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前言

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文化，中原汉文化不断吸引着周边民族向其靠拢，对边缘文化予以冲击和触动，建构起以其为中心点的网络体系。自元代以来，在大一统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状态，至有明一代，云南少数民族汉文创作形成一定规模。这正是其与中原民族之间的交往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以经济、政治、文化、血缘四个方面为联结的纽带关系，从而为其创作的生成提供了合理的空间。统治阶层政治政策的演变、地域文化的变迁、教育科举的建立以及哲学、宗教的介入都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汉文创作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在有明一代“文教”策略和“三屯”（“军屯”“民屯”“商屯”）政策大面积铺展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汉化”的崭新历程逐渐开启，形成了云南“蛮夷之地”以“夷化”为主流转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历史趋势。明太祖以武力平定西南民族地区后，施行“文教以化远人”的策略，在西南地区设立儒学，在各地修建学宫、任命学官、开办学校，诱导闾里子弟就学，向土民开科举之门，儒学影响渐深。加之“三屯”从中原徙来大量汉人，西南地区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据《明史·地理志》统计，云南一省，明代以三屯形式移至云南的汉族，至万历六年（1578）已达一百四十多万人，大大超过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量。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全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至明中后期，出现“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的文化盛况。

云南是我国西南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国少数民族重要的聚集区。由于其地处边地，长时间与中原阻隔，所以文学一直不彰显于世。云南的古代文学，汉以前不可论。汉代云南文学仅在典籍中有点滴记载。汉以降至唐宋，虽也有些许作家略存其作，却难窥其全貌。元朝时云南设行省，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也有相应的进步，但就文学创作领域来说，还未形成一定的作家群体。在元代及其以前的一千多年历史中，有史料记载的以各种形式进入云南的中原移民次数不下几十次，移民规模从几十人到几万人不等，但进入云南的中原移民没有能够改变云南社会的民族结构，而是将自己融入了云南社会之中。进入明代之后，明朝政府大规模向云南移民，在主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内移民人口迅速超过当地人口而成为主导民族。尤以明初，内地数十万军民入滇，并随着改土设流和卫所屯田制度的施行，移民与当地人民相互交往与融合，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也随着移民的到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不仅促进了云南社会和生产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受文化教育的人群由社会上层渐次延及平民。纵观整个明代，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中原汉文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以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对云南社会产生着影响，同时促进了云南文学乃至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迅速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影响下，部分接受儒家文化较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政治改革；经济上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内地基本一致；文化方面也表现为学习儒家文化的人员日益增多，科举之风日盛，著述水平提高：大部分地区社会风俗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成为改造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标杆。

云南文学在有明一代处于一个高峰，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说：“滇人之诗，萌于汉、兴于唐，而成卷于五代，至明而大盛焉。”岂止是诗，云南文学的发展也循着这一轨迹，在明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明代云南”这个历史和地域的概念下，云南文学的主体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其中又可细分为宦滇职官、谪戍作家、宦游作家、隐逸作家、遗民作家、文学家族等六种。“文学家族”是明代云南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文学这一重要而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将其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来进行研究。清代沈德潜说：“古人父子能诗者，如魏征西之有王与植，庾肩吾之有信，苏许公之有颐为最著。兄弟则如应玚、应璩，丁仪、丁廙，陆机、陆云；至唐之五窦，宋之四韩，称尤盛焉。而杜审言之有甫，则祖孙著；王融前后四世有籍，则祖及孙曾，俱以诗名于时。”这种父子相承、兄弟并起、祖孙蝉联俱以诗名的文化景观集中展示了文学世家的独特魅力。陈寅恪提出“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等重要论断。因此，大部分家族文学的研究视角都着眼于家族与地域、时代的关系，同时挖掘其内在的核心价值与文化精髓。时至当下，家族文学仍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热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家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2.对文学家族的整体观照以关注其时代特征；3.以地域性家族为视角，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研究仍未深入展开，仅有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母进炎、翟显长《中国少数民族杰出文学家族研究——以余氏家族为对象》和李锋《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等分别以系统与个案探析的方式对回族、土家族等民族文学家族进行解剖。由此可见，“文学家族”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同样存在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中，尤其是自明代以来，这种“文学家族”更是成为一种特色现象出现在文坛，其中尤以云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独树一帜，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明代丽江木氏纳西族土司文学家族。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家族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古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而关于纳西族文学家族研究的论文也逐渐出现。陈友康《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粗略地论及了明清两代的纳西族文学家族，同时总结出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具有鲜明地域色彩、蕴涵共同生活情趣和表现出相似艺术风格的特点。真正较为系统地论及明清纳西族文学家族的是多洛肯的《论明清纳西族家族文学》，其立足大量文献材料，详细考察了明清两代云南丽江木氏、大研桑氏、大研牛氏、大研杨氏、石鼓周氏、黄山杨氏、束河和氏等7个纳西族文学家族，总结出四点形成原因，并深入分析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和内在价值。

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考察调研，明代纳西族文学家族仅有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一门，有各类诗文集12部，散存诗文300余首/篇。现存诗文集9部，诗文选集1部，即（明）杨慎辑木公《雪山诗选》三卷、（明）木公《雪山始音》上下卷、（明）木公《隐园春兴》、（明）木公《雪山庚子稿》、（明）木公《万松吟卷》、（明）木公《玉湖游录》、（明）木公《仙楼琼华》、（明）木增《芝山云薖集》（四卷仅存卷一）、（明）木增《山中逸趣》一卷、（明）木增《木生白啸月堂诗空翠居集》一卷，现主要藏于云南省图书馆。而明代纳西族散存诗文文献主要收录在诗文选集如（清）赵联元辑《丽郡诗征》《丽郡文征》，（清）袁文揆辑《滇南文略》，（清）袁文典、袁文揆撰《明滇南诗略》，（清）陈荣昌辑《滇诗拾遗》，（清）沈德潜、周准辑《明诗别裁集》，（清）陈田辑《明诗纪事》，（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民国）李坤辑《滇诗拾遗补》，（民国）秦光玉辑《滇文丛录》。方志：如（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隆庆］《云南通志》，（清）范承勋修、吴自肃纂［康熙］《云南通志》，（清）伍青莲纂［康熙］《云南县志》，（清）冯苏撰［康熙］《滇考》，（清）张毓碧修、谢俨等纂［康熙］《云南府志》，（清）蒋旭修、陈金珏纂［康熙］《蒙化府志》，（清）管学宣修、万咸燕纂［乾隆］《丽江府志略》，（清）陈宗海修、李星瑞纂［光绪］《丽江府志》等。同时明代纳西族有较多碑刻，现存多为拓片，多存于国家图书馆、云南省博物馆、丽江博物馆等。

文献著述，贤嗣萃集，木氏之邦，秀异彬彬。木氏文学家族在汉语文学创作上的贡献十分重要，其“知诗书，好礼守义”的家风、学风不仅丰富了其文学家族的精神内涵，也为云南文学，乃至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木氏文学家族的著述作品“非徒自私一门之隽而已”，它是整个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以及对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再扩展。所以对木氏文学家族诗文别集的搜集整理不仅可以拓展文学家族学的学术视角，还能促进学术“在地化”研究，让家族著述、地方文献重新焕发活力，走进学术殿堂，丰富民族传统文化。

以木公为中心的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是明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中的典范代表，其丰富的诗文作品、独特的家族传承和丰裕的家学延续为明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木氏宦谱》载，明代木氏家族共历十五世，即木得、木初、木土、木森、木嵚、木泰、木定、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木懿、木靖。而明代丽江木氏文学家族有文学作品传世的包括木泰、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木靖等八位文人作家在内，是延续十代的文学家族作家创作群。现存诗文别集的共有两人，即木公、木增，其他木氏作家现存作品皆为散存。

木泰（1455～1502），原名阿习阿牙，字本安，号圣介。云南丽江土官，丽江知府木嵚长子。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袭土知府，其在历代土司中，首倡诗书，是一位承先启后的杰出人物。倡导学习汉文诗书，善于治理政务，因保卫边疆有功于明朝，屡次获得明孝宗朱祐樘的特殊嘉奖。《木氏宦谱》载木泰“敦尚雅道”“倡事诗书”“文殆兴矣”。现仅［光绪］《丽江府志略·艺文略》收录其诗《两关使节》1首。

木公（1494～1553），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六雪主人，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泰孙，丽江土知府木定长子，纳西族名阿秋阿公，以军功钦赐“辑宁边境”四字。（清）钱谦益《列朝诗集》撰木公小传，（清）《滇南诗略》谓“木公童牙不为儿戏，读书千百言，过目成诵”。［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文学》载：“性嗜好学，于玉龙山南十里为园，枕藉经书，哦松咏月。与永昌张山蒙化左黄山相唱和，尝以诗质于杨慎，慎录其诗有一百一十四首，名曰杨慎辑《雪山诗选》三卷，序而传之。”著有诗文选集1部：（明）杨慎辑《雪山诗选》三卷；诗文别集6部：《雪山始音》《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另外［光绪］《丽江府志略》、《列朝诗集》、《滇南诗略》、《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滇文丛录》、《丽郡诗征》、《丽郡文征》等收录其150余篇诗文。

木高（1515～1568），字守贵，号端峰，又号九江、长江主人。纳西名阿公阿目，木公长子。嘉靖三十三年（1554）袭丽江军民府知府职。［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乡贤》载：“木高，袭土知府，父鳏居，高体志承欢，色养并至，笃疾割股以进，夷民为之感泣。”现存作品多为摩崖石刻，如《木公恕墓碑》《万德宫碑记》《大功大胜克捷记》等，云南省博物馆藏拓片。

木东（1534～1579），字震阳，号文岩、郁华，纳西族名阿目阿都。《木氏六公传》载：“好读书，招延邻郡学生与研穷理性，昕夕无倦。筑亭堂之北隅，琴书图画，以次罗列”，“庚午袭爵，励精为治，暇则弹琴咏诗，操觚染翰，张弛自适”。曾撰书厅堂联：“翠柏参天秀，丹葵向日倾。”明隆庆三年（1569）木东撰立《木高碑》，今不得见，云南省博物馆藏拓片。

木旺（1551～1596），字万春，号玉龙，又字神岗，纳西族名阿都阿胜，是丽江第十七代土司，木东的长子，官拜丽江知府。明万历八年（1580）木旺立石于勋祠之右，题为《丽江军民府世袭士官知府、诰封中宪大夫严君木侯碑记》即《木东碑》，今不得见，云南省博物馆藏拓片。明万历十八年（1590）木旺撰文《觉显复第塔记碑》，碑原址云南省丽江县城南关坡，现移黑龙潭公园，云南省博物馆藏拓片。

木青（1568～1597），字长生，号乔岳，又号松鹤、长春，纳西族名阿胜阿宅。［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文学》载：“木青能诗善书，年二十九而殁。”明代云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冯时可撰《木氏六公传》评价其诗曰：“游意述作，怡情声律，其所著撰，如飞仙跨鹤，渺不可即；又如胡马嘶群，悲振万里。其书法，秀骨森然，飘洒若仙。”（清）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云：“木青诗‘轻云不障千秋雪，曲槛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供诗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柳绿销应有限，渚莲红褪岂无愁’，皆中土诗句也。”著有《玉水清音》，由其子木增于江苏汲古阁刻印成书，现已久佚不传。另外［光绪］《丽江府志略》、《丽郡诗征》、《滇诗拾遗》等收录其诗8首。

木增（1587～1646），字长卿，又字益新，号华岳，又号生白，纳西族名阿宅阿寺。九岁丧父，十一岁袭父职，为云南丽江土司。［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乡贤》记载：“木增阿得八世孙，万历间，袭丽江土知府……增又好读诗传，博极群籍，家有万卷楼，与杨慎张含唱和甚多。”木增的作品流传后世的有诗文百余篇，分别收在《木生白啸月堂诗空翠居集》、《山中逸趣》、《芝山云薖集》（卷一）、《光碧楼诗钞》等4部别集中，其中《光碧楼诗钞》已佚不传，另存读书札记《云薖淡墨》6卷。另外［光绪］《丽江府志略》、《丽郡诗征》、《丽郡文征》、《滇文丛录》、《滇诗拾遗》等收录其70余篇诗文。

木靖（1628～1671），字晓苍，号文明，纳西族名阿春阿俗，是丽江第二十一代土司，官拜丽江知府。性淳良，好诗书，常在万卷楼研读祖先著作。木靖热情接待外来文士，虚心领教，为人谦和，自幼爱好读四书五经和写诗文，常手不释卷。木靖非常博学，并对学者非常尊敬，他曾将木府所藏的书籍木刻成册刊行。［光绪］《丽江府志略》收其诗1首。

本次点校整理以家族为整体，概收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现存诗文别集及传世碑文。

《雪山始音》（二卷）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为底本标点；《隐园春兴》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家刻本为底本标点；《雪山庚子稿》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为底本标点；《万松吟卷》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末本氏重刻本为底本标点，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自刻本为校本；《玉湖游录》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冬旬刻本为底本标点；《仙楼琼华》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为底本标点，以（明）杨慎辑《雪山诗选》（三卷）、《云南丛书》等所选录诗文为校本。《芝山云薖集》（卷一）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为底本标点；《山中逸趣》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为底本标点；《木生白啸月堂诗空翠居集》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清中叶钞本为底本标点，以《云南丛书》等所选录诗文为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