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项对安徽、四川、河南、湖南和江西五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10个行政村的400名留守妻子的调查显示，37.1%的留守妻子留守时间为3年及以下，13.4%的留守妻子留守时间为4～5年，12.1%的留守妻子留守时间为6～9年，37.4%的留守妻子留守时间在10年及以上（叶敬忠、吴惠芳，2009：130～134）。已有权威调查指出，农民工流动呈现家庭化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农民工跟其家庭是分离的。尽管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但是仍然有70%～80%的农民工家庭处在分离状态。有研究认为，这一大规模的拆分式的流动模式将对农村家庭产生超出预期的影响（金一虹，2015：480）。

农民外出务工最可能带的是其核心家庭成员，一般不会把父母带在身边，即使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也面临与父母分离的情况。换言之，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采取的流动模式是家庭分离的模式而不是家庭团聚的模式。

与上述调查的发现相一致，有研究指出，乡—城流动人口中分户家庭（Split-household Family）的实践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Fan，Suna and Zheng，2011）。尽管家庭化的人口流动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日益明显，但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与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流动人口仍占流动人口总数的近四成（杨菊华，2015）。盛亦男（2014）发现，流动人口的迁居处于“家庭化”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未完成家庭化迁居。吴小英（2016、2017）认为，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模式依然是“拆分型”和“离散型”家庭。有研究指出，尽管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有“家庭化外出的趋势”，但夫妻分离仍是农民工流动的主导模式，家户分离的情况仍很普遍（盛亦男，2014；李代、张春泥，2016）。

如上所述，伴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而形成的跨地域家庭已经是一种社会事实。探讨跨地域家庭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有意义。然而，与跨地域家庭牵扯到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事实相比，关注跨地域家庭的研究少之又少。已有关于农民工流动的研究要么关注家庭分散化流动的后果，如留守妻子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和留守老人问题，要么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化问题，而对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现象进行系统关注的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