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逻辑的引入
一 王延直和《普通应用论理学》
王延直（1872—1947），原名王怀彝，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清末举人。曾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教于贵州省公立中学、贵州省优级师范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分别成立于1905年和1907年，正值西方新学在贵州传播时期。王延直在两校主讲论理学。从1905年至1912年的七年间，王延直先生教授论理学达19次之多。其间，王延直纂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于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贵阳论理学社发行。这是贵州省，乃至西南地区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但由于在该书出版时，国内也有一批逻辑学著作相继问世，加之贵州、云南地处偏远，信息流通不便，因此，在当时该书并未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例如，在汪奠基所著《中国逻辑思想史》附录的1631年至1928年国人逻辑著作目录中，就没有收录王延直的著作。尽管如此，作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贵州学者最早学习和研究西方逻辑的成果，对于贵州这样的僻壤，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和三编“本论”。“绪论”由五章组成，各章标题分别为：论理学之定义、论理学之效用、论理学之源流、论理学之区别、论理学与各科学之关系。三编“本论”的标题分别为：思考概论、演绎的论理学、归纳的论理学。第一编，思考概论，共五章。第一章，思考之原理；第二章，思考之本质；第三章，名词说；第四章，命题说；第五章，推测式略说。第二编，演绎的论理学，共八章。第一章，直接推理之方法；第二章，间接推理本质；第三章，推测式及其格之规定；第四章，推测式之变体；第五章，约结的推理；第六章，离摄的推理；第七章，两刀论法；第八章，关于演绎推理之误谬。第三编，归纳推理概说，共四章。第一章，归纳推理的论理学；第二章，归纳推理本质；第三章，归纳术中之研究法；第四章，关于归纳推理之误谬。
二 当代逻辑学者对《普通应用论理学》的评价
1981年，云南逻辑学者黄恒蛟在昆明的旧书摊上意外发现了一本1912年出版的《普通应用论理学》，纂著者：贵阳王延直，发行者：贵阳论理学社，代印者：云南印刷局，总发行所：贵阳省城蔡家房论理学社，分售处：云南省城四版坊务本书局和开明书局。这本书被带到当时正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大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由应邀参加大会的贵州省哲学学会逻辑组副组长张同生借回贵阳复印了几份供有关人员研究。之后，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又尽量按原样制作成油印本，供大家阅读和研究。此后，许多逻辑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此书。
首先，金建国、黄恒蛟发表了《论王延直的〈普通应用论理学〉——云南近代的第一本普通逻辑》。在文中，作者认为：“王延直的《普通应用论理学》是在昆明发现的云南近代第一本普通逻辑。这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逻辑史，特别是云南近代逻辑发展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1]接着，贵州逻辑工作者开始更加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例如，刘宗棠走访了曾经师从王延直先生的两位前辈和部分亲属，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撰写并发表文章专门论述《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的重要意义。其中，《王延直先生与逻辑学》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王延直和《普通应用论理学》的有关情况。此后，贵州逻辑学者陆续发表多篇论文阐发王延直的逻辑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例如，向容宪撰写了《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研究》[2]和《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再研究》[3]。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王延直撰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是贵州省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国人自己撰著的几部逻辑学著作之一。”这两篇文章对该书中几个较为突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分析和评述，并与当今的形式逻辑体系进行了比较。州辑发表了《贵州几本传统逻辑著作简介》一文。在文中，作者将该书列为贵州重要的传统逻辑著作，认为：“《普通应用论理学》这是贵州人学习研究西方传统逻辑的最早成果。”[4]文中作者对该书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王延直的逻辑思想不仅引起了云贵地区逻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国内其他学者的关注。例如，湘潭大学王向清教授撰文《王延直逻辑思想述要》指出：“王延直是我国现代第一位吸收国外逻辑学研究成果，并自行撰写逻辑学教科书的著名学者。在他纂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中，关于名词即概念的划分理论；关于命题主、宾词充满与不充满的理论；关于命题对当的理论；关于逻辑误谬的理论等，有相当领先水平，对推动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5]
上述观点和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撰书目的明确，目标高远。王延直撰写该书期间，恰逢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仁人志士满怀爱国之心投入这场运动中，期盼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王延直也不例外。他在自序中直抒胸怀：“予篆著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即竟，不禁喟然而叹曰：‘呜呼！比年以来，世界文明各国讲学之士，辄以“程度不足”訾议吾国人民矣！斯言也，吾闻而耻之，吾闻而深耻之！其欲一雪之而后快也久矣！’”[6]王延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对外国人关于中国人的评价深感耻辱，也欲以此书来提高国人的文明程度，以雪被辱之耻。可以说这是王延直撰著此书的最主要目的。此外，王延直还提出了要提高国人的文明程度就必须学习论理学，只有学习了论理学才能获得真理，充分肯定了逻辑学的作用。“吾国人欲程度增高，必自政学两界始。而欲增高程度，又必自服从真理始；欲服从真理，又必自推求真理始；欲推求真理，又必自研究论理学始。”[7]
第二，别开生面的书名。从1903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到1912年国内的逻辑学著作和译著的书名中都没有冠以“普通应用”字样。“普通”的意义可能是“该书是作为一种供一般人学习的普及教材”[8]。但最主要的是应用上的普通性和普遍性，该书列举了逻辑学的七种直接效用：“1.为研究各种科学之要素；2.于自己之思想确有论证者可得其自信力；3.于语言文字之使用可得精确之法；4.能增长读一切书之识力；5.能不被一切似是而非之说所摇惑；6.可以悟教授一切学科之妙用；7.养成容易辨别所推测之事物之真伪之能力，倘遇批判辩难等时，可得巧于处置之法。”[9]四种间接效用：“1.可以增高自己之人格；2.可以辨识他人之是非；3.可以保存社会之秩序；4.可以促进国家之文化。”[10]由此可以看出，王延直所列举的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在当时无论是对有学识的人还是对普通的民众在生活和学习中都是有用的，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论理学。这也不辜负《普通应用论理学》的书名。
第三，揭举思考和语言的关系。在王延直的著作中，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思考和语言的关系”。在阐明思考和语言的关系时王先生层层深入。首先，他指出思考和宇宙中的万物一样都要具备实质，而思考的实质有二：“一活动于心意之上者；一发于语言间者。论理学上使用之思考，以后者为主，然用之之时，亦不能离心意之活动而别为思考。是则虽有二致，仍一以贯之者也。”[11]因此，在王延直看来，思考和语言是相互贯通不可分开的。接着，王延直又就思考和语言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概念判断和推理乃思考之成果，欲将发表是等成果，必不可以无记号，言语者，即发表思考成果最便之记号也。”[12]在这里，充分指出了思考（概念、判断、推理）和语言的关系，即语言是思考的载体，要将思考的成果表达出来就得借助语言，可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王延直还指出了语言是怎样对思考（概念、判断、推理）进行表达的，“存于心意中之概念、判断、推理，遂得发表于语言而称为名词、命题、推测式矣”[13]。名词表达概念，命题表达判断，推测式表达推理。
第四，强调世界三大逻辑源流。王延直在书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印度、希腊为世界三大逻辑的源流：“有人类即有思想，有思想即有论理；思想较高者，论理亦较高；故古代文明诸国，莫不有论理学之萌芽，其中最著名者三：曰中国、曰印度、曰希腊者也。”[14]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做了分析：“论理之学于中国古代，无可考证。春秋之季，孔子首倡正名之说，其言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踵之，作正名篇。于是有大共之说，即今之所谓归纳也。有大别之说，即今之所谓演绎也。惜乎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而光大之，以致中国名学，历久失传。亦可慨矣”[15]。对孔子和荀子作了肯定的评价但认为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等人是徒逞诡辩，取一时之快，不能算是论理学家。而韩非子、墨子诸家的文章，苏秦、张仪的辩论，只是偶尔符合逻辑罢了。从王延直先生的论述中可看出，王本人及这一时期对先秦辩学的研究不够充分，存在诸多局限性乃至误读，对此不可不察。
第五，注重逻辑理论的历史演变。王延直先生在撰写的过程中，常常将历史上的名家对某一理论的不同看法加以比较，或者指出某一理论为历史上某人所创。例如，划分中两分法系希腊论理家彼和里氏所创之分类之名称。
三 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对贵州逻辑发展的影响
1.开启贵州的逻辑教学和研究
王延直先生在自序中说：“予之纂著是书也，起乙巳秋，讫壬子夏，阅岁凡七，中间担任是科教授者凡十九次，稿凡十易，而后仅仅得此。”[16]这说明从1905年到1912年，他在贵州省公立中学等校执教时，教了十九次逻辑课，修改了十来次书稿，才完成了这部书。可以说，这是融会了王延直拥有的逻辑知识和丰富的逻辑教学经验的一部力作。这部书被发现后，立即受到逻辑学界的重视。贵州大学哲学系和贵阳师范学院政教系复印了全书以供研究。1982年，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我国的部分著名逻辑学家看到这部书，认为该书内容丰富、体系严谨，特别是演绎推理部分很有特色。为了满足逻辑研究工作者的需要，贵阳师范学院完全按照原石印本的样式复制了油印本若干册，供逻辑工作者参考。
2.彰显贵州逻辑学人及逻辑成果在全国的一定地位
《贵州省志·社会科学志》中讲到“逻辑学”的第一章，开首一句话就是：“关于贵州省的逻辑学研究，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果是贵阳留日学者王延直的著作《普通应用论理学》。”1990年，《普通应用论理学》被贵州逻辑学会[17]评定为20世纪80年代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此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著作也对《普通应用论理学》进行了论述和评论。特别是在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的重点项目成果《中国逻辑史》（近代卷）中对该书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普通应用论理学》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其特点是：一是内容丰富，演义归纳并重；二是注重历史沿革，明确肯定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逻辑术语好记易懂，已趋稳定；四是理论系统，强调应用。”[18]
1999年底，《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出版，其中“概述20世纪中国逻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并探讨其发展基本脉络的学术专著”——《逻辑学百年》一书也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王延直和他纂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逻辑学百年》指出，“严复等人译著的问世及严复、王国维、王延直等亲自讲演或授课，受到学界、思想界热烈欢迎，‘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治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19]。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贵州乃至全国较早的逻辑学著作，王延直撰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