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理论价值：（1）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非常丰富，针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不多，因此本书可以丰富流动与婚姻的研究；（2）已有研究虽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但解释力不够，缺乏普适意义，本书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结合质性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现实意义：无论是加强社会建设，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或是全面深化改革都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然而，农村家庭的结构、功能以及稳定性不断受到流动的冲击。本书的研究：（1）有助于农民工处理好婚姻问题，促进婚姻和谐与稳定；（2）可以为流入地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扶助政策以加强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
二 研究内容
通过质性研究对流动农民工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和未流动的农民工夫妻进行比较。这部分要探讨的问题是：流动是不是导致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变量甚至是唯一变量？如果是，那么流动是如何导致农民工婚姻的不稳定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如果不是，其他变量是什么？这些其他变量又是如何影响流动农民工婚姻的稳定的？是否不流动的农民工婚姻就稳定？而流动后的农民工婚姻就变得不稳定？原因是什么？
运用质性研究对流动后婚姻稳定的农民工夫妻和流动后婚姻不稳定的农民工夫妻进行比较。这部分要分析的问题是：为何流动后少数农民工的婚姻会变得不稳定？而多数农民工流动后婚姻却依旧稳定？为什么同样外出，所受影响大体相同但结果却不一样？原因在哪？农民工夫妻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有的会选择夫妻一方外出，有的会选择共同外出，夫妻一方外出分为丈夫单独外出和妻子单独外出两种情况，夫妻共同外出也有夫妻共同居住和分开居住两种情形。不同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婚姻稳定性问题需要分别探讨。
对策讨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讨论在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婚姻稳定方面所遭遇的问题，根据解释分析部分所获得的结果，从政府、家庭和社区三个不同角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针对性对策；另一方面，对流动农民工在婚姻生活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调处与化解以及新问题进行对策研究。
三 研究思路
分类思路。根据农民工夫妻是否一起外出将农民工夫妻的流动分为夫妻一方流动一方留守和夫妻共同流动两种流动模式，后者又可分为夫妻共同居住和夫妻分开居住两种类型。不同的流动模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同，不同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夫妻如何维持婚姻的稳定所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需要分别探讨。
比较思路。将流动农民工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和未流动农民工夫妻的婚姻的稳定性进行对比，也将流动影响下婚姻稳定的农民工夫妻与婚姻不稳定的农民工夫妻进行对比，还将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进行比较。
理论思路。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如婚姻质量论（White，1990）、文化规范论（Heaton and Albrecht，1991）、成本效用分析（Becker et al.，1977）、替代选择假说（Levinger，1976）、婚姻互动论（Matthews and Wickrama，1996）、社会分工论（涂尔干，2000）等，结合本土经验提出一个解释流动农民工家庭婚姻稳定的分析框架。
四 研究方法
本书探讨为何在流动的冲击下少数农民工的婚姻会走向解体而多数农民工的婚姻却依旧相对稳定。根据研究问题同时考虑到研究内容的隐私性和无法获得清晰的抽样框，本书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
本书采用目的抽样法和滚雪球法来选择被访谈者，抽样基于以下几个标准。（1）流动模式。是夫妻一方流动（包括丈夫单独外出妻子留守和妻子单独外出丈夫留守）还是夫妻共同流动（根据是否共同居住可分为分开居住和共同居住）。（2）性别。包括男性和女性，男性包含外出丈夫和留守丈夫，女性包含留守妻子和流动妻子。（3）代际。包含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4）家庭类型。包含流动的家庭和未流动的家庭、稳定的家庭和不稳定的家庭。为增加个案的多样性，本书通过亲戚、朋友、学生等关系在福州、宁德、厦门、东莞、龙岩和安徽、甘肃、山西等地及这些农民工的家乡开展调查。之所以在东莞、福州、厦门等地开展调查是因为这些城市作为人口流入地，企业较多、打工的农民工较多；而安徽、甘肃、山西等地作为人口流出地，外出打工的人口较多。
本书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外出流动的动机，外出是为了个人还是家庭；（2）外出流动的决策过程，外出决策是由谁做出的，是如何做出的；（3）当事人关于流动对婚姻家庭稳定影响的看法；（4）当事人对家庭分工的看法；（5）当事人家庭的基本状况；（6）当事人是如何维持家庭的生产、消费、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7）当事人对婚姻质量的看法；（8）当事人对夫妻之间是否信任、是否有感情基础、是否相互忠诚等的看法；（9）当事人留守和流动的心路历程；（10）当事人与配偶的日常互动情况；（11）当事人对配偶的看法；（12）当事人对婚姻的看法。
本书的调研从2014年7月开始，延续到2019年春节。笔者利用每年的暑假、寒假时间到农民工打工所在城市和其老家进行实地调研。此外，每学年课程结束之际，笔者还动员本科生和研究生利用假期到其家乡开展调研。总体而言，本书的调研时间是充分的。
本书在田野调查中收集资料，调查的地点包括农民工的老家、农民工在打工地城市的出租屋中、农民工经营的店铺，也包括农民耕作的田间地头。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录音资料转录成为文字。访谈时间通常在1～3个小时。为了深入了解个案的动态变化情况，对部分个案进行了跟踪访问。
本书一共调查了88个个案，其中在甘肃省调查了13个个案，山西省6个个案，河南省8个个案，重庆市3个个案，安徽省15个个案，福建省43个个案。88个个案中婚姻不稳定的个案共有13个。整理的访谈录音资料有20多万字。此外，笔者在长汀县人民法院查阅了离婚档案，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了离婚判决书，一共查阅了258份离婚判决书，整理的判决书资料有10多万字。
五 概念界定
1.婚姻稳定性
学者们对婚姻稳定性有不同的界定，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有离婚的念头就表明婚姻不稳定，有的学者则认为仅有离婚的想法不够还必须采取离婚的行动，还有的学者认为离婚、分居或遗弃意味着婚姻不稳定。针对这些争议，有学者认为离婚的念头和离婚的行动表明婚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离婚、分居和遗弃则是婚姻不稳定的结果，离婚是婚姻不稳定的后果而不是婚姻不稳定本身。换而言之，婚姻不稳定是一种状态。婚姻不稳定的后果有可能是婚姻完整，也有可能是婚姻解体。
婚姻不稳定由可能导致离婚的想法和行动来表示，例如考虑离婚和咨询律师（Booth，Johnson and White，1986：421-442）。
社会科学家有两种看待婚姻的视角。其中一种是聚焦婚姻稳定性，婚姻稳定性指一桩婚姻是否通过死亡或离婚、分居、遗弃而解体。从这种视角看，稳定的婚姻被界定为仅仅是因配偶自然死亡而终止的婚姻；不稳定的婚姻指配偶一方或双方故意终止的婚姻。另一种视角关注婚姻关系的质量。婚姻调适、婚姻满意度、婚姻幸福感、婚姻整合被用来描述婚姻关系的质量（Lewis and Spanier，1979：268）。古德（1986：218）认为，婚姻的不稳定包括离婚、遗弃和分居。
国内学者叶文振、徐安琪（1999）认为婚姻稳定性（例如是否有过离婚的想法）可以从婚姻当事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以及对婚姻的延续是否有信心来测量，只要夫妻一方有离婚的意向，就意味着婚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走向解体。离婚率并非婚姻稳定与否的唯一测量指标（徐安琪，1997：106）。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本书中婚姻稳定性指的是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有离婚的想法并确实采取了离婚的行动。如果夫妻双方都没有离婚的想法，那么意味着婚姻处于稳定状态；反之，夫妻一方或双方有离婚的想法并采取了导致婚姻解体的行为，那么婚姻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仅有主观上的离婚想法，但客观上并未采取离婚的行动，在本书中属于婚姻稳定。
2.家庭本位
在本书中，笔者认为家庭本位指家庭成员在处理个体与作为整体的家庭的关系时，把家庭的利益以及需求放在首位，而将个体的利益和需求置于次要位置。换言之，家庭成员在行动时更多考虑的是家庭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
3.婚姻承诺
婚姻承诺是指个体有信心延续自己的婚姻，是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婚姻并在行为上对婚姻有投入，愿意担负起与婚姻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李涛，2007：21）。
在本书中，婚姻承诺指婚姻当事人主观上有维系婚姻的愿望。具体而言，婚姻当事人因为婚姻令人满意而想维系婚姻，或者婚姻当事人因为结构性约束而不得不维系婚姻，以及婚姻当事人因为道德责任感觉得有责任去维系婚姻。
4.婚姻维系
婚姻维系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维持婚姻关系；婚姻关系维持在指定的状态；婚姻关系保持在令人满意的状态；修复婚姻关系（Dindia and Canary，1993）。
本书将婚姻维系界定为婚姻当事人通过一系列行动维持婚姻关系，既包括将婚姻关系维持在令人满意的程度，也包括在婚姻出现问题时修复婚姻关系。
5.分居农民工家庭
分居农民工家庭是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家庭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家庭成员部分外出部分留守，由此一个家庭的成员在空间上分隔于两地。本书中的分居农民工家庭特指丈夫外出，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留守的家庭。
六 资料整理与分析
笔者在每次调查之后都会及时对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如果无法进行录音，那么将会在当天调查结束之后凭借记忆把访谈的内容整理在笔记本上，日后再转到Word文档；如果调查时有录音，则会将录音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地誊写。
分析资料是按照如下的步骤进行的：阅读原始资料—登录—寻找“本土概念”—资料的归类与深入分析。
阅读原始资料。陈向明（2000：277）认为，分析资料的第一步是认真阅读原始资料，熟悉原始资料的内容，仔细琢磨其中的意义和相关联系。她主张在阅读原始资料时，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前设和价值判断暂时悬置起来，让资料自己说话。受此启发，笔者在阅读整理后的访谈文本的时候，会尽量避免把自己的理论和价值立场强加给资料，会主动遵循资料的引导。在阅读文本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在主题层面寻找与研究问题有关的反复出现的行为和意义模式，在内容层面寻找资料内部的故事线、主要事件、次要事件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
登录。登录是资料分析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是一个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和意义，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操作化过程（陈向明，2000：279）。
寻找“本土概念”。在登录资料的过程中，笔者会尽量使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言作为码号。笔者会努力寻找那些资料中出现频次高的概念，寻找调查对象经常提到的概念。比如，笔者在分析访谈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句子或概念会反复出现，说明这些概念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例如，许多调查对象在谈及婚姻能够得以维系时反复提到“为了孩子”，也有许多调查对象提到是因为“挣到了钱”，还有一些调查对象经常提到“夫妻感情”。在可能的情况下，笔者会站在文化主位的立场尽量使用被研究者的概念。文化主位的概念比较直观、具体，而且这种概念比较鲜活，靠近被研究者自己看问题的视角。
资料的归类与深入分析。在将访谈录音资料整理出来后，笔者按照编码系统将相似的资料归到一起，将不同的资料区分开来，并尝试找到资料之间的联系。“深入分析”指对资料进行浓缩，找到资料内容的主题，在资料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得出初步的研究结论。本书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采取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相结合的形式。例如，在进行类属分析时，笔者在主题下穿插一些故事，通过故事性的描述来展示和说明研究主题。在进行情境分析时，笔者按照一定的意义分类系统将故事进行分层，使故事按照一定的主题层次展开叙述。
七 研究伦理
本书在调查过程中充分尊重调查对象的意愿，调查对象本着自愿的原则参与调查。在获得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已将所有调查对象匿名处理。
[1]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 2724.html。
[2]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 2268.html。
[3]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4]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5] 《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 06 008 32 371.shtml。
[6] 《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1908/1565 920 30 1578.pdf。
[7] Durkheim，本书正文统一译作“迪尔凯姆”，文献则根据实际情况或称“涂尔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