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吐鲁番地区历史悠久，自有记载以来便是民族往来交流之地。吐鲁番地区在先秦至西汉时期属于姑师国范围，西汉时期姑师国一分为八，车师前国居姑师国旧地且统领其他七国，一般称为车师国。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后车师归汉，中原汉族开始进入该地区。公元前48年西汉王朝设置戊己校尉，同时或稍后在此设置了诸多军事壁垒，“高昌壁”是其中一个，且为戊己校尉治所。高昌便逐渐发展，魏晋之际初具城市规模。其后，高昌又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诸时期，直至回鹘、蒙元到清代的吐鲁番至今。

公元4～8世纪是中国北方各民族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而吐鲁番地区又是民族交流汇聚之地。该时期吐鲁番地区曾存在过车师、匈奴、柔然、敕勒、吐谷浑、突厥、突骑施等漠北和西北游牧民族，还有龟兹、焉耆、鄯善等西域诸族，再有粟特、波斯、天竺等异域外族，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尤其是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地区，不同族属民众长期相处，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共同承担赋税徭役，甚至互相通婚，组建家庭。日常交往中他们的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等必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涵化，进而影响当地整个社会，并且在当时的应用文书中有所体现。所以，利用出土文书这种“同时资料”对该地区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切实可行。

从目前情况看，吐鲁番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多从政治、人口、民族通婚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往往忽略语言这一民族重要特征，从语言接触角度来考证民族关系尚属空白。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族交往必然伴随语言的接触及相互影响；反之，语言又是民族交往的见证与化石。所以，语言接触研究是民族交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民族交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事实上却未引起足够重视。

4～8世纪的吐鲁番地区是民族交往融合之地，该地区的民族交往备受学界关注，民族史家多有讨论，不过较之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系统研究该地区民族交往中语言接触的则更少，通过语言接触反观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方面尚属空白。

我们选取这一独特视角，聚焦民族接触，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采用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对4～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语言接触与民族交往情况进行研究。首先，在梳理该地区地理条件、历史沿革、民族构成与变迁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民族杂居等方面考察该地区民族互动及语言接触状况；其次，聚焦语言接触，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影响，重点在词语借用；另一方面从民族史角度解析语音、词汇、语法尤其是借词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这也是本书重点。最后，作者系统阐释该地区民族交往的特点及原因，将该地区的民族关系放入更大的时空背景去考察，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角度去思考。总之，在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语言接触，又从语言接触反观历史，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相结合，互为补充。

通过语言接触对该地区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开展实证性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一是以语言接触反观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吐鲁番地区民族关系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该地区民族交往研究提供更加深入而全面的支撑，甚至对民族关系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选择吐鲁番地区来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并且将吐鲁番地区4～8世纪的民族交往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认识。

二 相关概念界定

（一）民族与语言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首个定义，明确了民族应该包含的四个要素，认为民族即“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费孝通先生认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民族认同意识[2]。2005年中国对“民族”这一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提出了民族构成要素的“6+1”模式，即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3]。可见，对“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入，民族的内涵不断深化，构成要素也有所调整，但是语言作为民族的构成要素之一必不可少。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和表达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词汇为建筑材料、语法为结构规范而构成的符号体系。语言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语言出现晚。不过“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同民族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时起，语言便从属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为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成为民族的特征后，二者在发展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方面，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受民族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民族的发展。一部语言史总是同一部民族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研究语言不能离开对民族的研究；同样，研究民族也不能离开语言”[4]。所以，不管是民族史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还是民族关系史研究，都不能忽略“民族”的重要构成要素——“语言”。

（二）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

1.民族交往相关概念

（1）民族交往。民族交往指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往来[5]。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在交往程度、内容、过程及结果方面是有差别的，学界用相应的术语来表示，如民族接触、民族交流、民族融合及后来提出的民族交融。

（2）民族接触、民族交流。二者的含义比较明确，民族接触是不同民族接近并发生交往，是民族交往的初始阶段；民族交流即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互通有无，在交往层次上比前者更进一步。

（3）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是民族交往的最终结果或阶段性结果，此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6]。民族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主义社会民族现象的消亡[7]，即终结性民族融合；二是阶段性的或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民族融合现象，即过程性民族融合或阶段性民族融合[8]，具体指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产生新的特征和认同，随着共同性的逐渐增长，最终形成另外一种民族的现象和过程。

民族同化，指历史上由于被迫或自愿原因，一个民族融入另一个民族的情况，分别称作“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不管是民族融合，还是民族同化，都伴随着某一民族实体的消失。

史学界之“民族融合”概念所指较为宽泛，一般将“自然同化”划为“民族融合”范畴[9]，这也是民族史、民族关系论述的一般做法。本书涉及的民族融合也采用这种做法。也有学者将民族强迫同化、自然同化统统归为民族融合。

（4）民族交融。民族交融是近来提出的一个概念[10]，主要指不同民族在交往中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民族交流不断深入但尚未达到民族融合程度的一种民族交往状态和过程[11]。大致相当于费孝通先生所言的“融而不合”。民族交融继续发展才能达到民族融合。

综上所述，民族接触、民族交流、民族交融、民族融合只是民族交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各阶段民族交往层次和深度不同。也可以说，民族接触、民族交流、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的过程，民族融合是民族交往的结果。

2.语言接触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任何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接触是民族交往的首要条件[12]；民族交往交流也必然伴随语言的接触及相互影响。反之，语言是民族交往的化石，某些语言细节就能折射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交往事实，“语言史是广义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史就是这一民族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折射与积淀”[13]。

语言接触指“讲不同语言的人群由于交往所引起的语言在结构上和交际功能上的变化”[14]。语言接触包括语言交流过程和语言相互影响的结果。关于不同民族间语言的交流及相互影响，一度被称作“语言融合”“语言混合”等。直到1953年瓦茵莱赫（Uriel Weinreinch）专著《语言接触：已揭示的和未解决的》出版（1966年再版）[15]，“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才正式问世。20世纪90年代该术语在国际语言学界被广泛使用，逐渐取代“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作用”“语言融合”等表述[16]。不过，目前非语言学界仍在使用这些概念。

语言接触达到一定程度就走向“语言融合”。语言融合即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其他民族语言的现象。“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17]一般而言，民族融合与语言融合是互相关联的，但也存在语言已经融合，而民族实体尚存的情况，如我国的回族、满族等。

三 重点材料及研究范围

（一）重点材料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我们研究所使用的重点材料，主要为以下5种，本书所列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相关统计数字仅仅是以下前4种文献的汇总统计。

（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唐长孺主编，1992～1996），收录文书2469件，除去“文书残片”“残文书”663件，古写本、古抄本15件，还剩1791件，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2）《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柳洪亮编著，1997），此书收1975～1990年在阿斯塔那等地清理古墓葬出土的文书，亦即前者之继续。为作者释文，收录文书82件，其中古写本1件。

（3）《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主编，2008），图文对照形式收录1997～2006年吐鲁番地区所出和征集之文书，共307件。

（4）《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刘绍刚、侯世新主编，2013），图文对照形式收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2009年征集的吐鲁番文书，其中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文书17件。

（5）《大谷文书集成》（小田义久主编，1984～2009），相较以上4种文献，在词语借用和语法现象的考察等方面对该文书未做到穷尽。

另外，还利用了《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陈国灿、刘永增，1997），《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陈国灿，1994），《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2册）（沙知、吴芳思，2005），以及吐鲁番出土的相关碑铭墓志和相关考古成果等。几乎每一批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刊布后，都会有学者提出校勘方面的商榷、匡正意见，以单篇论文呈现或在其他主题的行文中论及，在资料录入分析时我们积极参考，同时也核对图版，做相应校勘工作。

我们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重点分析材料，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较之其他材料的优越性。吐鲁番出土文书，多为东晋末至唐中期之“同时资料”，自写就之日至20世纪出土，时隔千年，未经转写窜改，具有“绝对”的真实性。从内容上看，吐鲁番文书多为社会文书，且数量众多，可补敦煌文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之不足。以唐长孺先生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初步统计收录文书2469件，除去“文书残片”“残文书”663件，剩余1791件，其中佛经残卷6件、古写本9件、习字7件，其余均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资料，包括契约150件、辩辞93件、家书25件、其他官私文书1523件。再者，文书整理者已据文书内容、墓葬形制、墓砖墓志等确定了大部分文书写定的具体年份。时代关键、材料可靠、社会性强、写定年份明确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极其宝贵的史料。“它凸显的是吐鲁番社会进程中某个真实的、流动着的历史细节。”[18]二是限定材料范围，便于量化统计。三是语言接触分析的需要。语言分析一般需要大量的反映当时口语的语料，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历史文献进行解析的同时，还可作为语料进行分析。

（二）辅助材料

1.汉文史料

除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主要研究资料外，我们还利用大量的汉文史料。斯坦因曾言：“我们关于中亚的历史知识之大部分皆来自汉文史料，而且所有关于中亚古代的基本事实也来源于汉文史料。”[19]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讲到古代伊朗人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时，特别强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对世界和对于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若没有中国人的记载，我们就无法了解当时的情况”[20]。我们对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考察论证时，充分利用汉文史料予以佐证。主要有《史记》《汉书》《三国志》《魏书》《梁书》《周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资料；《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历史著作；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等行纪著作；《元和郡县图志》等方志资料。

2.考古资料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1973年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9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等墓志碑铭、考古简报等。

3.相关语料库

在讨论语言借用、语言演变过程中还涉及大量的辅助语料，基本会涉及汉语史的各个时期。我们主要利用大型数据库检索例句，然后再借助出版原件核实原文。使用的数据库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开发的《汉籍全文数据库》（第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在线《汉籍全文语料库》《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网络版），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等。例句核实方面，“二十五史”例句以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准，其他书籍有多个版本的尽量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江苏古籍等较为权威的出版社为准。

（三）研究范围

1.时间范围

在时间跨度上，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时间界限为东晋末年至唐中叶，年代最早为前凉升平十一年，即东晋海西公太和二年（367），最晚为唐大历十四年（779）[21]。相应的，我们的研究限定在4～8世纪这一历史时段，文字上有时表述成晋唐时期。不过，鉴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语言影响的层次性，叙述过程中对这一历史时段会有所跨越，一般上溯至西汉，以助史实全貌。

2.空间范围

在空间跨度上，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不过，研究是以西域民族接触和民族交流为背景的，故叙述范围有时不得不随西域民族活动范围的变迁而扩大、延伸。所以在空间跨度上，并不仅仅局限于吐鲁番这个地域概念，会扩及整个新疆（清朝以前狭义的“西域”），甚至涉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甚至西亚的一些地区。正如池田温所言：“敦煌吐鲁番研究，从狭义上讲，是指对敦煌莫高窟为主的敦煌地域的遗址和在莫高窟发现的古代文献，以及对吐鲁番地域的古代遗址和在遗址中发现的出土资料的研究。广义上讲，一般则是指对包括楼兰、龟兹、于阗、黑城等甘肃、新疆和其邻接地域的内陆亚洲地域（中亚）出土的古代文物的研究。”[22]

四 研究现状述评

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和语言接触是我们的观测点，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我们的重要研究材料，故以下从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理论研究和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语言接触、出土文书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现状的考察[23]。

（一）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理论研究

萨丕尔在其《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相邻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24]但是，这一认识上升为理论并进一步研究始于20世纪。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理论提出质疑，雅各布逊《论音位的语言联盟》最早提出“语言联盟”（Sprachbunde）理论[25]，特鲁别茨科依指出“解释语音的对应规律，完全用不着解释这组语言有共同的来源，因为这种对应规律也可能存在于一种非亲属语言从另一种非亲属语言的大量的借用现象之中”[26]。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就语言接触的深度而言，有“有界说”和“无界说”两种观点，最后陈保亚提出“无界有阶说”。

“有界说”主要受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构必同源”的影响，认为语言接触只会影响到词汇层面，对语音、语法不会造成影响。如萨丕尔（E.Sapir）《语言论》认为，接触只会影响语言表面的结构和一般词汇；鲍厄斯（F.Boas）《种族，语言和文化》认为，在接触达到一定深度时，同源和借用是很难区分的；梅耶（A.Meilet）、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雅各布逊（A.Jakobson）、马丁内德（A.M artinet）也持类似观点。他们的方法论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该语言内部找不到变化的机制和动因时，才会考虑语言接触和外借[27]。随着大量语言接触引发语言演变事实的发现，又产生了“无界说”。桥本万太郎（2008）甚至提出：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是语言外部因素引起的。

国内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中记录了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阐释了古今汉语“借”（借进）“贷”（贷出）词语的现象及其文化因素，以及词语借贷需要注意的对音问题，并附梵、藏、汉对音表。喻世长撰文《应该重视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1984）指出语言的互相影响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既有词汇的吸收，又有语音的渗透，还有语义的变动和语法结构的改变及语法成分的借用。江蓝生《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1999）呼吁：“在考察和分析历史语言现象时，应该跳出历史比较法的框框，从语言渗透、语言融合的角度去把握。”在语言接触理论方面，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1）提出，语言接触引发出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三种结果，是语言接触导致的一种语言变化链。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若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2007）、罗美珍《论群族互动中的语言接触》（2000），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语源关系的解释》（1996）提出了“无界有阶论”，即语言的任何结构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区别在于越是核心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并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区分语言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的“阶”曲线模型，即考察两种语言的关系词（有同音或同构关系的词），同源关系的语言，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多；而接触关系则相反，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少。陈保亚的语言接触理论基本走在了语言接触研究前列，目前为多数人接受，我们也完全赞同其观点。其“无界有阶论”无论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接触研究，还是对历史语言研究，都有借鉴意义。陈保亚《从语言接触看历史比较语言学》（2006）申述“（历史语言学）一个根本的改进就是要调整关于语言演化的观念，即不能只从语言分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应该把分化和接触看成是语言发展历史的两个方面”。语言接触理论框架逐步成熟，托马森、贝罗贝（Alain Peyraube）的接触性演变机制理论，海涅和库特夫（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的语言接触而诱导的语法化学说等均引人瞩目。

（二）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研究

1.民族关系研究

姜伯勤《高昌文书中所见的铁勒人》（1986）利用麹氏高昌时期的客馆、客使文书论述了高昌国与铁勒的关系。另有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1990），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1991）等，均利用出土文书中的传供账进行民族关系研究。王素《吐鲁番所出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史实考证》（1988）考察了10万名吐谷浑人归朝的历史背景、时间及具体情况；钱伯泉《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兼谈坎曼尔诗签的族属与价值》（1990）指出吐谷浑在唐和吐蕃之间反复摇摆，最终归属回鹘的历史。马雍《突厥与高昌麹氏王朝始建交考》（1900）利用《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讨论了突厥汗国早期袭扰高昌后与高昌联姻、结盟的历史。郭平梁《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一带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1988），论列此期在吐鲁番地区活动的铁勒人、突厥人、匈奴人、粟特人、汉人等共15个民族的交往情况。周伟洲、李泰仁《公元三至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2007）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论述了该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崔明德《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2007）在西域民族交往史实基础上，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去考察。当然还有在更大范围内研究民族关系而涉及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8），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1990）等。

2.商贸往来及商业民族研究

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1995），着重考察过所和公验文书，探讨胡汉商人贸易状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1986）将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分为入籍者和未入籍的商胡两类，对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比了敦煌吐鲁番两地的粟特人。张广达《唐代六州胡等地的昭武九姓》（1986）、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1988）等对粟特人及其文化传播做过探讨。荣新江在粟特人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娴熟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汉文传世文献、中古伊朗语文献，发表《西域粟特移民聚部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等系列文章，后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系统建构了粟特聚落的迁徙路径及网状分布，翔实叙述了粟特聚落内部的政教首领、种族构成、婚姻形态、日常生活、丧葬仪式、宗教信仰及其与本地居民的互动，呈现了粟特民族的历史原貌及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贡献。主持编撰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005），又与罗丰将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2016），内容涉及近十年与粟特有关的考古、历史及语言研究。西域地区波斯人、突厥人等其他民族及民族间接触融合的研究也成果丰硕，此不列举。

3.译语人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译语人的存在见于正史者较多，目前所论也多为官方译语人，民间译语人则很少论及；材料使用上多利用传世文献，利用出土文献者只见1篇。李芳《唐西州的译语人》（1994）乃较早论述译语人之力作，利用西州出土文献分析边州军府及民间译语人，认为他们多为西州本地少数民族，工作范围广泛，涉及军事行动、商品交易、案件审理等。之后，多根据传世文献论述朝廷直接设置管辖的“译长”，如〔俄〕琼卓玛《汉代西域译长》（2006），论述了“译长”在西域36国的数量、职责和作用。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2013）在前文基础上扩充介绍了西域“重译”现象、汉朝“译官”和西域的“导译、译道”等。香港大学龙惠珠（Rachel Lung）《中国古代的译语人》（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2011）为口译史专业书籍，内容也涉及汉唐译官。朱丽娜《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译语人》（2015）分述了长安、沙州、西州三地的译语人活动及唐朝廷对译语人态度的转变，基本上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综述。

4.宗教及文化艺术研究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勾勒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同时将典籍上火祆教、大秦、摩尼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辨证；《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利用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他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3）传入中国及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冯承钧翻译了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31），伯希和《景教碑中叙利亚文之长安洛阳》（1931），并著《景教碑考》（1935）。《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几乎收录了冯承钧全部译作。向达《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1926），在中西交通史大背景下，研究印度通过中亚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5.综合研究

一般都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综合考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分析丝绸之路上的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与高昌国的关系，阐释了拜占庭、波斯、印度与高昌国的“金钱”“白银”、香药流通及高昌国的国际商业地位，最后还涉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董永强博士学位论文《4～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多民族问题探索》（2007）分析了该地区的人口姓氏、民族构成、民族杂居、多民族家庭等。余太山系列文章对正史中西域诸国的文化、宗教、习俗、制度、人种、语言、文字等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结集出版《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2003），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的记载提供了系统注解。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2000）综合利用传世、出土文献，论述了高昌与四周的交通路线及交通历史。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从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的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的打球活动、西亚新宗教的传入六个方面阐述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接触互动，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力作。薛爱华（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此书1995年初版中译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版书名恢复直译，该著作写盛唐背景下唐与其他国家的物质文化交往流通，体例上与劳费尔《中国伊朗篇》类似，被称为姊妹篇。〔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1947）对西域的民族、宗教、文化、商业活动以及民族间的交流影响多有论及，虽然一些观点为后来的研究所修正，但该著作在西域文化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三）吐鲁番地区语言接触研究

吐鲁番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很少，偶有涉及一般也囊括在西域语言接触研究。而西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的背景阐释和借词考察等方面，语言接触与语音研究、语法研究几乎尚未涉及。

（1）综合研究方面。牛汝极《西域语言接触概说》（2000）详列西域语言24种，做了谱系分类。徐彦《语言接触的诸因素分析——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2012）全面分析了政治目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诸多因素对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影响。牛汝极《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2006）论述了两汉时期汉人与其他族群的联系及语言接触，重在语言接触的历史背景，而未讨论语言接触本身；同时，分析了清代已降汉语对维吾尔语的渗透和影响，还利用《突厥语大词典》考证了突厥语的粟特语和希腊语借词等。

（2）语言接触现象及其文化背景方面。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的《西域翻译史》（1994）从翻译视角论述了西域各时期语言接触及翻译盛况，对语言间词语的借用有所涉及。赵江民《民族交往视域下的新疆民汉语言接触》（2012）借助历史文献分别探讨了先秦、秦汉至明清、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阶段新疆语言接触的文化背景及特点，指出语言接触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不过未曾分析具体的语言现象。赵江民、符冬梅《语言视域下的丝路文化变迁》（2014）按历史脉络，分别从印欧文化、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回顾了丝路文化变迁概貌，对丝路上的语言及语言接触略有提及，重点在语言对文化的反映和体现，而非语言接触及相互影响。

（3）语言接触与词汇借用方面。总体来看，突厥语系民族的汉语借词研究比较集中。高莉琴《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2005）从《突厥语大词典》等七部字典辞书中系统梳理了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为以后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参考。牛汝极《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2003）概述了西域语言接触，指出《突厥语大词典》中记录了大量的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赵相如《突厥语与古汉语关系词对比研究》（2012）认为汉突两种语言的接近程度，远远超过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中任何一种语言，古汉语早已消失的一些重要特征，都能在突厥语族语言中随处寻觅到踪迹；书中揭示的大量汉突两种语言对音的关系词，对突厥语族各民族的语言史或词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另外还有零星考证，如王新青《中亚历史语言文化研究》（2015）举例分析了中亚突厥语的历史借词及其文化因素；赵相如《维吾尔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从语言看历史上维汉人民的密切联系》（1986）考察了维吾尔语中的25例汉语借词，并指出至今还保留着古汉语“无轻唇音”“无舌上音”的某些特点。又如陈宗振《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1982）、《〈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中古汉语借词》（2014）等。

（4）汉语的其他民族语言借词研究。代表作如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1915），劳费尔《中国伊朗篇》（1919），薛爱华（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1963）等。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汉文献的借词》（2012）列举了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汉语外来词，多数是音译词。张永言《轻吕与乌育》《“浑脱”语源补正》《汉语外来词杂谈》（1992）也很有价值。杜朝晖《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汉化历程——以“疊”“”“牒”“毪”“”为例》（2007），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揭示了“迭”“牒”的汉化过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研究，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然，也有服务历史研究而涉及语言接触的。西域的语言接触研究往往作为西北史地研究的必要部分而存在，主要为论述西北史地服务。黄文弼、冯承钧等皆西北史地大家，他们研究成果中所涉语言接触，一般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论证。如岑仲勉《突厥集史》（1958）研究突厥史附带推出了北朝末年至中唐所见突厥语与汉语的对音词表《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订表》。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及现象分析，双语问题谈得较多，如徐思益《语言的接触与影响》（1997）、袁生武《50～80年代现代维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及借用形式》（1998）、赵江民《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2013）等。

（四）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

1905年，清朝大臣端方赴欧考察宪政，在柏林博物馆见《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拓得数纸带回国内，缪荃孙、杨守敬等纷纷做出跋语和评论，罗振玉校录其文，并公开发表[28]。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学术界对吐鲁番出土文献关注的开端[29]。然而，由于文物多被劫往国外，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研究甚少，“在此期间，如果说吐鲁番学还存在着的话，也是靠罗振玉、冯承钧、金祖同等先生从东、西方引进的资料，靠黄文弼等先生极有限的发掘资料，来做些研究”[30]。

总起来讲，国内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成果的大面积出现，集中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10册（1981～1992）期间及其以后。台湾地区和法国、英国等20世纪攫取吐鲁番文献、文物的国家研究较早，但涉及汉语言本体的不多。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文献词语考释和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而这三者相辅相成：文献整理是基础，词语考释是必要条件，反过来，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也为文献整理、词语考释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撑。

以下，我们从刊布情况、历史文化研究、语言研究三方面做简单梳理。

1.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刊布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德、法、日、英等国的探险队，先后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自此便揭开了吐鲁番考古的序幕（侯灿，1989）。之后公开刊布的资料主要有〔俄〕克列门兹（D.A.Klementz）《吐鲁番及其古迹》，〔俄〕马洛夫《奥登堡考察队所获回鹘文写本文书》，〔德〕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1902～1903年在高昌古城及其临近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日〕小田义久整理的《大谷文书集成》（四卷本）。中国学者对流落国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成果主要有《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陈国灿、刘永增，1997），《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陈国灿，1994），《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2册）（沙知、吴芳思，2005）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996），详细介绍了英、法、德、俄、日、美以及丹麦、瑞典、芬兰等国重要收藏机构所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和非汉文文献的来源、藏量、最主要的整理工作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全貌。《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陈国灿，2005），《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荣新江，2007），为我们提供了文献检索路径和总体概况，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国内对吐鲁番文献的发掘整理，始自1927年黄文弼参与的中瑞两国对中国西北之考古发掘，1954年黄文弼编辑出版了《吐鲁番考古记》。1957～1975年，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清理晋唐时期古墓葬456座，出土文书2700多件。后来唐长孺主持，对这批文书做识读、缀合、录文、考订，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10册（1981～1992）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全4册（1992～1996）。1975～1990年，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全部墓葬文书及故城、石窟等遗址出土的部分汉文文书收入柳洪亮主编的《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1997～2006年吐鲁番地区所出和征集之文书，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人主持编定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0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2009年征集到的吐鲁番文书，收入刘绍刚、侯世新主编的《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2013），其中高昌国唐西州时期文书17件，与以往吐鲁番文书年代相合。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2005）对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在标点、识读、注释方面的疏漏，多有更正。吐鲁番历来所出砖志已整理出版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穆舜英、王炳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巴蜀书社，2003）。

另有侯灿《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1989），郭峰《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1991），陈国灿《吐鲁番学研究和发展刍议》（2003），施新荣《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文献回顾》（2010），赵彦昌、李兆龙《吐鲁番文书编纂沿革考》（上、下）（2013、2014）等，叙说较详。

2.历史文化研究

国内外学者充分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运用二重证据法，基本理清了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制等方方面面。

政治方面，主要有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1995），刘安志《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2001），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1978）、《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1981）。经济方面，主要有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述》（1990），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2011），赵志超《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士兵借贷问题研究》（2009），宋家钰《唐代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武建国《均田制研究》（1992），刘汉东《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五凉时期的徭役问题》（1990），也有宏观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魏晋隋唐经济史研究》（杨际平，1996）。军事方面，主要有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军事制度》（1982），程喜霖《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1985），程喜霖《唐烽堠制度研究》（1990），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1995）。法制方面，主要有王欣《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涉及的晋唐法制》，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1987）等。

还有学者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晋唐时期该地区的农业发展、艺术形式、文化交流、医药保健、家庭、姓氏等，取得了较为可信的研究结论。如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1985），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1985），王艳明《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蔬菜种植》（2001）、《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业》（2000），沙梅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姓氏资料及其文化意蕴》（2007），王珍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祖国医药方研究》（1997）等。

关于吐鲁番政治经济研究的综合性论著，也颇为丰硕。唐长孺主编《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89），各收录论文17篇，对西域政局、军事、户籍、借贷、赋役等有详细考察。沙知、孔祥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4）收录“政治经济方面”论文21篇。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1997）第三编专题研究收论文9篇，论述了高昌时期机构运行机制、水利灌溉等。另有韩国磐《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6）。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1997）、《高昌史稿·统治编》（1998）、《高昌史稿·交通编》（2000）主题明确。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2000）收录论文23篇多为社会经济研究。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2005）收录论文30篇主要涉及社会文化和语言方面。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2010）收录论文22篇，除《吐鲁番新出〈论语〉古注与〈孝经义〉写本研究》外，全部为社会历史范畴的论文。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2012）收录吐鲁番史事论文37篇。

国外学者，在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考察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出于日本，兹列示如下：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唐研究论文选集》（1999）。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日本东洋文库作为以中国与中国文化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图书馆兼研究所，其下设机构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已编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Tunhuang and Turf 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法国沙畹《西突厥史料》（1903）以突厥为中心涵盖了对西域诸国的考证研究。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2001）、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2002），对2000年以前敦煌、吐鲁番两地的历史文化，两地文献的发现与盗掘、流散与收藏、整理与研究做了详细的梳理总结，对我们了解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现状大有裨益。

3.语言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献以汉文文献为主，同时还有民族语言文献，目前发现，在晋唐之际的主要有于阗语、粟特语、突厥语等语言文献。所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语言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汉文文献研究和西域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关于西域民族语言研究的状况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介绍西域民族语言及古文字时会详细论述，故以下只介绍汉文文献语言研究现状。

从语言学角度讲，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至少应该体现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个方面。但是，目前所见，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多关注词语考释，对词语的借用及文化意蕴涉及较少；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特别是语法研究，目前只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量词研究和对虚词“比”和“比尔”的讨论，这只是整个语法系统的冰山一角，应该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以下分述之：

（1）语音方面。吐鲁番出土文书保存了大量唐五代时期的方言土语以及别字异文，对汉语语音史研究有很大价值，但研究成果不多。廖名春通过文书中“别字异文”的考察探索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其《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1989）通过对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前七册中别字异文的考察，归纳了全浊上声字和全浊去声字代用的例子，认为这是“全浊上声系统地演变为全浊去声”这一汉语语音规律在人们口语中不自觉的流露，进而将“浊上变去”的时间从通常所说的公元9世纪初（以韩愈《讳辩》为代表）上推至6世纪，而以西北方音为代表的北方方言最先呈现这一规律，极具学术价值。他的另一篇论文（1992），穷尽探究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前八册的别字异文，从10个方面归纳了5～8世纪西北方音韵母特点，也颇有创获。安徽大学谢友中硕士学位论文（2007）通过系联和反切比较的方法整理了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的所有音注资料，总结了残卷音注的语音系统。

近两年，对敦煌吐鲁番所出韵书及韵书残页在版本、内容、价值、归属等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不过一般重在版本，而非音韵本身。2013、2014年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对敦煌吐鲁番所出韵书残页多有讨论，如秦桦林《吐鲁番文献TID1015号刻本韵书残页小考》（2013）、《德藏吐鲁番文献〈龙龛手鉴·禾部〉残页小考》（2010）；范舒《吐鲁番本〈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2014），张磊《新出敦煌吐鲁番写本韵书、音义书考》（2014）等，对已著录或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韵书残片进行缀合、定名、对勘，据版式、行款、字体、内容等确定其版本归属，阐明版本校勘价值，纠正现行版本的某些谬误，很见功力。另有张新朋《吐鲁番出土四则〈切韵〉残片考》（2015）发掘未著录《切韵》残片4件，将其与前人已认定的《切韵》抄本之关系加以研究，探讨深刻。

（2）文字方面。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俗字、异体字、通假字、疑难字方面。俗字方面，陆娟娟（2005）分析了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俗字的类型、特点、产生理据，以及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校读、西北方音研究、辞书补正、文字学体系建立等方面的意义。杨朝栋（2013）探讨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佛教文献的俗字使用情况和特点。杨仪凤（2014）对《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佛经写本所有俗字做了相应研究。赵红（2011）认为俗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汉字以形表意传统的驱使下，人们按照自己对汉字部件的理解追求构字理据。

异体字方面，西南大学做了较集中的研究，如马秋红《吐鲁番出土文书异体字研究》（2011），刘光蓉《吐鲁番出土砖志异体字研究》（2012），在校勘基础上对异体字进行分类描写，并探求源流。张显成（2014，2015）对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有异体字全面分析，逐一论述通过构字部件增减和构字部件变换所形成的异体字。疑难字、通假字方面，主要有肖瑜《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疑难字形四例》（2009）、《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通假字例释》（2010）等。总之，文字研究方面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深度和影响力还不够。

（3）词汇方面。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方面成绩斐然。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俗语词、名物词、疑难词、古语词、术语词等均有探求，基本涵盖了吐鲁番出土文献绝大多数词语，创获良多。极个别如“催奸吏”（1-4）、“少适”（1-233）等，尚未涉及，各类工具书及学术论著也未见收录。

从成果形式看，单篇论文数量众多，如蒋礼鸿《〈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词释》（1988），张涌泉《〈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校释》（1989）、《吐鲁番出土文书辨误》（1992）、《〈吐鲁番出土文书〉字词杂考》（1990），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1990），刘瑞明《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1999），余欣《吐鲁番出土上烽契词语辑释》（2000），王启涛《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词语考释》（2001）、《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2005）、《吐鲁番出土文书疑难词语考辨》（2007），黑维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毡”考》（2000），张小艳《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三则》（2013）等，此不赘举。专著主要有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1989），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2010）等。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2012）收词7000余条，“把迄今为止的历史、语言文字学者的成果精选无疑，并下己意，解释凝滞，集其大成”[31]，具有里程碑意义。以上研究成果，多借助古典文献利用传统训诂手段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词语做出考证。

此外，有学者独辟蹊径借助现代汉语方言和其他民族文献对吐鲁番出土文献词语进行考证。如黄幼莲《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校释》（1991）借助闽南方言选释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腰、量、两、礼、领、具、知当、只当、抵当、之当、知、当”等俗语词，在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开启了“古—方”互证之先河。虽然这一考释角度，早在汉魏时期的训诂实践中就已有使用。黑维强《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方言考补遗》（2015），利用陕北方言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8个。这种词语的考释方式应该充分提倡。杜朝晖《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汉语音译外来词的汉化历程——以“疊”“”“牒”“毪”“”为例》（2007），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揭示了“迭”“牒”的汉化过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研究，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4）语法方面。与硕果累累的词汇研究相比，语法研究就逊色得多。目前所见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量词研究和极个别的虚词、词缀的讨论，其他尚属空白。

汉语量词丰富，加之吐鲁番出土文献存在大量的随葬衣物疏、籍账、契约等文书，量词使用频繁，且极具地域和时代特色，引起了学者较多关注。研究成果有廖名春（1990）以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前7册为研究对象，就始见的或用法有所变化的“次、道、屯、节、贴、立、腰、颜”等18个量词进行追源溯流和详细阐释。颜秀萍（2001）分析了“立、腰、颜”三词的含义及来源，与廖名春（1990）观点一致。张延成（2000）以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为基础，分析了吐鲁番文书量词“交叉使用”和“省略使用”两大特点，同时指出词头词尾“阿、子、儿”都是由对人的称呼发展而来的。胡继明（2004）以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六册的量词为研究对象，归纳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量词使用的4个特点。敏春芳、马有（2005）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为基础材料，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参考文献，对其中一些衣物量词做了溯本求源的考释工作。另有高启安《吐鲁番高昌供食文书中的肉食量词——以“节”为中心，兼说〈唐六典〉中的肉量词“分”》（2010）等。在量词方面做系统研究的是台湾地区的洪艺芳，其《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2000）在敦煌吐鲁番量词研究方面有很大突破，从语法角度分析论述了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量词的名与义、语法特征，以及数量结构的语法特征、量词与中心词之搭配及演化。关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虚词研究，见叶爱国《时间副词“比”的义阈》（2015）等极少成果。总体上讲，吐鲁番出土文献语法研究还比较薄弱。

为什么不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语法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吐鲁番文书较敦煌文书残损稍多，不利于系统关照，增加了研究难度；二是文体类型方面，主要为籍账、契约、书信等，虽然口语性极强，但是较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无明显修辞和语言技巧运用，句式相对简单甚至程序化，语法现象不集中；三是吐鲁番文献的每一次发掘出土都会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信息，或者迫切需要对新的疑难词语做出解释，所以历史研究和词汇考释的成果便大批涌现，但是新材料不一定立刻激起语法研究热潮；四是一般语法研究都选用口语程度高、语法现象集中、重要性和典型性被历来公认的语料。如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以《敦煌变文》《朱子语类》《新编五代史平话》《元曲选》《金瓶梅词话》为研究对象。学界研究普遍集中在典型文献上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文献未必能涵盖所有的语法现象。并且，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材料全面性、立体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拓宽研究范围，对那些有较大语料价值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语料做专门考察，使汉语史研究成果在完备性、系统性方面更进一步。吐鲁番出土文献以其数量庞大、材料可靠、口语性强、地域特色鲜明等特点，应该成为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要材料。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自身的角度讲，在解词释义之后，也必然要求从语法角度考察文献语言的深层结构，考察当时口语的使用和语法规律，并与中古时期普遍的语言现象做比较，挖掘吐鲁番地区晋唐时期的语言特点和特殊语法现象，同时，充分考虑该地区语言接触过程中其他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并追本溯源充分解释。

（5）其他研究。语料库建设方面，董志翘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子课题“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中将收录一批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赵红《吐鲁番文献与汉语语料库建设的若干思考》论述了吐鲁番文献的语言文字学价值和语料库建设方面应采取的做法。

较早关注体裁和语言关系的是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2003），指出属于同一体裁的文献，往往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通过体裁语言的研究，既可更深入地把握这种文体语言的特点，又可弥补专书语言和断代语言研究之不足。张小艳（2005）以敦煌吐鲁番文献实例论证了体裁语言学对辞书编纂的意义。王启涛《试论敦煌吐鲁番所出军事文书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2010）呼吁从历史语言学、体裁语言学、比较民族学三个方面对这一批文献展开全面研究。其《吐鲁番出土文献语言导论》（2013）分体裁总结论述了吐鲁番出土之语言、法制、行政、契约、书信、丧葬、账簿七类文献的语言特点，将吐鲁番出土文献体裁语言研究付诸实践。陆娟娟《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2015）也分体裁讨论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语言特点，论述细密。从深度和广度看，体裁语言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欧美国家多从“丝绸之路”交通史、中亚文明交流史的角度做宏观研究，直接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考察者甚少。据《法国学者敦煌学论著目录》［《法国汉学》第五辑，（敦煌学专号），中华书局，2000］，《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法〕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陈海涛、刘惠琴编译］，并检索国际权威汉学杂志《通报》自1890年创刊以来的全部目录，未发现从语言学角度对吐鲁番汉文文献进行微观研究的。涉及语言的一般是借助民族语言互勘、比对的方法研究文化，如美籍德人劳费尔《中国伊朗编》（1919），对“苜宿、葡萄、胡桃”等的考证，目的不在语言本身而是文化史的论证。

日本汉学渊源比较深厚，也有从语言学角度对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做语言本体研究的，如福田哲之《吐鲁番出土“急就篇”古注本考》（1998），高田时雄《十世纪河西汉语方言考》（1990）、《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王羲之书体习书》（1998）等。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2005）利用吐鲁番出土《切韵》残片，论证了汉语进入高昌的历史情况、汉语对回鹘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对4～8世纪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语言接触、出土文书研究等方面对研究现状做了系统梳理。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方面我们只陈述了汉文文献的研究现状，民族语言文献研究情况将在民族语言部分详述。

通过以上研究现状可知：吐鲁番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多从政治、人口、民族通婚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往往忽略语言这一民族重要特征，从借词、对音等语言接触角度来考证民族关系的尚属空白。吐鲁番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往往限于语言自身的分析，而未挖掘语言接触背后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虽然集中在历史领域，但是多利用出土文书对某一历史现象如过所、户籍、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等进行研究，而对民族交往并未予以足够关注。

五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一）选题提出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和语言接触，通过语言接触进一步论证民族交往。之所以有这样的选题，一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二是选择吐鲁番地区来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该地区历史悠久，自有记载以来便是民族往来迁徙、交流融合之地，经汉、唐到回鹘、蒙元，乃至今日民族交往交流络绎不绝。

总体上讲，我们的研究要将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结合起来，一方面考察该地区民族交往的史实与特点，另一方面考察民族交往在语言层面上的折射，使二者互为补充，为该地区民族交往研究提供深入而全面的支撑。同时，要将吐鲁番地区4～8世纪的民族交往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认识。

（二）研究思路与整体架构

根据上述总体研究思想，我们设计了如下研究思路。

以民族接触视角，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辅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采用历史学、文献学、接触语言学的方法，对4～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语言接触与民族交往情况进行研究。首先，在梳理该地区地理条件、历史沿革、民族构成与变迁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民族杂居等方面考察4～8世纪该地区民族互动、语言接触盛况。进而聚焦语言接触，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与周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影响，重点是词语借用；另一方面从民族史角度解析语音、词汇、语法尤其是借词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最后，系统阐释该地区民族交往的特点及原因，将该地区的民族关系放入更大的时空背景去考察，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角度去思考。总之，在民族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语言接触，又从语言接触反观历史，宏大叙事和细节描写相结合，互为有益补充。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我们安排如下篇章结构。

绪论，对本书研究的对象、概念、时间跨度、材料选择做了界定，对研究现状做综合述评，从而提出我们的研究内容、目标与方法。

第一章，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与民族构成。概述丝路开通至唐中叶吐鲁番地区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舞台，重点分析吐鲁番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进而分析吐鲁番及周边地区的民族的构成与变迁，展示该地区民族交往的主体。

第二章，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文献学考察。从政治交往、客使往来、商贸往来、民族杂居、双语人译语人等方面考察4～8世纪该地区民族互动及语言接触情况。

第三章，民族交往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音研究。梳理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中的突厥语、粟特语对音词，从声、韵两方面做对音分析，归纳对音规律，探索当时该地区主体语言汉语的声韵特点，及受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

第四章，民族交往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借词研究。从民族史角度解析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汉语的突厥语、粟特语、波斯语、印度语借词及其他语言借词，以及汉语与周边语言的合璧词，进而分析借词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及多文化交融特点。

第五章，民族交往与吐鲁番出土文书语法研究。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新的语法现象置于民族交往背景下考察，寻求其产生的原因和理据，并分析与民族交往之关系。

结论，总括全篇，得出结论。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选题涉及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相关学科的交叉，那么在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上，也与之相应，主要有：

（1）民族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论文写作前后我们多次到吐鲁番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在探讨民族接触及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用到文化的“涵化”与“认同”等民族学理论。

（2）文献学、历史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文献的整理校勘和综合运用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本书的研究要求，在材料使用上对基本材料的识读、考证，对论题相关的材料广征博采、辨析、整理和考证，必要时辅以计量学方法。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尽量采用王国维先生开创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进一步总结了其具体运用：“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3）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主要有接触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音韵学等理论与方法。

接触语言学理论，前文已经详述，我们的研究以萨丕尔“相邻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32]的观点，以及陈保亚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说”为根本指导。

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最早欧洲语言学家发现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着非常系统的对应关系，并且根据对应关系构拟了原始印欧语，具体分析了印欧语各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语言与原始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完成了世界语言谱系分类。德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代表性著作是安杜恩·梅耶《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1903）及《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4）。20世纪以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陆志韦、王力、李方桂等运用科学方法，构拟了上古和中古的汉语语音系统。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民族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既然有原始共同语言，那么应该有共同的原始民族，这一理论观点对早期西域民族族源问题的探讨有积极指导作用。

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侧重对语言结构的详细描写，所以又被称作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和开创性著作主要有博厄斯（Franz Boas）《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1911）、《种族、语言和文化》（Race，Language and Culture）（1948），萨丕尔《语言论》（Language）（1921）。他们同时也是人类学家，他们的研究被誉为人类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音韵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语言接触，尤其是其中的借词，对音分析是必然环节，需要掌握古汉语音韵学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中古汉语的声韵系统。我们以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1982）[33]构拟的中汉语声韵系统为标准，同时参考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94）[34]，汉字拟音以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1986）为参照。

总之，以上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成果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理论、原则及方法论的科学指导。

六 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1.选题上：从语言接触视角系统研究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尚属空白。本书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通过4～8世纪吐鲁番出土文献所体现的语言接触，考察和论证该时期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

2.内容上：首先，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与西域民族语言文献的对音研究，目前尚未发现，我们的对音研究虽然非常粗陋浅薄，也算是在这方面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次，在前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掌握相关材料，从民族接触视角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民族间词语借用问题，进而探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特点；最后，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中古汉语新兴语法现象并从汉语史及语言接触角度努力寻求解释，这在吐鲁番文献研究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3.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

（二）不足与反思

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接触研究，需要研究者全面掌握吐鲁番文献汉语的使用特点，还需要熟悉西域甚至中亚文明史上突厥语、粟特语、焉耆语、龟兹语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而我们在这方面有诸多不足。虽然学习了梵文、突厥文的拼写转写规则，但仅是皮毛，根本不能深入语言系统内部，不能历时考察西域语言受汉语影响的状况，只能利用已经转写的材料做粗浅的认识。

所以本书第四章“民族交往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借词研究”部分，我们重点分析了汉语的突厥语借词、粟特语借词等汉语的周边语言借词；而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词则未做分析。语言的影响、词语的借用是双向的，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对表达形式完全汉语化的借词或语法现象也不能敏锐洞察。虽然我们有一定的音韵学基础，但是在对音、借词等方面的处理也多有不当。我们对本课题的研究只是粗浅的尝试和探索，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学者注意。为避免个人缺陷，在材料使用上以汉文文献为主，在西域文献研究上综合利用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尤其注意利用已经考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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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2]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民族研究》部分第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 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第25页。

[4] 马学良、戴庆厦：《语言和民族》，《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第6～14页。

[5] 金炳镐：《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29～34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第115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第115页。

[8]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45页。

[9]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4页。

[10] 2010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11] 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4页。

[12]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第847页。

[13] 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第524页。

[14] 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第129页。

[15] Uriel Weinreinch. Languages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London The Hague Paris：Mouton & CO.

[16] 张兴权：《接触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13，第2页。

[17]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19～20页。

[18] 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2～224页。

[19] 〔英〕斯坦因：《重返和田绿洲》，刘文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20]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4页。

[21] 唐长孺主编，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序言部分。

[22] 〔日〕池田温：《有关近年来日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见池田温著《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铁君译，中华书局，2007，第268页。

[23] 考虑行文因素，综述部分陈述诸位前辈贤达均略去“先生”，多有冒昧，敬请海涵。

[24] 〔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73页。

[25] A.Jakobson. Travaux du Cercle Lingusltique de Prague，1931：234.

[26] 〔俄〕特鲁别茨科依著，雷明译《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为特鲁别茨科依1936年12月14日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所做报告的内容。

[27] 朱庆之：《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佛教汉语研究的新视角》，《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中语言的认同与流变”外国语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第414～427页。

[28] 邓秋枚编录《神州国光集》（第六集），上海：神州国光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第21图。

[29] 陈国灿：《吐鲁番学研究和发展刍议》，《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0] 陈国灿：《吐鲁番学研究和发展刍议》，《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1] 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第1页。

[32] 〔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73页。

[33]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2。

[34] 〔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商务印书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