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以《福熙自述》为例
王世华
内容提要 《福熙自述》详细记述了徽州商人詹福熙一生的历程，其间有困难，有曲折，甚至有风险，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仁、勇、智、强、谋的品格，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克服困难，化险为夷，转危为机，逆袭而上，终于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商人。詹福熙的一生可以说是徽商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其意义在于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徽商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样本。
关键词 詹福熙 徽商 大历史
明清时期的徽商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关注。经过众多学者的艰辛探索和研究，关于徽商的许多重大宏观问题，诸如徽商兴起的原因、徽商的经营方式、徽商的性质、徽商的特点、徽商与文化的关系、徽商衰落的原因等，学界大多取得了共识。随着学界对徽商研究的深化，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徽商的一般认识，而是更希望了解徽商发展尤其是个体徽商发展的具体情形，把徽商当作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发家或衰落的人生轨迹。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史家向来轻视甚至拒绝平民百姓历史的书写，因此要想从历史典籍中发现小人物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徽商也是如此。好在有方志和家谱，其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个人资料。但是方志中的记载也只寥寥数语，如果说给徽商画像的话，也只能说是画了一个侧面速写，实际面貌是看不清的。家谱中的传记、行状、墓表、墓志铭之类远比方志记载详细，记载了传主的一生，以及他的父母、配偶及子孙情况，这无疑是研究徽商的重要资料，但对传主的历史来说，也只是给他勾画了一个轮廓，很多情况还是如雾里看花，有的甚至连传主经营什么行业也不清楚，遑论其他细节了。可知，要想“还原”个体徽商的历史，仅依靠上述文献是行不通的。
可喜的是，徽商贾而好儒，文化素质较高，不少人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有文化的人总喜欢通过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抒发自己的感想，甚至写下自己的心理活动，因此留下了大量的文书资料，这是弥足珍贵的。一些学者就利用这些宝贵的文书资料对徽商开展了各种研究，做出了可喜的探索。他们利用徽商留下的文书资料，或还原某个徽商一个时期的情况，或勾勒出某个徽商的心历路程，使我们加深了对徽商的认识。
笔者最近读到一篇《福熙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下面引文不另注出处者，均出自《自述》），也是一份徽商留下的弥足珍贵的资料。《福熙自述》出自《婺源庆源詹氏宗谱》，这部族谱是民国年间的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福熙自述》就是詹福熙年老时写的关于自己一生的从商经历，虽然只有二千九百余字，却是徽州文书中笔者看到的唯一一篇比较完整的自述资料。《自述》从做学徒一直写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他将店务交给儿子詹永匡管理止。关于徽商的自述或回忆，目见所及自然不止此一篇，如余之芹的《经历志略》就是一篇珍贵资料。余氏年高德劭，在沪经商垂六十年，民国十年（1921），在他73岁那年，虽仍在典铺供职，但乘工作之余，“乃将平生经历之事实，随心想到之处，书于小册之中。每阅报纸载有国事不免有所感触，因亦拟有论说数篇，志在有益于后辈，俾知经历之艰苦也”，[1]从而写下了这篇《经历志略》。虽然此篇三万七千多字，但真正谈自己身世经历的不过三千余字，而其中写从商具体情况的内容并不多，还是看不到他在从商道路上的曲折。相比而言，《福熙自述》就更详细了。此前，何建木曾对《福熙自述》有所研究，[2]勾勒出他的一生，总结了他的特点，对他在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却忽略了，而这又恰恰是很重要的。本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揭示一些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历史中，一个徽商小人物如何从一名学徒，历经曲折艰辛，最后创得一份家业的过程。
一 徽州人的宿命
詹福熙是徽州婺源庆源詹氏人。据光绪《婺源县志》载：“我婺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则多依大山之麓，垦以为田。”[3]庆源位于婺源县东北部的段莘乡，这是一个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东与浙江开化县只隔一条马金岭，东北与休宁五城仅隔一座五龙山。这里高山峡谷，泉水清澈。所谓“水不通舟陆不车”，素有“小桃源”之称。至今，在庆源村进村水口还保留着詹福熙在民国发家后所建的一幢私宅，占地900平方米，屋前设有过溪桥、下水埠。虽然这里山清水秀，但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史载：“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口之入。土瘠而硗，犁仅一咫。”[4]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逼迫人们只得另谋生路。与徽州其他县一样，外出经商似乎就是宿命。幸好这里可擅山林之利，又三面与饶州接壤，可资其有余补不足。县志载谓：“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走饶则水路险峻，仅鼓一叶之舟；走休则陆路崎岖，大费肩负之力。故生计难，民俗俭。”[5]尽管如此艰难，但商业仍不失为一条生路。《婺源乡土志》载：“四乡风气不齐，东北乡人多服贾于长江一带，输入苏杭。”[6]显然，经商已是这里的风俗和传统，詹福熙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据《福熙自述》载，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詹兴魁曾与族人合伙在江苏之崇明邦镇开了一家四盛南货店，后来传给了他的父亲良盛公，估计这个店的收入并不高，恐怕仅仅可以糊口而已。不幸其父在店中因病去世，而此时福熙出生才四个月。这一年是光绪十三年（1887）。[7]
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家庭，丈夫对于妻子而言就是“天”，妇失所天，无异于顶梁柱折了，多少人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采取各种方式自尽，随丈夫而去。我们在方志中看到那么多的烈女，大多属于这种情况。但詹福熙的母亲不能死，她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怎能撒手不管？只能做个未亡人，含辛茹苦，独立撑起这个家。
从《自述》中可以推断出，这个家庭原来并不富裕。婺源这里，“十家之村，不废诵读”，读书风气很浓。一般来说，家里如有两三个儿子，必定要让一个儿子读书，其他经商，这在徽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可是詹福熙家不是这样。他长兄焕溁继承父亲职业，在崇明四盛南货店受业，二兄焕滨在江西华埠学业，两人都没有走上业举呫哔之路。显然，生存比读书更重要。
徽州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绝大多数徽州男儿的宿命。像著名大盐商鲍志道，当初家中一贫如洗，11岁即被迫离家到鄱阳跟人学会计。前述著名典商余之芹在《经历志略》中也说自己13岁就出门学做生意了。詹福熙四个月丧父以后，依赖慈母辛勤鞠养，到12岁（1898）还是出门学做生意了。他在《自述》中写道：
年十二承姑丈汪亮卿托其堂侄再喜表兄带余到申学业。而谋一学生缺亦非易易，因我婺在申经营者少，创业者更少，故而不易。[8]
之所以“到申学业”，就是因为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上海开埠，从此迅速崛起，商机较多。但由于“婺在申经营者少，创业者更少”，所以要找一个学徒工作也非易事，必须辗转托人才能如愿。我们在徽州人的通信中经常看到请人代谋职业事。如：
△△仁兄大人阁下：
想然客祉绥和，百凡畅遂为颂。但弟在申，依然如旧，祈勿锦注耳。启者，今具函无别，因尔令弟某馆生意于某日歇手，至今未有机缘，况申江耽搁而开销甚大，故望尊处可能代谋一枝，如无生意或寄盘费与伊返里才好，倘有生意，亦望寄洋来申，以应赴芜川资用也。余无他述，持此布函，并候财安。
弟△△顿[9]
又如：
△△贤弟见启：
前接正月间手书及△儿等抵署，询悉起居迪吉，深以为慰。闻欲往外寻事以最好，事不宜再延，轻车就熟，自不待言。而来信乃有欲予或汉口或颍郡代谋一事，毋乃计之相左手[乎]？颍郡素无火腿行业，而汉口虽有此业，人地生疏，何从代觅？申江乃吾弟自幼熟悉地方，腿业最多，且有旧同事可以荐引，如能实心图事，不想游手好闲，无论薪资多寡，甘心俯就，以申地火腿业之多，何患无人用我？特恐恶劳喜逸，声价昔高，仍是从前故态，则人终不敢过问矣。予与弟均年近五十，百无一成，以后纵稍能自立志，恐岁月亦觅无多，言之痛心，愿与弟及时共勉之也。此达。即颂近祺。
兄△△顿[10]
两封信都是在申徽州人托人谋业，反映了当时求业确实困难。詹福熙跟随姑父堂侄再喜表兄来到上海，由于一时找不到招收学徒的店，也只好就在再喜表兄所服务的同顺昌毡毯店等候，同时再辗转托人想办法。可以想见，几乎所有关系都用上了，一直等了将近半年，“始由余五坤君转托周宏来君举荐于三马路昼锦里甡元丝庄，拜周玉麟先生为业师。而荐余之余五坤君亦我婺之汪错人，业绒线。周宏来君，上海人，亦受业余之业师也”。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婺源老乡余五坤，因他是汪错人，汪错应是汪搓之误。婺源汪搓村也是一个小乡村，离庆源不远。余五坤在上海业绒线，究竟是老板还是伙计不清楚，他再辗转找到上海人周宏来，周正在三马路昼锦里甡元丝庄工作，是学徒还是伙计也不清楚，反正他向他的师傅周玉麟先生举荐了詹福熙，周玉麟慨然应允，收下詹福熙为徒。詹福熙终于有了饭吃，也有了住处。正式的学徒生活开始了。
二 学徒生涯
学徒生涯是艰苦的。虽然《福熙自述》中没有记下学徒的情况，但关于学徒的生活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我们可以推想出詹福熙的学徒生涯状况。
学徒是一个商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必经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徒工不仅能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学到基本的专业本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学徒规矩的严格约束，培养自己良好的习惯和品质，从而为以后的发展甚至自己创业打下基础。如果在学徒期表现不好而被辞退，那今后几乎没有商店愿收他，他也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所以每一个青少年在学徒期间总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学徒的父母更是经常在家书中反复叮咛嘱咐，如：
△△我儿知之：
前接来信己悉，当即付谕，复知悉由江湾聚源代寄也，谅应投到矣。兹焕兄荣里，询知一切，欣悉儿体平安，颇喜为悦。但儿年已二八，正当自立之时，今既蒙焕兄没[指？]引学业霞川店中，诸事无论大小必须向前，此为学生分内之事，切不可稍忽。闲暇之时，勤操书算乃要。倘有客时，只宜敬茶奉烟，万勿多言，务宜静听，以观进退交接之仪而已。恐有不到之处及不知之事，可于焕兄尊前请教，我已再三拜托其照应，况在同乡，必蒙青目。今托其带出长挂乙件、夹褪袴乙双、信解乙本、干粮乙色，内和徤皮在内，至祈照收。有便来婺，信宜勤寄，家中平安，不必系念。春末夏初，身体千万自重，别无他嘱也。今乘近好。
壬戌□□廿六 △△字谕[11]
另一封父亲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某某小儿入目：
但汝进店受业以来，不卜听先生教训否？诸事抢先，切莫怠惰，夜来公事毕，须要习学书字算盘，不知者请教前辈先生，苛求生意一道，谨守店规为要。……
父示[12]
从这些同时代的父母给儿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的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虽然《福熙自述》中没有写到其母亲对他在学徒期间的教育，但可想而知，他母亲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其进行告诫的。正因为学徒时期的重要，所以有些人特地总结了对学徒进行教育的具体规条，非常细致，非常实用。比如，学徒初进店后对店中的同事如何称呼？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当然是很重要的。吴中孚辑《商贾便览》中专列“学徒称呼须知”，其中写道：“子弟投师学贸易，先分尊卑称呼。行铺正主为师，并有总管，及正店官带徒者，此皆专管专教之师，本称老师。同事中有年长过我二十以上者，均当以老师老伯称之。年长十岁以上者，以老叔称之。年长数岁及先后学徒，年长者皆以老兄称之。惟后来学徒，年小于我者，方可以老弟呼之。一切来往客友，总以尊长贵重称之。无紧急事，不可高声呼尊长之名。常时须平吉和容，称呼答应乃为善也。”[13]这种教导确实是很及时且实用的。至于学徒应怎样做事，该书讲得非常明白。
初入门数日，当侍立众店官之侧，或立久方许坐。从低末之处，眼看前班伙徒每日所执一切之事，谨记在心。此数日递茶装烟谅可，过了十数日，行主老师及店官渐有逐事吩咐，授执跟学。
大约清早起来，相帮下小店门板，开光窗门，打扫各处灰尘，抹洗各局上及桌凳物件污迹，捡齐各处要用小物件及样货，照原铺摆，自洗面燃神位香灯拜揖，耳听店主及师长卧起，即侍候梳洗茶烟。到库房门外间发各草簿物件，捧入局内放置原处。
早餐摆定桌凳，安放碗箸请。有客侍候，上酒饭茶烟之事。若师长吩咐吃饭，虽一面自己吃饮，眼仍要顾客酒饭茶烟之事。餐毕捡拾碗箸等物抹净桌。
上午听店长吩咐，或入局侍立侧末，跟众伙执习轻便之事，莫乱说话；或命走动，有事听明记心，即开步就去，小心慎重，做来回复。中饭及下午各事照前，或有余闲，不得闭眼偷睡，恐客忽至，要奉茶烟。即无客至，亦须寻问些轻便之事去做。
傍晚各处灯台油烛上好，安放妥当原处，相帮捡拾外局上各物件，上小铺门板，关闩光窗门，点神位香灯拜揖。夜餐后，各事毕，候过师长，不得即进房安睡，须到闲静处，或自一人，或邀伙徒同习算盘，或学字信，必要做过半个时久，方许就寝。总须晏眠起早，莫懒惰好吃。遇天雨之日，众伙闲坐时，方可请教师长看银水、学算盘、讲书信及生意各事。其由生而熟，由拙而精，皆在留心观听，思慕之勤，神到自明矣。[14]
学徒如果都能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那么将会是个优秀的学徒，一定能得到师父的悉心教导和同事的帮助。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詹福熙学徒期满后又继续在店中留任，并获得师傅也即老板的高度信任，可知詹福熙在学徒期间的表现是很好的。
学徒期一般是五年，这五年詹福熙恐怕都没有回家。直到第五年中，也许是学徒期满了，他才请假回乡探母。这次回乡，他将面临人生又一个重大抉择。
按照徽州惯例，孩儿在学徒期满后一般要回家结婚成家，因为婚后男子还要出门经商，这样家中双亲就有人照顾了，自己也无后顾之忧，可以一心在外打拼了。所以詹福熙回到家后，其母就和他正式提起此事：“尔手足三人，长兄焕溁在崇明四盛受业，取回峰汪亮卿姑丈之长女为室，虽育男女，均未成养。二兄焕滨在江西华埠学业，未二年而得不治之症，扛送回家，未几亡故。”
詹福熙兄弟手足三人，按说这样的家庭何愁人丁不旺？然而恰恰相反，长兄娶了姑父家的长女，实际就是自己的表姐妹，过去只知这是亲上加亲，哪知近亲结婚于后代不利呢？所以长兄虽然育有男女，竟然均不幸夭折。二兄在江西学业，不到两年又患病亡故。而且据其母说，詹家自其父以上数代单传，本以为到福熙一代手足三人，真庆幸有余，谁知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母不能不发出“何詹门之德簿[薄]，抑我之命簿[薄]耶”的感叹！
在这种情况下，詹福熙问母亲有何训教？其母说：“依年龄论，尔年尚幼，而初涉商业，亲事可缓说。依景况家道论，又宜早订婚事。”也确实，詹福熙12岁学徒，五年后回家才17岁左右，就要谈婚论嫁，是早了，但“景况家道”又不允许延迟。其母的目的很清楚：“一可了吾之愿，二尔亦可努力向营业方面进取。”
面对这种状况，詹福熙反复陈情恳辞，希望推迟，但其母就是不允。最后几乎是下了命令：“尔之长嫂系亲上亲，未能时在我家，况我年老多病，无人照应，故汝须依我言，今次必须在家定妥亲事，数年后回来迎娶，斯时方慰吾心。”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转圜余地，好在要等数年后才结婚，詹福熙只好应允，这样，“母始欢悦”。
同意定亲，但新人是谁还是未知数。詹福熙母亲多方托人四处访求，终于找到莘源汪小棠之长女比较合适，此时汪小棠已作古。于是介绍人带着詹福熙面见未来的岳母，岳母对这未来的女婿非常满意，于是“择吉定矣”。三年后詹福熙20岁左右，回来迎娶，正式结婚。
徽州风俗，“新婚之别，习为故常”。詹福熙结婚后，了了母亲的心愿，母亲也有了依托，自己已无后顾之忧，自然很快就又外出了。他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将又面临一场更艰难的抉择。
三 一波三折中的选择
詹福熙学徒期满后仍留在上海甡元丝庄工作，显然师傅兼老板周玉麟对他很满意。至于具体承担什么工作，我们不得而知。就在他婚后返申不久，他家的祖业——由祖父与人合伙开创的江苏之崇明邦镇的四盛南货店在他长兄焕溁手里倒闭了，当然他长兄可能不是店主，只是股东之一。究竟为何停业，并不清楚。不过历时三代的祖业毁于一旦，不能不令人扼腕。这样长兄只能回到家乡，然后致信詹福熙，希望他能为自己谋一份工作。詹福熙这时已经过20岁了，本职工作以及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成熟起来，所以颇得师傅周玉麟的信任，对周师傅的家庭情况也很了解。他知道，周师傅的二女婿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中西大药房，于是他向周师傅提出能否将自己长兄焕溁安插其中，想不到周师傅慨然应允。经与女婿商量，让詹福熙长兄焕溁在中西大药房司理外账。因药房在经营过程中与其他个人或单位难免会发生一些账务，其中既有债权也有债务，确实需要专人打理此事。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待遇不低。长兄的工作顺利得到解决，詹福熙全家都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中西大药房是其师傅女婿所开，所以此事一说即通，连詹福熙自己也承认：“否则谈何易也。”他似乎轻描淡写地把此事的成功归结为熟人关系，但从中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与其师傅的关系非同寻常，经过多年的考察，其师傅已经对詹福熙青眼相看了。
其实，周玉麟之所以对詹福熙如此信任和关照，是别有所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感到经营这个甡元丝庄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像其他业主一样，子承父业，他把丝庄交给长子周敬庵接理。他何尝不知，这个长子无论能力和品行皆不理想，必须物色一位得力助手，经过长期考察，他认为詹福熙确是不二人选。在他完全抽身前，实际上就已经让他长子介入管理丝庄了，同时让福熙部分协助其子管理。此事由其师傅决断，所以詹福熙也就不觉得什么。但有一天师傅告诉詹福熙，自己打算全身而退，丝庄全部交给周敬庵管理，“嘱余仍要帮理一切”，即希望他能够全身心给予协助。
一般来说，一个普通的职员，学徒满师没几年，能够受到师傅的如此信任，是很值得高兴的事。但这对詹福熙来说，与其说是一桩喜事，倒不如说是一场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抉择，因为他对周敬庵非常了解。当鸦片在我国泛滥以后，周敬庵染上了烟癖，并且“日以继夜”地吸食鸦片。在此前的工作中詹福熙就对他反感，很多事情两人看法不一，“余素与庵兄意气相左”。所以詹福熙认为，这样的人，“试问能与合作否？”因为他认定如果周敬庵不改弦易辙，重新做人，丝庄是经营不好的。而他作为“帮理一切”的助手，岂不是会背黑锅？既对不起师傅，又耽误自己前途。
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命难违啊！但如遵师命，前途肯定不妙，届时一定得罪师傅。与其那时不可收拾，不如此时就辞掉。所以他向师傅表示坚决推辞，然而师傅也坚决不允。由于詹福熙的长兄正在其师傅女婿的中西大药房从业，无疑也是其师傅手中的一个砝码，所以几天后周玉麟约詹福熙长兄长谈，希望能够通过他说服詹福熙好好与其子周敬庵合作。据《福熙自述》记，师傅对福熙长兄焕溁说：“如欲自立或与他人合伙均不允许，否则与汝亦有不利耳，祈细思之。”此话是相当严重的，不仅堵住了詹福熙的一切出路，而且威胁到詹焕溁的工作。言下之意，如不听师言，不仅詹福熙不能再在丝庄中工作，兄长的工作也将不保。
詹焕溁赶紧将周玉麟的意见转告詹福熙，詹福熙也确实进退维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詹福熙与业师已无面对面沟通的可能，所以他只好再托长兄去找周玉麟面询，转达自己的想法：除了与周敬庵师兄合作外，有没有其他路可走？谁知业师的态度非常坚决：“如不与庵师兄合作，须离申改业，在申改业亦不允许。”詹福熙是深知此话的分量，自己真要在上海改业，虽然其师傅不能捆住自己的手脚，但“背叛师门”的行为一旦形成舆论，那么任何一家商店或行业也是不愿接纳自己的。
詹福熙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他经过前思后想，含泪告诉长兄，如不尊师训，于兄不利，长兄的工作将不保。他知道长兄在中西大药房职司外账，年俸红利一年可得四百余两白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一旦失去，他这一家人生活怎么办？绝不能影响长兄。如果离申改业，则意味着十余年所学的专业技能将付诸东流。两害相权取其轻。詹福熙经过深思以后觉得自己还年轻，改业亦并非难事。但他认为，即便离申改业，也还是不愿和师傅决绝。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顾松泉。
顾松泉是中西大药房的经理，长兄焕溁就在他手下工作，他是詹福熙业师的二女婿，为人温和素重，深得业师信赖。詹福熙想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登门面聆教诲，希望顾能给予指教。其实顾松泉早已知道此事，所以在花园里热情接待了詹福熙。当詹福熙详细说明情况后，顾松泉认为：“师命不可违，况尔师生如同父子，而师已年高，嘱尔帮助师兄一臂，尔既不愿，只可依师训谕。”詹福熙说：“如依师训，必须离申改业，余自进甡元学业将近十载，君所知耳，须无益于甡元，自觉亦无过失。今来拜谒，求指两全之策有以教我。”显然，詹福熙认为自己在甡元丝庄是有贡献的，对师傅也是怀有感恩之心的。所谓“两全之策”，就是自己既能谋业，也不开罪业师。
其实，路已经铺就了。顾松泉说那就到开封中西药房支店就业。目前支店正好缺一外跑，让詹福熙去顶此一缺。上海中西药房由于经营不错，乃又在开封办了一个支店，周玉麟将自己二子协卿和三子敏卿派去主持，协卿专司外缺，详查各埠支店事务；敏卿在中西营业部，其人忠厚。顾松泉当即就指出这条路，显然是事先已和岳父周玉麟商量好的。可见业师周玉麟对詹福熙还是心存仁厚，煞费一番苦心的。顾松泉还说，在那里年俸花红共二百余金，如营业进展尚不止此。
对詹福熙来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他当即欣然应允。那时，周协卿正好在申，一周后詹福熙即与周协卿同乘京汉火车经驻马店到郑州，换乘汴洛铁路到开封店中。
四 两次急流勇退
就这样，詹福熙来到了开封中西药房。学了十多年的丝庄业务现在毫无用处，必须改行药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好在他非常勤奋，事事虚心学习，新业务很快就上手了，而且干得不错。就这样一干就是四年，他请假回家探亲。先到上海，有关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业师周玉麟已经作古，长兄在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也离开了中西药房，在沪南里咸瓜街创办了益元参店，总算有了自己的产业。很多徽州商人都是这样，先学徒，期满后如家中条件许可就自主创业；如家中条件不许可，则继续充当伙计，帮人打工。有心人在这期间一方面积累资金，同时观察市场，寻找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再自己创业，有的后来就成就了一番事业。本来詹福熙会晤长兄后即要回乡，因益元参店业务繁忙，受长兄之托暂时留下在店中帮忙。
谁知中秋后传来噩耗，其母去世。由于长兄店务无法脱身，詹福熙乃火速赶回婺源。到家后嫂氏已将丧事处理完毕，暂将灵柩浮厝村旁。詹福熙兄弟三人，外有一姐时娥。时娥幼由别人抱养，未成年即夭折。兄弟三人全靠母亲一手呕心沥血，孤苦抚养。如今未获报恩，却撒手西归，詹福熙感到无比哀痛。估计詹福熙此时已辞去开封中西药房的职务，在家为母守制。
年底，詹福熙接到长兄来信，告知开封中西药房的同事陆霭已经脱离中西职务，另有姚某出资，委托陆创设华英药房，并嘱陆某必须诚邀詹福熙前去帮忙。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工作又来了。由于陆系詹福熙旧友，情面难却，于是复信允其请，当即束装启程，赶到上海。陆霭已将上海未了之事托长兄转给詹福熙，詹福熙把这些事了却后就赶到开封，筹备开业。显然，福熙在华英药房里是个重要人物。药房的药材主要从上海和汉口两个地方进货，营业状况很不错。这当中离不开詹福熙的努力，他自己就说过：“余之帮理华英营业日上者，余确费一番脑力，同乡友好大概知晓。”虽然我们不知其中的具体情况，但可以确信詹福熙所言不虚。
然而，就在华英药房经营尚好之时，詹福熙突然提出辞职。姚东十分不解：“店中营（业）不恶，正好进展，何以言退？”詹福熙说：“今日言退者趁此营业发达时，各方均有颜面，余可交代矣。况已二年余，余亦应回乡一行耳。”
詹福熙的急流勇退，正是他的明智之处。尽管华英药房营业状况似乎蒸蒸日上，但詹福熙已察觉到背后的危机。因为他感到陆霭已变了，他了解到姚某投资就是陆霭鼓动的。而且陆霭不大管事，主要交给其子打理，而陆霭与姚幼东打得火热，陆霭从申汉进货，往往说发票丢了，詹福熙要求追究查补，姚幼东就说没必要，从而由陆霭随意虚报。财务制度如此不严，詹福熙认为“日久岂有不失败者乎？”
从华英辞职后，开封的同乡好友挽留詹福熙暂时住下，以观华英药房之败。就在此时，开封五洲药房朱治成经理托友邀请詹福熙到店帮忙店务。詹福熙见其态度诚恳，于是答应试干两年，以后再说。谁知朱治成口是心非，并非益友，詹福熙感到难以与他共事，于是二年一满，毅然与朱某解约，抽身而退。
开封五洲药房只是分店，隶属于上海五洲总行领导。总经理项松茂得知詹福熙辞职后，来电邀请他到上海总行服务。詹福熙想去上海一来可以见到长兄，二来也出于好奇不解，为什么项要他到总行，也想探个究竟。
项松茂是个经商奇才。他是浙江宁波人，父亲也是商人。项松茂少年时家道衰落，14岁去苏州学徒。20岁时经人介绍，到上海中英药房做会计，在商界崭露头角。1904年，24岁的项松茂任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经理，经营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1911年春，中法药房经理黄楚九赴汉口视察中法药房分店业务，发现项松茂的不凡才能，遂与夏瑞芳联合邀请项松茂来沪任五洲药房经理之职。时五洲药房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黄楚九、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等人合资创办。项松茂任上海五洲药房经理时才31岁。他履新后推行改革，调整人事，迁移新址，创新产品，把五洲药房经营得蒸蒸日上。[15]实践中他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所以到处物色人才。
詹福熙来到总行时大约不到30岁，1914年前后项大约35岁。谁知詹福熙南下服务年余，一切待遇反不如开封支店，正感纳闷时，总经理项松茂约其长谈，表示歉意。福熙不解，听了项君的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詹福熙到上海之前，开封支店朱经理已先抵达上海，当面向项松茂说了詹福熙的种种不是，力劝项松茂不要重用詹福熙。于是项松茂就在暗中观察，薪俸也给得较低。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考察，项松茂认为詹福熙的能力、品行完全不像朱经理所说，甚至相反，所以深表歉意。从此，项松茂对詹福熙着力栽培，几年中连升数级，并委托专任五洲药房分庄常务处主任。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人才终于遇到了伯乐。
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华英药房已经失败，不久又遭回禄，按詹福熙的说法：“可谓连根去矣。”而开封五洲药房的朱经理也由于不善经营，业务落后，已经不适合独当一面了，于是被调回总行，另行安排工作。这进一步证明了詹福熙的两次急流勇退是完全正确的。
五 国难中奋起
由于项松茂对詹福熙的信任和重用，詹福熙如鱼得水，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两人合作近十载，感情甚洽。我们虽然不知詹福熙在五洲药房分庄常务主任任上具体如何经营，但经营十分顺利，业务向好则是肯定的。当然其待遇也是不菲，这为他今后自己创业奠定了基础。
从时间上推算，詹福熙当初扺达上海总行应是清民鼎革之际。早在上海开埠后，外国人成批来到，不仅外国商品蜂拥而入，外国资本也紧随而来。他们在上海投资办企业，做买卖，开商店，这也给中国人带来很多商机。与此同时，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有的还成了好友和合作关系。像鲁迅与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1917年来到上海）关系就极为密切，甚至在鲁迅遭当局通缉时，还在内山书店避居一月之久（鲁迅自1927年起前后五百多次进出内山书店）。也许是平时工作的关系，詹福熙认识了日本商人下里弥吉，下里弥吉在上海办了一个千代洋行，专门经营照相材料。在长期的交往中，下里弥吉认为詹福熙人品、能力皆好，所以两人成了好友。下里因店中管理乏人，就找詹福熙商量，拜托詹福熙代为物色一管理人员。詹福熙答应缓缓代访适当人选，谁知下里迫不及待，天天来催，甚至想请詹福熙亲自去管。
此时詹福熙在五洲药房与总经理同事将近十年，由于两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致，所以感情甚好。但下里又催的很急，所以詹福熙就与项商量，辞去五洲分庄主任一职，专门办理千代洋行照相材料。
詹福熙这一次跳槽，与前两次的急流勇退截然不同，他不是认为五洲药房没有前途，而是认为到了千代洋行对自己的发展更为有利。果然如此，下里的选择没错，詹福熙的选择也没错。虽然詹福熙对照相材料一窍不通，但商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隔行不隔理。詹福熙已在商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在待人接物、进货销售、人事调配、资金管理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在千代洋行完全适用。果然，在詹福熙的精心打理下，不到十年，千代洋行的经营业务已遍布全中国了。完全可以想象，在这近十年中，福熙不仅积累了不少财富，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专业知识和营商经验，这是更重要的无形资产，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何人的命运和发展都摆脱不了时代的影响。时代的变化往往给一部分人带来噩运，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重要契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陆续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各地也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詹福熙也不能再在千代洋行工作了，于是他退出千代，开始自己创业。
徽州人总是善于化危为机的。多年积累的资金和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独立创设华昌照相材料行，地址位于上海英租界劳合路白克路恒清里内，专做批发。1933年12月2日，迁移到南京路望平街大陆商场345号设立门市部。
应该说，詹福熙选择照相器材作为自己的经营范围是极具眼光的。我们知道，19世纪中叶照相术传入我国以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照相馆、专业摄影人、业余爱好者的增加，在中国市场的商品结构中，照相器材已经占有一定比例，并且销路很好。詹福熙在千代任经理近十年，市场遍全国，可以说都是他一手开辟的，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如今自主经营，更是如鱼得水。尤其是全国抵制日货运动，更为他业务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福熙自述》中他只字未提其经营效益，但从其他材料中我们可以略窥大概。据《詹励吾商旅生涯》载，詹励吾曾“在上海与族叔詹福熙合作经营照相材料业（华昌行），历两年，获利数万金。因与族叔在经营方略上出现歧见，故退出上海华昌行，到外埠发展”。[16]合作经营两年，就能获数万金，那詹福熙所得应比他更多，可见利润之丰厚了。又据《詹氏精英谱》“詹福熙”条记载：他在上海创业后，又在“成都、重庆开设华昌照相材料行，并开有三家当铺以及在安徽屯溪、江西乐平所开的天元布行”。可见他已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富商了。[17]据其子詹永年介绍，詹福熙一生积财无数，散财亦无数，且大多用于公益事业或救助他人。比如，1946年他拿出一大笔钱，在安徽屯溪隆富创办了紫阳小学，并购买了三百多亩田地，所收之租作为学校开支，让当地穷苦孩子免费读书。[18]
詹福熙在华昌照相材料行一直干到1949年，他才将店务交给儿子永匡管理。詹福熙也功成身退，安度晚年了。
六 几点认识
《福熙自述》是一位徽商个体的成长史，它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徽州人如何从一个学徒，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一个著名富商。从詹福熙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徽商的发展离不开宗族、同乡的支持和帮助。詹福熙12岁到上海谋生，就是靠宗族、同乡的介绍才能到甡元丝庄当学徒。后来在开封，当他从华英药房退出后，也是同乡好友留下他暂住，也才有了后来五洲药房的工作。可以说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时期，在上海经商的婺源人几乎都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介绍、引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整个徽商发展史都是这样。
第二，徽商夙以诚信与勤奋著称。这一精神在詹福熙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于学徒期间的良好表现，使他在满师后继续留店工作，甚至业师在自己退下后委托詹福熙协助其子管理丝庄，如果没有突出的品德和能力，怎能获得老板的如此信任？这种精神在徽商中是十分普遍的。学徒期间就不必说了，学徒满师后无论留下或到其他店当伙计，都能一如既往，保持诚信和勤奋的精神，从而深得老板信任。有的像詹福熙一样，积累了相当资金后独立创业，也有的留在原店，甚至荣膺经理。如歙县人方泽春（1869～1951），15岁到浙江兰溪县郑三阳布店当学徒，后来当上经理，一直干到74岁，其间店东从祖父辈传到孙辈，历经三代，都聘方泽春任经理。他在店中一干就是60年，如果没有良好的素质，这是绝不可能的。[19]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近代徽商在经营行业上的与时俱进。鸦片战后，随着开埠通商，外国资本和商品陆续涌入中国，尤其在上海，很多人们以前不知道的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不仅大开了眼界，也改变了某些生活方式。精明的徽商从中捕捉到不少商机，他们不再钟情于盐、典、茶、木、粮、布、绸等传统行业，而是大胆涉足不少新的行业，如西药、照相、油漆、地产、买办，甚至银行等。这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近代徽商在经营行业上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反映了徽商与时俱进的精神。如詹福熙在离开甡元丝庄后，就涉足中西药业，最后又在照相器材业中大获成功。
第四，徽商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们大多能逆袭而上，取得成功。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品格？明末一位成功歙商程致和认为：“则究竟仁强智勇之守，孙吴伊闾之谋也。”[20]也就是说必须有仁、强、智、勇、谋。程致和做到了，所以他“凡廿年而业振……十年而素封”。可以说程致和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些品格在詹福熙一生几个关键时刻的选择都有所体现。第一次，拒绝业师提出的协助儿子管理丝庄的要求，不得不违背师命，体现了“勇”；拒绝师命又不至于与师决裂，体现了“仁”和“智”。第二次，在开封华英药房，一旦发现其中财务有弊，立马抽身而退，避免两年后的同归没落。第三次，在开封五洲药房分店发现朱治成经理难以共事，二年契约期满，决不恋栈，毅然辞职。这两次的选择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智”“强”。第四次，进入上海五洲大药房总部，他看到项松茂是位正派可靠之人，所以能与项松茂合作近十年之久，并不断得到重用。第五次，跳槽到千代洋行，这一选择为后来自己的独立发展开了一条新路。第六次，九一八事变后，他及时抓住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契机，毅然自己独立创业，开办华昌照相器材行，以后不断拓展业务，影响越来越大。这几次的抉择尤其是独立创业后的发展，更展示了他所具备的仁、勇、智、强、谋的品格。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商界几百年，无不具备了这样的品格。
总之，詹福熙的一生可以说是徽商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詹福熙的意义正在于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徽商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样本。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1]余之芹：《经历志略》，“自序”。
[2]何建木：《从〈福熙自述〉透视民国时期徽商的命运》，《寻根》2013年第9期。
[3]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1883）刻本。
[4]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
[5]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
[6]光绪《婺源乡土志》第六章“婺源风俗”，光绪三十四年（1908）活字本。
[7]詹望梅：《詹氏精英谱》，“詹福熙”条，湖南益阳文汇堂出品，2010，第335页。
[8]《福熙自述》，以下凡不注出处者均此。
[9]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0册《清光绪绩溪上川胡氏〈信实通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第7页。
[10]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0册《清光绪绩溪上川胡氏〈信实通商〉》，第28页。
[11]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7册《民国婺源黄氏〈信〉》，第457～459页。
[12]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7册《晚清或民国歙县少雁方记〈信稿〉》，第346页。
[13]吴中孚辑《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中孚新增，“学徒称呼须知”，转引自王世华《薪火相传：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第257页。
[14]吴中孚辑《商贾便览》卷1《工商切要》，中孚新增，“学徒任事切要”，转引自王世华《薪火相传：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第257～258页。
[15]参阅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3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第181页。
[16]转引自詹望梅《詹氏精英谱》，第365页。
[17]詹望梅：《詹氏精英谱》，第335页。
[18]詹望梅：《詹氏精英谱》，第335页。
[19]参阅王世华、黄彩霞《徽商在兰溪的经济特色与管理创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0]歙县《褒嘉里程氏世谱·寿文·奉贺致和程老先生六十荣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