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贝尔剧作《玛丽娅·玛格达莱娜》汉译考辨[1]
卢铭君[2]
民国延续了晚清初兴的“西学东渐”浪潮，文学翻译层出不穷。国人不仅翻译英文作品，随着德国日渐强大，也译介德语文字。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之后的伟大现实主义剧作家，在民国时期其作品纷纷被译为中文。黑贝尔代表作《玛丽娅·玛格达莱娜》（Maria Magdalena）被视为德国最后一部市民悲剧。民国时期的《悔罪女》被视为该作的首次汉译。本文从译的层面考辨Maria Magdalena的汉语首译，并梳理译文旁及的民国翻译界的“直译与汉译之争”。
黑贝尔被视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戏剧和小说以现实批判性见长。黑贝尔译介在华可追溯至民国时期。1923年6月，《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1号刊出唐性天译黑氏《牝牛》。[3]对黑贝尔青睐有加的还有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的杨丙辰及毛秋白等人。[4]在上述学者的推动下，中国掀起一股黑贝尔译介的小高潮。
大力推崇黑贝尔的文人是郑振铎。1926年，郑在《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中介绍19世纪中叶前后德国戏剧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位便是黑贝尔。他被誉为“近代戏曲全部运动的先锋”[5]。郑有如下译语：
赫倍尔（即黑贝尔，引者按）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势力，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力量。他以异常的原创力去看人生；他由人家向来没有看过的一个角度上去考察人类；他以为戏曲上只写外面的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剧场的真正事业，是表现灵魂的运动。[6]
给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黑贝尔的创造力和独特的视角。郑认为黑贝尔虽非“超等”[7]的戏剧家，但拥有重要地位。郑提及黑氏著作《犹狄士》、《基诺委瓦》、《赫洛尔与马利亚》、《尼泊龙琪》及《白那约》，认为它们是“表现人格的神圣权利与社会秩序之冲突的戏曲”[8]。
然而，被称为德国最后一部市民悲剧的《玛丽娅·玛格达莱娜》（Maria Magdalene，1844）在郑文中却付之阙如。这部三幕市民悲剧属黑氏核心代表作，原本以女主人公克拉拉命名，出版时才定为现名。标题让读者联想起圣经人物玛丽娅·玛格达莱娜。在形形色色的圣经传说中，她亲眼见证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她或是耶稣最亲近的追随者，或是罪人或赎罪者。剧名的宗教内涵赋予内容以特殊寓意。木匠女儿克拉拉是位乖巧顺从的姑娘。克拉拉未婚先孕。然而，当其未婚夫得知木匠原本预计给女儿配备的丰厚嫁妆落空后，转而追求市长的驼背侄女，这样一来，克拉拉腹中之子便将成为私生子。这对于道德感过分强烈的父亲来说会是个耻辱。克拉拉不愿玷污家庭的名声，拒绝了幼时恋人的求婚，乞求未婚夫娶她保全名声未果，最后选择投井自杀。
这出悲剧在华引起关注。1936年，汤元吉和俞敦培曾出单行本译文，标题被译作《悔罪女》，全书共103页。[9]就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该译本是目前学界已知的最早和民国唯一汉译。[10]但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近来发掘和整理民国报刊《德文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中的文学史料，发现早在1924年，该作便已被译为汉语，且其译者与《悔罪女》译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文月刊》系同济大学中学部创办的一份中德双语对照报刊。同济大学有深厚的德国渊源，历史上聘请了为数不少的德国教授。创刊主编便是德国籍教授中的一员——中学部教务长欧特曼教授（Prof.Dr.W.Othmer）。欧特曼主持了《德文月刊》第1～2卷。该刊主要由译作组成，供稿者主要是同济大学中学部的教师和学生，其中便有俞敦培[11]和汤元吉[12]。1924年1月至12月，《德文月刊》从创刊号到第1卷第12期分十部分[13]中德对照连载了“黑白尔”（即黑贝尔，笔者按）的Maria Magdalena[14]，主译是俞敦培，亦即1936年《悔罪女》的第二译者。《马利亚·抹大累纳》[15]并非由俞敦培独译。由于俞在此期间“身体不甚舒服”[16]，故第四与第五部分（第1卷第4期与第5期）由当时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部的詹大权代译。这也意味着，《悔罪女》并非黑氏作品的首次汉译，俞、詹合译版本比《悔罪女》早12年诞生并刊出。后者是迄今《玛丽娅·玛格达莱娜》有据可考的汉语首译，这只比唐译《牝牛》晚了半年。
卫茂平曾心怀遗憾地点评黑氏名著的汉译本：
赫贝尔（即黑贝尔，笔者按）另一部被译成汉语的剧作是《悔罪女》（今译《玛丽娅·玛格达莱娜》），汤元吉、俞敦培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00多页的剧本，未收译者留下的任何只言片语，抚摩翻阅之余，总让人有某种缺漏感。[17]
此言不虚，《悔罪女》的译者未留下“只言片语”。然而，这种“缺漏感”可由《德文月刊》弥补。俞在结束《马利亚·抹大累纳》的翻译之际，意犹未尽，撰文《译余言賸》剖析了黑氏作品的思想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从这一点来看，《马利亚·抹大累纳》显然比《悔罪女》立体得多，原因在于其丰富的副文本。《德文月刊》本为德语学习期刊，想必更愿意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对作者和文本多加介绍。1924年1月（即创刊号），译文前中德对照的《弗力特立 黑白尔小传》（下文简写为《小传》）通过歌德将黑贝尔拉进读者的视野：“歌德死后（1832）之剧本作家，当以黑白尔最为突出……所成剧本七大种，取材于历史、传说及现代社会，此即所以成其盛名者也。”[18]紧接着，《小传》将焦点聚集在《马利亚·抹大累纳》的女主人公身上：
马利亚·抹大累纳（即抹大拉Magdala城之人）之名，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及第七章第三十六节）本一悔罪女子，此处即指剧中之克拉拉，在剧本之末，以一死赎其罪者。[19]
这部剧作被标为“Ein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in drei Akten”，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现通常译作“市民悲剧”，这表明了剧作的种类和性质，也暗示了剧种的传统。德国市民悲剧的开山之作为莱辛《爱米丽雅·迦洛蒂》，该剧讲的是出身市民阶级的父亲为了维护女儿的贞洁手刃爱女。黑贝尔剧作中女儿的死也与父亲相关，父亲用高度的道德感约束自己和家庭，这原本是好事，但物极必反，克拉拉最终迫于压力自杀。《小传》在介绍时将市民悲剧译作“社会悲剧”，[20]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玛丽娅·玛格达莱娜》对市民悲剧传统的沿袭。这一点稍余遗憾。尽管如此，《小传》却透彻地理解了剧作的深义。该文引用《路加福音》点出剧名与女主人公的联系，深谙圣经人物玛丽娅·玛格达莱娜的传说与市民姑娘克拉拉命途的相通之处，解释了为何题名人物与所指人物有所出入。该文特别指出玛丽娅·玛格达莱娜乃一“悔罪女子”[21]，这一洞察有点睛之用，虽无直接证据，但这应是汤、俞译本的命名来源。
此外，在《德文月刊》第1卷第12期，俞敦培在连载结束时抒发感想：
（一）关于思想方面者：
人类之思想言行，中外古今，迁移变化，不能从同，然其不同者，不过因习俗风尚之有异，乃为分量上之不同，而按其品质，则无往而不同也，书中安通师傅之谨严过恒，其妻对于子女之优柔偏爱，克拉拉之不欲辱父偷生，卡尔之顽，处严父之下，局促不安之状，来安哈德之势力无耻，视金钱以转移其爱情，书记之憨直，击死伧夫为克拉拉复仇；凡此种种人物，求之中国社会中，再在皆可遇之，此所谓品质之同也，剧中宗教思想，浓厚非凡，其支配日常言行之势力实大，此种现象中，中国则从未有之，然孔氏伦理势力之大，亦堪与之比拟，又中国之女性社交，历来限制极严，男女引动爱情之机甚少，其弊在违反人类天性，蔑视女性人格，然流弊亦少，故克拉拉之结识来安哈德及书记，因以酿成惨剧者，在中国实不多观，今社会交际已渐公开，然则爱情发生之机，亦将稍稍展开矣，此所谓分量之异也。
剧本作家，惟在根据此同与不同之点，为忠实之描述，故能具普遍之性，使人欣赏。[22]
俞敦培从比较的视角勘察中西异同，一一点评书中人物，批评克拉拉之父安通过于严苛，克拉拉之兄卡尔顽劣，克拉拉未婚夫来安哈德奉行拜金主义。中西人性相通，这些品行在中国也存在。中西相异之处在于西方宗教思想仍主宰人的生活，在中国虽无等值的宗教，但儒家能与之相提并论。最后俞联系中国现实，认为中国对女性限制严格，结交异性的机会少，类似惨剧较少。联想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掀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俞在此颇有赞同女性解放、提倡尊重女性之意。
晚清民国时期，翻译渐盛，翻译理论渐成雏形，翻译技巧讨论渐长。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成为中国现代译介理想的里程碑，与此同时，直译和意译之争从未有定论。意译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性的翻译方式，代表人物是林纾；直译更倾向于对应原文内容，代表人物是周氏兄弟。陈平原曾论：
“直译”在清末民初是个名声很坏的术语，它往往跟“率尔操觚”、“诘屈聱牙”，跟“味同嚼蜡”、“无从索解”，跟“如释家经咒”、“读者几莫名其妙”联系在一起。[23]
实际上，当时的翻译界对直译和意译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陈平原继而解释说，直译指“初学者一字一词的对译，应是后来所说的‘硬译’、‘死译’”[24]，这与当下的直译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意译在晚清民初占据主导地位。从史料来看，在民国时期，除了耳熟能详的大家，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对此发声之外，年轻一辈的德语学人也曾阐发见解和参与讨论。俞敦培在剖析黑贝尔剧作思想后写到“译文之方法有二，一曰意译，一曰直译，意译求其达，直译求其能解释原文，予读者以便利”[25]，显然俞受了严复“信达雅”翻译评判观点的影响，赞成意译是为了“达”。俞译采用直译，注重“句句对照”，得到的结论是“完全直译绝对不可能是也”[26]，他分析直译之弊端：
直译之弊，在于但只注意单字及文法上之排列，而忽略意义上之结构，结果成为字典式之翻译，存其皮毛而远其神态，读之索然无味，盖字句仅为表现思想之工具，同一思想，而表现之方式，所谓语气风味者，中外实难强同，思想虽藏于字句之间，然为整个的，流动的，不可分析，惟能以心理感觉之……[27]
俞认为对照式翻译最终导致译者注重字词的排列和语法的对错，忽略文学思想之传达，中西差异迥然，然而“传神”的关键不在于能否一一对应翻译。《德文月刊》中德对照的形式“剥夺”了俞施展译者自由的空间，想必他在对照着直译时会有词不达意的遗憾，心生隔靴搔痒之感。在直译和意译之外，俞提出“理性的翻译”：
而翻译之使命，必非为字句之意义乃引渡此种原文之思想也，是故译者译文须先彻底了解原文之意义，字里行间，已无半点疑惑，然后融会于心，揣摩中文之语气，笔而出之，经此一番融化，则所译之文，自有整个的、流动的原作之思想存于其间，必无晦涩难明之处矣，此种翻译，可名之曰理性的翻译。[28]
俞倡议：译者在完全了解原文后，将原文之意义渗透至中文中，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一致，完整并且将原文中变化的思想传达出来。此译法是较为理想的状态。
四年后，《悔罪女》第一译者汤元吉在其所译《春醒》（1928）的《译者序》中进一步讨论直译和意译：
……说到译书的问题，常见有直译和意译之争，据我看来直译至低限度也要做到信、达两个字；那末这和意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举一个浅近的例来说：如果现在有一位西洋人翻译中国“原璧奉赵”这句话，他不老老实实的译作奉还两个字，偏要照着原文译为“原璧奉赵”然后再加上许多的注解，这种直译的方法，岂不是世间第一等笨伯做的事吗？[29]
汤元吉紧接着大篇幅地援引“朋友”俞敦培的《译余言賸》，[30]一来可见两人确实交情匪浅，二来汤明示对俞观点的认同。汤批判译者曲解直译之意，死板地对照翻译，无法达到信与达。汤比俞极端，他公然反对直译，认为“直译云云，简直是一个不通的名词”[31]，但他也批驳将意译理解为“任意翻译”[32]的观点，认为意译也要实现信与达。
俞敦培译毕做自我检讨：“于语气之间，不能贯注，翻读一遍，自觉歉然，不得不认为失败”[33]，俞否定了《马利亚·抹大累纳》的译文质量，自认译文不尽如人意，其中大概也夹杂着中国人传统的谦卑姿态，应也是汤俞二人联手重译此文的原因之一。两人重译该剧，出版了省却副文本的单行本《悔罪女》，从而未能展现此前俞敦培的详尽讨论。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 “近代中国德文报刊文学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19VJX102）的阶段性成果。
[2] 卢铭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3]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59页。根据小说内容，这篇应是黑贝尔于1849年发表于《媒体》（Die Presse）上的中篇小说（Novelle），德文标题为Kuh。
[4] 杨丙辰是译介黑贝尔的一员“大将”，他在1926～1941年间先后在《沉钟》《莽原》《未名》《文学》《文学评论》等杂志翻译了黑贝尔的《高等卫生顾问官的夫人》《马韬》《列人家内一宿》等作品，并于1941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赫倍尔短篇小说集》。毛秋白曾译黑贝尔《蜡烛》（1934）。
[5] 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小说月报》1926年17卷第9号，第11页。
[6] 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小说月报》1926年17卷9号，第11页。
[7] 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小说月报》1926年17卷9号，第11页。
[8] 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小说月报》1926年17卷9号，第11页。
[9] 〔德〕黑贝尔：《悔罪女》，汤元吉、俞敦培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 如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第159～161页）、查明建与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第220页）等著作只提及《悔罪女》。
[11] 俞敦培的材料稀少，从他译著的为数不少的医学文章如《滋补药效力之研究》（《社会医报》，1931年第152期，第2392～2394页）等，笔者推断他结束中学部的学习后学了医科。
[12] 汤元吉曾在同济大学中学部学习，1923年赴德留学，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除德语文学方面的译文，他还翻译了化学专业的书籍，如《化学学校》《化学原理》。参见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652页。
[13] 《德文月刊》原计划每月一刊，但第1卷第6、7期以及第8、9期合并出版，因此第1卷共出10本。
[14] 《德文月刊》刊登的标题即是如此，疑有误。该剧初版之时封面标题为Maria Magdalene，详见 Friedrich Hebbel：Maria Magdalene. Hamburg 1844。
[15] 第1卷第1期刊登的译名为“马利亚抹大累纳”，从第2期起，标题加了个逗号“马利亚·抹大累纳”。因后者出现频率较高，故本文采用后者。
[16] 黑白尔：《马利亚·抹大累纳（4）》，詹大权译，《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4期，第120页。
[17]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61页。
[18] 《弗力特立 黑白尔小传》（1813—1863），《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第14页。
[19] 《弗力特立 黑白尔小传》（1813—1863），《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第14页。
[20] 《弗力特立 黑白尔小传》（1813—1863），《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第14页。
[21] 《弗力特立 黑白尔小传》（1813—1863），《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第14页。
[22]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
[2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37页。
[24]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37页。
[25]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
[26]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
[27]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
[28]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
[29] 汤元吉：《译者序》，载〔德〕卫德耿《春醒》，汤元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第7～8页。
[30] 汤元吉写道：“我底朋友俞敦培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有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谈话……”汤引了“直译之弊……而无晦涩难明之虞矣”，篇幅颇大。参见汤元吉：《译者序》，第8页。
[31] 汤元吉：《译者序》，载〔德〕卫德耿《春醒》，汤元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第9页。
[32] 汤元吉：《译者序》，载〔德〕卫德耿《春醒》，汤元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第9页。
[33] 俞敦培：《译余言賸》，《德文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