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流动时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社会的大转型，农民大规模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可以说，我国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外出打工对农民而言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1]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2017年增加184万人；[2]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7.2%，有配偶的占79.7%，丧偶或离婚的占3.1%。[3]如表1-1所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2013年增加50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821万人。[4]

表1-1 农民工规模（2010～2014年）

表1-1 农民工规模（2010～2014年）-续表

农民工持续性的流动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会对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造成一定的冲击。农民工家庭成员分散流动以及农民工家庭的跨地域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已有一些研究和新闻报道指出，流动造成了农村离婚率的上升；相反的研究则指出，尚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农民工流动破坏了农村婚姻的稳定性（金一虹，2009）。

如图1-1、表1-2、表1-3所示，全国离婚率在逐年上升。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6万对，粗离婚率为2.7‰，比2013年增加0.1个千分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95.7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7.9万对。[5]

图1-1 全国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2005～2014年）

资料来源：《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表1-2 全国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2007～2014年）

表1-3 全国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2009～2016）

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46.1万对，比2017年增长 2.0%。其中，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有381.2万对，到法院起诉离婚的有 64.9万对。全国离婚率为 3.2‰，与2017年持平。[6]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农民工的数量巨大且有持续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的结婚率在下降，而离婚率却在逐年上升。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农村离婚率的上升是否与农民工的流动有关，如果有关系，那么农民工流动与离婚率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本研究试图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并找出流动影响农村婚姻家庭稳定性的机制。

一些研究认为，流动造成了农村家庭离婚率的上升；也有一些研究显示，流动后农村的婚姻家庭依旧稳定。一项对安徽、湖南、四川、江西和河南五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10个行政村400位留守妻子的调查显示，认为流动后夫妻关系变差的留守妻子仅占5.6%，认为丈夫外出后夫妻关系跟以前差不多的留守妻子占比高达70.2%，甚至有24.2%的留守妻子认为夫妻关系在流动后变好了（叶敬忠、吴惠芳，2009）。另一项研究也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农村家庭因为分散流动而出现了结构性的破损（金一虹，2009）。

学界对流动与农村婚姻家庭稳定性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缺乏。风笑天（2006：57～60）认为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对于已婚青年农民而言，当夫妻一方单独外出时，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打工地与家乡距离的远近、打工地外在社会环境等因素会对其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以及家庭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

杨善华、沈崇麟（2006：143～144）在《对未来二十年中国城乡家庭的展望》中指出农村人口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在未来二十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速度也将加快，这会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度得以加强的家庭生产功能，甚至在相当多的家庭中家庭生产功能会消亡。家庭生产功能的消亡使农村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生活单位。此外，伴随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特别是跨省的人口流动可能将持续上升，它们将对我国城乡的婚姻家庭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我们应予以必要的关注。”

“婚姻的稳定是家庭、家族稳定的基础，而家庭、家族的稳定又是村落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尚会鹏，2018：203）因此研究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稳定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