徐大椿延续了这一思路，并把它引入了《伤寒论》研究，因而有《伤寒论类方》传世。

1.《祖剂》

为施沛所著。施沛（1585—1661年），字沛然，华亭人。《祖剂》四卷，以张仲景之方为主，宋元以后时方以类附录。全书共收历代名方 837 首。其中论祖方 71 首，衍方800 余首。施沛将历代名方分为“宗方”“祖方”“类方”三类，其他为衍化方。认为祖方是源，衍化方是流，衍化方是由祖方发展而来的。从《祖剂·小叙》中引成聊摄谓：“自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详。惟仲景之书，最为群方之祖。”“兹所集首冠《素》《灵》二方，次载伊芳尹《汤液》一方以为宗，而后悉以仲景之方为祖。其《局方》二陈、四物、四君子等汤以类附焉。”

2.《张氏医通》

为张璐所著。张璐（1617—1700 年），字种玉，号石顽，长洲人。《张氏医通·祖方》又称“祖方”为“方祖”。其云：“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与释氏传灯无异。苟能推源于此，自然心手合辙，谅非时师所能测识也。”“字有字母，方有方祖。”方剂虽有单方一类，但还是以多味药组成的复方为大多数，一方之中包含单味药、药对、药组，最后合而成方。牢记祖方并灵活运用，因时为变，随机应变，是创立新方的基础。每一类方剂，先列祖方，后列由祖方化裁而成的经方、时方，称为“子方”。子方一般含有祖方中的主要药物及某一功用。

3.《伤寒论类方》

为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所著。徐氏名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苏吴江（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是清代中叶极有影响的著名医家。《伤寒论》一书，向被中医界奉为圭臬，尊称经典，后世为之注释者不下数百家。徐氏一改前人的研究方法，不类经而类方，根据方剂的组方原则、性质异同，并参酌病机及其临床体会，重新编排分类，遂命名为《伤寒论类方》。《伤寒论类方》共四卷，将《伤寒论》113方分为12类。除杂法方类外，每类各有一个主方，计11个主方。分析其方证，可见病位病性，析其方药，可见治法：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等，另将六经脉证附于后。在每一类方剂之下，列该类方剂证治诸条。如桂枝汤类下，首列桂枝汤主治诸证；次列桂枝加附子、加桂、去芍等19方的证候。其他汤类，莫不如此。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使学者可以随方求证，按证选方，便于临床运用。各方各条之中，又有夹注及按语，多为作者的研究心得，其在辨证施治与方解等方面，每有独特的发挥。

庆云阁《医学摘粹·伤寒十六证类方·自叙》云：“余读徐氏《伤寒类方》，见其从流溯源，芟除一切葛藤，颇觉精简可取。但彼就方分类，而表里寒热虚实并未分焉。”表里寒热虚实未分之言，实欠妥当。崔文成认为徐氏对类方的排列，正是先分清主方证病位的表里上下、病性的寒热虚实阴阳，而后确定类方次序的，同时，主方还体现了相应的治疗大法。如桂枝汤证，主要证候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弱，病机为风邪外袭，卫气有邪，致营卫不和，病位在表，病性属阳热，桂枝汤解肌祛邪，调和营卫，是解肌之主方。麻黄汤证，主要证候是头身腰骨节疼痛，无汗恶风，喘而胸满，脉浮紧，病机为寒邪外束，营卫俱伤，肺气不舒，病位在表，且兼及上焦肺，病性属阳热实，麻黄汤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为发汗之主方。葛根汤证，主要证候是项背强，无汗恶风，自下利，病机为寒邪外束，经腧不利，是太阳将入阳明之证，病位在表且兼及胃肠，病性属阳热实，葛根汤解表而散经腧之邪，为解肌发汗止利之主方。小柴胡汤证，主要证候是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呕不欲食，脉弦，病机为正衰邪入，正邪分争，病位在半表半里及胸胁，病性为邪盛正衰，虚实错杂，小柴胡汤和解表里，扶正祛邪，为和解之主方。

书中每方之次第为：首列方名，次方药，次煎服法，次原文适应证。注文则以夹注、按语的形式出现。如小柴胡汤，首列方名，次列药物组成及煎服法，并简要注明组方意义及煎服法的道理。夹注曰：“此汤除大枣共二十八两，较今称亦五两六钱零，虽分三服，亦为重剂。盖少阳介于两阳之间，须兼顾三经，故药不宜轻。去渣再煎者，此方乃和解之剂，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古圣不但用药之（至）妙，其煎法俱有精义。”再列加减法，并注明病情药性。如注“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云：“古方治嗽，五味干姜必同用，一以散寒邪，一以敛正气，从无单用五味治嗽之法，后人不知用必有害，况伤热、劳怯、火呛，与此处寒饮犯肺之证又大不相同，乃独用五味，收敛风火痰涎，深入肺脏，永难救疗矣！”

该书将主方证的病位病性进行比较，按由表入里，由上而下，由热变寒，由实转虚，由阳至阴的顺序，将主方依次排列。由于主方是每一类方的代表方（基础方），故主方之次序亦即其类方的次序。依次是：桂枝汤类一，麻黄汤类二，葛根汤类三，柴胡汤类四，栀子豉汤类五，承气汤类六，泻心汤类七，白虎汤类八，五苓散类九，四逆汤类十，理中汤类十一。同时，11个主方也体现了相应病位病性方面的治法，反映了伤寒病变辨治的一般规律。

如此以方类证，将《伤寒论》原文按方证重新组合，汇集在相应的方剂下，使病证方药密切结合，比较完整地反映出113方方证的辨证要点、病变机制以及方剂的组方意义、应用原则和随证加减的方法，以体现仲景方药证治配伍特点，便于临床应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使人可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反映出伤寒病变在病位上由表入里、从上而下，在病性上由热变寒、由实转虚、由阳至阴的一般规律和相应的治疗大法；方以类从，使同类方证进行比较，揭示了仲景辨证论治、随证立方的组方用药法度；以方类证，使病证方药密切配合，体现了仲景方药的妙用。徐氏类方方法广为后世医家所宗，例如左季云《伤寒论类方汇参》、任应秋《伤寒论证治类诠》、樊天徒《伤寒论方解》、张志民《伤寒论方运用法》、刘渡舟《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使《伤寒论》的类方研究形成了一大流派。

二、类方研究意义

吴仪洛云：“医贵通变，药在合宜，苟执一定之方，以应无穷之证，未免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反致杀人者多矣。”后世医家尊崇原方，创制新方，由古至今，层出不穷。

经典方剂的类方体系是中医方剂组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医辨证组方思想和方法。按照中医辨证思维认识类方、解读方剂并指导复方研究，可以体现方-证-病结合的特色。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经典方剂类方效应、效应途径、效应基础（有效组分和有效成分）间内在联系，有利于更全面地揭示临床用方的辨证特点，科学阐释中医药配伍理论。因此，比较分析类方共有规律与各异性，并由此切入揭示组方配伍规律无疑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有效途径。

黄煌等认为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他认为规定方证是中医规范化的基础，方证研究便于理解药性及方义，方证的研究使《伤寒论》研究走出了传统的以经解经的圈子，而直接面对临床，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

范欣生等分析了类方研究在方剂现代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类方研究有益于方剂复杂体的系统认知，有益于对方剂组成原则等核心问题的理解，通过探讨类方组成的灵活性可以为研创新药建立基础。按照中医理性思维认识类方、解读方剂并指导复方研究，将会为复方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好的研究途径。类方研究的优势在于，类方核心组成的结构稳定性提供了可参照的基础，同时，一系列加减衍化的效应，以及作用靶点上的异同形象地演示了配伍和变化的基本面貌。从类方出发研究复方配伍规律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类方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祖方与衍方的源流关系、类方的核心药物与边缘药物、类方的核心方剂与边缘方剂、类方与类方证群相关、类方的核心症状与边缘症状等，并可据此进行证候的规范化研究。近年来类方研究重点逐渐从源流考证、临床应用经验探讨，发展到类方量效关系、君臣佐使、药性理论、有效物质基础等方面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