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代辽东路河的开凿和维护
谈到明代的辽河航运,不能不涉及路河问题。据《全辽志》记载:路河“自广宁东制胜堡起,至海州东昌堡,凡一百七十里,先年海运于东昌堡南十八里布花堡由路河通运,至广宁今制胜堡东下卸,军民商贩亦便”。[75]路河是明代辽东都司境内挖掘的一条人工运河,兼有陆运和水运两种功能,而在辽东这种特殊的边疆环境中,还有重要的防御功能。据估计,路河可能挖掘于洪武二十年(1387)以后,因为此前辽西是无人区,辽西各卫陆续设置以后,特别是辽王就国,所需粮食物资都得靠海运和河运,从三岔河到广宁城有170余里,正处于“辽泽”之中,地势低洼,道路泥泞,陆路运输非常艰难,所以才有挖掘路河的必要和可能。
路河的东部起点是布花堡。关于布花堡的位置,《全辽志》中提到两次:一是布花堡在东昌堡南18里;二是西宁堡条有“堡东布花堡可屯兵,堡西河湾空可按伏”的注解。东昌堡即是牛庄驿,其故址就在现在的牛庄镇,有众多朝鲜文献可以印证;[76]西宁堡就在现在的西牛古城子。两者位置都很明确,牛庄在西牛古城东南27里,如果布花堡在牛庄南18里,那布花堡就该在西牛古城东南35里,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布花堡在牛庄以西,或西北,才有可能在西牛古城子东南,这个地点就是《辽东志》所附《海州卫山川地理图》上所标注的“新马头”。洪武时期,辽河以东各卫所需布匹棉花海运到牛庄港,广宁、义州等卫海运到凌河,金州、复州二卫运到旅顺口,卸载后再由各卫运回。永乐年间,山东登州卫只负责海运到旅顺口卸载,然后由辽东各卫自运。洪熙元年(1425)六月,广宁中屯卫军士冯述上疏朝廷说:各卫距离旅顺口遥远,自运“往复甚艰,且妨废农功”,要求朝廷恢复“洪武旧制”。获得批准。[77]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也就是二十多年后,登州卫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提到:“洪武、永乐中,本卫海船儧运军需百物赴辽东者,俱旅顺口交卸,甚便。近令运至小凌、六州河、旅顺口、牛庄河四处交收”,但“小凌河等处滩浅河淤”,往往造成很大的损失,故请求把所余“布花钞锭”暂存旅顺,“以后年分仍运于小凌河四处”。[78]牛庄新码头可能一直使用到正德年间,由于长期在这里卸载布匹和棉花,故称其为布花堡,至于其具体地点,当在三岔河以南不远处,今马圈子西南20余里的西四镇耿隆屯村西辽河岸畔。
路河的终点是制胜堡,也是路河距离广宁最近的地点。据《全辽志》记载:广宁距东昌堡190里,而制胜堡至东昌堡为170里。这就是说,制胜堡在广宁城东20里的驿路附近。查今广宁城东20里处有二十里铺村,村中原有古城旧址,城墙下为乱石填筑,上为青砖包砌,周约800米,城南紧靠一条旧河道。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有如下记载:“三岔河,当全辽适中之所,为东西咽喉,其上流为辽河,分为三水,俱出建州界内,逶迤萦回,历黄泥洼合而为一,南行百余里为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归于大海。当洪武辛亥,以渡海定辽之故附山东,而山东之饷辽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达广宁之二十里铺,此河为全镇要害,原不从近日始。”[79]由此可以断定,广宁城东的二十里铺就是明初的制胜堡。
所有的人工运河,都必须借助天然的河流为其提供水源,辽东路河也不例外。辽河平原南部的地形为两边高中间低,故三岔河以北的所有支流呈扇形分布,而辽东驿路和辽西路河都借助了这样的自然条件。一般来说,后人对明代辽东驿路舍直取迂感到很不理解,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就其利用自然条件而言,这样的选择是十分有利的。因为,从辽阳到广宁,如果直走辽河套,那将涉越众多河流,而迂回三岔河,则顺着广宁东南流向的河流,免去不断渡河之苦。辽东路河主要利用了西北东南走向的羊肠河。万历末年,熊廷弼在议论辽东屯田的时候,谈及路河的路线。“广宁东三十里,旧有羊肠河一道,自西北而东南,入海龙窝潮沟,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横溢而东,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涨,堤内堤外,尽为潴淀。如依故道,两岸筑堤,中让百丈之阔,任水缓行,不与争险,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导入于海。”[80]据《辽东志》记载,羊肠河发源于塞外的白云山,熊廷弼这里所说的羊肠河,就是今天北镇以东的羊肠河。在路河没有修浚之前,羊肠河水南流经海龙窝潮沟入海。如今,羊肠河仍然南流,先是汇入饶阳河,再向南流入双台河。由此看,今天的双台河下游应该是明代的海龙窝潮沟。先是,清初路河废弃以后,羊肠河南下回归旧道,而后,咸丰末年,辽河自右岸冷家村决口,进入潮沟,形成今天的双台河。原来辽河以西的饶阳河,即原来的珠子河也被迫改道向西,借用羊肠河道汇入双台河,所以才形成今天羊肠河为饶阳河支流的局面,而熊廷弼让羊肠河回归旧道的方案中“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导入于海”的说法,与现在驿路附近羊肠河与双台河的距离大体相等,这说明明代的羊肠河确实是经三岔河入海的,路河就是羊肠河。据《全辽志》记载:“路河:城东四十里,平洋桥入三岔河。”平洋桥是驿路上的重要桥梁,其确切位置在今台安县西部新华乡城子村(平洋堡故址)以南3里的平安桥村。据《全辽志》记载:“考广宁一带路河水自境外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铺由镰刀湖入海;沙岭一带路河,自三岔西潮河亦流高桥铺入镰刀湖,二水合流,惟沙岭居中,地形高,多沙河易淤,议者欲相地形稽先年长广道备筑泊岸,更设闸几处,时其收泄,庶河道不淤,河水不涸,边防既固,水利且兴,霖雨有泊岸,缓急便于军马,否则挑挖虽勤,无补障塞,徒重劳民力虚糜钱谷。”[81]这里所说的镰刀湖位置最为关键。镰刀湖在何处?《奉天通志》撰者考证羊肠河时说道:羊肠河流经盘蛇驿,又南经莲花泡,“此泡明为镰刀湖,《全辽志》路河水自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堡入镰刀湖即此”。[82]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莲花泡是不是镰刀湖。考明代辽河套西部防御边堡,从镇宁堡(黑山大虎山)向南,进入地势低洼地区,这从各堡所属的边台中就可看出:镇宁堡有野猪湖北小台、野猪湖大台、野猪湖中小台、野猪湖北空台、野猪湖南空台、莽獐湖北空台、莽獐湖南空台、莽獐湖大台、莽獐湖南小台等;镇武堡(盘山县高升镇)有莲子湖大台、莲子湖西小台、陡砍湖台、莲子湖西空台、莲子湖东空台等;西兴堡(台安富家)有莲子湖台、长湖台、死鱼湖台、月湖台、死河口台等。[83]镇宁堡、镇武堡、西兴堡从北向南排列,野猪湖、莽獐湖、莲子湖、陡砍湖、长湖、死鱼湖、月湖也从北向南排列,汇聚柳河等北来之水。其中莲子湖即莲花湖,位于镇武堡以东辽东边墙以西,今盘山台安两县交界处东莲花、西莲花、小莲花等村附近,20世纪20年代,“水盛时周围还可达四十余里”。[84]确定莲花泡的位置以后,我们再看镰刀湖该在什么位置。上文引《全辽志》已经很明确,“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铺由镰刀湖入海……潮河亦流高桥铺入镰刀湖,二水合流,惟沙岭居中”,羊肠河从北向南流经高桥铺入镰刀湖,潮河从北向南流经高桥铺入镰刀湖,那么高桥铺在哪里?嘉靖十二年(1584),朝鲜使臣苏世让前往北京,在其所著《阳谷赴京日记》中对所经驿站和急递铺记载较详:他从牛庄出发,过三岔河后,“到宿沙岭”;第二天,过高桥铺、清川铺、平洋铺、老鹅铺,“午饭于高平驿”。[85]这里的沙岭即今日盘山沙岭村,平洋铺即今日台安县城子村,从沙岭到城子,直线距离近30里,而明朝急递铺的间距最小为10里,也就是说,从沙岭北行10里为高桥铺,从高桥铺北行10里为清川铺,从清川铺北行10里为平洋铺,高桥铺在沙岭北10里,按照今天的位置当在沙岭西北三台子附近,而此处已在莲花泡以南20里,因此,镰刀湖不可能是莲花泡,镰刀湖的位置应该在沙岭西北不远处。
高桥以南的路河应该走今天西辽河故道,从西平堡(沙岭)和西宁堡(西牛古城)两边堡所属边台看,其间又有柳河、新柳河、珠子河等支流从辽河套流入,又东与太子河相汇,至此,太子河、羊肠河、珠子河“三水合流入海”,称三岔河。[86]从三岔河到牛庄这段路河,文献中没有记载其究竟利用了哪条河流,但《奉天通志》中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启发:海城河在牛庄以东分为两支,“河之北枝出牛庄东关,屈西北流迳小姐庙南,水量渗溢过半,余津入太子河。南枝出牛庄西南北折,至牛庄西北三里,复折而西流,势逐渐缩小,一部伏流洼地中,至三岔河以南涌出地面,为辽河枝流,其余津西北流至小马溜入太子河”。[87]路河很可能利用了海城河的南支进入三岔河。
至此,路河的走向基本清楚,即从牛庄驿(东昌堡)出发,沿着海城河(沙河)南支向西北方向,过三岔河,再沿着西辽河(羊肠河故道)向北,过沙岭驿(西平堡),转西北,过高平驿(镇武堡)、盘山驿,到二十里铺(制胜堡)。
进入明代中期以后,辽东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路河的军事防御功能越来越突出。正统初年,北方各部南下,不断骚扰辽东,辽东都司境内分别形成以辽阳和广宁为中心的两个战区,两个战区中间隔着百余公里的辽河套,之间只有单薄的驿路相通。而且“盘山东三站每霖雨,河水泛溢,常阻军马策应”。东三站指盘山驿(盘蛇)、高平驿(高升)、沙岭驿(沙岭),这一带地势低洼,积水遍地,行路十分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辽东都督巫凯于正统年间“奏筑沿河堤岸,为长广道,河水通行”。[88]也就是借助路河的堤岸修筑宽阔的驿路,把河与路结合在一起,使路河畅通。嘉靖年间,蒙古兀良哈三卫深入辽河套,近边墙驻牧。嘉靖四年(1525),辽东巡抚张连奏请浚治路河,委托管屯都司韩承恩起调定辽海盖等卫夫丁挑挖,旋复淤塞。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蒙古土蛮部大举进攻辽西,兵部尚书杨博上言八事以救危机,其中第六款是“急发户部修边银令先修山海关东至广宁一路台墙”。朝廷马上派兵部左侍郎葛缙前往辽东督视军情,葛缙回朝后,[89]条陈十事,其中之一即“广宁一带路河淤塞,宜修浚”[90]。由于时间仓促,“以边墙一时难于迄功,奏准修路河通舟楫,扼虏不得入犯”。[91]第二年,王之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委派“闲住总兵罗文豸动支奏请银两起调定辽广宁海州等卫军夫挑挖,河深一丈,廓二丈,三越月工完”。[92]据《明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年间也曾对路河进行修浚,隆庆三年(1569)正月,朝廷“录修浚辽东三岔河广宁铺路河工,赐巡抚都御史魏学曾、镇守总兵王治道、副总兵王重禄、参将张九思、游击毕朝银有差”。[93]由于不断挑挖和修浚,辽东路河不但成为沟通辽东辽西的重要孔道,便利人员往来和物资的运输,而且与其外部的城堡、墩台和边墙一道,成为阻滞辽河套中蒙古各部侵扰的重要屏障。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李渲曾在《燕途记行》中记载:“自牛庄抵广宁二百余里,大野泥浓,唐朝所谓辽泽霖霾,则陆地行舟,以是行旅不通。万历间宁远伯李成梁闻于朝,大发民丁,自牛庄抵广宁筑大墙堤,高广俱数丈,堤北坎土为壕,壕行船,堤容轨,民甚便之。”[94]查《明实录》,李成梁在隆庆元年(1567)为参将,隆庆二年(1568)三月为辽东副总兵。隆庆四年(1570)十月为都督佥事镇守辽东。[95]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去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再次以原官挂印充总兵官镇守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死去,前后做辽东总兵近30年,而这个时期辽东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很多防御设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和改建,路河作为辽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修浚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资料进行详细考证罢了。另据朱之蕃《辽东新修路河记》记载:“万历丙午仲春,蕃承使命颁恩诏于朝鲜,道出山海关,历辽阳,始得渡岛绿而竣事焉。关以外径与虏接,墩台守望,虽鳞次栉比,而柳栅沙沟,冲突窃发,每为行旅患,然原野平旷,可驰而为趋避也。惟自广宁抵三岔河,外逼虏穴仅二三里,远者亦不能十里,而地复沮洳,时冰初解,马腹每没泥淖中。讯之土人,当暑雨时,溢汇为巨浸,土田不可耕,行旅不能通,共患苦之,为日久矣。比于役归,预忧行路之难。至则崇垣屹若,驱车直经其上,而下抚河流,环绕垣外,回顾沮洳,已茂郁葱菁,化而为禾黍之场,弥望无际,不知其为垄亩者,当以几千万计矣。时与将吏有事于修筑者相构接,乃备闻其颠末,欣然为文,以纪茂功。盖自海运未罢时,镇武、平阳、西兴、西平、西宁五堡间,旧有路河,受三岔之水而南达于海,外足御虏,内可泄涝,陆通车马,水利海艘,辽阳之至便计也。故迹久湮,艰于修复,工繁费广,徘徊顾虑,而计划无复之耳。抚院赵公,总戎李公,同心合德,戚额隐忧,乘数年威严,顺治之暇,议大举修筑。按院康公,巡道郝公,储部谢公,协总戎公相度筹算,畚锸肇兴,于乙巳之冬,寒冱暂辍。今年春乃檄同知王邦才,督镇武以东;通判孙如汕继创议,通判张承祚初委经历周三聘之后,督镇武以西议调军夫;增月饷,建桥闸,疏河渠,计丈尺,严给散,井井条悉,而三道张公、杨公、马公及参游以下,各协力分劳役,工仅三万,费仅数千金而二百里遂成沃野,水归故道,顺流注海,舟航可通。驰驱堤上者,无复濡足湿裳之苦。且河深丈余,阔几三丈,堤高一丈,基三丈,顶阔半之,即胡骑生心,亦当势阻,而气夺矣。夫事之兴,有会谋之成在人,长城筑而夺矣,而天险完,金城渭上屯田,而兵食足,今兹一举而三利兼收。农者安于栖被,行者游乎坦夷,守者据其高深,岂安攘之远略,而久远之宏图也。”[96]这是文献中有关路河开挖和修浚最为详细的记载。
辽东路河是路与河的结合,前期修浚,目的在于运输,后期修浚,目的在于防虏,虽然在不同时期修浚的目的不同,但修浚后的基本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改善了辽泽中的交通条件,这一点从不同时期往来的朝鲜使臣记述中完全可以看出。
清朝之前的辽河航运断断续续,偶然性较为明显,即使在明初持续了数十年时间,也完全属于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关,所以当朝廷调整治边政策的时候,航运很快就衰落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当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航运事业复苏的时候,又因为统治者的短视而被打压。所以说,清代之前的辽河航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的作用,但没有强化各个区域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
[1] 《汉书》(百衲本)卷28《地理志》。
[2] 《三国志》(百衲本)卷8《魏书》。
[3] 《辽史》(百衲本)卷59《食货志》。
[4] 《续资治通鉴》卷38。
[5] 《金史》(百衲本)卷24《地理志》。
[6] 《金史》(百衲本)卷27《河渠志》。
[7] 《金史》(百衲本)卷128《循吏传》。
[8] 《元史》(百衲本)卷7《世祖本纪》。
[9] 《元史》(百衲本)卷6《世祖本纪》。
[10] 《元史》(百衲本)卷14《世祖本纪》。
[11] 《元史》(百衲本)卷15《世祖本纪》。
[12] 《元史》(百衲本)卷17《世祖本纪》。
[13] 《元史》(百衲本)卷43《顺帝本纪》。
[14]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丙午”。
[15] 《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
[16] 《明太祖实录》卷69“洪武四年十一月戊午”。
[17] 《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癸丑”。
[18] 《明太祖实录》卷103“洪武九年正月癸未”。
[19]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山川志》,嘉靖四十四年。
[20] 《明史》(百衲本)卷130《张赫传》。
[21] 《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
[22] 《明太祖实录》卷173“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
[23] 《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癸巳”。
[24] 《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壬申”。
[25] 《明太祖实录》卷123“洪武十二年三月壬申”。
[26] 《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
[27] 《明太祖实录》卷195“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乙未”。
[28] 《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丁巳”。
[29]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
[3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158页。
[31] 《明太宗实录》卷18“永乐元年三月戊子”。
[32] 《明太宗实录》卷22“永乐元年八月乙丑”。
[33]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5《艺文志》,嘉靖四十四年。
[34] (明)毕恭修《辽东志》卷3《兵食志》,嘉靖十六年。
[35]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5《王敬所集》,崇祯十一年。
[36] 《明英宗实录》卷270“景泰七年九月乙未”。
[37] 《明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四年二月庚子”。
[38] 《明宪宗实录》卷178“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
[39] 《明宪宗实录》卷205“成化十六年七月丁未”。
[40] 《明孝宗实录》卷64“弘治五年六月甲辰”。
[41]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45《王敬所集》,崇祯十一年。
[42] 《明武宗实录》卷11“正德元年三月乙丑”。
[43] 《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44] 《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乙已”。
[45] 《明英宗实录》卷147“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乙丑”。
[46] 《明宣宗实录》卷81“宣德元年七月癸未”。
[47] 《明宪宗实录》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
[48] 《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乙丑”。
[49] 《明世宗实录》卷419“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50] 《明世宗实录》卷482“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
[51] 《明世宗实录》卷563“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癸酉”。
[52] 《明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己未”。
[53] 《明穆宗实录》卷61“隆庆五年九月丙寅”。
[54] 《明神宗实录》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辛未”。
[55] 《明神宗实录》卷28“万历二年八月壬戌”。
[56] 《明神宗实录》卷177“万历十四年九月壬辰”。
[57] 《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乙亥”。
[58] 《明神宗实录》卷571“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
[59] 《明神宗实录》卷97“万历八年三月壬寅”。
[60] 《明世宗实录》卷543“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61] 《明世宗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辛酉”。
[62] 《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戊戌”。
[63]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358《庞中丞摘稿》,崇祯十一年。
[64] 《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九月壬申”。
[65]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31页。
[66]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80,第44页。
[67] 杜宏刚等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23页。
[68] 《明宪宗实录》卷160“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甲午”。
[69] 〔朝鲜〕崔溥:《锦南漂海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569~570页。
[70] 《明太祖实录》卷238“洪武二十八年四月辛未”。
[71]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
[72]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5《艺文志》,嘉靖四十四年。
[73] (明)冯瑗:《开原图说》卷上,台北正中书局,1980,第34页。
[74]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4《山川志》,1934。
[75]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76] 张士尊:《明代辽东“东昌堡”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77] 《明宣宗实录》卷2“洪熙元年六月辛亥”。
[78] 《明英宗实录》卷217“景泰三年六月戊子”。
[79] (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民国21年影印本。
[80] (明)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81]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2]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山川志》,1934。
[83]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4]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各县山水》,1934。
[85] 〔朝鲜〕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399~400页。
[86]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1《图考》,嘉靖四十四年。
[87] 金毓黻修《奉天通志》卷76《各县山水》,1934。
[88]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89] 《明世宗实录》卷508“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庚申”。
[90] 《明世宗实录》卷515“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91] 《明世宗实录》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辛亥”。
[92] (明)李辅修《全辽志》卷2《边防志》,嘉靖四十四年。
[93] 《明穆宗实录》卷28“隆庆三年正月己酉”。
[94] 〔朝鲜〕李渲:《燕途记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2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73~74页。
[95] 《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庚子”。
[96] (明)朱之蕃:《奉使朝鲜稿》,《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齐鲁书社,1997,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