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连方言的分区、语音特点及形成

以往对大连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区、语音特点和大连方言的形成等方面。

一 大连方言的分区和语音特点

1934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之《语言区域图》中，大连方言属于“中国语系”之华北官话区。1939年的《中国分省新图》之《语言区域图》中，大连方言属“汉语系”的北方官话区，1948年版《中国分省新图》沿用上述说法。

《辽宁语音说略》（宋学等，1963）依据辽宁47个市县的普查材料，把辽宁方言分为4区。大连方言属于第一和第三两区。具体说来，大连长海县、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庄河县（今庄河市）为第一区；大连市、瓦房店市是第二区。文章指出了两区的语音差别，并附有6幅方言地图和代表方言点（大连有长海县、新金县、大连市区）的声韵调表，是比较可靠、权威的研究大连方言的早期材料。

《官话方言的分区》（李荣，1985）把官话区分为7区，大连方言被划归胶辽官话区，该区的特点是“古清音入声今读上声，与其他六区分开”，此后“胶辽官话”的术语被学界沿用至今。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把官话分成8区，大连方言属于胶辽官话区登连片。该片的主要语音特点有：古知庄章组今读两类声母，古见系字今读[c-ch-ç-]声母。《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2010）对大连方言的分区也与上书相同。

《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仍把大连划为登连片，认为该片区别于其他片的主要语音特点是：古知庄章三组字声母分两类，部分古次浊入声字与清入的读法相同，古蟹止山臻四摄合口一三等韵的端系字多数没有[-u-]介音，古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字韵母一般读[ɣ]（[ə]）或[ɛ]，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读[ɚ]，古影疑母一等字今读零声母，阴平多读降调，上声多读低降升调。登连片下分3个小片，大连市金州区、庄河市、普兰店市和长海县属于烟威小片；大连市旅顺口区、沙河口区、中山区、西岗区、甘井子区和瓦房店市属于大岫小片。烟威小片的语音特点：古次浊平声字分读阳平和阴平两类，威海等地阳平和去声合并只有3个调类，文登荣成古全浊声母逢仄声读不送气、逢平声时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文登荣成有一部分团音字读[c-ch-ç-]、口语中读[ts-tsh-s-]，牟平威海等方言山摄细音入声字与觉药两韵字韵母不同。大岫小片的语音特点：不分尖团，都读[tɕ-tɕh-ɕ-]，阳平调读高升调35（或45）。

除分区研究外，目前对大连方言的语音也有一定研究，相关研究论著主要有以下一些。

《东北黄海沿岸几个地方的语音问题》（金贵士，1959），研究大连下辖的庄河县（今庄河市）、新金县（今普兰店市）、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长海县的黄海沿岸方言的语音问题，指出黄海沿岸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上的共同特点，并注意到当地有读书音和说话音的不同。该文没有使用国际音标；字音多是举例性的，没有说明音类的分合规律；作者仅调查金县华家屯人民公社和新金县普兰店人民公社两个方言点，其他方言未调查，材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长海方言的内部差异》（于志培，1985），把长海县主要居住岛屿方言分为石广区、长山区和獐海区，描写三区语音的共同特点以及在分尖团、古知系声母的分化、声韵配合情况和声调四方面的语音差别，并从山东半岛邻近方言移民的角度做出解释。该文没有使用国际音标，多是举例性说明语音特点，没有指出古知庄章组声母今读的分化规律。

《长海方言的儿化与子尾》（厉兵，1981），讨论长海县大长山岛镇方言的声韵调、两字组连调情况，列出儿化韵，说明儿化韵和基本韵的关系、儿化韵的特点以及子尾的读音情况、用法等。

《大连方言语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董岩，2008），将大连及下辖县市的10个方言点分为大连、庄河、长山三类，对大连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进行分类性描写分析，初步揭示大连方言的地域差异，并参照中古音分析大连方言语音的演变。

《庄河音系内部差异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董琼瑜，2014），对庄河市区话和步云山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及声韵拼合关系进行对比，说明庄河方言的内部差异。

除此之外，《胶辽官话研究》（罗福腾，1998）和《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2010）中也有涉及大连方言的研究内容，兹不赘述。

目前对大连方言的分区和特点已有一定的研究：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大连方言的分区较之旧版更加细致，反映近年来大连方言语音研究的深入；《辽宁语音说略》《东北黄海沿岸几个地方的语音问题》《长海方言的内部差异》《大连方言语音研究》对大连的黄海沿岸方言、非沿岸方言的差别及长海县方言的内部差异有一定的描写，尤其是董岩把大连方言归结为大连型、庄河型和长山型，三种类型的语音特点或者完全相同，或者彼此不同，或者互有交叉，初步揭示大连方言的地域差异。

但目前对大连方言差异性的研究仍远远不够，首先对大连方言没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以往对大连方言的研究只是限于几种类型。语言是渐变的，这几种类型之间有没有过渡阶段，或者说大连方言是否还有别的类型呢？另外，大连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除汉族外，满族人口最多。大连的满族人也说汉语，但与当地汉族汉语的语言面貌有所不同。大连地区的黄海沿岸方言与非沿岸方言的不同，与满族人、满族汉语有无关联？与满族人的分布有无关联？总之，对大连方言地域差异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地域差异形成的原因也无从知晓，对民族差异的研究没有展开，大连方言的语音研究有很多可待挖掘的空间。

二 大连方言的形成

以往对大连方言形成原因的探讨，往往涵盖在辽东半岛方言或者说东北胶辽官话的形成原因里。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是“移民”说，即认为“辽东的胶辽官话是胶东地区的胶辽官话跨海北渡的结果”（《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这种观点在罗福腾的《胶辽官话研究》中始见端倪，他认为“清代初期、中期大量涌入辽东的胶东移民，把胶东话带到了辽东半岛地区，从而奠定了辽东半岛方言的基本面貌”。他从移民的祖籍来源、时间先后的角度解释辽东半岛方言和吉林省通化地区方言的语音差别，认为这种差别是一种时代层次的差异：“辽东半岛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登州府和莱州府，迁入时间集中于清代早期和中期。胶东移民的方言奠定了大连、丹东、营口方言的基础”；“清代后期和民国年间，山东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移民和辽东半岛二次搬迁的山东人口涌向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地区，奠定了桓仁、宽甸、通化、白山、长白、临江、抚松等方言的基础”。

我们认为，清朝乃至民国从山东到辽东半岛（甚至更北地区）的移民是历史事实，移民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方言的渊源关系，但大连方言的地域差异是以往单纯的移民说解释不了的。此外，虽然学界认为“东北地区的胶辽官话是山东半岛的居民带过来的”，“辽东半岛的南部与胶东地区的胶辽官话更为接近”（张树铮，2007），大连方言又是辽东最具有胶辽官话语音特征的，但目前并没有大连方言与胶东方言的对比性研究，因此对大连方言与胶东方言的关系、大连方言的形成历史等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总之，与山东胶辽官话的研究相比，大连方言的研究工作比较滞后，因此也可以说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