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唐前歌录留存问题初探
宋颖芳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青岛，266100）
摘要：唐代是乐府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不少对当时的音乐进行记录总结的音乐书籍，这些音乐书籍当中有不少是专门记载唐代乐曲歌辞的歌录。区分歌录与乐录，考察整理唐及唐前歌录，是乐府研究的文献基础。歌录和乐录都是音乐典籍，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歌录是对歌词的记载，按照经史子集的四部划分，应属于集部，编辑目的为忠实记录歌词作品。而乐录侧重于记录与音乐活动相关的内容，比如器乐和音乐的演出场景，应属于经部。考察两唐书艺文志、经籍志，其中记载的歌录即为《旧唐书·经籍志》中集部总集类的《歌录》八卷等九部著作，大体能够确定，在唐代留存的唐前歌录有21部。
关键词：歌录 乐录 唐代歌录
作者简介：宋颖芳，女，山西孝义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乐府学。
唐代是乐府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不少对当时的音乐进行记录总结的音乐书籍，其中有不少系专门记载唐代乐曲歌辞的歌录。[1]那么，在唐代究竟产生了多少歌录，具体是哪些？唐代之前也有歌录作品，历代的歌录流传至唐还保留多少，也就是说唐人能见到的歌录都有哪些？由于人们对于歌录和乐录的概念多有模糊，这些问题一直未能有很好的回答。为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正史当中记载的音乐书籍进行整理，先区分歌录与乐录，再考察歌录的数量。
一 歌录与乐录之别
歌录和乐录都是音乐典籍，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两者所记内容，应该归属的部类以及编著目的大相径庭。[2]查正史之中音乐典籍的记载可以发现，音乐典籍往往存在于正史中的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甲部经录乐类，另一部分为丁部集录总集类。《隋书》以及新、旧唐书都是这样划分的。正史对于歌录、乐录的著录方式，当然与后来的史书延续了前代史书著录典籍的体例有关，最为重要的是，著录体例的沿袭，充分表明了后出史书的著者对前代音乐典籍两种著录做法的认同。这种区分正好提醒我们要区分歌录和乐录。下面我们先从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对音乐典籍的记载来分析这一问题。
1.《新唐书·艺文志》中音乐典籍的著录情况
音乐典籍在《新唐书》中存在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第四十七“甲部经录乐类”当中，具体为：
桓谭《乐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孔衍《琴操》二卷、荀勗《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信都芳删注《乐书》九卷、留进《管弦记》十二卷、凌秀《管弦志》十卷、公孙崇《钟磬志》二卷、梁武帝《乐社大义》十卷又《乐论》三卷、沈重《钟律》五卷、释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又《乐府声调》六卷、苏夔《乐府志》十卷、李玄楚《乐经》三十卷、元慇《乐略》四卷又《声律指归》一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刘氏周氏《琴谱》四卷、陈怀《琴谱》二十一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琴集历头拍簿》一卷、《外国伎曲》三卷又一卷、《论乐事》二卷、《历代曲名》一卷、《推七音》一卷、《十二律谱义》一卷、《鼓吹乐章》一卷、李守真《古今乐记》八卷、萧吉《乐谱集觧》二十卷、武后《乐书要录》十卷、赵邪利《琴叙谱》九卷、张文收《新乐书》十二卷、刘贶《太乐令壁记》三卷、徐景安《历代乐仪》三十卷、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一作王昌龄）、段安节《乐府杂录》一卷（文昌孙）、窦琎《正声乐调》一卷、玄宗《金风乐》一卷、萧祐《无射商九调谱》一卷、赵惟暕《琴书》三卷、陈拙《大唐正声新址琴谱》十卷、吕渭《广陵止息谱》一卷、李良辅《广陵止息谱》一卷、李约《东杓引谱》一卷（勉子，兵部员外郎）、齐嵩《琴雅略》一卷、王大力《琴声律图》一卷、陈康士《琴谱》十三卷（字安道，僖宗时人）又《琴调》四卷、《琴谱》一卷、《离骚谱》一卷、赵邪利《琴手势谱》一卷、南卓《羯鼓录》一卷。[3]
第二部分录在《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丁部集录总集类”当中有：《歌录集》八卷。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音乐典籍著录在《新唐书》中不同的位置，而且两部分著录在数量上较为悬殊，经部之中记载有60部书，集部总集类中仅记载1部，也就是说除了《歌录集》之外，凡是与音乐相关的书籍均列入经部乐类之中。对比《旧唐书》中音乐典籍的记载情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2.《旧唐书·经籍志》中音乐典籍的著录情况，以及两唐书著录的差异
《新唐书》的著录和《旧唐书》迥然不同。《旧唐书》中音乐典籍依旧有两处，但集部之中尚有9部歌录。下面来看《旧唐书》中音乐典籍著录的具体情况。
第一，《旧唐书·经籍志》中音乐典籍的著录。音乐典籍在《旧唐书》中存在的一部分在《旧唐书》卷四十六“甲部经录乐类”中，具体为：
《乐书》九卷（信都芳注）、《管弦记》十二卷（留进录、凌秀注）、《钟磬志》二卷（公孙崇撰）、《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钟律》五卷（沈重撰）、《古今乐录》十三卷（释智匠撰）、《乐府声调》六卷（郑译撰）、《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乐志》十卷（苏夔撰）、《乐经》三十卷（季玄楚撰）、《乐书要录》十卷（大圣天后撰）、《乐略》四卷（元慇撰）、《声律指归》一卷（元慇撰）、《乐元起》二卷（桓谭撰）、《琴操》二卷（桓谭撰）、《琴操》三卷（孔衍撰）、《琴谱》四卷（刘氏、周氏等撰）、《琴谱》二十一卷（陈怀撰）、《琴叙谱》九卷（赵耶律撰）、《琴集历头拍簿》一卷、《外国伎曲》三卷、《论乐事》二卷、《外国伎曲名》一卷、《历代曲名》一卷、《推七音》一卷、《十二律谱义》一卷、《鼓吹乐章》一卷、《古今乐记》八卷（李守真撰）。[4]
另一部分著录在《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第二十七》“丁部集录总集类”之中，具体为：
《歌录集》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太乐杂歌词》三卷（荀勗撰）、《太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乐府歌诗》十卷、《三调相和歌词》三卷、《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谢灵运撰）[5]
第二，两唐书中音乐典籍著录的差异。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两唐书对于音乐典籍的记载大不相同，而其差异则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相同书籍在新、旧唐书中的所属类别不同。比如，《新唐书》中将《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太乐杂歌词》三卷（荀勗撰）、《太乐歌词》二卷以及《三调相和歌词》和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等六种书籍置于“经录乐类”当中，而《旧唐书》中这些书籍则列入“集录总集”一类。其二，相同书籍录入卷数有差异。例如，孔衍《琴操》在《旧唐书》中为三卷，而到了《新唐书》中则只有二卷。其三，两书记载的作者名稍有差别，比如《旧唐书》记载《琴叙谱》九卷的作者为“赵耶律”，而《新唐书》中作者名为“赵邪利”。其四，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即《新唐书》中著录了一批《旧唐书》中不曾记载的唐代音乐典籍，比如，《新唐书》中记载的张文收《新乐书》十二卷等，共26种典籍。
综上所述，从上文新、旧唐书艺文志、经籍志中对音乐典籍的记载来看，歌录和乐录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所录内容不同，歌录所载主要为歌辞，例如：《旧唐书》中的《太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乐府歌诗》十卷、《三调相和歌词》三卷等，尽皆为著录歌辞的歌录著作。乐录所记为与音乐相关的内容，里面间或有歌辞的记录，但不全是歌辞，比如演奏的乐器、演出的场景、作为某一种乐器演奏的指法、演奏的曲谱等，例如：《琴操》《琴谱》等。其次，书籍的编辑目的不同，歌录的目的是保存演奏的歌辞，是对歌辞文本的忠实记录。乐录编辑目的相较歌录复杂，或记录演奏指法，或叙述歌曲故事等。最后，根据经史子集四部对书籍的划分，所属部类不同。歌录应属于集部总集类，乐录应归为经部乐类。
二 两唐书歌录著录的差异及其成因
1.《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音乐典籍数量多于《旧唐书·经籍志》的原因
同样是记载音乐典籍，《新唐书》为何比《旧唐书》的收录要多呢？两唐书在记录唐代及其以前的乐书上书目数量有差异，是因为《旧唐书·经籍志》采用毋煚《古今书录》并删其小序和提要修成，其序中云：“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6]可以看到，《旧唐书》中记录的书目止于唐开元年间，开元以后的唐代文集就只记载在传记中，所以，《旧唐书·经籍志》中也就不载开元以后唐代的音乐典籍。而《新唐书·艺文志》仍以《古今书录》为基础，又参看了《古今书录》之后编成的《开元四库书目》，则对开元以后的唐代典籍有所增补。这也就是为何《新唐书》记载有许多《旧唐书》中不录的音乐典籍著作。
2.相同的音乐典籍在两唐书中所处位置不同的原因
在两唐书音乐典籍记载方面的种种不同中，最能体现编辑者对典籍性质的把握，还是同一典籍在两唐书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上文所列两唐书之第一异处。
我们注意到记载在《旧唐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的音乐典籍其实为歌录，其集以记载乐府歌辞为主要目的，集子中乐府歌辞的记载十分集中，是对某一时间段或某种类别，或某一音乐机构之中的乐府歌辞的汇总，以是故，《旧唐书》作者将歌录入总集类。而记载在《旧唐书·经籍志》经部乐类的则为乐录，其不以记录乐府歌辞为主要目的，其中也许会存在一定量的乐府歌辞，但也只是作为例子用来支持其书中的某一音乐理论或是观点，其或录乐理乐律，或载乐谱指法，又或仅记载历代曲名，总之内容虽和音乐息息相关，却并不是乐府歌辞的汇总。比如清代毛奇龄所撰《竟山乐录》，其以乐录命名，为一部音乐理论著作，其中亦有乐律，此书又名《古乐复兴录》。亦有《学乐录》，作者李塨为毛奇龄学生，其音乐思想与毛氏相近。[7]
以《乐府古今解题》三卷为例，《崇文总目》中记载为唐郗昂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载“或云王昌龄撰，未详孰是。旧云《古今乐府解题》，又云《古题》。所载曲名与吴兢所撰《乐府解题》颇异，复有唐李百药辞，今定为《乐府古今解题》”[8]，我们看到其中提到有李白药的辞，这样，此书盖亦录曲名、曲辞以及本事等，不以记录乐府歌辞为主，其不为歌录。再如郑译撰《乐府声调》六卷，《隋书》卷三十八记载，“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9]。郑祖襄先生也说，此书中包括郑译“八十四调”乐学理论。其为乐学理论著作无疑，但其中是否录有歌辞，暂没有其他资料，郑先生还认为“声调”者当是“乐谱”，此书也不是专录乐府歌辞的歌录。[10]
也就是说，《旧唐书》在著录音乐典籍时注意到了歌录与乐录的不同性质，特意把歌录与乐录区分开来。相反，《新唐书·艺文志》中荀勗《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鼓吹乐章》一卷等书籍皆为集中记录乐府歌辞的歌录，却和信都芳注《乐书》九卷，留进录、凌秀注《管弦记》十二卷等乐录混列在一起。这种对音乐典籍的著录方式恰显示了欧阳修在著录音乐典籍时，没有注意区分歌录与乐录。
《新唐书》较《旧唐书》多出数种音乐典籍，那么这些新增的音乐典籍是否为歌录呢？查这些新增的音乐典籍之中也没有歌录。我们仅列举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不一一说明。如《羯鼓录》《乐府杂录》类皆非歌录，《羯鼓录》“分前后两录，前录记述羯鼓形状、由来、名手和玄宗时期有关羯鼓逸事，后录记崔铉所说宋琼知音事，末附诸宫曲、诸佛曲调和食曲等的汉文曲名和梵文音译曲名”。足见《羯鼓录》一书并不是歌录。而《乐府杂录》则“杂录开元以后乐部、歌舞、俳优、乐器、乐曲等，并间记著名歌唱家、琵琶演奏家等的逸事琐闻。最后为《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图今不传，仅存说明文字”[11]。故《乐府杂录》亦非歌录。《大唐正声新扯琴谱》一卷《崇文总目》云：“唐东拙纂，集琴家之说，不专声谱。”盖其中有乐谱有乐论。唐玄宗《金风乐》一卷，《崇文总目》中仅记载“唐玄宗撰，盖琴曲名”，而宋王应麟撰《玉海》卷一百五中亦记载《金风乐》云：“《会要》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改乐曲名，自太蔟宫，至金风调，刊石太常。”可见其中只录曲名。《琴雅略》一卷《崇文总目》云：“概言创制音器之略。”刘贶《太乐令壁记》三卷，“此书主要记载太乐令职辖内乐舞活动”，其中介绍各种音乐知识。[12]这些书籍均不是以记载乐府歌辞为主的集子，不能断定为歌录。
由上文分析可知，因为编者乐府学知识的欠缺，《新唐书》在著录音乐典籍之时发生了混乱，未能将乐录和歌录分开著录。与此相反，《旧唐书》则将歌录和乐录清晰地划分开来，歌录记载在集部总集类中。分析《新唐书》中音乐典籍的记载可知，其较《旧唐书》新增的音乐典籍之中并没有歌录。需要说明的是，《新唐书》经部乐类中尚有《鼓吹乐章》一卷，查《旧唐书》亦收此书，且此书未入集部总集类，而是在经部乐类中，既然我们已经断定《旧唐书》清晰地把歌录与乐录分开著录，将乐录皆归为经部乐类，那么依《旧唐书》的判断，《鼓吹乐章》不为歌录。
综上所述，虽然《新唐书》较《旧唐书》晚出，其所占有音乐文献也比《旧唐书》多，但《新唐书》编撰者对歌录和乐录的概念并不清晰，以致在《艺文志》中将两类著作混在一处。据此，《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第二十七》“丁部集录总集类”中所录《歌录集》八卷等九部著作才为歌录。也就是说两唐书艺文志、经籍志中记载的歌录即为《旧唐书·经籍志》中集部总集类的音乐典籍。
三 唐前歌录在唐代的留存情况考
在上文的探讨中我们得知，两唐书艺文志、经籍志中记载的歌录即为《旧唐书·经籍志》中集部总集类的音乐典籍，那么这些歌录中哪些为唐前歌录？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唐前歌录吗？这些唐代之前的歌录在唐代是否都能够见到？这是下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1.两唐书记载歌录情况
总结上文所述，《旧唐书》中记载的歌录就有如下几种：《歌录集》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太乐杂歌词》三卷（荀勗撰）、《太乐歌词》二卷、《乐府歌词》十卷、《乐府歌诗》十卷、《三调相和歌词》三卷、《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谢灵运撰）。
《新唐书》中记载歌录如下：荀勗《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乐府歌诗》十卷、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翟子《乐府歌诗》十卷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歌录集》八卷（只《歌录集》在集部总集类中）。
下面我们用表格来说明两唐书中的具体歌录，两书著录在作者、书名或卷数方面的差异在备注一栏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两唐书中歌录书名、卷数、作者一览
续表
表1中两唐书均录有《乐府歌词（辞）》，但旧书录十卷，无作者名，新书录八卷，记作者为郑译，虽书名相同，但作者和卷数的记载都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书。荀勗为晋时人，《晋书》卷十六《志第六》记载：“泰始（晋武帝年号）十年，光禄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铸律吕。”[13]郑译《隋书》卷三十八有传，其“字正义，荥阳开封人……译颇有学识兼知钟律善骑射”，是为隋时人。《隋书》卷三十八仅记载隋帝“诏译参议乐事……（郑译以）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14]，两唐书皆在经部乐类中记载有郑译《乐府声调》八卷。其中荀勗为晋时人，郑译为隋时人，谢灵运为东晋时人。那么可以确定的是，荀勗《太乐杂歌辞》三卷又《太乐歌辞》二卷、谢灵运《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郑译《乐府歌辞》八卷皆为唐前歌录。下文论及《隋书·经籍志》小注中记载有《三调相和歌辞》五卷，因小注中所载皆唐前典籍，则此《三调相和歌辞》应为唐前歌录，同时其所记书名、卷数与《新唐书》一致，而《新唐书》记其作者为翟子，则翟子所作另一《乐府歌诗》十卷，也应为唐前歌录。这样，表1所列的11种典籍之中，《歌录集》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乐府歌词》十卷等四部典籍，暂不能够断定年代，其余7种典籍皆为唐前歌录。
2.《隋书》所载歌录
从时间上来看，《隋书》成书在贞观十年（636），其《经籍志》中记载了大量的乐书，其中有不少歌录著作。我们发现《隋书·经籍志》中也把音乐典籍分作两处记录（经部乐类和集部总集类），而歌录在《隋书》卷三十五集部总集类当中。具体为：《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并录徐陵撰）、《乐府新歌》十卷（秦王记室崔子发撰）、《乐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马殷僧首撰）。由于《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为唐前文献，所以这些歌录均为唐前歌录。
值得注意的是，《晋歌章》八卷之下小注：“梁十卷。”《吴声歌辞曲》一卷之下有小注：“梁二卷。又有《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燕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晋燕乐歌辞》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回文集》十卷，谢灵运撰；又《回文诗》八卷，《织锦回文诗》一卷，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作；《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晋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乐府、燕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15]
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在著录书籍时，一些书籍之下也有小注以标明作者。均不类《隋书·经籍志》，既表明作者，又记录书籍。如《隋书》中录《古今箴铭集》十四卷，其下有小注：“张湛撰。录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杂诫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图》一卷，又有《铭集》十一卷，又陆少玄撰《佛像杂铭》十三卷，释僧祐撰，《箴器杂铭》五卷，亡。”[16]这则小注中，又记载了箴、铭类书籍，还说明了亡佚与否，可见此注是对原书目的一种补充。这些小注是《隋书·经籍志》作者本人所作还是后人为了史书记载的完备而注，尚须考辨。
《隋书·经籍志》是魏征依据隋炀帝大业年间修《正御书目录》删改而成的，其不仅根据留存下来隋代藏书，对《正御书目录》有所修正，还参看了其他书目（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书目），把前代典籍著录情况简化为注文，把类别相同或相近的书籍附录在书目之后。而其中没有标记亡佚字样的书籍应该是在唐初《隋书》编辑时还能够看到的。
再看《吴声歌辞曲》一卷之下的小注有以下几个特点。（1）表明了卷数在流传中的变化。“梁二卷”表明此书在梁代是有两卷存世的，至隋仅余一卷。（2）小注中音乐书籍和其他诗歌总集排列在一起。《回文集》《回文诗》《织锦回文诗》《颂集》《木连理颂》等5种书籍为诗歌总集，而《乐府歌诗》等书则为音乐典籍。盖因《吴声歌辞曲》和《回文集》同属集部总集类，所以排列在一起。（3）小注中的书籍并不区分歌录与乐录。小注中补充的24部书籍之中，除去5部诗歌总集，19部增补的音乐书籍中《奏鞞铎舞曲》《管弦录》《伎录》《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等4部为乐录，排列在歌录《三调诗吟录》之后。应该是欧阳修在增补这些书目时，考虑到其均为音乐典籍而排列在一起。（4）还有一些书籍，欧阳修看到却没有在小注中记载下来。注末云：“又有鼓吹、清商、乐府、燕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这些“歌辞舞录”的类别甚至书目数量欧阳修都记载下来，说明欧阳修见到了这些书籍。其未记载具体书名，我们猜想许是此类书籍数量众多，“歌辞舞录”之类亦当时常见，概括性的说明足以让人想见完整书名。
还需要说明的是，《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记载歌录还有两种特殊的情况。第一，有的书名相同却非同一部歌录。例如，《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中皆录有《乐府歌诗》。《隋书·经籍志》录《乐府歌诗》二十卷，作者秦伯文，而《新唐书》录《乐府歌诗》十卷，作者翟子。显然书名同为《乐府歌诗》，但卷数和作者皆不同，是为两书。正因如此，在对比《隋书》和两唐书的记录时，若两部歌录仅名称相同，但卷数有异，作者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仍作两部歌录计算。第二，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歌录流传中内容散佚，造成卷数减少。比如，《隋书·经籍志》记载《晋歌章》，在梁代时尚有十卷，至隋代仅余八卷，遗失了二卷。《吴声歌辞曲》在梁代尚有二卷，至隋代仅存一卷。所以统计《隋书》和两唐书所录歌录数量时，可能会有重复的歌录，但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无法断定属于上述何种情况，故仍视为不同的歌录，待有资料证实再从中剔除。
综上所述，《隋书·经籍志》中的歌录包括两部分：一是正文中记载歌录。有：《古乐府》《乐府歌辞钞》《歌录》《古歌录钞》《晋歌章》《吴声歌辞曲》《陈郊庙歌辞》《乐府新歌》等9部，这些歌录收录在《隋书》集部总集类当中。二是小注中补录的歌录。有：《乐府歌诗》《乐府歌诗》（两书同名，卷数、作者不同）《乐府三校歌诗》《乐府歌辞》《太乐歌诗》《（太乐）歌辞》《魏燕乐歌辞》《晋歌章》《晋歌诗》《晋燕乐歌辞》《宋太始祭高禖歌辞》《齐三调雅辞》《古今九代歌诗》《三调相和歌辞》《三调诗吟录》15部，其中《三调相和歌辞》亦为《新唐书·艺文志》所录。
四 结语
唐代是乐府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不少对当时的音乐进行记录总结的音乐书籍，其中有不少系专门记载唐代乐曲歌辞的歌录。歌录和乐录虽皆为音乐典籍，但二者在内容记录、编写目的和所属部类等三大方面皆有明显区别，简单地说，歌录是对歌词的记载，按照经史子集的四部划分，应属于集部，编辑目的为忠实记录歌词作品。而乐录侧重于记录与音乐活动相关的内容，比如器乐和音乐的演出场景，应属于经部。考察唐书艺文志、经籍志中所记音乐典籍，唯《旧唐书》卷四十七“丁部集录总集类”中所录《歌录集》八卷等九部著作为歌录。
考察《隋书·经籍志》中载有歌录15部，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中载歌录11部，去其重复则两唐书和《隋书》中记录歌录25部。这25部歌录在唐代皆可见到。其中暂不能够断定年代的有《歌录集》八卷、《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乐府歌词》十卷等4部典籍，而大体能够确定在唐代留存的唐前歌录有21部。
[1]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乐府学》2006年第一辑。
[2]吴相洲：《乐府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41页。
[3]《新唐书》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75。
[4]《旧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
[5]《旧唐书》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5。
[6]《旧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
[7]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第808页。
[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
[9]《隋书》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3。
[10]郑祖襄：《华夏旧乐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第277页。
[11]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55页。
[12]秦序：《刘贶与〈太乐令壁记〉》，氏著《一苇凌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172页。
[13]《晋书》卷十六，中华书局，1974。
[14]《隋书》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3。
[15]《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
[16]《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