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1934）译本赏析[1]
侯素琴[2]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德国现实主义儿童小说Emil und die Detektive在中国的首译本《爱弥儿捕盗记》。文章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德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指出《爱弥儿捕盗记》与同期儿童观、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理念的关系，然后从儿童本位、文化本土化和道德教育三个角度来评析译本。通过具体例证，说明译本从多个层面着力践行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观，是同期外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引言
20世纪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于1928年出版了他的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3]。这部小说代表着德国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兴起。随后，小说不断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不仅在欧美国家，甚至在几年后也被引入亚洲，包括日本和中国。20世纪末，在一本关于凯斯特纳世界影响的论文集的前言中，编者曾说：本国形象和外来形象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埃米尔擒贼记》为主的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是这个交流过程中的一个模板，始终显示出惊为天人的灵活性和可塑性。[4]小说在德国出版6年之后，即1934年，中国译者林雪清将其译成中文，书名为《爱弥儿捕盗记》。在德语语境中，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其中的现实主题：首先，小说强调儿童本位。儿童以独立的身份出现，是小说的主角，或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他们互相团结，事件的发展以他们为中心；其次，小说纳入了20世纪初的大都市主题，并反映有关现实社会的问题；最后，小说适时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儿童主人公的自我感受。
民国时期德国儿童文学在中国
20世纪初，不仅在欧洲，在中国也提出了“儿童本位”的观点。早在1914年，周作人在《学校成绩展览意见书》中明确提出：“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行之。”[5]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也提出“幼者本位”和“以孩子为本位”。甚至有观点认为，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之行促成了中华文学界的“儿童中心说”。1920年，周作人在北平孔德学校演讲，题目为“儿童的文学”，他说明：“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与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与戏曲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意思。”[6]由此看来儿童文学与原始文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周作人同时指出，“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想象，生活富足等），——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和习性，当作副产物（教育功能）。”[7]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前，以童谣、儿歌、神话传说、童话等为主的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摇篮。1917年开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起步，“五四”运动功不可没。这时儿童观发生很大改变，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也积极投入儿童文学活动中，甚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儿童文学运动”。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如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积极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中，多以童话为主。1927年后，左翼文艺运动给中国的儿童文学注入新的血液，现实主义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流。左翼文化注重对儿童的道德教育，这符合周作人阐述的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他在文中描述道，幼儿前期（3～6岁）多是被动的想象，“就是联想的及模仿的两种，对于现实和虚幻，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后期，观察和记忆作用逐渐发达，得了各种现实的经验，想象作用也就受了限制，须与现实不相冲突，才能容纳；若表现上面，也变了主动的，就是所谓构成的想象了。少年期的前半大抵也是这样，不过自我意识更为发达，关于社会道德等的观念，也渐明白了”[8]。所以，在童话、诗歌、歌谣等文学形式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承载着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民国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引入中国，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经历了第一次高潮。西欧著名文学作品，如安徒生、王尔德等人的童话，被翻译成中文。到30年代，随着时代变更，外国儿童文学译作范围不断扩大，经历了第二次高潮。现实主义小说进入翻译家们的视野，比如鲁迅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小说《表》（1935）。小说以一块金表为线索，写流浪儿彼蒂加在教养院转变成长的故事。他谈到翻译的目的，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9]《表》的译介引起当时儿童文学界的注意，现实主义的文学主题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德国儿童文学在民国时期的译本，尤其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童话为主。如德国作家至尔·妙伦（Hermynia zur Müller）的《劳动儿童故事》（钱杏邨，1929，第177页[10]），《小彼得》（许广平，1929，第181页），《格林童话》（全译本）（魏以新，1934，第256页），甚至瓦格纳的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中的《莱茵河黄金》（高君箴，1929，第183页）等。据考证，在鲁迅的《表》出版的前一年，《爱弥儿捕盗记》就已经由儿童书局出版。但是，在编年史中未见关于《爱弥儿捕盗记》的只言片语。在民国儿童文学的文论集中，也未见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小说几乎淹没在民国时期众多译作中。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儿童书局从1930年创办起，到1949年出版人张一渠迁往香港，《爱弥儿捕盗记》从1934首译本出版之后，到1947年总共发行了11版之多，足以见得儿童书局对这部小说的青睐程度，以及受众面之广，并不局限于学生读者。
另外，在编年史中也未见林雪清的名字。经过多方查证，笔者发现，法国作品《苦儿流浪记》的译者章依萍的合译者为林雪清。另外，林雪清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933）和欧森外的《舞姬》（1937），所以这就造成一定的困扰，不知林雪清先生的《爱弥儿捕盗记》是从德文、法文还是日文翻译而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大出版家吴朗西先生[11]。吴朗西先生曾求学于东京上智大学，主攻德国文学，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中提出，鉴于20世纪末30世纪初的出版现状，即“上海书店和出版社争出销数比较大，资金周转比较快的杂志，至于单行本，连创作的小说都不愿意出，更不用说翻译小说了”，提出 “……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因此，吴朗西先生决定建立自己的出版团队，“我们打算专出外国的文艺书。我屈指一算，我们接近的朋友能翻译英文的有巴金……，能翻译法文的有马字融……，能够译日文的有伍禅、张易、林琦（林雪清）、黄源和我等。我还可以翻译德文，我们就出我们这些人的翻译书。”[12]这里明确提到了林雪清，足以提供一个线索，《爱弥儿捕盗记》有可能是从日文翻译而来。同期，日本于1932年上映了Ufa-Film的电影《埃米尔》，于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译自英文的日文版的《埃米尔擒贼记》[13]，日本著名的出版人和日耳曼学者以及儿童文学研究者Fujita Tamao先生对凯斯特纳的作品赞誉有加。林雪清与这本日文版的译本是否有渊源，还有待探究。
既然目前还无从考证，那么笔者以德文版的小说作为原文来探讨林雪清译本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国时期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和定位，以及译文与民国时期儿童文学理念的关系。1922年，《新青年》的主编陈仲甫曾表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14]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同时，“一部‘儿童文学’必须有明晰的故事（结构），使得儿童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怎样的人是好的，怎样的人是坏的”。他毫不讳言儿童对英雄的崇拜，“儿童是喜欢那些故事中的英雄的，他从这些英雄的事迹去认识人生，并且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15]基于上述讨论，下面将从译文如何体现“儿童本位”、译文的“中学为体”以及译文的道德传递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林雪清译本坚持民国时期“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理念。小说翻译在保持原文意味的基础上通过添加各种元素让故事丰满起来。凯斯特纳的文字带有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新客观主义的特点：冷静，客观，不加过多的修饰，止于叙述，重点在于再现现实。在林雪清的译本中，作者在某些情节会加入更多的描述，使人物的行为变得具体形象，故事的发展显得更加流畅，符合小读者们的阅读习惯。比如：“慈爱的母亲又吩咐爱弥儿”（7）[16]，“眼花为之缭乱 现在是做不到的啊”（53）等类似的描述是原文中完全没有的；“啸啸地吐着水蒸气，慢慢地开出车站”（19）中的“啸啸地”和“慢慢地”也是译者添加而成，从而形成一定的画面感；“Drehte sich langsam um und ging nach Hause”被译成“无精打采地慢步走回家”（20），可以看出不仅是表面上的动作，内心的活动都有所体现。在例1中，译者的译本运用儿童讲故事的口吻和重复等手段来讲述一件事情，符合低年龄段儿童的阅读习惯。
例1：
原文：Ich natürlich hinterher，kannst du dir denken.Dann auf die Straßenbahn.（84）
译文：你知道我以后是怎样来追踪的呢？他跳上电车，我也跳上电车，他老坐在电车，我也老坐在电车，他跳下电车，我也老跳下电车，跟着追来。（69）
例2：
原文：“Wahrscheinlich Ferien”，knurrte er verärgert und band sich den Schlips um.（122）
译文：“今天一定是学校放了假吧。”“不，说不定小学生在开什么庆祝会呀？”“不，不……看那小孩子逛着足球……开的或许是运动会吧。”葛伦丹一边结着领带，有点莫名其妙地烦躁地自问自答说。（120）
在例2中，译者将原文一句简单的猜测扩展成一小段自问自答式的文字，涉及了原文中不曾提到的庆祝会、足球、运动会等活动，比较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游戏实践，容易引起儿童的共鸣。
译文中对人物的称谓同样符合孩子的身份。孩子们对那个贼有不同的称呼，原文中多处以“Dieb”出现，译者却从孩子们的角度把“Dieb”分别译成恶汉、畜生、贼人等。孩子们对伙伴的称呼换成“诸君”，符合他们模仿和扮演大人角色的游戏特点。“诸君”这个称呼主要是由“教授”口中而出，而“教授”是这个侦探团队的核心和领导人物。吹喇叭的古斯塔夫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在他看到爱弥儿的时候喊出的是“Mensch”，林雪清译为“土老儿”，这样的称呼既体现出作为城里人的古斯塔夫身上所带的优越感，又符合爱弥儿初入大都市给人的印象。
除此之外，译文区别于原文冷静的文风，运用了大量的中文语气词，比如哦，吧，哩，啦……这些语气词使行文活泼起来，充满了童趣。
例3：
原文：...arbeitete unermüdlich，damit sie zu essen hatten und die Gasrechnung，die Kohlen，die Miete，die Kleidung，die Bücher und das Schulgeld bezahlen konnten.（36）
译文：……不顾性命，来死劲地劳苦赚钱。为了要维持一家的费用——譬如自来水费啦，煤炭费啦，房租和母子两人的食费啦，—— （10）
原文客观冷静，译文运用了语气词之后，让生计的话题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切合儿童的观察现实问题的角度。
例4：
原文：Der Kerl nahm sich ein Auto，wir ein andres，verstehst du，und immer hinterher，bis er hier ausstieg.Er hat ein Zimmer genommen und ist jetzt oben.Guckt wahrscheinlich nach，ob wer unterm Bett liegt und mit sich Skat spielt.（104）
译文：哦。那家伙坐了汽车哪。所以我们也叫了汽车跟到这里来呃。他已经开了房间，现在就住在这旅馆的楼上。恐怕他现在正在拿着筷子当卦在卜吉凶，或是搜查床底下看有没有人躲在他房里呢。（96）
原文简单直接地描述了孩子们进入游戏的程度，在译文中出现如哦、吧、哪、呢等语气词，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孩子们兴奋的心情。由此可见，儿童小说中的游戏精神在林雪清的译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到“儿童本位”的问题，真正尝试通过语言，来引导小读者感受小说。
第二，在“儿童本位”的指导下，林雪清的译本里注重信息的中国本土化。首先，钱币单位。原文中为马克，在译文使用了中国的货币单位，比如hundertvierzig Mark在译文中是“一百四十块”，fünf Mark und siebzig Pfennig译为“二元七角六分”，这里显然进行了货币换算。原文中的Geld、Mark等名词被译成“铜板、银钱”等。其次，特定的称呼、物品、活动和场所的翻译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比如Frau Wirth被称为卫尔实妈妈，Mein gutes Kind在中文译本中变成少爷，Film不再是“电影”，而是被译成中国传统的“武戏”，der Portier成为中国常见的“账房”，der reiche Mann是一个“发财的少爷”。另外，谚语和俗语的表述更适合中国儿童的理解，贴近他们的生活和语言习惯。比如：
例5：
原文：Nennen wir uns alle von morgen ab nur noch Moritz.（86）
译文：那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73）
例6：
原文：Verleumdet erwachsene Menschen！（69）
译文：敲大人的竹杠。（51）
例 7：
原文：Jacke wie Hose.（143）
译文：横竖半斤八两也还不是一样的。（147）
例8：
原文：Wünschte dem Detektiven Hals-und Beinbruch.（97）
译文：说了一声“再会”。（87）
如果将上述例子中的原文直译，会让人不知所云，例5中的“Moritz”是人名，在德语短语中通常指头脑简单的小孩儿，例7中的“Jacke wie Hose”是两个服装的名称，而例8中的“Hals-und Beinbruch”也不是真的断了脖子和腿，而是对对方的一种祝愿。而译文中的“耻辱”、“敲竹杠”、“半斤八两”和“再会”就源于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符合中文的行文习惯，也能传递原文的意思。
最后，在译文的若干段落，译者进行了中文的再创作，符合在中国国情下此类人物形象的语言习惯。
例9：
原文：Ich weiß nicht，aber der Realschüler Emil Tischbein aus Neustadt gefällt mir nicht.Erst schmiert er ehrwürdige Denkmäler voll.Und dann lässt er sich hundertvierzig Mark stehlen.Vielleicht sind sie ihm gar nicht gestohlen worden？Wer Denkmäler beschmiert，der lügt auch.Da habe ich meine Erfahrung.Wahrscheinlich hat er das Geld im Walde vergraben oder verschluckt und will damit nach Amerika？Den Dieb zu verfolgen hat nicht den mindesten Sinn.Der Realschüler Tischbein ist selber der Dieb.Bitte，Herr Polizeipräsident，verhaften Sie ihn.（64-65）
译文：本职对于新城小学生爱弥儿，虽无特别意见，然终不能有好感。此人从前曾以色铅笔涂抹一位高贵的纪念像，而此次的报告，忽遭一百二十元之失窃，本职亦殊难以置信。因此人既敢于高贵的铜像上任意图绘，则当不难故为虚报。这是本职根据经验上所得的结论。依本职的推想，此事系由他因谋赴美洲或其他目的，而将该款埋藏于森林内，或竟吞入腹内，希图藏匿无疑。除此之外，别无寻获犯人之可能。本职认为彼爱弥儿者，实即为此案的真犯，宜即加以逮捕！（47）
原文讲的是，爱弥儿想象出来的小城警察对他和他的恶作剧的评判，使用问句和表示猜测的副词。虽然语言出自警察之口，但带有孩童以成年警察的口吻说话的意味。在译文中，同样的内容以公文的方式出现，肯定的语气树立了警察的权威，体现了中国境内警察与普通孩童之间的距离。与原文不同，译文中是以成年警察自身的口吻而述。上述例子真正体现了“中学为本”，通过中国文化和生活现实的代入，减轻了小读者对外来文化的疏离感。
第三，在坚持儿童本位、引入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译本仍不忘渗透对儿童的教育。译本删除了原文中的前言。前言是作家凯斯特纳推崇的一种形式，他一直认为前言是花园里那条通往房门的小径，所以他在自己的前言里花了大量笔墨讲述了这个故事的成因和他的意图。在林雪清的译本中，由编校者徐晋撰写的《一个读者的话》取代了凯斯特纳的前言，特别提出，“我读了爱弥儿捕盗记，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训，‘做事要勇敢要机警，不但是捉小偷’”。[17]从一开始，教育意义就决定了译本的基调。在正文中，译者在很多段落旁边都加有着重号，这在德语原文中是没有的。这些着重号所标注的文字除了是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之外，更多地传递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描述，也承载着对孩童道德教育的功能。
例10：
原文：Er wollte wissen，wer mit dabei war.Und das kann ich ihm nicht sagen.Das ist doch Ehrensache。（59）
译文：这倒没有关系，不过他一定要追问我那时候同我在一起的一班小朋友，我可不能告诉他，因为那是卑怯的行为啦。（39）
例 11：
原文：Er hat zwei Tage am Telefon gesessen.Er hat gewusst.Er hat gewusst，was seine Pflicht war.Und er hat sie getan，obwohl sie ihm nicht gefiel.Das war großartig，verstanden？Das war großartig！Nehmt euch an ihm ein Beispiel！Und nun wollen wir alle aufstehen und rufen：Der kleine Dienstag，er lebe noch！（168）
译文：他整整两天只有守牢着电话，寸步不离的，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义务，无论什么地没有意思，他也能够遵守自己的义务。义务是得遵守的，凡是聪明一点的人都明白了的，不过这是很难做到的。晓得了吗？这是一种很好的行为，大家都非得拿他来做模范不可。那么，我们大家站起来，给礼拜五唤三声万岁。（182）
以上述段落为例，标注有着重号的地方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这与同期的童话翻译不谋而合。1928年11月，戴望舒翻译了法国作家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在《译者序引》中，他指出，“……贝洛尔先生在每一个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是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18]在《爱弥儿捕盗记》中，译文延续了德语原文的方式，将道德训诫穿插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并且在相关部分标注符号，这与周作人所提出的先提供“效果”，再提供“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和习性”不谋而合。再者，通过小说角色的口吻进行道德教育，有助于帮助小读者积极思考有关社会、人性和道德的问题，符合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宗旨。
直译与误译
上文中提到的是译者秉承民国时期儿童本位的理念，通过删减、添加、改译等方式所完成的段落。整本小说中，也不乏译者努力保留德语小说原汁原味的尝试，比如姓名、地名等，甚至有关德国当时的总统兴登堡都被放入译文中（原文中并未提到兴登堡）。在如下段落，直译过来的中文表述也同样让读者读得酣畅淋漓，就这点来讲，足以看出译者在这方面的努力。
例12：
原文：Was hatte es denn im Grunde für einen Sinn，dass er sich hinter einem Zeitungskiosk verbarg，als wäre er selber der Dieb und nicht der andere？Was hatte es für Zweck，dass er wusste，der Mann säße im Cafe Josty an der Kaiserallee，tränke helles Bier und rauchte Zigaretten？Wenn der Kerl jetzt aufstand，konnte die Rennerei weitergehen.Blieb er aber，dann konnte Emil hinter dem Kiosk stehen，bis er einen langen grauen Bart kriegte.Es fehlte wirklich nur noch，dass ein Schupomann angerückt kam und sagte：Mein Sohn，du machst dich verdächtig.Los，folge mir mal unauffällig.Sonst muss ich der Leider Handschellen anlegen.（82）
译文：为什么自己却要像盗贼一样躲起来呢？就算知道了那个人坐在恺撒马路的约斯特咖啡店里，喝酒抽烟，那又有甚用处呢？如果那男子一站了起来走出去时，那便非得开始追踪不可。但是，如果他永是坐在咖啡店里不动呢，那自己不是要在这卖报台的背后躲到胡子变白了吗？而且，假如有十位警察跑得来开口便说：“你的行动颇有可疑，偕我到局里去！”要反抗的话，我就得上手枷了，这不是万事皆休吗？（66）
上述文字把爱弥儿的焦虑和紧张不安的心情都刻画出来，虽然某些字句有些变化，但基本保持了原味。
例13：
原文：Hinter ihm Kinder，rechts Kinder，....（126）
译文：前后左右都是小孩子 ……（126）
同原文一样，这里的译文简单精练，在不存在文化差异和误解的段落，译者基本采用直译方式，保持小说前后的一致性。
同时，小说译本也有与原文不相符的地方，或称其为误译，比如五万块钱跟原文出入太大，不符合换算的标准。是否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或许这是从日文或是英文翻译而来，不得而知。这样的误译在很多小说中都难免存在，所以并不影响译文整体的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儿童文学备受众多学者和译者的关注，儿童教育也是五四运动之后教育界的一个主要关注领域。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同期对《爱弥儿捕盗记》的评论，但通过笔者对林雪清译本和小说德语原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译本在诸多方面与同期的儿童本位和儿童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就算是在今天，林雪清的译本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意味，还适时加入本土文化元素，加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尽可能地完成小说的教育功能，或许这正是该本译本在民国时期不断再版的原因。
[1] 本文原载于《出版广角》2020年第6期。
[2] 侯素琴，西安外国语大学。
[3] 小说Emil und die Detektive现在通行的中文译名为《埃米尔擒贼记》。
[4] Bernd Dolle-Weinkauff，Hans-Heino Ewers （Hg.）：Erich Kästners weltweite Wirkung als Kinderschriftsteller. Frankfurt a.M.2002，S.1.
[5] 周作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刘绪源辑笺，海豚出版社，2012，第80页。
[6]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43页。
[7]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42页。
[8]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45页。
[9] 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译文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34页，转引自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98页。
[10] 本段落中的页码出自吴翔宇、续建豪：《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1] 吴朗西先生曾翻译《伊索寓言》和《里尔斯历险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12] 吴朗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195页。
[13] Bernd Dolle-Weinkauff，Hans-Heino Ewers （Hg.）：Erich Kästners weltweite Wirkung als Kinderschriftsteller，Frankfurt a.M.2002，S.339.
[14] 吴翔宇、续建豪：《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262页。
[15] 江：《关于“儿童文学”》，《文学》1935年第4卷第2号。转引自吴翔宇、续建豪：《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263页。
[16] 括号中的数字为译文在林雪清《爱弥儿捕盗记》（儿童书局，1934）中的位置，德语原文在Erich Kästner：Emil und die Detektive. Berlin 1975中的位置。下同。
[17] 林雪清：《爱弥儿捕盗记》，儿童书局，1934，第1页。
[18] 转引自吴翔宇、续建豪《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