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奉天“运通米豆”始末

奉天“运通米豆”起于何时，在文献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很简单，因为康熙中期以后，很多官方组织的粮食输出，海运的终点是通州，特别是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六月，雍正皇帝颁布上谕：“朕去年亲阅京通各仓，虽有积贮，但京师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粮储备，不可不裕。查有漕各省，惟湖广、江西产米最广。近年盛京年岁丰收，米价亦贱，此三处酌量动正项钱粮，采买数十万石，雇募民船，运送京师，大有裨益。”[1]具体落实到奉天，总计运米10万石，其中从旗仓运米7000石，从滨海的海城、盖平、锦县、宁远四州县运米93000石。雍正三年（1725），朝廷决定再次从奉天运米10万石。当时，辽阳州有米9万石，广宁县有米4万～5万石，承德、铁岭、开原三县有米20万石，但考虑到这些州县距离海口较远，车脚运费较高，故太常寺卿邹汝鲁建议：把锦州府属征收的庄头交民仓谷12万～13万石官碾成米，共64000～65000石海运天津，这样既解决了运津米石问题，也节省了修理仓库的费用。[2]同年，朝廷决定除米10万石之外，再从奉天采买高粱10万石，[3]但奉天方面不同意，结果把原计划采买的10万石高粱，改为从沿海盖平、海城等州县调拨新旧好米，凑足10万石运往天津。[4]雍正四年（1726），由于京师和天津等地存贮粮食不足以救灾赈济，朝廷决定再从奉天运米10万石。[5]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从雍正元年（1723）到雍正四年（1726），短短四年时间，朝廷就从奉天调拨粮食40万石海运天津和通州。雍正七年（1729）九月，盛京连续八年大丰收。“谷价之贱，自昔罕闻”，为此雍正皇帝上谕：“向来奉天居民，有以米谷饲养豚豕之陋习，此即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劝谕禁止。”“至于谷多价贱，难于出粜者，著大臣官员等即行奏闻，朕当发官价籴买，或从海道运至京师。俾积谷之家实获利益，必不使有谷贱伤农之叹也。”[6]虽然运量很大，而且几乎年年进行，但此时的海运，仍然出自朝廷的临时旨意，而非制度化产物。

乾隆四年（1739）八月，仓场侍郎塞尔赫等人在《奉天沿海州县存仓黑豆运京支放折》中提出：京师喂养官马骆驼，主要靠山东、河南两省每年运通的18万石黑豆，乾隆三年（1738），山东部分地区遭受水灾，运通豆石不敷原额，导致京师马驼豆石难以支放。吕耀曾担任过奉天府尹，“知奉天各州县存仓黑豆颇多，每年支用甚少”，“可否请敕下奉天将军会同奉天府尹将沿海州县存仓黑豆拣选堪用者，遴委干员，动用盛京户部库银，雇觅船只，由海道运至天津，交与天津道转运抵通，运进京仓收储”。“近年以来，盛京年岁丰收，产豆甚多，沿海州县存仓豆石或不敷运用，请照雍正元年奉天采买米石之例，酌量各州县产豆多寡，委员采买，由海运京，共足十八万石之数，庶马驼豆石足数支放，而市价亦不致高昂。”[7]稍后，协理户部事务大臣讷亲上折支持塞尔赫的建议：“奉属各州县所贮豆石一年，除供应驿站之外，别无用处，事有缓急之分，且奉天今年丰稔，秋收在即，应令奉天将军会同府尹酌量沿海州县现存豆石动用盛京户部库银，委员由海运至天津，天津道转运来京。”获得朝廷批准。[8]

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朝廷颁发上谕：“近来京师黑豆价昂，朕已谕令将仓贮豆石，分发各米局，减价平粜，将来价值自可渐次平减，但思黑豆为喂养马匹之所必需，务令充裕，然后喂养有资。今年奉天地方收成丰稔，豆价平减，著户部简派贤能司官一员，前往奉天会同该将军府尹等采买数万石，接济京师，其如何运送之处，著该将军府尹等速议奏闻。”[9]次年二月，奉天将军额洛图等奏称：根据户部尚书讷亲运豆3万石的交代，对沿海各旗仓和民仓存贮的黑豆进行了摸底，其中锦州旗仓可运豆2135石，民仓可运豆5000石；义州旗仓可运豆2471石，民仓可运豆5000石；牛庄旗仓可运豆2117石；广宁旗仓可运豆1910石；宁远旗仓可运豆1367石。如上共有旗仓黑豆1万石，民仓黑豆1万石，另外还有热河在锦州、义州两城存贮黑豆1万石，总计3万石。锦州、义州运至蚂蚁屯海口，牛庄运至半边台海口，广宁运至小沙坨沟海口，宁远运至钓鱼台海口等待装船。同时对陆路车脚、海程水脚、海口扎囤等费用做出明文规定。[10]这无疑对后来的奉天米豆运通有重要影响。

相对而言，奉天运通米豆规范化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此前，奉天府尹图尔泰奏称：“义州存仓黑豆，除支给庄头喂马及拨补酌留豆石外，尚余黑豆一万三千石有零，递年积累，霉变堪虞，请于义州及省城，酌量减价平粜。”乾隆皇帝认为，仅义州一仓，就有余豆13000余石，那么所属各仓，谅必都有多余。“关东为出产黑豆之地，各处市价，似不致甚昂，即有偶需平粜之处，尚属充裕。京师官员兵丁，喂养马匹众多，非他处可比，黑豆一项，在所必需，自应广为储积，以备支粜。”应该在“奉属附近海口州县内，将此项征收多余豆石，各按地方情形，酌定数目，每岁派拨一二万石，照乾隆四年海运之例，由奉天海口，运至通州，交仓存贮”。“现在议裁养息牧马匹二十二群，所有每年应支黑豆，亦著一并运通。”“如遇该省豆价平贱之年，并可酌量动项采买，随船搭运，以备京师平粜之用。”要求奉天方面“定议具奏”。[11]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等商议后回奏：承德等八州县并无退地应征黑豆，其锦、宁、广、义四州县每年征收退地黑豆35400余石，大凌河马群裁减每年支放豆18200余石，剩豆17000余石，“本地销售无多，难免陈因霉变，而京师需用又广，且俱附近海口运往通州，以便京师支粜，实属酌盈剂虚之道”[12]。获得朝廷的批准。第二年，盛京将军阿兰泰条奏《奉天海运通仓豆石章程》四款，得到朝廷的批准。[13]从此，运通米豆开始运转，直到清朝末年。

乾隆十六年（1751）以后，因广宁县每年征收退地剩余黑豆数量较少，所以海运锦县、宁远州、义州三州县征收的余剩退地黑豆14000余石，裁汰养息牧马群剩余黑豆7100余石，总计21000余石。乾隆二十年（1755），因为通州仓黑豆太多，仓场侍郎双庆奏请暂时停运奉天黑豆，获得批准。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通州存仓黑豆虽然有18万多石，但用处太多，经过通盘考虑后，决定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恢复奉天运通黑豆。因乾隆二十四年（1759）锦、宁、广三县秋禾受灾，奉天府尹通福寿、盛京户部侍郎常福奏请把乾隆二十五年（1760）应运黑豆留在地方，得到朝廷的批准。乾隆二十六年（1761），奉天运通黑豆正式恢复，从锦县蚂蚁屯海口和宁远州钓鱼台海口共起运锦、宁、义三州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征收的黑豆21951石。同时，从牛庄海口起运黑豆7189石，其中包括盛京户部庄头交纳的4885石，盛京内务府庄头交纳的2304石。[14]从这年开始，奉天运通成为常态，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再未停止。

锦州府所属四州县退圈地向来一半征收本色黑豆，一半征收折色白银，就本色黑豆而言，每年额征35400余石，其中拨给大凌河马厂料豆20030石，余豆15400石运通。乾隆三十六年（1771），先是漕运给事中王懿德奏请将奉天运通黑豆改征折色，移交山东、河南两省，采买黑豆运通，但户部不同意，其主要根据是奉天黑豆价格比各省便宜得多，同时奏请除了把原来运通的余豆15400石照常运通外，还要把拨给庄头喂马的20030石黑豆同时运通，而庄头喂马所需豆石则令地方按照时价采买，乾隆皇帝很快批准了户部的奏请。当时，锦州所属四州县每年有额征退地黑豆35456石，供应驿站只需50石，其余35406石全部运通。乾隆三十七年（1772），盛京将军恒鲁、奉天府尹雅德在《酌留黑豆以资喂养折》中提出：“今年钦奉上谕，免天下钱粮，所有庄头喂马豆石无项可拨。”乾隆三十七年（1772）庄头喂马需豆20030石，内除按每石6钱折给庄头6513石外，黑豆缺口还有3517石，请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应运豆内照数扣留，剩余21800余石，照例运通，得到批准。[15]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州县额征收退地黑豆就全部运通了，而牛庄每年的运通则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7200石。

乾隆三十七年（1772）锦州所属四州县额征黑豆全部运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没有什么变化，道光六年（1826）盛京将军奏准：自道光七年（1827）开始，“将应征一半退地银折征黑豆全数改征粟米”。运通总数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所征所运品种变为米豆两种。[16]表4-1是道光九年（1829）锦州府属四州县运通米豆的具体数字。

表4-1 道光九年（1829）锦州府属四州县运通米豆情况

锦州所属四州县米豆兼征运通自道光七年（1827）以后，持续了60年时间，没有大的变化，光绪十三年（1887），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天津宁河海船代运奉天米豆改雇轮船承运》一折：“奉天牛庄及锦宁广义四州县应交通仓米豆，向系直隶天津、宁河两县预备海船前赴该省代运，近年海船太少，津贴不敷，赔累难支，拟改官雇轮船承运，自本年为始，先行试办。”[17]其具体办法就是锦属各州县先行把米豆运到海口，然后在海口雇船运往营口，而牛庄则直接运到营口，所有运通米豆在营口装船海运天津。

甲午战争爆发，光绪二十年（1894）和二十一年（1895）运通米豆全部截留充作军粮。[18]战争结束以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奉天恢复征收运通米豆，因为锦州府属没有被战火波及，故征收正常，加上搭运以前存留米豆，故光绪二十三年（1897）运通米豆达到50394石，而牛庄的情况则不同了，原来每年额征米豆7200石，“因牛庄失陷，仓库被毁，辽、牛、熊、盖等城界内应征地米均经奏准蠲缓，仅剩应征庄豆一项”，结果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开征之际，因为战乱加之天灾，仅征到黑豆2862石，故光绪二十三年（1897）运通远不如额。[19]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清朝政府决定：“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著各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就牛庄而言，除去铁路占地外，此年应征米2517石，每石合银1两8钱，共银4531两；应征黑豆4885石，每石合银1两5钱，共银7327两。米豆共折合沈平银11858两。结果奉天方面接到户部咨文，命其把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色米豆运通赈灾。盛京将军回复：光绪二十五年（1899）征收米豆被俄国人运卖无存，二十六年（1900）征收米豆，也因“兵燹较重”，奉旨“免三缓七”，二十七年（1901）经征米豆遵旨改征折色，现已完竣。[20]

奉天米豆运通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同治年间，工科都给事中陈鸿翊就曾指出：“此项米豆本系年前征收，次年起运，当小民交纳之时，该州县仅止兑收本色百余石，其余概收折色，且一石之米，需交二石之价，方能完纳，此收米之弊也；征收之后，该州县并不及时买米存仓，迨次年起运届期，现买价贱之米，丁补贻累商船，此备米之弊也；商船赴奉天起运，四月即须出口，十月始得驶回，守候日久，糜费难堪，州县每借口船未到齐，不行开兑，甚至河冻空回，次年再行补运，此兑米之弊也；由津运通，官吏验收挑拨驳船偷漏搀和，势难禁绝，此交米之弊也；到仓之后，糠秕相杂，霉变居多，终至不堪食用，即使按成搭放，究属有名无实。”有此诸多弊端，奉天米豆运通实际是“以有用之银钱，易无用之米豆”，解决的办法是改为折收，在通州附近采买。[21]实际上甲午战后，奉天方面奏请改征折色，陆续援案办理，已非一次。虽然运通米豆征收折色已经成事实，但朝野仍不乏恢复征收本色的声音，为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请将运通米豆永远改征折色。赵尔巽在奏折中说：“奴才体察情形，详加咨访，始知旧章征收本色久属虚文，盖缘花户完纳米豆，道途运送所耗实多，盘量上仓，易遭挑剔，不免观望迁延，经征官吏迫于期限，不得以改收折色，由官采买运解，官民两便，相沿已久，其改折始自何年，实亦无从稽考。近年客兵蹂躏，采买则价值奇昂，运解则道途梗阻，经征各官始敢声请折征，大吏察系实情，遂与据情陈请，犹以暂收折色为词，其实不知旧章为虚饰也。”[22]这说明运通米豆改征折色绝非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而是早已如此。如果“仍令征收本色，不惟花户相安已久，未可率意纷更，即采买运解各费奇昂，经征官吏实亦无力赔垫”，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请求“将此项运通米豆永远改征折色”，获得朝廷批准。[23]运通米豆从此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