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潦水”和“辽泽”

上节我们简单叙述了辽河干流及两岸支流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是现状，而非历史，历史上辽河的特性如何，这些特性的具体表现如何，以及与辽河航运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本节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辽河，古代称辽水，“辽，远也”，意思是远方的河流，这恐怕是对“辽水”最为常见的解释，却与事实相去甚远。从现存古文献看，较早对“辽水”加以记载的有《吕氏春秋·有始览》，其中谈道：“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辽水，东汉高诱注：“辽水出砥石山，自塞北东流，直辽东之西南入海。”[2]《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同样的记载。陈奇猷先生考证，《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3]《淮南子》为西汉中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有关“辽水”的记载相同，说明两者有承袭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传抄和整理，反映汉代中期的地理观念。

关于“辽水”，与上面记载截然不同的是《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地理文献，虽然有大量的神话充斥其中，但史料价值极高。《山海经·海内东经》所记河流水道中有“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西晋郭璞注：“出塞外卫皋山。玄菟高句骊县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南）注大潦，音辽。”“潦阳县属潦东。”[4]《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到西汉初年，关于《山海经》附记的河流水道内容，今人周振鹤认为，是来自秦代《水经》一样的著作。[5]由此看来，《山海经》中“潦水”的记载可能真实反映出从战国到汉初这个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

通过对以上古文献的简单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辽水”是汉代中期以后人们地理观念的反映，而“潦水”则是战国到汉初人们地理观念的反映的结论。“潦水”在先，“辽水”在后，“辽水”是“潦水”演变的结果。

支持如上说法的，除了古文献，还有现存的封泥。中原王朝在东北设治始于战国后期，据《史记·匈奴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始皇统一全国，分天下为36郡，其中就有辽东和辽西郡。汉承秦制，相沿不改，仍设辽东和辽西郡。辽东和辽西郡的名称直接来源于“辽水”，因此此二郡的名称完全可以作为辽水是“辽水”还是“潦水”的佐证。到目前为止，各书著录有关辽东和辽西的秦汉封泥共有“潦东守印”、“辽东太守章”、“辽西太守章”和“辽东均长”四方（图1-1，由左到右）。

图1-1 秦汉辽东、辽西等郡的四块封泥

这四方封泥，“辽”字有两种字形，即“潦”和“遼”。从封泥的字面看，“潦东守印”称“守”，“辽东太守章”和“辽西太守章”称“太守”。查《汉书·景帝纪》记载：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七月，“更郡守为太守”。[6]这就是说，在此之前，辽东郡的最高长官称“辽东郡守”，简称“辽东守”，而在此之后，辽东郡的最高长官称“辽东郡太守”，简称“辽东太守”。由此可以认定：“潦东守印”是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的官印，而“辽东太守章”、“辽西太守章”和“辽东均长”为景帝中元二年后的官印。[7]如果辽东郡名称与辽水名称相关的话，那么封泥“潦东”和“辽东”就与文献记载的“潦水”和“辽水”相互印证，从而得出类似的结论，即“辽水”原称“潦水”。

从词源上分析，“潦”字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就有“潦”字，《说文》解释为：“雨水大儿，从水，尞声。”甲骨卜辞中有：“丙戌，卜王在潦。”[8]古文献中“潦”“行潦”“流潦”“涂潦”“水潦”均为水大之意，即泛滥之意。不但辽河干流名称有泛滥之意，而且有的支流也有同样的意思。辽河东岸主要支流太子河，《史记》称其为“衍水”。据《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刺秦王事件发生后，秦军伐燕，“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后代著述均指“衍水”为太子河，新中国成立前凤凰城附近出土石幢（今保存于旅顺博物馆），记载辽朝“衍州刺使银青检校□散骑常侍□封开国□食邑三百户张守一……”。此处提到的“衍州”与《辽史》记载相同，应该设置于辽阳东南，太子河流域，从而与“衍水”相符。[9]由此看来，“衍水”之称确曾出现过。除此之外，太子河也称“梁水”。据《汉书》记载：“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晋书》：公孙渊末年，“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10]从词源分析，“衍”原指海潮很满的状态。《说文》解释：“衍，水朝宗于海貌也。”清段玉裁注：“海潮之来，旁推曲畅，两崖渚涘之间，不辨牛马，故曰衍。”[11]由此看来，“衍水”与“潦水”同意。《太平御览》引《淮南子》：“夫树林者，灌以梁水，畴以肥壤。”其注云：“梁或作潦。”[12]由此看，太子河无论称“衍水”还是“梁水”，其基本含义都与“潦水”相去不远。

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蒙语为“黄色的河”，但历史上也称其为“潢水”或“湟水”等。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霫，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13]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则称其为“湟水”。[14]从词源分析，无论“潢水”还是“湟水”，都与“潦水”相去不远。顾炎武《日知录》引韩愈《符读书城南》中有“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的句子。[15]这里的“潢潦”已成固定词。据《大戴礼记》解释：“湟，下处也。有湟，然后有潦；有潦，而后有苹草也。”这里的“湟”指低洼处，“潦”指积水，两者连用，意指水多泛滥。由此看，西拉木伦河称“潢水”或“湟水”都与“潦水”同意。

无论是“潦水”“衍水”“梁水”，还是“潢水”“湟水”，无论是辽河干流，还是支流，其原始意义指向相同，那就是“泛滥”，故“泛滥”应该是辽河的最大特征，[16]而这个特征的表现则是辽河中下游平原长期处于沼泽状态，即“辽泽”。

唐朝以前，人们对“辽泽”的记载很少，只是因为隋唐与高句丽旷日持久的战争，人们才对“辽泽”有了更多的关注。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出动之前，太宗曾派遣张俭“率蕃兵先行抄掠”辽泽，但“辽水泛涨，久而未渡”，太宗以为他怯懦，召还。张俭回洛阳后，“面陈利害，因说水草好恶，山川险易。太宗甚悦，仍拜行军总管，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前锋”。[17]可以看出，战前太宗对“辽泽”还是有所了解的，但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当他亲临“辽泽”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那里是“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18]同年九月，没有达到战役目的的唐太宗李世民从原路返回，“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太宗）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19]

宋宣和六年（1124），金太祖去世，太宗即位，宋朝派许亢宗出使，在其所著《奉使行程录》中记述了穿越“辽泽”的困苦。“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有河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薰烟稍能免。（梁鱼务）务基依水际，居民数十家环绕。弥望皆荷花，水多鱼。”[20]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密切，每年都有数批朝鲜使团经辽泽前往北京，在其所留下的众多《朝天录》和《燕行录》中真实记载了“辽泽”的状况。例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朝鲜使臣权近夜宿沙岭驿，有诗“蚊子满草际，纷然飞呐人。将帛裹头项，尚自侵肌频。泥深路修阻，夜半行迷津。不知南与北，仰面瞻星辰。虽云免烦热，奈此多苦辛。黎明始投馆，艰难焉具陈”[21]。万历三十八年（1610）六月，朝鲜使臣黄世祐经过“辽泽”，在其所著《朝天录》中写道：“（过三岔河以后）平原旷野，芦荻连天，天垂野尽，积氛蒙蒙，望之如海，数百里之间，山无数仞，石无一拳，木无寸梃，惟见蚊虻蔽天，其毒太苦，行役之劳到此极矣。”“虻飞蔽野逢人吮，利嘴如针痛不堪。左击右攻犹突入，恰如秦汉战方酣。”“高平盘山之间，水患则固闻之矣，不图蚊虻之作孽乃如此也，不特人不堪其苦，驴子流血满身，惊跃颠仆，尤可闷也。”[22]康熙年间，浙江人王一元经过“辽泽”，他在《辽左见闻录》中写道：“从辽阳西南绕牛庄，度三岔河，而遵海滨，不复由入关官道。时方积雨，终日行泥淖中，野草高数尺，一望无际，百里无人烟，虎踪络绎于路，草中往往见旋涡，大可径丈，盖虎所偃卧也。瞎虻满空，乱于飞雪，声如殷雷，骡马被吃，通身流血……有顷刻吃死者……乘夜而行，可无虻患，而蚊之苦更甚于虻。”[23]直到清代中期，“辽泽”仍为洪荒之地，人烟稀少。乾隆年间，移民陆续进入辽河两岸定居，“辽泽”荒野逐渐得以开发，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胁，有“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之说。为了安居，居民不得不垫高房身，在高大的土台子上建筑房屋，从而形成当地独有的奇特景观。

人们习惯认为，辽河平原是东北开发较早的地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辽河两岸平原，由于河水泛滥，遍地沼泽，人口一直很少，经济也不发达，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限制了人们对河道的利用和水运的发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