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两代辽河中下游河道的变迁
辽河离开东西丘陵山区，进入平原，河道时常变迁。根据文献记载，仅在近代，西辽河就发生过五次较大规模的改道，但总的来说，开原以北地区，由于开发较晚，虽有河道变迁，但对航运影响不大。辽河出铁岭以后，河道变迁频繁，与河运关系就十分密切了。如三面船这个地方，原来有座低山，下临辽河，三面都可泊船，是辽河干流上的重要码头，但如今三面船离辽河已有数里了。再如石佛寺，据清顺治八年（1651）在七星山顶所立石碑记载，百年前，辽河曾于石佛寺七星山南下流，而现在辽河在七星山北流过。
辽河进入新民—辽中段，历史上曾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道，据《筹辽硕画》卷首《辽东图》记载：“辽东……三面濒夷，一面阻海，惟山海关内通，中有三岔河，为辽阳旧城。洪武壬子，辽始两歧。”洪武壬子，为洪武五年（1372），据《盛京通志》（乾隆元年，1736）记载：“今按辽河……流经铁岭县北，清河自东来会，入双夹口，西南分为二，曰内辽河，外辽河，绕县之西南合而为一，至开城为巨流河，又分流，复南汇，经海城县之西，与太子河会，遂为三岔河入海。”清代的开城在今新民东北巨流河村南，俗称高力城子，洪武五年（1372），辽河在开城附近分为两派南下。在没有改道之前，从汉代到明代，辽河河道先走现在的蒲河河道，继而走太子河河道入海。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特附录《关于辽河中下游的变迁》一文，对此事进行详细考证。至于洪武五年（1372）辽河在何处分流，《辽河志》确定在新民市东南平安堡大古城子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冲出的河道喧宾夺主，原来的辽河河道逐渐淤塞，成为蒲河水下泄的河道，故明朝文献多称辽滨塔以上辽河为“上辽河”，今辽中县城西辽河为“中辽河”，辽中县城东的辽河为“烂蒲河”。这样看来，明朝初年，辽河在大古城子附近已经分为两条支流，东支仍走故道，南下与浑河、太子河合流南下，西支独立南下，两者到三岔河才再次汇合。
明初以后，辽河河道变迁仍然很大，总的趋势是向西滚动。在今天的辽中、台安境内，辽河与浑河之间，留有很多故道，从实地考察来看，明显的辽河故道有四条，它们从东到西依次是老背河、东背河、西背河、外辽河。
老背河 老背河北起辽中的代家房，西南经胡家窝棚、朱家房、五间房、刘家庙、柳树墩子、吴家店、大柳树、李家房身、杨家房身，在韭菜台北与外辽河相汇合。查《全辽志》，西宁堡辖下沿河墩台有“大河口台”，当时所说的“大河口”，应该是辽河西支与羊肠河相汇之处，从旧河道两边没有人工修筑的堤坝遗迹看，此河应该形成于明代，于清代早期逐渐淤塞。
东背河 据《辽河志》记载，东背河在辽中县青麻坎从辽河分出，但从实地考察看，东背河应该在长林子从辽河分出，南下经永丰、东八宝、西八宝、插拉、套子里、槐子窝、莲花泡、青麻坎、孤树泡、张家套子、杨树卧子、后大堑、前大堑、前八棵树、后八棵树、下薄、后船底卧、前船底卧、窝刘家、小黄坨、老虎卧子、响水口、朴卧子、华子坎、蒿子沟、大高力房、欧力坨子、四方台等村屯汇入外辽河。东背河于1904年前后堵塞，两岸河滩地势较高，并留有人工修筑的堤坝遗迹，看来废弃的时间并不长。
西背河 据《辽河志》记载，西背河在柳条岗子附近与辽河分开，经高力房、鲇鱼泡、任大卧子、耿大卧子、金家堑、代家堑、小坨子、二道沟、后黑坨子、老窝棚、桥坨子、后壕等村汇入外辽河。西背河在1931年前后堵塞，两岸河滩地势很高，堤坝较高并较完整，可以想象当年的河水还是比较大的。
外辽河 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辽河的干流，1958年，在台安县二狼洞村北人为堵塞河道，从此辽河水从双台河入海，二狼洞到三岔河的辽河故道，改称外辽河，承接北部辽台排干之水。
总的来说，辽中、台安境内四条辽河故道，除老背河之外，其他都比较年轻，在不同时期，它们可能独自南下，也有可能数支并行。
最后是三岔河，那么，三岔河在哪里？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据《辽东志》记载：“三岔河，（海州）城西七十里。”[25]明代三岔河上有浮桥，据《全辽志》记载：“三岔河浮桥，海州城西七十里，太子河、羊肠河、珠子河三水合流入海，岁用苇缆大船三十只为梁，便民往来，冬季冰坚，仍打芦苇搭造浮梁以济不通，专委指挥或千百户一员把截，讥察非常。”[26]三岔河为辽东、辽西的交通孔道，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故明清史料中多有提及。另据《辽东志》记载：海州卫所属的边堡中有西宁堡和东昌堡，西宁堡下辖的边台中有“三岔河北岸空”，东昌堡下辖的边台中有“三岔河南岸空”。[27]可见三岔河在西宁堡和东昌堡之间。关于西宁堡，《奉天通志》中说：辽河“南流迳西牛古城子村东，村去河里许，为明河西边堡西宁堡故地”。[28]西牛古城村，在今三岔河西北，西牛古城，即是西宁堡故址。关于东昌堡，史学界分歧很大，《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其标注于牛庄以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认定其在“今牛庄西北，不定点”。近年笔者根据众多中朝文献考证，东昌堡与牛庄驿实为一地，故址就在今牛庄镇。[29]由此看来，明代三岔河就在西牛古城和牛庄之间。
牛庄至西牛古城直线距离10多公里，三岔河流经其间哪一点呢？让我们看看朝鲜文献。嘉靖十三年（1534）冬，朝鲜使臣苏世让出使明朝，其在《阳谷赴京日记》中记载：他们从牛庄西行，“历新铺及临河桥到三叉河，河畔有天妃娘娘庙，庙庭有只碑极大，西畔有爷爷庙”。[30]东岸有天妃庙，西岸有三官庙，河道在两庙之间，现在两庙都已不见踪迹。
隆庆六年（1572），朝鲜使臣许震同出使明朝，其所作《朝天录》中也记载了从牛庄到西宁堡的行程：从牛庄驿西行，路经“天妃庙（俗称娘娘庙，女神也，亦有爷爷庙）、马圈子铺（在三岔河边，守河百户一员）、三叉河（源出开原，至此与泰子河、浑河合流）、西宁铺”[31]。这里提到三岔河东岸有马圈子城。万历二年（1574），朝鲜使臣赵宪出使明朝，其在记述辽河时写道：“河北临津差大，南边有马圈子铺，临水作城，截河结船用板挽之，以济行人。”[32]如上文献所提及的马圈子，为三岔河东岸的重要城堡，明末清初很多中外文献多有记载，到了清代，文献始称其为三河堡。清朝初年，三河堡荒废，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曾在三岔河边野餐，记述三岔河边的情形时说“三河堡在河岸，毁废无人”[33]。今三河堡故址，在牛庄镇西八家子村北三岔河东岸，距三岔河渡口不足二里，20世纪60年代堡内尚有居民，现临河部分也已坠入河中。从三岔河两岸数处明显的地理标志来看，明清数百年间，三岔河的位置没有大的变化。
明清三岔河的位置没有变，那么辽河的入海口在哪里？据《全辽志》记载：“梁房口关，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运舟由此入辽河。”[34]另据《辽东志》记载：“梁房口在海州卫西南九十里。”在《辽东志》《盖州卫山川地理图》上，盖州卫西北有梁房口堡、梁房口墩和娘娘庙。简单梳理如上记载：海州卫西南70里辽河左岸有梁房口堡，亦即梁房口关；海州卫西南90里有梁房口，即辽河入海口；从梁房口堡到梁房口大体上仍呈东北西南走向，距离20里，其间有梁房口墩、娘娘庙（亦称天妃庙或娘娘宫）。从文献记载所提供的方位和距离来看，如上几处地点均应在今辽河左岸的营口市区。
梁房口堡 据《东三省古迹遗闻》记载：“大官屯，属营口县，在辽河东岸，去县可二十余里，村中有古城”，“城基圆形，幅员约五亩，高出地面丈许，墙虽圮毁，尚存长三尺，阔一尺五寸之古砖，敲之其声铮铮然。东面产蛇，出则成群，村人以为神。昔者农人在城基取土，掘得青石匾额一方，文曰‘大官屯’三字，村名即以此命焉。该石匾现存村中普阴寺钟楼内，石质坚固，字迹清楚，观者咸谓古物。”[35]大官屯在今营口市东郊光明村，清初移民时这里称“达官屯”，后演绎为大官屯，此匾额可能出自清代移民之手，大官屯遗址与明代边堡的规模大致相似，与《辽东志》《全辽志》所载盖州卫、海州卫距离梁房口堡的距离大体相符，扼守辽河左岸要冲，且牛庄以南辽河入海口附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城址，由此，我们有理由认定明代梁房口堡就是清代的大官屯。
梁房口墩 梁房口墩应该在梁房口东北的辽河左岸。据调查，营口市区内有两座墩台遗址，都称为“青堆子”，其一在站前区火车站南聚源酒店附近，东北距光明村（大官屯）6里；其二在站前区光华路以西原营口火柴厂附近，东北距大官屯（梁房口堡）10里。辽东俗称的“青堆子”即指墩台倒塌后散布地面的青砖高岗，这两座墩台应为明代所建，其中之一即梁房口墩。
娘娘庙 亦称娘娘宫、天后宫、小姐庙、海神庙、天妃庙，明代河口海港多有修建，辽东也不例外。营口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寺庙为天后宫，俗称西大庙。天后宫修建于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雍正四年（1726）重修天后宫，有《重修天后宫碑》，其中提到两件事：一是天后宫前身是龙王庙；二是雍正四年（1726），没沟营已是大商港。天后和龙王都是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灵，南方人崇拜天妃，北方人崇拜龙王，沿海崇拜天妃，内地崇拜龙王。明代牛庄为海港，不但在牛庄港有天妃庙（牛庄北八里太子河左岸小姐庙），而且在三岔河渡口也有天妃庙，梁房口为辽河入海口，自然不能例外。据《全辽志·典礼志》记载：“三官庙、天妃庙，以上二庙河口海滨犹盛。”[36]明朝末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在奏疏中说：“自盖套至娘娘庙，由海岔中行，自庙入河，宽五六里，深不可测……此近日陈、张两同知亲勘查的，图说甚明。”[37]明末清初的很多文献中提到娘娘宫，多指辽河入海口处的娘娘宫，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1623）六月二十三日，“住在牛庄至娘娘宫六十里外之红草屯、柳七屯等五乡之人叛变，以秫楷系筏，渡河而去”。[38]牛庄至三岔河20里，显然这里提到的娘娘宫位置不在三岔河。雍正四年（1726）重修的天后宫，从其所处位置分析，其前身应该是明代的天妃庙，但又当如何解释天后宫的前身为龙王庙这个问题？接近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明代此地建有天妃庙，但明朝退出辽东后，辽东人口锐减，清朝初年，海运衰落，迁徙而来的中原移民改天妃庙为龙王庙，以与自己的信仰相符，而到了雍正年间，海运发达，南方商人，特别是福建商人大量涌入，才有了改龙王庙为天后宫的可能，否则，明清两代都找不到任何在这里修建龙王庙的理由。
除了梁房口堡、梁房口墩、娘娘庙三处之外，辽河左岸还有一处明显的地标，那就是盐场。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从旅顺口北上的船只经“梁房口关”进入辽河，“旁有盐场三，其二属沈州卫，一属辽海卫，各置百户所屯戍”。[39]郑若曾在《郑开阳杂著·海道附录》中也提到过盐场：行船北上，“看盖州一路山，看盐场，西看宝塔台，便是梁房口，进入三岔河，收牛庄马头泊”。[40]今天，介于营口和盖州之间的营口盐场，南起盖州西北连云岛，北止营口市东郊，西临海，东达老爷庙，总面积为21368公顷，为我国五大盐场之一，明清时期盐场面积可能会小些，但辽河不可能经过盐场入海，因此，只能到如今辽河以东和盐场以西非常狭窄的区域内，也就是说只能到营口市区内去寻找梁房口的位置。
《中国历史地图集》认定明代娘娘庙在今天的白庙子，故辽河入海口自然在白庙子附近。[41]白庙子村位于营口东南郊，传说原为九圣祠，因用白色石头所建，故称白庙子，祠内原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立石碑，记其修建始末。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权威性，白庙子为梁房口之说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20世纪90年代初，林汀水先生撰《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一文时，谈到明清营口海岸线变迁的时候曾经指出：“大家知道，今天的辽河河口没有沙岛，而见《全辽志》附图，却有‘桃花岛’。齐召南《水道提纲》海条辽河河口的位置，是‘东五度八分，极四十度八分’，相当白蒿沟之地。白蒿沟在今营口市北四十里，清初辽河过此，辽是辽河之口岸，商业繁盛过一时。又参乾隆《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战迹标注图》，今营口市东北的东昌堡，也是滨海的。因此，综观上引资料可知，熊知白论断前清道光以前，营口市属于海岛，直到道光初年，由于辽河泥沙淤塞，才与大陆相连，这种说法是可以信从的。”[42]
首先，《全辽志》前面的卫境图与实际方位有很大出入，如《海州卫境图》标明海州卫西南辽河入海处有桃花岛，同书的《山川志》却记载：“桃花岛，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同一个桃花岛，图文标注自相矛盾。事实上，所说的岛，只不过是辽河改道形成支流，后支流回归干流，干流和支流所围绕的土地，这与河流冲积而成的沙岛根本是两回事。如南北通江：（海州）“城西一百八十里，辽水通新河之南，别派西流，曲折旋绕，复入辽水，其南曰南通江，北曰北通江，其间又阆洲方数十里，皆田园宅地，至今桃李犹存”[43]。白庙子位于营口东南郊，北距辽河8里，且不说营口西大庙雍正年间所存碑刻、辽河南岸明代烽火台遗址，梁房口不可能在白庙子，即使辽河真的从白庙子入海，道光以前白庙子身后的营口也不会是个海岛。
如上所述，从明初到如今，三岔河和辽河入海口的位置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从三岔河到辽河入海口的河道走向又当如何？《中国历史地图集》认定明代辽河下游河道：“据1/20万地形图，今太子河下游小河口以西至浑河下游东岸，再从牛庄西南，经石佛寺、太平堡、东昌堡之大小白庙子一带，尚有故道遗迹。尤以故河道标有许多庙址，连成一线，即足成为原来寺庙沿辽河故道两岸而建立的佐证。”[44]关于明代辽河下游河道的走向，文献中可资利用的记载很少，故考证起来极难，但仍有一些历史遗迹可寻。《东三省古迹遗闻》记载：“赏军台属营口县，在辽河左岸村中，有土筑台一座，高约四丈余，四周里许。”“近年此台址被村人耕种，发现零砖断石，古钱等物颇多。”这座用砖石修筑的巨大烽火台显然是明代的军事设施，因为有前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所以这里的居民与辽东其他地区一样，聚居台下，以台名村。同书还记载：“田庄台西二里余，有炮台并峙于辽河两岸。成犄角形。该台纯以土筑之，望之如丘陵。囊者田庄台商业繁盛时，置兵戍守，为全省门户……近十年来，田庄台炮台，已成个人专有物矣。河北炮台，被某窑户用土，挖掘殆半。河南则为马某所有，较河北为壮大，蓁莽荒秽，无异岗峦。”[45]田庄台的炮台与赏军台的烽火台的性质应该是完全相同的，都属明代的军事设施，田庄台的村名也应和赏军台一样，得自清初移民。如果明代辽河河道没有像今天这样经过这里，人们为什么在岸边修建烽火台？
另外，明末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谈到辽河从三岔河南到海的距离是182里[46]，今对辽河河道分段测量，从三岔河到营口西大庙恰好为180余里，与王在晋所说基本相符。如果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推测的那样，辽河“从牛庄西南，经石佛寺、太平堡、东昌堡之大小白庙子”入海，几乎是条直线，距离只有百余里，与王在晋所说182里相去太远。
即使到了清末，大辽河很多弯道已经裁去，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旧河道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因此，具体确定大辽河河道在某段时间经过某个地点，仍然存在很多困难。
[1] 此节中所涉及的辽河干流及各支流的具体数字取自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编辑的《辽河志》第1～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2] （汉）高诱注《淮南子注》卷4，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第56页。
[3]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第658、669、1885～1889页。
[4] （西晋）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02页。
[5] 周振鹤：《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62页。
[6] 《汉书》（百衲本）卷5《景帝纪》。
[7] 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第258页。
[8]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第1201页。
[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710页。
[10] 《晋书》（百衲本）卷1《高祖宣帝纪》。
[1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78页。
[12] 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18～19页。
[13] 《旧唐书》（百衲本）卷199《北狄传》。
[14] 《新唐书》（百衲本）卷43《地理志》。
[15] 《日知录集释》卷21，国学整理社，1936，第482页。
[16] 张士尊：《“辽水”原为“潦水”考》，《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
[17] 《旧唐书》（百衲本）卷83《张俭传》。
[18]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五月庚午”。
[19]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九月丙戌”。
[20] （宋）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华书局，1986。
[21] 〔朝鲜〕权近：《奉使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165～166页。
[22] 〔朝鲜〕黄世祐：《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488～493页。
[23] （清）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南京图书馆抄本。
[24] 张士尊：《辽泽：影响东北南部历史的重要地理因素》，《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5] （明）毕恭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嘉靖十六年。
[26]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山川志》，嘉靖四十四年。
[27] （明）毕恭修《辽东志》卷3《兵食志》，嘉靖十六年。
[28]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各县山水》，1934。
[29] 张士尊：《明代辽东“东昌堡”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59～60页。
[30] 〔朝鲜〕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399页。
[31] 〔朝鲜〕许震同：《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326页。
[32] 〔朝鲜〕赵宪：《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164～165页。
[33] 〔朝鲜〕李渲：《燕途记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74～75页。
[34]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山川志》，嘉靖四十四年。
[35] 〔日〕菊池贞二：《东三省古迹遗闻·营口县》，盛京时报社，1925，第51页。
[36]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4《典礼志》，嘉靖四十四年。
[37] 《明经世文编》卷482《熊经略集》，中华书局，1962，第5320页。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22页。
[39]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山东》。
[40] （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9《海道附录》。
[41]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371页。
[42] 林汀水：《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期。
[43]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山川志》，嘉靖四十四年。
[4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371页。
[45] 〔日〕菊池贞二：《东三省古迹遗闻·营口县》，盛京时报社，1925，第51～52页。
[46] （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