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创新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根本引领，而公园城市建设则是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的生态和谐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3]的生态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4]的生态系统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的生态民生观以及“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6]的生态法制观。这些生态观是公园城市的思想引领，指导着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改革实践与探索革新。作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建设新模式，公园城市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建设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美丽宜居现代化城市。而城市总体布局的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则是处理好人与城市、人与产业、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城、境、业有机融合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实践经验表明，成都在从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中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在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对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系统性实践和创新性发展，更为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了成都经验和成都案例。
图1 生态文明思想与公园城市建设的关系
一 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要义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观
和谐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其主旨要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而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也与自然密切相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生态和谐观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已经表明，人与自然同兴衰、共命运，只有树立科学自然观，遵循“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牢牢巩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统一的思想根基，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繁荣发展。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观
以“两山论”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核，充分体现了生态资源的内在价值。生态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自然价值，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态美景，更是“金山银山”的根本来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价值观要求，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必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尊重自然价值，发扬自然资本理念，将保护生态环境、留住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发展观
发展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准则，阐述了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社会的先后顺序，即必须把生态保护摆在首要地位，绝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生态发展观要求，要加快形成绿色清洁、高效集约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大力推进资源的集约利用、清洁利用和循环利用。同时，要在遵循生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生态环境、经济产业、社会发展的耦合优化路径，形成绿色、协调、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四）“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
系统观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彰显了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人类生存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交融统一的复合生态系统。“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8]生态系统观不仅充分揭示了人与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更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维持良好自然循环，整体施策，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态系统中所有个体的良好发展。
（五）“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
民生观是生态文明思想所闪烁的民生情怀，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环境就是民生”，[9]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生态民生观要求，必须要把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放在民生优先领域，坚持保护生态、尊重自然就是惠民、利民和为民，重点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污染问题，回应并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想、所需、所盼和所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和精神文明诉求。
（六）“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制观
法制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说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推进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开发制度、保护制度、防控制度、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并强化制度的约束作用，才能以法护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0]生态法制观既要求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加快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防控以及生态预警的体制机制创新，也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制度执行，树立最严格、最严密的法制观念，让制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硬约束和强保障。
二 公园城市建设需着力空间布局优化
（一）空间布局：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布局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城市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长期以来是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热点研究问题。以杜能（J.H.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古典静态区位理论提出了城市用地的经济地租递减曲线，构造出城市布局的圈层式结构。近现代的城市空间理论主要形成了同心圈理论（E.W.Burgess，1925）、扇形理论（H.Hoyt，1939）和多核心理论（E.L.Ulman，1945）三大经典城市空间布局模型。此外，以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引入收益递增来解释空间集聚，揭示了空间区位模式的动态演变机制与过程。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的本质是城市社会经济要素运动过程和城市居民需求变化过程在空间上的反映，城市空间布局对城市竞争力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城市整体空间布局也进一步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城市格局转变，对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提出了要求。
近年来，成都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上积极探索，逐步朝着“大都市区”化迈进，即城市外部空间不断拓展，以中心大城市带动周边小城市，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2017年，成都市《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计划》进一步对成都中心城区范围进行调整，明确城市空间布局由原来的“两山夹一城”转向“一山连两翼”，形成城市南北向、东西向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并提出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二）公园城市优化空间布局的主要举措
面对城市空间格局存在的不足，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不断推进城市空间形态的调整进程，结合公园城市的本质要求，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推动形成“城园相融”的美丽城市格局。
1.持续优化布局，践行生态和谐观
成都跨越龙泉山向东发展是其城市发展格局的千年之变，而东部新区建设也正在成为践行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的“东部新表达”。东部新区创新发展的优越性和规划建设的可行性在于其本身具备的良好自然生态本底，包括丰富的水资源、良好的通风条件、支撑有力的土地资源和相对稳定的地质条件等。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成都加快实施“东进”战略，合理开发东部新区的土地利用潜力、人口与产业承载能力，推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规划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门户枢纽，加快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步伐；同时，布局建设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邮件集散中心、跨境电商分拨中心等高能级物流平台，引领东部新区成为新经济发展引擎和彰显公园城市理念的新家园。以充分尊重东部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为前提条件，城市建设在追求更低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注重山水资源的保护，形成了以保护自然、和谐发展的包容性城市发展模式和高效有序的空间体系，并以城市人口和产业空间分布结构的优化支撑了成都东部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基于这一城市格局的大发展、大变化，成都以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为优势，进一步构建以“山水田林城”为一体的公园城市总体格局，通过生态自然和城市发展系统各要素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匹配，共同追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既是对工业文明下粗放型发展观念的跳脱，又是对“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这一建设理念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观。
2.联园涵养生态，践行生态价值观
公园城市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在城市空间中建设全方位、多领域的公园体系，构建“城园交融”的大美公园城市形态。当前，成都不仅正在着手建设国家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和口袋公园五级公园体系，而且正在全力打造山水生态、天府绿道、乡村田园、城市街区、天府人文和产业社区六大公园场景，切实将公园建设融入城市规划与发展建设中，既实现公园场景的景区化与景观化，又让市民可进入、可参与。同时，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和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系建设也正在成为成都美化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抓手。如今，“公园＋”“绿道＋”模式正在成为成都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重要途径。以绿道建设为例，目前成都已经建成各级绿道3689公里，并以“绿道”串联起“以道营城、以道兴业、以道怡人”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将绿道变成引领消费时尚、转变发展方式的“产业道”和“经济道”。以夜游锦江、沸腾小镇等为代表的“绿道夜市”“绿道美食”项目以及天府绿道文旅IP培育形成的江家艺苑等绿道场景品牌，已经成为成都新晋的热门文旅资源，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联园涵养生态，全域覆盖的城市公园体系和绿化体系将自然生态价值有机融入城市发展建设，既形成绿满蓉城的秀丽风景，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迫切需要，又使绿水青山成为城市的最优质资产，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环境，彰显城市的生态价值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理念，生动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观。
（三）公园城市空间布局的未来发展举措
1.加强分区示范效应
当前，成都市虽然启动了鹿溪智谷、交子公园、天府锦城三大示范工程建设以及天府新区直辖区和新津县示范区的公园城市新区建设，但其分区示范效应仍有待加强。成都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但天府新区直辖区和新津县实则都是位于“南拓”的建设区。当前，东部新区也已经成为成都“东进”战略和公园城市建设的示范区，而“西控”、“北改”和“中优”区域尚无相应的示范新区设立。因此，对于已有的示范区，应该加强其在园区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圈建设等城市空间形态塑造和公园城市营建上的示范效应。同时，对于尚缺少示范区的其他区域，可以考虑在空间上设立分区中心，并结合相应的地区形态，因地制宜做好公园城市发展建设规划。通过多个示范分区的联动效应，加快形成全市范围、全域覆盖的公园城市形态。
2.做好都市圈分层发展规划
进一步加强成都公园城市示范效应，还需要实现其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发挥城市地理优势，用好城市资源禀赋，合理规划分层发展目标，形成现代化的都市圈发展格局。例如，中心城区建设应该加强交通、商旅、科技、医疗、绿化等空间的合理安排和科学分布，同时加强中心老旧城区改造，盘活老区文旅资源，有效发挥成都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价值。此外，结合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现状，还可以加强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的分工协作，推动形成不同的功能区发展板块，在建设中选择产业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基础较好的郊区区（市）县加以改建。充分利用远郊的区位特征，节约经济地租和劳动力用工成本，同时达到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升就业水平的效果，在考虑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切实加强公园城市“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的示范效应。
三 公园城市建设应重视产业结构调整
（一）产业结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基础
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各个生产部门及其内部的组合与构成，体现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结构。而产业结构的变迁或调整则是指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变化，反映了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与反馈过程。1672年，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揭示了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规律及其在决定国民收入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作用。这一思想后来经克拉克（Colin Clark）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配第-克拉克定理”，随后产生的“库兹涅茨法则”也揭示了产业结构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合理化演变和高级化演变两大过程。前者是指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耦合过程，即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技术经济联系、数量比例关系渐进平衡的过程。后者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即产业结构系统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既是城市内部各产业部门关联的动态反映，也是城市不断调整内部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城市内部结构调整不仅仅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注重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共同追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断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演进的过程，深刻影响着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的动态关联与有机联系。
作为我国西部的特大城市，成都的产业结构整体处于持续优化过程中，其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成都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除产业转型优化的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进入障碍，产业升级调整步伐持续加快。具体表现为成都市先进制造业的带动力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显示，成都优先承接、加快发展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等19个产业，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动能培育。
（二）公园城市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举措
为了推动产业链的有序衔接以及产业间的交叉相融，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并完善相关的产业载体建设，推进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以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促进城市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和谐相宜。
1.推进绿色转型，彰显生态发展观
公园城市建设不仅需要合理的城市布局和优质的城市空间来推动，还需要强大的产业发展以支撑。在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中，成都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基础上不断调整改进，推动各大产业向清洁低碳、节能环保的绿色发展转型，不断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进程。一方面，推动形成“5+5+1”现代产业体系，即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型化工、生物医药、绿色建材“五大主导产业”，通用航空、轨道交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以及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进程，加大对城市生态产业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水利、环境、景观、绿色产品等相关生态产业的发展，在生态价值向资本价值、经济价值的转化上走在了国内前列。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为例，园区充分利用区内丰富的生态资源，在为动植物提供庇护的同时，还提供了长青熊猫森林蜜、文县绿茶、瓦屋山美食等多种健康、天然的绿色生态产品，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此外，生态价值转化也正在成为成都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成都温江区幸福村全面统筹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等各大范畴，系统实施了幸福田园新农村综合体示范项目，成功将普通村落打造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切实发挥了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成都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经济体系，既是实现经济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的积极探索，也是以尊重、保护自然生态本底为前提，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的重要举措，深刻体现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发展观。
2.推动体系建设，彰显生态系统观
能源结构转型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前提，而相应的产业载体则是产业结构实现调整优化的重要保障。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成都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利用，持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依托于四川丰富的水电资源，成都推行实施了一系列“煤改气”“煤改电”建设举措以及“电能替代”和氢能应用示范工程。同时，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向更小资源投入、更大要素产出、更多绿色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动力支撑。此外，为了做好产业转移承接和优化升级工作，成都在加强生态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了全球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的独角兽岛以及环高校知识经济圈、产业功能区等高端产业载体，不断探索新技术、新业态，积极开创新模式、新路径，加快培育新动能、新经济，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产业功能区为例，近两年来，成都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构建产业生态圈，加强供应链的衔接配套和生态链的创新融合，实现了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这一点在以春熙路时尚活力区为代表的7个现代商贸产业功能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当前，春熙路时尚活力区正着力促进夜市、夜游、夜宿、夜展等一体化项目的融合发展。同时，产业功能区管委会也正在推动东部街区院落的升级改造，进而连通夜游锦江项目，推动消费空间与生态空间互联，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以清洁能源结构、生态化基础设施和高端产业载体提升城市资源经济系统转换效率和城市社会系统运行效率，强化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效应，成都市在夯实城市绿色生态本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关注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构建起完整、系统的产业结构优化体系，切实体现了整体施策、多方协调的生态系统观。
（三）公园城市优化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举措
1.产业调整更加注重价值链和技术链升级
跨行业调整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举措，但由此可能引发资源要素在行业内的错配以及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产生，因此这类举措应该更加审慎。后疫情时代，面对全球产业格局重塑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等的深度调整，公园城市建设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应该更加关注行业内部价值链、技术链和创新链的升级，以缓解当前成都产业内部链条不尽完善的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要注重增量问题，要加快以新业态、新动能为引领的新经济发展步伐；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也要考虑存量问题，不仅仅要注重传统产业的转型调整，更加要注重产业内在结构链条的优化升级。可以对标世界先进的产业集群，适当延长、做强优化现有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劳动力转移预警机制，提升劳动力与产业链调整升级的匹配效率。
2.重点推进绿色科技产业创新发展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是占据先发优势、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加快推进绿色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并增强其示范引领作用，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向生态化、绿色化和创新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结合公园城市的建设特点，可以将城市内丰富多样的绿色场景转化为绿色科技的孵化间和试验场，激活绿色科技范畴在绿色产业发展、工业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跨领域融合创新；其次，合理利用城市内的绿色空间，积极发展绿色消费、科创服务、信息服务等新业态，创造更多形式灵活的绿色就业和绿色经济增长。此外，还应该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鼓励、扶持和引导，并加强绿色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积极推广绿色科技在交通出行、医疗救助、办公消费等领域的应用，增强绿色科技产业发展动力。
四 公园城市建设将突出体制机制创新
（一）体制机制：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就广义而言，体制机制属于制度范畴。城市体制是指维护城市合理运行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法律，而城市机制则是指城市系统内的各个活动主体和参与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和过程。以科斯（Ronald H.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支配和约束经济参与主体的活动，制度的安排和设计直接影响到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从而提高制度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实际上，城市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城市制度更新演变的过程，可以表现为城市管理体制、治理模式、法律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城市管理有序进行、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城市体制机制的创新，还体现在城市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生态治理体系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与革新上。实际上，这也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成都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西部中心城市极核，在城市体制机制上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推广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制度改革经验。为了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成都通过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壁垒、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等多项举措，极大促进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关键要素的城乡自由流动。在这一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之际，成都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在中心城区建设管理体制、人才发展机制等方面多措并举，不断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西部大城市中心极核功能。尽管成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创新经验，但在城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上的创新实践仍有待加强，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更需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公园城市创新体制机制的主要举措
变革城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成都推进公园城市建设，落实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理念的重要举措。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成都加快转变经济组织方式，创新城市治理和管理体制，并且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切实保障公园城市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
1.转变发展体制，落实生态民生观
在城市格局千年之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下，成都的体制机制亦在不断改革创新，城市的经济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一方面，经济组织方式由“产城人”向“人产城”转变，即由原先产业主导的经济导向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本导向，逐步形成“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另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变革创新，让政府、社会、市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发展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共商共建与共担共治”的科学结构。城市建设过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政府转变单一领导和管理职能，理顺权责关系，加强服务职能和协同治理，为城市共建共治搭建合作参与平台。同时，成都不断加强人民主体地位，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文化，构建“碳惠天府”的新型碳普惠机制，引导每一位市民都成为公园城市的建设者。此外，成都在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落实生态惠民、生态利民上也不断探索创新。以道明镇竹艺村为例，在发展竹艺产业的过程中，竹艺村尤其注重保障人民利益，坚持先共识后共建、先生态后项目、先公建后产业。既引导当地居民通过土地、房屋入股、出租等合作方式参与其中，盘活当地的土地林盘资源，从而使村民共享乡村振兴成果，提升收入水平，也使竹艺村成为建设公园城市、落实生态民生观的乡村新表达。以城市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步伐，成都在推动城市建设模式由传统发展理念向新发展理念转变的过程中，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城市居民营建良好的生态环境、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生态民生观。
2.创新保护机制，落实生态法制观
公园城市建设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充分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而切实维护好城市的自然生态本底，则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保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成都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构建以自然生态为基底的城市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建立健全相应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和生态资源产权制度体系，充分彰显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为价值转化提供依据，以激发社会各大主体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结合生态产品、资源物品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和成本分担机制；并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碳汇、水权、排放权等生态产权交易的市场规范建设和约束，以市场“无形手”辅以政府“有形手”来实现生态价值向资本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转化，从而有效发挥生态系统和生态产品的服务价值。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紧扣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立法工作，以法护航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始终将“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作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的“主心骨”和“定盘星”。城市相关机构部门依法设置限制性管控措施，加大生态执法力度，先后出台《成都市都江堰灌区保护条例》《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保护条例》等设施举措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制法规，用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以法制促建设，成都不断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借助法治化治理模式不断推进公园城市的生态化建设进程，以严格、严密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切实体现了从严治理、以法护航的生态法制观。
（三）公园城市创新体制机制的未来发展举措
1.完善政府、企业、市民平等沟通协商机制
统筹推进政府、企业、市民三大主体对公园城市建设的协同治理是成都在城市管理体制上的一大创新。协同治理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工具的复合性以及各方主体的密切合作性，而各个主体之间平等参与和信息畅通又是协同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沟通平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方位开放，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协商机制。公园城市建设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其中，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初始管理者，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治理方案的顶层设计，协同各级地方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加强对城市建设、生态环保的参与和监督，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动形成各方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全新发展模式，真正把公园城市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与预警机制
生态环境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生态环境安全，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加快生态风险防控与预警机制的制度创新，则是落实生态环境安全的关键举措。生态环境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必须重视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应对机制建设，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体系范畴，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防范体系，加强对于生态风险的科学防控、灵活预警。一方面，要加强线下监管和线上监测，既要明确各级监管和防控主体的责任清单，加强对于责任主体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管理，又要加快创新技术应用，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线上智能监测和动态预警等；另一方面，也要构建相应的生态风险评价和惩戒机制，既要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统一为前提构建合理风险评价指标，又要加强对治理者的工作考核，落实失职失责者的终生追责机制。
五 公园城市建设价值意义与经验启示
（一）公园城市建设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推动成都高质量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反之，公园城市建设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反过来也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成都示范和成都案例。
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成都走出了一条新型的城市发展道路，在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方针上积极探索，不断积累，在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时代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城市形态，公园城市建设将大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成为引领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崭新范式。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转变工业文明下的粗放型发展观念。而公园城市建设理念既是对工业文明精华的继承，更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它纠正了传统“重经济发展，轻生态治理”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发展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城市层面系统性发展和深层次推进的重要一步。因此，公园城市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城市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更在于它率先在城市层面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有利于形成系统完善的建设经验并加以推广，进而推动全省、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二）公园城市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公园城市建设是新发展理念下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范例，城市建设层面的诸多实践对于各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因地制宜布局空间形态和产业格局
首先，从空间布局来看，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城市空间形态需要向“城境融合”转变，既要因地制宜开发自然环境资源，又要以维护生态本底为线，既使城市边缘布局向可开发的生态地区合理拓展，又使生态美景恰如其分地融入城市环境。因此，要结合各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合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开发潜在的土地利用潜力，适当转移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其次，就产业结构而言，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城市运行效率，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协同发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既要实现产业生态化，又要推进生态产业化。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绿色引导，又要加大城市可发展生态产业的基建投资，引导生态资源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
2.加快城市生态环保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要注重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各地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完善相应的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规范城市绿色产业发展、工业节能减排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等建设工作，利用制度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快污染防治，首先解决影响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大环境问题。在加强制度规范的同时，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将制度保障工作落到实处。此外，还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快改革创新，完善对于各责任主体的监管机制。可以在市委、市政府层面明确相应的领导职责，形成工作保障责权清单，并树立相应的评价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管约束机制以及司法监督制度。既要使各级责任主体有所为，又要使其有所不为，从而防止脱责现象的产生，防范在其位却不司其职、贻误发展时机等错误做法。
3.强化全民建设参与意识
社会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政府、企业、市民等多方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既关乎社会层面的整体建设利益，又关乎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切身发展利益。因此，各地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加强对社会多方力量的调集，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教育，对于人民群众的错误思想观念及时予以纠正和引导，提升全民的环保和文明意识。可以考虑出台相应的民众生态环境监督、举报、参与、问询和奖惩机制，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主体感，从而强化全民的“共商、共建、共治”意识。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适度节约、低碳出行，推动形成绿色消费文化，引导社会公众将生态文明建设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旗帜》2016年第2期。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7]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
[10]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