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当代史
一 现代国家的确立和发展
20世纪初，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 y Ordoñez，1856～1929）总统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乌拉圭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建立了南美第一个福利国家。
（一）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与现代国家的确立（1903～1930）
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是乌拉圭现代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两次担任总统，其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些改革至今仍影响着乌拉圭人的生活。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政策产生过像巴特列那样大的影响”[4]。1929年巴特列-奥多涅斯逝世时，乌拉圭已成为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完善的国家。
1903年3月1日，巴特列-奥多涅斯开始了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他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政治危机是这一年圣诞节那天萨拉维亚领导的白党叛乱。1904年9月1日，政府军在马索列拉战役中大败白党的军队，萨拉维亚在战斗中阵亡。随后，白党被迫与巴特列-奥多涅斯领导的红党政府签订了《阿塞瓜条约》，最终结束了红党与白党自19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内战，实现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与此同时，巴特列-奥多涅斯也确立了在红党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20世纪初，乌拉圭的畜牧业出现了快速发展。1904年蒙得维的亚建立了第一个冷藏库，1905年冷冻厂生产的牛肉第一次由冷冻船运往英国。从此，乌拉圭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牛肉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1909年蒙得维的亚港经过现代化改造，成为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竞争的地区性贸易中心。政治地位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为巴特列-奥多涅斯推行政治及社会改革计划创造了良好条件。巴特列-奥多涅斯在两次执政期间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改革方面，巴特列-奥多涅斯认为主要公共服务业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样才能促进资本积累，避免外国资本汇回利润引起收支不平衡。在他的推动下，乌拉圭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金融领域，1911年7月17日，共和国银行被收归国有。同年4月，巴特列-奥多涅斯提出国家对保险事业实行垄断经营的法案，但由于英国反对而未实行。于是政府于1912年1月11日成立了保险银行。同年3月，政府将1892年成立的抵押银行收归国有。在生产领域，1912年蒙得维的亚发电厂改组为国营电力公司，对全国的电力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经营。1912年国家授权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修建上下水道。1913年政府颁布法令，将下水道交给市政机关管理。1914年政府购买了北方铁路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铁路管理局。1915年政府还接管了全国电话服务业务，改组成立国家电力和电话公司（Usinas Electricas y Teléfonos del Estado）。1916年根据巴特列的改革法案，成立了蒙得维的亚国家港口管理局。
巴特列-奥多涅斯曾试图改革农业生产结构，但不是很成功。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影响，他计划通过土地使用累进税和额外征收遗产税来解决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问题。但由于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农业改革计划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不过，政府在畜牧饲养、乳品、园艺、造林、种子及饲料方面建立了许多技术研发机构。
第二，在社会改革方面，巴特列-奥多涅斯在1907年第一任总统任期届满前，将有关预防工伤事故的法案与咨文一起提交议会，并提出了城镇工人和职员工作时限法案。1905年，他还颁布法令，规定对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公务员的工资免征所得税。通过对欧洲国家社会福利的考察，巴特列-奥多涅斯认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巨大的差距是非常不公正的，差距必须缩小”[5]。政府应承担起促进公民经济繁荣和幸福的更大责任，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成功。巴特列-奥多涅斯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并在此后几年先后在议会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如退休金制度（1919）、职业安全法（1920）等。1914年失业补偿法开始实施。
第三，在教育方面，巴特列-奥多涅斯政府扩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建立了许多校舍，招聘外国著名专家任教。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学习，大规模扩充了博物馆和图书馆。1903年，组建了成人初等教育夜校，使许多不识字的工人不脱产也能上学。1912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中学，1916年中等教育实行了免费教育。为提高女生入学率，共和国大学建立了女生部。
第四，在政治改革方面，巴特列-奥多涅斯对瑞士政府由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组成的政治模式很感兴趣。他认为考虑到国家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要把特殊权力授予一个政府机关。这种制度还可以防止个人独裁。因此，1913年巴特列-奥多涅斯提出了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的宪法修正案。他根据瑞士的政府模式，提出由多数党9名成员组成一个集体执政委员会取代总统的权力，其中2人由国民大会任命，任期6年，另外7名由人民选举产生，每年改选1名。
第五，在世俗化改革方面，巴特列-奥多涅斯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反对教会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他大力推动世俗化改革。1905年他向议会提出了允许离婚的法案。1907年该法案获得议会的通过。这是拉美国家通过的第一部允许离婚的法律。1912年议会通过的法律进一步放宽了对离婚的限制，允许妇女不必提出特殊理由即可提出离婚。1906年乌拉圭禁止在国有医院悬挂十字架，1907年取缔了在公开宣誓中向上帝发誓的做法。
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遭到了红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他们指责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改革背叛了红党的传统，破坏了社会秩序。1913年3月，卡洛斯·马尼尼·里奥斯（Carlos Manini Ríos）等人，以里韦拉将军的名字，在红党中建立了一个反对派——里韦拉派。以路易斯·阿尔韦托·德埃雷拉（Luis Alberto de Herrera，1873～1959）为首的白党也反对巴特列的改革计划，这使巴特列派在1916年7月30日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失败。费利西亚诺·比埃拉（Feliciano Viera，1872～1927）总统曾是巴特列-奥多涅斯的追随者，但他认为红党在1916年选举中的失败是由巴特列-奥多涅斯过去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宣布停止执行巴特列-奥多涅斯的社会改革计划，对工人的罢工进行镇压。为了阻止白党在选举中胜出，巴特列派不得不与红党内部的反对派达成选举协商。1919年巴尔塔萨·布鲁姆（Baltasar Brum，1883～1933）作为红党中间派当选总统，何塞·塞拉托（José Serrato，1868～1960）将总统权力交给了里韦拉派的胡安·坎皮斯特吉（Juan Campisteguy，1859～1937）。“妥协政治”的结果大大冲淡了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改革日程。
虽然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改革受到白党和红党反对派的抵制，但后来的继任者大多坚持了他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政策。克劳迪奥·威廉（Claudio Wílliman，1863～1934）政府于1907年和1910年实施了选举法，扩大了反对党的政治参与。1909年对公立学校中禁止进行宗教教育做出规定。1916年，巴特列-奥多涅斯与反对派谈判，最终将集体行政权等政治改革目标写入宪法。规定行政权力由总统和9人组成的集体——全国执政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ón，CNA）共同行使。总统有权任命外交、国防和内政部长。全国执政委员会不仅由执政党组成，而且包括在选举中得票居次位的政党——白党。白党内阁成员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社会政策。曾在巴特列-奥多涅斯政府时期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巴尔塔萨·布鲁姆，在执政时期大力推动了巴特列的社会改革计划。1920年实施了对工伤给予补偿及实行每天6小时工作制的法律，1923年农村最低工资法获得通过（但从来没有实行过）。1919年在公共部门就业者中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胡安·坎皮斯特吉虽属红党里韦拉派，但巴特列-奥多涅斯改革思想仍得到贯彻，1928年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到私人部门。1928年政府投资建立了国家冷冻厂。
1929年10月，巴特列-奥多涅斯逝世，然而，他对乌拉圭的影响至今都存在。
（二）加夫列尔·特拉的独裁统治及1942年宪法
1929年10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了减少危机的影响，政府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1931年共和国银行被授权管理外汇交易，实行了固定汇率和进口限制措施。与此同时，红党的巴特列派与白党中埃雷拉的反对派达成了《钦丘林协定》（Pacto del Chinchulin），又称（政治）分肥协定（Pork Barrel Pact），双方同意扩大国家对工业的控制。此后根据这项协定建立了国家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该公司垄断了全国的炼油、酒精和水泥的生产及销售。
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世界经济危机向乌拉圭蔓延。1932年英国对乌拉圭牛肉实行进口限制，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32年乌拉圭出口收入比1930年下降了40%。货币大幅贬值，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国有企业用于不动产贷款、公共健康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不断扩大，银行面临破产的危险。由于政府实行的外汇管制、降低工资和公共支出等方面的措施损害了养牛牧场主、出口商和私人银行及外国资本的利益，传统政党内部发生分裂。另外，由于缺少工作机会，社会冲突不断加剧。
1933年3月31日，加夫列尔·特拉（Gabriel Terra，1873～1942）在白党的埃雷拉和红党的马尼尼支持下，以宪法阻碍政府实施稳定措施为借口发动了政变。政变后，特拉解散了议会和全国执政委员会，实施了新闻检查，暗杀了巴特列派领导人格劳尔特，流放了共和国大学法律系主任、社会党领导人埃米利奥·弗鲁戈尼（Emilio Frugoni，1881～1969）等反对派领导人，逮捕了一些抗议者，一些参加抗议集会的公务员被解职。6月，特拉组织召开了制宪议会，制定了新宪法，并于1934年将新宪法提交全民公决。尽管再度竞选总统是不合宪法的，但特拉仍当选为新一届总统。
1934年的新宪法正式取消了全国执政委员会，将该委员会的权力转交给总统。新宪法对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做了限制。规定建立新的国有企业需得到两院议会2/3多数的通过。新宪法禁止高利贷，承认一定的社会权利（如住房和工作的权利），给予妇女选举权。内阁部长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由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两党共同担任，分配比例为1/3～2/3，参议院议席由得票最多的两党平分，众议院将按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
特拉的独裁统治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和民众的反抗。1935年反对派试图暗杀特拉，但没有成功。左派政党与红党及白党中的反对派试图组建“人民阵线”也没有成功。为阻止反对派结成联盟，特拉政府于1934年颁布了选举法，对红党和白党的口号和那些参加选举的政党名称加以限制。
不过，特拉的独裁统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死亡，公民的自由权利大部分被保留下来。特拉政府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特拉政府对畜牧养殖业和工业都给予支持。如对畜牧业实行减税、为支付债务提供多种选择和给予外汇特权等。为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政府在1931年实行了限制进口措施，1935年通过了《工业特权法》。在外贸方面，共和国银行仍控制着外汇的价格和买卖。1934年政府建立了进口和兑换信用委员会（Honorary Commission for Imports and Exchange），负责进口配额和外汇的分配。政府在1937年与美国、1939年与德国谈判达成了用比索支付外债利息的协定。在社会政策方面，尽管政府废除了一些社会立法，但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1934年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对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妇女产假以及将养老金扩大到包括雇主在内的所有商业和工业部门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1937年建立了国家住房供给委员会（National Affordable Housing Institute）和人民科学营养委员会（Institute for the Scientific Nutrition of the People），政府还为失业者提供“紧急工作”。此外，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在共和国大学开设了经济学系（1932）等新专业。1935年将中等教育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自治机构。在外交方面，政府大力改善了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193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访问乌拉圭。根据1935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乌拉圭同意支付外债，购买英国的煤。1935年乌拉圭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次年，断绝了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乌拉圭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和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37年乌拉圭用德国资本在内格罗河上修建了南美最大的人工湖——内格罗水库，在此建造了一座水电站。
1938年特拉总统的任期结束后，特拉的姻兄阿尔弗雷多·巴尔多米尔（Alfredo Baldomir，1884～1948）上台执政。这时，国内要求恢复1917年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反对派多次组织政治示威活动，他们要求颁布新宪法，恢复民主制。与此同时，红党与白党在外交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乌拉圭于1939年宣布实行中立政策，但当年12月受英国海军重创的德国战舰“施佩伯爵号”（Graf Spee）在蒙得维的亚港外被自己的船员引爆后，乌拉圭采取了亲同盟国的立场。1940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调查纳粹的同情者。巴尔多米尔的外交政策遭到了白党，特别是参加联合政府的白党埃雷拉派的反对。他们主张实行中立政策，反对在乌拉圭部署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两个原因促使巴尔多米尔决定修改宪法。1941年巴尔多米尔要求政府内阁中的三名埃雷拉派的部长辞职。随后，他任命了一个没有埃雷拉派参加的委员会，研究宪法改革问题。1942年2月，巴尔多米尔发动了“好政变”（golpe bueno），解散了议会，成立了国务委员会（Consejo de Estado）。
1942年2月，乌拉圭举行全国大选。巴特列派支持的红党候选人胡安·何塞·德阿梅萨加（Juan José de Amézaga，1881～1956）在选举中赢得胜利。与此同时，新宪法以77%的支持率获得全民公决的通过。1942年11月19日的宪法修正案仍保留了总统制，恢复了议会，在参议院实行严格的比例代表制，废除了1934年宪法中红、白两党共同参与任命部长和国有企业董事的做法。
阿梅萨加政府在经济上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扩大了国营部门。1944年建立了国家航空公司，在社会方面，恢复了劳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1943年实行了工资委员会制度，由国家、工人和雇主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工资，并建立了家庭补助计划。1944年议会通过了《解雇补偿法》，1946年通过了《农业工人地位法》。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政府
（一）二战后至1955年的稳定发展时期
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复兴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刺激了乌拉圭经济外部需求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45～1955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农业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乌拉圭养老金制度等社会立法不断完善。1950年乌拉圭再次获得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举国上下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没有一个地方像乌拉圭那样好”这句口号是这种乐观情绪的写照。乌拉圭因此获得了“南美瑞士”的称号。
1946年托马斯·贝雷塔当选总统，这标志着巴特列派的胜利。但他仅任职6个月就因病逝世。随后，副总统即何塞·巴特列的侄子路易斯·巴特列·贝雷斯（Luis Batlle Berres，1897～1964）按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务。路易斯·巴特列主张改革，因而又被称为新巴特列派。政治上，他反对在拉美实行共产主义，同时也反对实行以阿根廷总统庇隆为代表的威权民众主义。他主张各个阶级实行妥协及和解。对于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国家应保障社会稳定，适当地缩小由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不公平差距”。与庇隆主义不同的是，他反对工会组织实行政治自治，主张社会合作。反对各种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集权主义政党。经济上，路易斯·巴特列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不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为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优惠，政府建立了一系列食品补贴项目。1947年政府建立了控制基本生活用品价格的国家补给委员会。然而，路易斯·巴特列政府推行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及工业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土地所有者的不满。1950年贝尼托·纳尔多内（Benito Nardone，1906～1964）在农业协会领导人胡安·多明戈·博达贝里（后来任总统的胡安·玛丽亚·博达贝里的父亲）的支持下，建立了“农村行动联盟”（Liga Federal de Acción Rural，LFAR），提出了与路易斯·巴特列的国家干预主义完全相反的市场经济模式。
1950年乌拉圭举行了总统选举。红党的安德雷斯·马丁内斯·特鲁埃瓦（Andrés Martínes Trueba，1951～1955年执政）在选举中获得胜利。马丁内斯·特鲁埃瓦是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的追随者。因此，在195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修改宪法，恢复集体行政制，与反对派白党分享总统权力。他的修宪倡议得到白党埃雷拉派和红党巴特列派的支持。
1951年12月16日，新宪法经过公民投票获得通过。1952年3月1日，全国政府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Gobierno，CNG）成立。该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6名来自多数党，3名成员来自在选举中获得第二位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6名多数党成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也由多数党和少数党指定的人组成，比例是3∶2。
（二）1955～1973年的经济停滞及政治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外部需求减少及美国实行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乌拉圭的羊毛和肉类等主要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依赖政府保护及进口能源和原料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也遇到了困难。工业生产出现停滞，通货膨胀率上升。20世纪50年代末，物价每年以40%以上的速度上涨，导致政府财政状况及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经济形势的恶化，削弱了红党的地位。在1958年的大选中，白党加强了内部团结。1942年从白党分裂出来的独立民族主义派同意将他们的选票计入埃雷拉派领导的白党选票中。这是近十多年来，白党第一次作为统一的政党参加投票。在这次选举中，白党还得到农村行动联盟（LFAR）领导人贝尼托·纳尔多内的支持。最后，白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红党则失去了自1865年以来长达94年里一直掌握的政府权力。1962年11月25日，白党再次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
在白党政府执政期间（1959年3月至1967年2月），乌拉圭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1959年4月8日，86岁的白党领导人埃雷拉逝世。埃雷拉曾担任白党领导人四十多年，因此他作为白党的象征比其他任何一个白党人都具有代表性。1931年，埃雷拉创办《辩论报》（El Debate），6次参加总统竞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败了。1925～1931年和1955～1959年，他两次参加红、白两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埃雷拉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十分推崇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埃雷拉逝世后，埃雷拉派分裂为两派，一派为正统派，由维克托·阿埃多（Eduardo Víctor Haedo，1901～1970）领导；另外一派由马丁·埃切戈延（Martín R.Echegoyen，1891～1974）领导。该派与纳尔多内领导的乡村派结成了政治联盟。纳尔多内接受了埃雷拉的很多思想，埃雷拉死后他成为白党最重要的旗帜。他在自己开办的“农村电台”（Radio Rural）中主持了一档名为《鞭打》（Chicotazo）的节目。他那富于魅力的嗓音吸引了成千上万名听众。1964年纳尔多内逝世。这使本已在议会中占微弱多数的白党政府受到进一步削弱。
白党执政后实行了市场经济政策。1960年乌拉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第一个意向书。白党政府贬值了货币，建立了单一自由兑换市场（但仍保留着共和国银行对汇率的干预政策），实施了贸易自由化。然而，白党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新问题。一是通货膨胀率上升。1963～1967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了50%。二是出现了金融危机。1965年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几乎使金融体系陷于瘫痪。
白党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引起劳工的极大不满，工人运动日益高涨。1958年8月，工人罢工使全国的电话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了好几天。9月，100多个工会组织举行了24小时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62年工人运动组成了单一中央联盟——“全国工人大会”（Conven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CNT）。1962年共和国大学法律系学生劳尔·森迪克（Raúl Sendic，1925～1989）与其他左翼领导人在乌拉圭北部甘蔗园的工人中建立了激进的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Tupamaros，MLN-T，简称“图帕马罗斯”）。他们开始训练人员，组织地下工作网，为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传统政党出现分裂。红、白两党内的一些激进派别从这两大传统政党中分裂出去，与乌拉圭社会党组成了“人民联盟”（Unión Popular）。信仰共产主义的各党与其他小党组成了“左派自由阵线”（Frente Izquierda de Liberdad，FIDEL）。天主教徒组成了基督教民主党（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PDC）。
1964年7月，前总统路易斯·巴特列·贝雷斯逝世。其子豪尔赫·巴特列·伊瓦涅斯（Jorge Batlle Ibañez，1927～2016）成为红党15派的领导人。红党14派领导人塞萨尔·巴特列·帕切科（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的儿子）逝世后，退休将军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Oscar Diego Gestido，1901～1967）担任了该派领导人。1966年11月，红党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当选总统。在红党推动下，乌拉圭经过全民公决在1966年通过了三个宪法修正案。据1967年宪法，乌拉圭恢复了总统制，总统任期延长至5年，建立了3个新的政府机构：计划和预算部、社会保障银行和乌拉圭中央银行。高等教育也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
1967年3月，奥斯卡·迭哥·赫斯蒂多上台时，乌拉圭经济及社会形势十分严峻。1965年和1966年生活费用上涨了88%和51%。1967年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仅上半年就上涨了40%。劳工组织的罢工此起彼伏。1966年和1967年，乌拉圭每年发生700起罢工。赫斯蒂多政府曾试图改变1959年以来白党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恢复旧的发展主义模式，但遭到了参加政府内阁的“团结与改革派”的反对，政府内阁因此进行了多次改组。1967年10月，政府与工会组织达成协议，银行职员结束了117天的怠工，蒙得维的亚9家报社（共有11家）的记者、印刷工人和报纸零售商停止了持续了4个月的罢工。政府接受了工会要求，同意以7月的工资为标准，将工资提高35%。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赫斯蒂多在11月任命曾在特拉政府中负责经济的塞萨尔·查尔洛内（César Charlone，1895～1973）为经济和财政部长。查尔洛内任职后，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第二个稳定计划，再次建立了统一的汇率市场，并于11月6日将本国货币贬值了100%。
1967年12月6日，赫斯蒂多总统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副总统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1920～1998）接任总统职务。他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便采取了一系列惊人之举。他以“扰乱宪法秩序，鼓吹武装斗争”为由，取缔了乌拉圭社会党和其他左派组织以及他们的出版物。为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帕切科任命阿莱杭德罗·维格·比列加斯（Alejandro Vegh Villegas）为计划和预算部部长。1968年6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宣布冻结工资和物价，建立了控制基本食品价格的物价和收入委员会（Comisión de Precios e Ingresos，COPRIN）。
帕切科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工人罢工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1968年6月，在蒙得维的亚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学生及工会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共和国大学学生利韦尔·阿尔塞（Líber Arce）在冲突中死亡。共和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帕切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规定无需法庭的命令和搜捕证，就可逮捕“暴乱”领导人。这项安全措施直到1969年3月才被取消。
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中，图帕马罗斯迅速壮大。1967年他们实施了几次引人注目的抢劫，在左派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告该组织的存在，提出要用武装斗争提高人们的政治良知，并最终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他们还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用抢劫得来的钱购买食品，发放给穷人。他们通过这些活动逐渐在穷人中树立了“罗宾汉”的形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图帕马罗斯开展的暴力活动进一步升级。1970年8月，他们暗杀了美国发展援助署官员丹·米特奥内（Dan A.Mitrione）。1971年1月，绑架了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杰弗里·杰克逊（Geoffrey Jackson）。这两次活动不仅引起本国政府，也引起世界各国对图帕马罗斯的关注。9月9日，100多名图帕马罗斯成员从监狱中逃跑。随后，帕切科政府任用武装部队镇压游击队，这为日后军人的上台打下了基础。
1971年11月，乌拉圭举行全国大选。选举前，社会党、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与红、白两大传统政党中的一些派别组建了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准备作为一个竞选联盟参加全国大选。为了支持广泛阵线参选，图帕马罗斯宣布从1971年10月起与政府休战。在这次选举中，白党的威尔逊·费雷拉·阿尔杜纳特（Ferreira Aldunate，1918～1988）虽然得票比其他候选人多，但由于红党得到的选票比白党多1.3万张，根据乌拉圭选举法（当选总统由得票最多的政党中得票最多的那一派候选人获得），红党内由帕切科支持的胡安·玛丽亚·博达贝里（Juan María Bordaberry，1928～1976）在一片争议声中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广泛阵线推选退休将军利韦尔·塞雷尼·莫斯克拉（Líber Seregni Mosquera，1916～2004）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值得关注的是，广泛阵线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了18.28%的选票。这标志着乌拉圭左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乌拉圭自独立以来形成的两党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战。
1972年3月，博达贝里政府为了加强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镇压游击队，在财政预算方面，给予军队特别照顾。他还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扩大了军队和警察的权力。新政府日趋强硬的政策促使图帕马罗斯又恢复了武装斗争。4月14日，图帕马罗斯对自称敢死队成员的警察和军官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共有11人被暗杀。之后，博达贝里政府立即获得了议会的同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了所有公民权利。7月10日，政府颁布了《国家安全法》。由于图帕马罗斯高层领导人埃克托尔·阿马迪奥·佩雷斯（Héctor Amadio Pérez）的背叛和政府的残酷镇压，1972年底，图帕马罗斯基本上被军队镇压。
三 1973～1985年的军政府
（一）军人政变
军人在镇压图帕马罗斯的过程中壮大了力量。然而，当镇压任务完成后，他们却不愿退出政治舞台。1973年2月，博达贝里总统未经军方同意，任命了一位文人为国防部长。此事引起军方的不满，陆军和空军联合发动了政变。起初，海军仍效忠总统，但随后也加入了政变。在军方的压力下，博达贝里与军方达成了保证军人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博伊索·兰萨协定》（Boisso Lanza Pact）。这意味着博达贝里总统已成为名义上的总统，真正的实权已掌握在军人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Consejo de Seguridad Nacional，COSENA）手中。该委员会由军方任命的25人组成（后来增加到35人），包括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其他高级军官，以及国防、内政及外交部部长。6月27日在军队的支持下，博达贝里总统解散了议会。12月成立了国务委员会（Consejo de estado），部分行使议会的权力。
（二）军政府的统治
军人政变得到了红党帕切科派和白党内以马里奥·阿格龙多（Mario Aguerrondo）为首的埃雷拉派的支持，但遭到了工会及大多数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反对。军人开始对反对派大肆进行镇压。全国工人大会由于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遭到政府取缔。1973年12月，乌拉圭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l Uruguay，PCU）和声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左翼组织都被禁止活动。1974年9月，许多军官被派驻到国有企业里。军方还实行预防性镇压措施，许多被“指控”有政治犯罪动机的人被投入监狱。他们中有上千人被折磨致死或失踪，还有许多人受到拷打，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被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开除。至1976年，军方关押的政治犯达6000人。对于当时仅有不到300万人口的乌拉圭来说，其政治犯占人口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1976年6月，博达贝里总统向军方提出一个取消所有政党，建立永久独裁统治，并自任总统的计划。此计划遭到军方的拒绝，博达贝里因此被军方废黜。国务委员会主席阿尔韦托·德米切利·利萨索（Alberto Demicheli Lizaso）担任总统职务。按宪法规定，1976年乌拉圭将举行全国大选，白党的埃克托尔·古铁雷斯（Héctor Gutierréz）和广泛阵线的米切利尼（Zelmar Michelini）在阿根廷遭暗杀之后，各政党很难再对选举抱乐观态度。德米切利上任后马上颁布了《第一号制度法案》（Institutional Act No.1），取消了选举。三个月后，国家安全委员会选举阿帕里西奥·门德斯·曼弗雷丁（Aparicio Méndez Manfredin）为总统，任期5年。新政府虽然宣布要恢复民主，但仍继续迫害政治人物。政府还下令禁止所有参加1966年和1971年选举的人从事政治活动。
经济政策是文人在军政府内拥有影响力的唯一领域。1973年4月，红党政府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推动建立价格机制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被后来的军政府接受。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乌拉圭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应对危机，1974年亚历杭德罗·贝格·比列加斯（Alejandro Vegh Villegas）被任命为经济和财政部长，负责计划的实施。虽然他于1976年辞去了部长之职，但他仍被看作乌拉圭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建筑师。1973～1980年，乌拉圭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增长。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乌拉圭与拉美许多国家一道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出现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三）军政府还政于民
经济危机的加剧迫使军政府还政于民。除此之外，军方推动的政治重建计划失败也是促使军政府交权的一个重要原因。1977年军政府提出政治计划。一是在未来的几年，对白党和红党进行清洗。剥夺那些在1966年和1971年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负责主要党务工作的政治人物15年的参政权利。此项计划涉及上千人，包括前总统帕切科和博达贝里。二是进行政治重建。具体实施办法是第一阶段由军方提出一部宪法，然后在1980年举行全民公决，另外还要起草一个允许军队对政府所有政策行使否决权的新章程。
然而，1980年由军方起草、门德斯总统提出的宪法法案遭到了红、白两党内许多派别和广泛阵线的反对。最后，新宪法草案在1980年11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以57.8%的票数遭到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军方被迫与获得承认的政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1981年9月，退役中将、政变领导人之一格雷戈里·阿尔瓦雷斯·阿尔梅伊诺（Gregorio Álvarez Armellino，1925～2016）被武装力量联合委员会任命为过渡期内的总统。
阿尔瓦雷斯上台后与各政党恢复了政治对话。1982年政党法开始实施。1983年，军方与政党领导人就政权过渡问题举行了非实质性的谈判。3个月后谈判陷于停顿。9月，50万名劳工组织成员举行了近10年来的第一次抗议活动。11月，所有反对党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要求举行没有政治限制的选举。1984年3月，工人工会全会-全国工人大会（Plenario Intersindical de Trabajadores-Conven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PIT-CNT，简称“乌拉圭总工会”）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罢工。随后军政府释放了1976年1月11日关押的广泛阵线领导人塞雷尼·莫斯克拉将军。5月军政府与各政治派别恢复了谈判，并决定于当年11月举行大选。6月，被推为白党总统候选人的费雷拉·阿尔杜纳特结束流亡生活返回国内，准备参加选举。由于费雷拉·阿尔杜纳特对军政府持严厉批评态度，军政府希望作为红党中间派的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为了实现这种安排，军政府在费雷拉·阿尔杜纳特回国后立即将其逮捕，白党被迫退出谈判。7月，广泛阵线的合法地位被恢复。随后该党参加了政府与红党和公民联盟的谈判。8月，谈判各方达成《海军俱乐部协定》（Pacto del Club Naval）。根据这个协定，政府承诺恢复民主化进程，取消对政党活动的限制（乌拉圭共产党仍被禁止）；重新审理政治犯；军方放弃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权和对文人政府决策的否决权，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由总统领导；1984年11月举行大选。红党和广泛阵线在《海军俱乐部协定》中接受了军方提出的一些条件，如实施一套过渡期的法律。此外，该协定没有提及任何军方违反人权的问题。
1984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乌拉圭举行了全国大选。由于军政府禁止白党的费雷拉·阿尔杜纳特和广泛阵线的塞雷尼·莫斯克拉作为候选人参选，红党在选举中占尽了优势，最后获得41%的选票。白党在选举中失败，仅获得34%的选票，比1971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广泛阵线获得了21%的选票，公民联盟获得2.5%的选票。红党的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当选总统。1985年2月军政府提前一个月交权。
四 民主化以后的传统政党政治
1985年民主化以后，乌拉圭红、白两大传统政党轮流上台执政，保持了政治经济的稳定，并逐步融入全球化。
（一）桑吉内蒂政府（María Sanguinetti，1985～1990）
1985年3月1日桑吉内蒂正式就任总统。作为民主化以后的第一任总统，桑吉内蒂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民主制度。他上任后马上恢复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的合法地位；颁布了《大赦法》，释放了包括61名前图帕马罗斯成员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但在赦免那些在军政府时期侵犯人权的军警问题上，政府面临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1986年8月，政府根据与军方达成的不进行人权审判的协定，提出了一项法案，大赦所有犯有这种罪行的军人和警务人员。该法案遭到了其他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桑吉内蒂政府继续调查军政府时期军人违反人权的行为。然而，该法案在当年12月获得议会通过。尽管如此，人们反对《大赦法》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87年2月，左翼政党、工会和学生组织发起了一场请愿运动，征集了至少55万人（占选民总数25%）的签名，取得了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必要条件。1989年4月，乌拉圭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52.57%的人赞成保留《大赦法》。
经济问题也是桑吉内蒂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虽然1985年以后乌拉圭经济恢复了增长，但与人们的期望值有很大差距。此外，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实行的许多措施遭到了工会的抵制。1985年8月，政府试图与工会领导人和工商部门的代表进行谈判，但由于一系列罢工，政府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直到9月才恢复谈判。进入1989年后，随着总统和议会选举的临近，罢工运动进一步高涨。1989年10月，乌拉圭总工会组织了两次24小时的总罢工，支持教师增加工资的要求，抗议世界银行给予乌拉圭贷款时附加的结构性调整等条件。在1989年11月的大选中，执政的红党落选，白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阿尔韦托·德埃雷拉的孙子，路易斯·阿尔韦托·拉卡列获得了37%的选票当选总统，这是白党自1962年以来首次赢得选举的胜利。红党候选人豪尔赫·巴特列只获得了30%的选票。
（二）拉卡列政府（Luis Alberto Lacalle de Herrera，1990～1995）
1990年3月1日，路易斯·阿尔韦托·拉卡列宣誓就任总统。由于白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拉卡列总统与红党一些派别组成了“全国一致”政府，吸收了4名红党成员入阁。
为了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拉卡列政府加快了以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遭到工会组织的强烈抵制。它们组织了一系列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政府的紧缩措施和私有化计划。1992年1月，乌拉圭总工会组织了24小时的罢工，抗议警察对蒙得维的亚一工厂工人采取暴力行动。同年5月12～14日又发动了36小时的全国总罢工，反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改革提案及削减工资的政策。11月16日，警察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200人，占全国警察总数的1/5（另一份材料是参加罢工的警察人数共有3000人，约占警察总人数的一半）。为避免公共秩序出现混乱，政府不得不委托武装部队暂时行使警察的职能，负责维持国内的社会治安。警察罢工4天后，政府被迫让步，将警察的工资提高了50%，军人也增加了军饷。在这个让步的鼓舞之下，运输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立即发动了一场罢工，也要求增加工资。1993年产业工人的罢工继续大规模地展开。3月11日，乌拉圭总工会组织了24小时的总罢工，支持教师和公共卫生部门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对某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要求政府增加就业机会和尊重工会的自主权。5月，工会组织号召举行24小时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计划。6月，总工会组织了进一步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及重新修订经济政策。当月，建筑工人工会也发动了24小时的全国总罢工。6月，乌拉圭总工会再次组织罢工，这是该组织自拉卡列1990年3月上台后组织的第9次罢工。8月，乌拉圭总工会又组织了一次36小时的总罢工，支持建筑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和抗议高通胀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农业工会也加入这些抗议活动，早前它们还支持会员停止向政府纳税，以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联合政府内各派的分歧日益扩大，政府危机不断。1991年5月，前总统桑吉内蒂领导的红党“巴特列主义论坛派”退出了联合政府。政府向议会提交的几个法律草案，包括税收改革法、社会保险改革法、港口改革法等迟迟未能通过。9月末，私有化法案在议会中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后，国内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1992年1月末，巴特列激进派对经济和财政部部长恩里克·布拉加·席尔瓦（Enrique Braga Silva）提出质询，宣布退出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拉卡列政府也受到来自本党一些派别的巨大压力。以副总统贡萨洛·阿吉雷·拉米雷斯（Gonzalo Aquirre Ramírez）为首的“改革与胜利派”带头公开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参议员佩雷拉为首的“罗查运动派”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过分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会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他们要求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布拉加辞职。在此情况下，拉卡列不得不要求内阁集体辞职。2月初，拉卡列任命了新的部长委员会，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布拉加、工业和能源部部长及住房、领土规划和环境部部长被撤换。
反对派广泛阵线在“新空间”和工会的支持下，提出就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举行全民公决。1992年12月13日，乌拉圭就国有企业法中有争议的5项私有化条款举行全民公决。有71.57%的选民投票赞成废除这些条款，从而否决了拉卡列政府的私有化计划。
1993年1月，拉卡列再次对内阁进行重组。3月，拉卡列拒绝撤换经济和财政部部长伊格纳西奥·德波萨达斯（Ignacio de Posadas）和改变经济政策，致使白党内部由卡洛斯·胡利奥·佩雷拉（Carlos Julio Pereyra）领导的“全国罗查运动和民族主义人民潮流派”（Movimiento Nacional de Rocha-Corriente Popular Nacionalist）和贡萨洛·阿吉雷·拉米雷斯（Gonzalo Aguirre Ramírez）领导的“革新与胜利派”（Renovación y Victoria）撤销了他们在议会中对政府的支持。10月，乌拉圭中央银行行长拉蒙·P.迪亚斯（Ramón P.Díaz）辞职。11月，内政部部长胡安·安德列斯·拉米雷斯（Juan Andrés Ramírez）辞职。
1994年11月27日，乌拉圭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红党在选举中获32.5%的选票胜选。桑吉内蒂再次当选总统。以广泛阵线为首的“进步联盟”获得了30.8%的选票，得票率比上届选举大幅增加，成为仅次于白党（获得31.4%的选票）和红党的政治力量，从而打破了红、白两大传统政党一统天下的格局。
（三）桑吉内蒂政府（1995～2000）
1995年3月，再次当选总统的桑吉内蒂宣誓就职。由于红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桑吉内蒂政府与白党经过谈判达成了“政府协定”，组成了联合政府。政府内阁最后由6名红党成员、4名白党成员、1名公民联盟成员和1名人民政府党（99派）成员组成。进步联盟仍是反对派，但进步联盟中的主要派别——广泛阵线采取了同政府合作的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同意在社会政策方面关照他们的利益要求。
桑吉内蒂政府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1995年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法案。6月中旬，乌拉圭总工会举行了24小时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这项法案。尽管如此，该法案还是于8月末在议会获得通过。
桑吉内蒂政府还着手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1995年7月，政府与议会中的反对派就改革选举制度达成一项协定，并于1996年3月向议会提交了宪法改革法案。在改革选举制度问题上，广泛阵线内部出现分裂。乌拉圭共产党、左派解放阵线等认为实行二轮总统选举，将使红党和白党联合起来，阻止广泛阵线候选人当选总统。而广泛阵线领导人、退役将军塞雷尼则支持这个法案。由于该组织无法达成一致，塞雷尼于2月辞去了广泛阵线主席的职务。10月，桑吉内蒂在议会获得了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支持。12月8日，乌拉圭举行了全民公决，宪法修正案以50.5%微弱多数获得通过。1997年1月14日，法案正式实施。
桑吉内蒂政府对拉卡列政府时期一些政府高官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1997年10月，前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布加拉及前总统拉卡列的顾问达尼埃尔·康邦（Daniel Cambón）因涉嫌在1994年负责糖业银行（Banco Pan de Azúcar）私有化时违规操作而被捕入狱。
1997年桑吉内蒂政府进行了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资力量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将两年的学前教育列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向更多的小学和初中1～3年级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将数十所小学和50%的初中由半日制改为全日制；增加课时，调整学科；向首都和内地贫困生免费发放书包，增加提供免费午餐的学校数量；开设数十所专业对路的技术高中；投资兴建一批校舍；增建数所师范院校。
1999年4月25日，乌拉圭根据1997年生效的新宪法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初选，曾4次参加总统竞选的豪尔赫·巴特列战胜了“巴特列主义论坛派”的路易斯·耶罗（Luis Hierro）成为红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路易斯·阿尔韦托·拉卡列战胜其他几名对手，被白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前蒙得维的亚市市长塔瓦雷·巴斯克斯在进步联盟的初选中，战胜“乌拉圭大会”（Asamblea Uruguay）的达尼洛·阿斯托里（Danilo Astori），轻松取胜。1989年从广泛阵线分离出的中左翼政党“新空间”领导人拉斐尔·米切利尼（Rafael Michelini）获得该党的提名。10月31日，乌拉圭举行了全国大选。广泛阵线候选人塔瓦雷·巴斯克斯得票最多，共获得40.3%的选票。红党候选人巴特列居第二位，获得32.7%的选票。白党的拉卡列获得22.2%的选票，“新空间”获得4.6%的选票，公民联盟获得0.2%的选票。由于在第一轮选举中无一位总统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乌拉圭按照新宪法于11月28日举行了第二轮总统选举。红党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巴特列与白党结成竞选联盟，以53.9%的选票战胜广泛阵线候选人巴斯克斯，当选乌拉圭新总统。
（四）豪尔赫·巴特列政府（2000～2005）
2000年3月1日，豪尔赫·巴特列就任总统。5月14日乌拉圭举行了全国地方选举，这是1997年实行新宪法后乌拉圭举行的第一次地方选举。红党在此次选举中受挫，丢掉了3个省，在全国19个省中，仅在5个省取得了地方选举的胜利。进步联盟-广泛阵线候选人马里亚诺·阿拉纳以57.8%的选票再次赢得蒙得维的亚市选举的胜利。白党获得了13个省地方选举的胜利。
在经济方面，受巴西货币贬值和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乌拉圭自1999年起就陷入了经济衰退。所以，巴特列政府上台时面临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为了使经济摆脱危机，巴特列政府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希望通过私有化及贸易自由化等措施，扩大私人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降低财政赤字，实现经济平衡。2001年巴特列政府颁布了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法案。该法案允许国有石油公司——国家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与外国合伙人建立合资企业，以改造炼油技术、扩大生产、降低汽油价格。此外，政府还向议会提交了私人部门更多参与电信部门自由化的法案。政府的这一政策遭到广泛阵线及工会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国家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的工会组织向选举法庭提交了6.5万人的签名，要求取消该法案，举行全民公决。为避免在全民公决中遭到失败，巴特列政府在2002年2月不得不撤回已提交给议会的促进私人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及电信部门自由化的法案。2003年12月7日，乌拉圭就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法案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结果以62.21%对35.42%票数否决了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法案。2002年受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乌拉圭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体系几乎陷于破产。巴特列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获得了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援助，随后经过银行体系的重组及债务转换计划，使经济暂时摆脱了危机。
巴特列上台之初组建了红、白两党的联合政府。在13名内阁部长中，8名为红党成员，5名为白党成员。白党成员担任了农牧渔业部、教育和文化部以及住房、领土规划和环境部、劳工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能源部等的部长职务。然而，由于政策上的分歧和巴特列总统的执政风格，执政联盟内部的冲突不断。2001年末，白党一些成员威胁要退出执政联盟。2002年初，乌拉圭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了共同应对危机，两党关系一度缓和。然而，在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这个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分歧加剧。白党主席、前总统拉卡列指责经济和财政部部长阿尔韦托·本西翁（Alberto Bensión）抵御阿根廷金融危机对乌拉圭冲击的措施不力。他不得不在2002年7月22日宣布辞职。2002年10月，白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白党的退出，使巴特列政府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为改善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巴特列任命技术官僚而非政客的参议员亚历杭德罗·阿特丘加里（Alejandro Atchugarry）为经济和财政部部长。2002年12月，在阿特丘加里的协调下，巴特列政府提出重组银行体系的法案，并获得议会的通过。但2003年8月，由于“个人原因”，阿特丘加里辞去了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的职务，伊萨克·阿尔菲（Isaac Alfie）接任了他的职务。
与经济政策不同，巴特列政府调查军政府时期（1973～1985）违反人权的做法得到了所有政党的支持。2000年10月，负责此项调查任务的和平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2002年10月，和平委员会公布了最初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向该委员会提交的39件失踪案件中，有26人被拷打致死。2003年4月，巴特列政府宣布，将给予那些在1973～1985年军政府执政时期死亡、失踪人员和游击队活动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适当的赔偿。
持续的经济衰退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极具争议的结构性改革计划使巴特列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使红党在2004年10月31日的大选中惨败。
五 2005年以来的广泛阵线政府
2005年左翼政党联盟“进步联盟-广泛阵线-新多数派”（简称“广泛阵线”）上台执政，打破了乌拉圭原有的两大传统政党白党和红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开启了左翼执政的新纪元。三届左翼政府，在经济上实施务实、稳健的政策，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政治上，保持了稳定；此外，广泛阵线政府还利用它们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
（一）塔瓦雷·巴斯克斯政府（Tabaré Vázquez，2005～2010）
在2004年10月的大选中，乌拉圭左翼政党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塔瓦雷·巴斯克斯获得50.45%的选票，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此外，广泛阵线也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在参、众两院赢得过半数席位。其中，在参议院30个席位中获16席；在众议院99个席位中获52席。此次选举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是左翼政党第一次在乌拉圭上台执政，打破了乌拉圭自1836年政党制度建立以来红、白两大传统政党长期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2005年3月，巴斯克斯宣誓就职，成为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第51任总统。在执政期间，巴斯克斯政府采取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推行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收入所得税。作为医生，巴斯克斯注重公共健康，推动了医疗改革，建立了国家综合医疗体系（SNIC）。巴斯克斯政府采取了世界最严的控烟政策。在其任期内，同性伴侣收养孩子合法化，但他否决了议会在2008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
巴斯克斯政府还推动了一系列减贫和促进公平的社会政策改革。其中，巴斯克斯就任总统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是宣布一项2亿美元的国家紧急计划，帮助20%的赤贫人口减贫。此外，政府还实施了“木棉计划”，为所有小学生提供免费笔记本电脑。
因为广泛阵线内部许多人士在军政府时期受到迫害，巴斯克斯积极推动废除《大赦法》。2009年10月，在广泛阵线推动下，乌拉圭最高法院以《大赦法》“超出立法者权力，侵犯了宪法赋予法官的职能范围”违宪为由，废除了《大赦法》的三条条款。与此同时，巴斯克斯政府对军政府时期犯下侵犯人权罪的军人进行审判。2007年12月，1973～1985年最后一届军政府执政者阿尔瓦雷斯（Gregorio “Goyo” Alvarez，1981～1985年执政）将军[6]以杀害37名持不同政见者的罪名被捕入狱，2009年10月22日被判处25年监禁。同案被告退休海军军官胡安·卡洛斯·拉斯博（Juan Carlos Larcebeau）因参与29起谋杀案被判20年徒刑。
在外交政策上，处理与阿根廷在纸浆厂上的矛盾冲突成为最大和最棘手的外交问题。阿根廷反对乌拉圭建纸浆厂，担心会污染乌拉圭河。两国最终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与阿根廷的矛盾争端，迫使巴斯克斯寻求与区域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和文化关系。巴斯克斯是首位访问新西兰和韩国的乌拉圭总统，并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联系，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2008年6月，巴斯克斯总统访问古巴，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峰会。与拉美其他左派国家的反美立场不同，巴斯克斯政府与美国保持了友好关系，接待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但他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卸任时，巴斯克斯总统的民意支持率超过80%，甚至高于他上台时77%的支持率，被认为是“乌拉圭近25年来最为成功的政治家”，这也帮助广泛阵线赢得了2009年10月大选的胜利。
（二）何塞·穆希卡政府（2010～2015）
穆希卡总统在广泛阵线内属激进派，意识形态上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拉美“激进”左翼政府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2010年3月上台执政后，穆希卡总统没有将他的意识形态思想转变为政策。他在2012年11月明确表示，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战略性产业国有化，或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7]在经济上，他实施了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遏制通胀。在政治上，穆希卡曾承诺进行被称为“改革之母”的国家改革，精简臃肿的国有部门，推动国家改革和现代化。但此项改革进展并不顺利，国有企业及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不减反增。
穆希卡曾试图推动几项较为激进的再分配改革，但未获得成功。其中之一是对大土地所有者征税。2011年末，议会通过了土地集中税（ICIR）改革法案，目的是对大土地所有者征收重税。具体做法是对拥有2000公顷至5000公顷土地的人征收每公顷8美元的特别税；面积在5000公顷至10000公顷之间的，每公顷征收12美元；超过1万公顷的，每公顷征收16美元。征税所得主要用于改造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但此项改革引起较大争议，广泛阵线内部也存在分歧。经济和财政部部长阿斯托里等广泛阵线官员认为，土地集中税将吓阻投资者，通过改革只能产生区区6000万美元的收入，与由此带来的投资风险相比微不足道。2013年2月18日，乌拉圭最高法院裁定，宪法明确规定土地税由地方政府征收，土地集中税违宪。
穆希卡政府继续推动废除《大赦法》，但未获成功。2013年2月22日，最高法院裁定，2011年10月，由广泛阵线在议会通过的废除《大赦法》的法案违宪。
穆希卡推动的社会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2013年乌拉圭甚至由于实施了“在不付出任何经济代价的情况下提高国民幸福水平”的“非常敏感的政策”，而被《经济学人》（Economist）评为“年度国家”。穆希卡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三项。一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此法案曾遭到巴斯克斯总统的否决。穆希卡总统认为：“同性婚姻比山还古老……这是客观存在。如果不将其合法化，那将是对人们毫无用处的折磨。”[8]在他的大力推动下，2013年4月，乌拉圭议会最终通过了该法案的修正案，允许“无论什么性别或性取向”的夫妇都可“在相同的条件下结婚”。2013年5月，穆希卡签署该法案，使乌拉圭成为拉美第二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法律修正案于同年8月5日正式生效。二是堕胎合法化。2012年10月22日乌拉圭通过了《性健康和生殖法》，成为拉丁美洲国家中除古巴和圭亚那之外第三个实施堕胎立法的国家。根据此项法律，乌拉圭允许医生在妇女怀孕12周之前堕胎，条件是想寻求终止妊娠的妇女必须接受适当的咨询。2013年6月，反对此项法律的议员试图举行全民公投，推翻此法案，但提案最终只获得8.88%选民的支持，以失败告终。三是大麻合法化。2012年6月，穆希卡政府提出了大麻合法化法案，目的是切断毒贩的收入来源，降低毒品犯罪率。在获参众两院通过后，2013年12月穆希卡总统签署了该法案。
在外交政策上，穆希卡总统致力于推动地区一体化。2011年1月，穆希卡总统与秘鲁总统加西亚呼吁加强南美国家联盟的职能，实现地区团结和一体化，主张拉美地区通过对话和协调克服存在的分歧。穆希卡政府还积极发展同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促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与美国保持成熟稳定的关系。穆希卡政府还与巴西等拉美国家一道，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三）塔瓦雷·巴斯克斯政府（Tabaré Vázquez，2015～2020）
左翼执政联盟广泛阵线总统候选人巴斯克斯在2014年11月30日第二轮总统竞选中以53.6%对41.1%击败右翼的白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阿尔贝托·拉卡列·波乌（Luis Alberto Lacalle Pou，1983～ ）当选总统。另外，广泛阵线在2014年10月的大选中赢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99个席位的众议院中赢得了50个席位，在30个席位的参议院中赢得15个席位。2015年3月，巴斯克斯就任总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巴斯克斯政府希望推动多项改革，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和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许多改革措施不到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社会抗议活动增加，巴斯克斯政府面临的执政压力加大。
教育改革与教师工会罢工 教育改革是巴斯克斯政府的优先目标。他在竞选时提出，将教育预算占GDP的比重从4.5%提高到6%，让17岁以下的青少年实现100%的入学率，高中毕业的学生比例至少达到75%。为此，将对拥有740英亩（300公顷）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小学税。然而，由于经济出现下滑，受制于稳健财政政策的限制，虽然政府提高了对教育的投资，但无法满足教师工会提出的增加教育投资和提高教师工资的要求。因而，遭到了教师工会持续的罢工抗议。
养老金改革凸显政府财政压力和与军人的紧张关系 养老金改革有两项。一是“五零人员”（Cincuentones）养老金改革，该项改革的目标是解决20世纪90年代养老金改革遗留的问题。早在1996年，乌拉圭就实施了养老金改革。当时20万人被迫将养老金管理体系从国有社会保障银行（BPS）迁移到一个新的由私人养老基金（Afap）管理的混合养老金制度内。现在这些50～59岁的人即将面临退休，但他们一直抱怨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为一些私人养老基金提供给他们的养老金比国有社会保障银行提供的养老金低。为了解决他们的困境，巴斯克斯政府在2017年7月提出一项法案，允许他们自行选择是继续留在私人养老金体系，还是回到国有社会保障银行体系内。虽然该法案在2017年12月20日获参议院批准，对巴斯克斯政府来说是一个政治胜利，但这将给国家财政带来额外压力，估计可能增加1.86亿美元的成本。[9]二是对军人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目标是平衡政府财政。2017年乌退休金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已达8.2%，社会保障银行的赤字达5.82亿美元。而军人养老金每年支出约5.5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7亿美元。人口老龄化将对财政形成更大压力。因此，巴斯克斯总统在2015年上台伊始，就讨论了武装部队的养老金改革问题。巴斯克斯政府计划将服役期限较少的军人的雇主缴费比例逐步从15%提高到19.5%，与此同时，其他公共部门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也将从13%提高到15%。[10]尽管巴斯克斯政府提出的军人养老金改革方案不会影响服务期超过15年的军人，但还是引起军方高层的不满。陆军司令吉多·马尼尼·里奥斯（Guido Manini Rios）将军公开表达了对养老金改革的不满，2019年3月12月终因不当言论和行为被解职。4月1日，塔瓦雷·巴斯克斯总统解除了刚刚接任陆军司令的何塞·冈萨雷斯（José González）以及其他五名将军和国防部长豪尔赫·梅嫩德斯（Jorge Menéndez）的职务。在乌拉圭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将军退役，这引发了乌拉圭自1985年回归民主以来最严重的军人和文人政府的紧张关系。同时，巴斯克斯任命克劳迪奥·费奥拉（Claudio Feola）将军为陆军司令，何塞·巴亚尔迪（José Bayardi）为国防部长。
社会治安形势有所恶化 2005年，乌拉圭每10万人中有5.7人被杀，2017年上升到8.1人。[11]其中，2017年和2018年相继发生的多起恶性治安事件引起全社会的震惊：2017年9月25日蒙得维的亚北部的卡萨瓦莱（Casavalle）地区发生枪战；2018年前5个月，3名年龄在19岁到26岁的年轻人被小偷杀害。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招致反对派的批评。2016年10月27日，反对派提出动议，要求内政部部长爱德华多·博诺米（Eduardo Bonomi）对国家公共安全日益恶化负责，并对他提出谴责，但遭到参议院拒绝。
农业部门的抗议活动 2018年一些独立农业生产者展开了名为“自发者”（autoconvocados）的抗议活动。其中，2018年1月23日在中部杜拉斯诺省举行的农民抗议活动是1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有近5万人参加。巴斯克斯总统和农牧渔业部部长贝纳奇（Enzo Benech）亲自会见了两大农业组织，乌拉圭农村合作社（Asociación Rural del Uruguay，ARU）和农业合作社联合会（Cooperativas Agrarias Federadas，CAF）的代表，并与“自发者”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渠道，听取他们的诉求。在此基础上，政府同意采取免征农业生产增值税（VAT）、降低柴油价格、建立农业紧急基金（FAE）为拥有50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提供无息贷款并将提供1500万美元补贴改善灌溉设施等一系列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尽管如此，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此后，来自其他部门的小企业主也加入抗议活动。这些抗议者在“只有一个乌拉圭”（Un Solo Uruguay）的旗帜下，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其中，汽车修理工人在全国200多个地方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广泛阵线的政治盟友，乌拉圭总工会对农民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虽然“只有一个乌拉圭”没有正式注册为一个社会运动，但它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些抗议活动的特点是“极端意识形态化”以及表达对政府和左翼政府的“仇恨”。“散播对广泛阵线和国家的仇恨就像回到冷战时期。”[12]该运动与反对党有联系，目标指向2019年的大选。
继续追查前军政府侵犯人权案 广泛阵线废除《大赦法》的努力失败后，巴斯克斯政府在2018年2月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目的是审查军政府期间犯下的悬而未决的侵犯人权的案件。2018年11月5日，乌拉圭反人类罪行特别检察官里卡多·珀西巴勒（Ricardo Perciballe）指控一名前军官对1974年谋杀一名政治犯负有共同责任，并要求将他监禁。
巴斯克斯政府面临的这些挑战对2019年10月的大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泛阵线候选人马丁内斯（Daniel Martínez）在2019年10月27日的总统选举中未能获得超半数选票，在同年11月24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又以47.3%对48.9%的微弱差距惜败于白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列·波乌，这是广泛阵线在15年的总统选举中第一次失利。
2020年3月1日，路易斯·拉卡列·波乌就任总统。白党政府与中右翼的传统政党红党、极右翼的公开市政党（Cabildo Abierto，CA）以及两个较小的政党——温和的中右翼政党人民党（Partido de la Gente）和中间偏左的独立党（Partido Independiente）组成彩色联盟，开启了乌拉圭右翼政党执政的新周期，这预示着乌拉圭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