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应急计划
对于赫布·约克来说，波多黎各参会返程抱有的那种强烈希望并未持续多久。在总统宣布自己关于核试验禁令的计划后不久，一份长达24页、名为《应急计划》（The Emergency Plans Book）的秘密文件出现在约克位于五角大楼的办公桌上。其中的机密内容简直就是一部末日启示录。在接下来的40年里，其内容一直被列为机密。1998年，美国国防部获悉一位名叫L.道格拉斯·基尼（L.Douglas Keeney）的作家在国家档案馆已解密的美国空军文件里发现一份《应急计划》副本，五角大楼立即对该文件再次定密。基尼公布了他不经意发现的文件内容，但原始文档依然处于机密状态。
对于防务官员来说，苏联对美国本土发起核打击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应急计划》为此提供了“各部门和机构唯一的官方指南”。《应急计划》并不是假想的兵棋推演，它由美国协调和管理战时动员事务的联邦机构“应急计划办公室”发布，是官方正式文件。那些熟知其内容的人都知道，这份文件后来以“末日剧本”而闻名。
这份“剧本”从距今并不遥远的某个假设“末日”（D-Day）开始。因为美国军力不足，首次打击来得非常突然。苏联潜伏人员成功地在美国大陆“采取秘密手段安放”数枚氢弹，而这些核弹将会被首先引爆，热核战争就此爆发。
作为后续动作，苏联潜艇很快成群结队地在美国东、西海岸游弋，并向数十个美国本土目标发射核弹。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利用轰炸机和战斗机向美国发起灾难性空袭。美国防空司令部摧毁了大部分苏联机群，但是至少有一半苏联战机能够在被击落之前成功发射自身携带的战术核武器。数百枚洲际弹道导弹从苏联射向美国本土，“开场”高潮来临。这些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大多数都能够骗过陆军“奈基”防空导弹部队，并攻击全美各地的军民目标。不到一个小时，将有2500万美国人死亡。
《应急计划》写道，苏联将“斩首”美国几乎全部军事设施，包括大多数的核武器设施、海军基地、机场和陆军基地。主要的通信中心、商业区和交通枢纽都会被列为打击目标，其中大多数都将遭受灾难性损失。美国的基础设施将所剩无几。事实上，华盛顿特区将被夷为平地。即使那些住在乡下的美国人也将经历天翻地覆的死亡和毁灭。因为自动瞄准可能出现的错误，许多核武器会错失原定目标，转而在美国本土心脏地带随机寻找目标进行打击。
尽管损失惨重，美国军力却未被完全摧毁，反击开始。作者预测道：“尽管军地人员、物资都遭受巨大损失，美国空军反击敌人的行动却一直都在持续，我们的海、陆兵力也都与敌人处在激烈的交战状态。双方在战术性空中支援以及陆地战场都充分使用核武器。”当苏联地面部队入侵时，成千上万枚类似利弗莫尔实验室研制出的“戴维·克罗克特”那样的轻型便携式核武器在全美国战场投入使用。接下来就是最终的全面核大战。数百枚洲际弹道导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海岸边的海军基地接连不断地遭到氢弹打击。港口塞满沉船，商船停运，水陆运输和空运能力根本不复存在。
现在，在美国全境有几百个核爆点，在每个核爆点半径5～10英里范围内的一切都被完全摧毁。核火球彼此交汇，引发一系列更猛烈的火灾，森林与城市都陷入火海。那些想要逃离火海的人将会暴露在级别不同的各种致命核辐射之下。“地面爆炸导致大范围的放射性尘埃，其强度之大，以至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国土上，长时间躲在防空洞内是唯一能够活命的办法。”
在文件的“打击后分析”部分，事情变得更加糟糕。1亿美国幸存者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律和秩序的国度。政府瘫痪，大约5000万人亟须医疗救助，其中一半人需要住院治疗长达12周。另外还有1250万人吸入致命剂量的核辐射，无论是否受到治疗，都将在其后几天死去。卫生资源极度匮乏。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幸存的医生和护士无法立即开展所需的医护工作。遭受核打击前，美国共有160万个医院床位，而现在只剩下10万个。核辐射并不是唯一一种疾病，“包括伤寒、天花、破伤风以及链球菌疾病在内的传染病开始肆虐”。日常食品生产停止，大多数能够抢救出来的食品库存都被污染，大范围劫掠开始出现，幸存者们开始储藏所剩无几的食物。
住房体系濒于崩溃。成百上千万住房已在核战中被摧毁，数千万人无家可归。放射性沉降物使东海岸大部分地区已不适合人类居住。没有电力，没有冷藏设备，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社区供水系统。另一个致命健康威胁来自幸存者无力处置人类排泄物和在一天内产生的成百上千具人类尸体，致命灾难终于到来。《应急计划》写道：“鼠疫、霍乱、伤寒等疾病预计将在沿海地区流行，这也是苏联以细菌战进行第二轮打击的部分后果。”秘密文件的作者们显然认为苏联这个敌人无所不用其极。那些在末日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美国人现在必须准备应对鼠疫等不治之症。
在21世纪，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叙事是末日题材小说、电影和电子游戏的必备内容。但在1958年，这是首份也是唯一一份为人所知的此类官方文件。在圣莫尼卡，兰德公司分析师经常在兵棋游戏中推演第一次与第二次打击场景，空军官员们则会利用这些成果游说国会为他们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拨付更多资金。但《应急计划》不是“假设分析”，而是“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介绍”，是用于行动的指导文件与官方参考指南。
该报告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应急计划》发给了各军种最高将领、参联会成员、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在随书附函中，紧急情况计划办公室主任要求各位读者提交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未尽之处。面对这份描述极端灾难情况的报告，约克作为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始终没有忘记本机构所担负的阻止战略突袭使命，是否向紧急情况计划办公室提交意见令他犹豫不决。
约克还有另一项计划，看起来荒谬，却已酝酿数年。如果高级研究计划局能够研制出一种覆盖全美，并能将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的防护盾，那将怎么样呢？一位才华横溢、名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Nicholas Christofilos）的科学怪才曾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约克认为思路可行。约克后来解释，克里斯托菲洛斯相信可以“利用地球磁场引力，在大气层上方造成某种由高能电子组成、类似天穹的防护盾”。虽然这听起来荒唐可笑，就像漫威
里的故事，但是约克认为这项计划可以实现。
于是约克在1958年夏将一群美国顶尖科学家召集起来，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这个激进的秘密想法。约克想知道，这些顶尖科学家如何看待被他称为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的理论。这个绝密项目早已获得美国总统批准，早在同年3月，约克就已拜访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亲自向他介绍高级研究计划局想要试验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的计划。当年夏天，这已不仅是想法而已，而是高级研究计划局全面实施的首次行动。这项严格控制数据与知情范围的绝密“7-58号行动”代号为“花神计划”（Project Floral）。同样列为机密的是其真实名称“阿耳戈斯”（Argus）（又称“百眼巨人”）行动。
1958年7月14日，22名拥有最高级别安全许可的防务科学家来到位于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的国家战争学院，他们将在这里开展“高级研究计划局第1号研究”。这次集体攻关代号为“137号工程”。据约克解释，其目的是确认“尚未获得足够重视”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麦克奈尔堡的工作让人非常愉悦。”参与“137号工程”的科学家之一默夫·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n）回忆道。麦克奈尔堡是陆军历史最为悠久的基地之一，也是最优雅的一个。每天早晨，科学家都会聚集在罗斯福大厅，这是一座庄重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外墙以红砖和花岗岩砌就，远眺着华盛顿特区。在那里，科学家听取国防部官员关于美国“国防领域亟待解决问题”的报告，然后展开分组讨论，并在头脑风暴的基础上给出科学的解决办法。下午撰写文章，晚上大家都在战争学院食堂里一边用晚餐，一边讨论苏联威胁。在那段时间，他们一共需要处理68个国家安全问题和项目，其中包括潜艇战、气球战、生物武器、化学品探测以及研制激光武器等。据戈德伯格回忆，最有意思的项目显然是验证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
戈德伯格说：“想参与克里斯托菲洛斯项目讨论，还需要特殊许可。”
领导“137号工程”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他以提出“黑洞”（black hole）概念而闻名。与惠勒一起工作的人，有5人来自普林斯顿大学，4人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3人来自伊利诺伊大学，1人来自斯坦福大学，1人来自芝加哥大学，1人来自加州理工大学，还有4名科学家来自联邦政府资助成立的阿拉莫斯、利弗莫尔、橡树岭和桑迪亚等核物理实验室，另有2名科学家来自国防工业部门，其中1人来自通用动力，1人来自杜邦化学品公司。
他们都是科学界最严肃意义上的顶级思想家、硬科学领域的超人。他们当中，有粒子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以及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师。正是这些人提出了“6夸克”（hexaguark）、虫洞和量子泡沫（quantum foam）等概念。其中两人，尤金·威格纳（Eugene Wigner）和瓦尔·菲奇（Val Fitch）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所有这些科学家都曾为国防部工作过，许多曾在“二战”期间参与曼哈顿工程。想要成为“137号工程”成员，官方条件是“独创、务实、进取”。
戈德伯格回忆道：“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向我们讲解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问题，他是那种怪才。”
克里斯托菲洛斯构想的天穹护盾，是为防御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而在太空中引爆大量核武器后产生的理想结果。根据克里斯托菲洛斯计算，这差不多意味着“每年要在大气层中引爆几千枚核武器”。他说，这些核爆炸会产生“大量的辐射性原子，而这些原子又会释放出高能电子（β粒子）并使其分散到太空中某个区域，地球的电磁场将会在那里捕获它们，并使其长期滞留”。克里斯托菲洛斯指出，这个电磁场将存在数月或更长时间，“被捕获的电子将对任何试图穿过这个区域的物体产生剧烈辐射，甚至热破坏，人和核武器都不例外”。简言之，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战斗部和动力装置将被烧毁。
克里斯托菲洛斯早在几年前就陈述过这个想法。当时，约克还是利弗莫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约克回忆道：“他的想法如同史诗一般。据我所知，不仅仅是在利弗莫尔实验室，即使是在整个美国，他的主意也堪称最奇妙、最具原创性。”这个计划就是“用高能电子在我们头上打造一个无法穿越的防护盾，它将能摧毁一切来袭核武器”。但是，每年在太空中引爆几千枚核武器的建议又不现实。约克说：“尼古拉斯说出他的建议后，我甚至构想不出一个能将其付诸实践的程序。总体而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验证这个创意。”
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经历不同寻常。他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但是在7岁时随家人返回雅典。他在雅典入学，畅游在科学的世界里，并成为一名业余无线电技师。1938年，他从雅典的国家技术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电梯厂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安装电梯。纳粹占领雅典后，他所在的电梯厂被改成卡车修理厂。纳粹新老板留下了满厂德文物理学教科书以及科技杂志，因为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克里斯托菲洛斯就投入大量时间学习德语，并最终达到了可以阅读这些德语书籍的水平。据约克讲，克里斯托菲洛斯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设计高能加速器——粒子回旋加速器之类的东西上”。
在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情况下，克里斯托菲洛斯短短几年就从一名电梯技工转变成当时世界上最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之一。在祖国被占领和经历残酷战争的黑暗岁月中，他的工作情况如何，人们知之甚少，但据约克所言，“二战”结束3年后的1948年，他给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放射实验室写信，“声称要描述一项新发明”。约克说，“很显然，信的内容晦涩难懂”。后来，当利弗莫尔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最终读懂这封信以后，“他发现信中所言只是同步回旋加速器的另外一种描述方式”。这种设备已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家埃德温·麦克米伦（Edwin McMillan）和苏联物理学家弗拉基米尔·韦克斯勒（Viladimir Veksler）于几年前分别独立研制成功。约克说“在收到尼古拉斯来信一年多以前，相关领域论文就已经公开发表，所以这封信就被放在一边，逐渐被人遗忘”。人们猜测发信人可能已经阅读过那些学术文章。两年后，利弗莫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收到了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第二封信，其中描述了另一种粒子加速器。约克说“这封信被认为比第一封复杂得多，谁都没搞清楚它到底要说什么”。于是，这封信的命运就如同第一封信一样，被束之高阁。
两年后，来自位于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两位核物理学家发表论文，描述一种技术先进的加速器，能够“制造出能量超过十亿电子伏特的粒子”，这在人类科学史上尚属首次。这件事发生时，克里斯托菲洛斯刚刚来到美国。当他在科技期刊上看到这篇文章时，他与作者联系并告诉他们，他早就构想了此类设备，并写信告诉了利弗莫尔实验室。克里斯托菲洛斯要求人们承认自己对这项发明的贡献，人们随即对相关记录展开调查。据约克所言，克里斯托菲洛斯对于这项发明有显而易见的优先权。约克回忆道，“一名希腊电梯安装工能在如此复杂的发明创造中享有优先权，这件事情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一系列反应”。1954年，克里斯托菲洛斯受聘布鲁克海文，那里正在建造一台基于他所提原理的加速器。但是很快，克里斯托菲洛斯就厌倦了自己几年前就构想的发明，开始构思其他主意了。约克听说克里斯托菲洛斯的奇特经历后，感到他身上拥有巨大潜力，于是就聘请了他。
阻力来自联邦安全审查人员。约克说：“他们不相信电梯技工出身的克里斯托菲洛斯能完成所有那些发明创造。他们认为，苏联试图安插克里斯托菲洛斯从事间谍活动，并在他头脑里塞满了那些并不属于他的创意。”安全审查官员最后授权克里斯托菲洛斯在利弗莫尔实验室工作，并许可他接触绝密信息，但是并没有授予他极度渴望的Q级许可，拥有这个许可的科学家才能接触到核机密。在利弗莫尔实验室，克里斯托菲洛斯接连提出新的创意。最终，他被授予比其他人都要高的安全许可。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克里斯托菲洛斯开始认为苏联在科技上已经大幅领先美国，以及苏联很有可能正在计划发起突然袭击。他将所有精力与智慧都投入到寻找阻止苏联行动的办法上。现在，“137号工程”的科学家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未来方向并不明朗。虽然这项工程风险巨大、耗资不菲，但如果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确实可行，它将是解决弹道导弹防御问题的有效办法。
在麦克奈尔堡，科学家公认值得就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展开探索。实际上，这也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极其严重，让“137号工程”的许多科学家有了不祥的预感。约翰·惠勒说，这使得“有责任心的人们夜不能寐”。戈德伯格回忆道，尽管这些科学家之前都曾经参与过国防部项目，但是得知68个威胁同时存在，“他们都感到了巨大的道义压力”。
惠勒在写给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事后报告中说：“面对这些严峻问题，‘137号工程’的许多成员都非常烦恼，甚至极度震惊。团队成员都能深刻认识到国家当前面临的严重危机，能够感受到形势日益严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将在南半球付诸实施的“阿耳戈斯”行动承载了太多希望。
穿越半个地球，在南大西洋中部、南美洲南端与非洲南端之间的辽阔海域，“第88特遣部队”成员们聚集在此。除南极洲外，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离文明世界更远。这里之所以会被选作实验地点，是因为这个地方位于“巴西地磁辐射异常区”以东，并且远离国际航线。这里的天气不可预测，海况恶劣。就是在这片茫茫无际的大海上，美军计划以“诺顿湾”号水上飞机勤务支援船（USS Norton Sound）为平台，向太空发射三枚核弹。理想情况是，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将会给地球磁场、电离层和无线电波带来强度足够的扰动，从而破坏来袭导弹上精密脆弱的电子设备。
“阿耳戈斯”行动涉及大量人员装备，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机密的核试验，任何内容都没有告知公众。直到行动结束6个月后，公众才通过《纽约时报》爆料知晓此事。参与行动的有4500名军人，数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21架固定翼飞机，8架西科斯基直升机，3艘驱逐舰，1支油料保障船队，1艘航母，1艘水上飞机勤务支援船，十几枚洛克希德X-17A导弹，其中有3枚携带核弹头。高级研究计划局是总负责单位，实验所需人员和装备主要由空军、陆军和海军有关部门提供。试验开始前，陆军弹道导弹局将两颗卫星送入地球赤道和两极轨道，每颗卫星都携有重达100磅的记录器材。各类传感器将记录试验效果并传输数据。大量装备和人员都处于运动状态，行动范围跨越几个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发生。
天气是需要应对的首要未知因素。“阿耳戈斯”行动需要从一艘移动的船上发射3枚装填核弹头的洛克希德X-17A导弹。美国“诺顿湾”号水上飞机勤务支援船能够在风速达46英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发射导弹，但是没有人会预料到海浪高达20英尺。军舰可以调整航速来抵消风速影响，但海浪带来的威胁极度危险，它可能改变导弹发射段弹道。“第88特遣部队”指挥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团队成员的安全。
在一次试射中，一枚X-17A导弹发射后仅25秒就发生爆炸。如果这枚导弹装有核弹头，那无疑将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这枚导弹当时距海面的高度可能只有几千英尺，在那样的高度爆炸，将会造成行动人员重大伤亡。然而，在接下来的试射中，却发生了更加让人不安的事，导弹试射再次失败，这一次仅仅发生在发射后三秒钟。
保守秘密对于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成功获得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就将在地球大气层上部产生大规模扰动。这将会被所有监测此类现象的国家探测到，尤其是苏联。彻底的保密行动可能会激怒苏联，苏联将无从知晓扰动的原因，并很有可能会认为美国正在研制某种绝密高空武器，而这正是美国当时想要的效果之一。
发射核弹前4天，全部舰船与飞机都已到位。美国侦察机在南太平洋上空巡逻。为防苏联破坏，配备防空导弹的舰船业已准备妥当。“第88特遣部队”指挥官向位于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办公室发出早已备好的加密信息，表明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我猜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指挥官对着一个舰对岸无线电广播麦克风清晰地说。首次试验将在1958年8月27日进行。尽管没有人在那一次行动中留下姓名，但是“阿耳戈斯”行动是世界上首次电磁脉冲炸弹试验。
在地球另一边的瑞士也发生着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值盛夏，日内瓦湖边一栋名为“激流公园”的18世纪豪宅内，欧内斯特·劳伦斯与妻子莫利正在参加聚会。天气很好，湖边盛开着玫瑰，劳伦斯夫妇坐在装有防护玻璃的天台上，视野开阔，风景极好，晚餐后还有焰火表演。虽然美酒不断，但劳伦斯的心情却很差。
在核武发展史上，美苏两国顶级科学家首次齐聚日内瓦，在最严格的安保状态下举行会议，商谈推动中止核试验的技术细节。日内瓦专家大会是劳伦斯成果丰硕的核武器研制生涯最低点。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他和助手爱德华·泰勒一直都是美国核武器研发与试验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委派为会议代表，劳伦斯起初感到很痛苦，现在前来参加这个会议，让他更加烦乱。
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他告诉莫利：“总统让我去，所以我必须去！”根据劳伦斯传记作者赫伯特·蔡尔德（Herbert Childs）所言，这种想法令劳伦斯“对代表总统出席会议一事感觉非常沮丧”，但他“认为有责任接受这一使命”，所以他还是决定前往日内瓦。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对于劳伦斯而言，会议变得越来越压力重重。有太多重要技术细节需要探讨和解决，包括找到一种方法，使得任何一方都可以确信对方没有欺骗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劳伦斯带上了在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助手、年轻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布朗现在已经接替约克成为利弗莫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在日内瓦，布朗扮演着劳伦斯技术顾问的角色。为推动停止核试验计划顺利实施，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同意建设一个由170个地震监测设施组成，横跨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监测网。高级研究计划局领导的Vela U项目率先就此做出了努力。用不了多久，相关技术就能够迅速监测和感知有关核试验情况，对于核爆当量1000吨左右的地上核试验，准确率接近100%；对于核爆当量超过5000吨的地下核试验，准确率达90%。双方都清楚，在一些情况下，监测设施很难区分地震与地下核试验。这类问题就需要专家努力工作，解决可验证性问题。
劳伦斯一直都是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参加社交活动。他压力巨大，非常疲惫，甚至担心自己的健康存在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苏联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也许是与苏联科学家一起工作，才让他患病。他刚刚从一次穿越印度和欧洲的顶级旅行中返回：享受着私人飞机、专职司机，他和家人遍访当地政治家与印度土邦王公。在那里，他感觉很好。旅行总是让他感觉很舒服，于是莫利建议去阿尔卑斯山勃朗峰下的霞穆尼滑雪胜地玩一天。劳伦斯欣然同意，但回来以后，劳伦斯就开始发烧，第二天开始卧床不起。
“他似乎病得不重，但就是迟迟无法好转。”劳伦斯的同事罗伯特·巴彻（Robert Bacher）回忆道，他是官方派出的代表美国参加会议的3名核物理科学家之一。莫利担心丈夫得了肺炎，于是叫来内科医生贝尔纳德·维斯纳（Bernard Wissner）来给他做检查，并提到“他虽然发烧，但精神很好，看起来不像患有疾病”。
劳伦斯信任这位瑞士医生，并向他倾诉说，他有结肠炎，而且，当感到紧张时，症状就会恶化。维斯纳医生对他进行了直肠镜检查，然后称他健康状况良好。第二天，劳伦斯挣扎着去参加会议，但多数时间，他都是让布朗代表他参会。有一次他冒险走出酒店房门，却摔倒在走廊上。莫利建议他们回家。
劳伦斯告诉妻子：“如果会议没结束就离开，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维斯纳医生给他开了一些青霉素。后来，在那一周晚些时候，劳伦斯与他的翻译、伯克利大学教授、俄罗斯流亡者列昂尼德·季希文斯基（émigré Leonid Tichvinsky）在湖边共进午餐，并随即做出决定，他实在受够了。他对妻子说：“就这样吧，我们今晚回家。”
一回到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就住进了医院，并且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给他输血，并告诉他需要将他的结肠切除。他的传记作者后来透露说，一想到再也不能正常排便，劳伦斯就感到非常恐惧。术后不久，劳伦斯就陷入昏迷，并于8月27日去世，年仅57岁。利弗莫尔实验室后来更名为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以作纪念。
就在欧内斯特·劳伦斯去世同一天，跨越半个地球，在南大西洋一个偏离既有航线的遥远角落，距离“巴西地磁辐射异常区”很近的地方，“阿耳戈斯”行动中3枚高空核武器中的首枚成功引爆。“阿耳戈斯1号”的目标位于地球上空340海里处，但导弹偏离预期弹道，最终在偏离目标230多英里的地方爆炸。3天后发射的“阿耳戈斯2号”仍然没能抵达预定高度，它在距离发射区域84海里上空爆炸。1958年9月6日，第3枚也是最后一枚核弹“阿耳戈斯3号”的实验过程最危险。一开始是风速太高致使点火失败，最后这枚核弹在115海里高度爆炸。“阿耳戈斯”行动的结果让人非常失望，距离克里斯托菲洛斯的设想和赫布·约克的期望都非常远。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确实存在，但强度非常有限，持续时间也很短，需要更多核试验进行验证。但是，中止核试验的消息随即传来。
在日内瓦专家大会上，科学家们提交了最终报告。美苏两国科学家承认，以现有监测技术水平，停止核试验充分可行，完全可以确保发现作弊行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高兴。第二天，他就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如果苏联能够正式同意停止核试验，美国也将在10月31日停止核试验。
在加州的利弗莫尔实验室，爱德华·泰勒怒火冲天。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不做反抗就轻易放弃核试验。他的同事和老板欧内斯特·劳伦斯刚刚去世两天，甚至还没下葬，泰勒就给五角大楼负责核武器试验的艾尔弗雷德·D.斯塔博德（Alfred D.Starbird）准将发出一封标明“重要”的密电，题目为“对暂停核试验的看法”。
泰勒告诉斯塔博德，核试验禁令威胁国家安全，它使得我们看起来软弱可欺，并令美国暴露于核偷袭风险之下。泰勒写道：“这封电报一方面是阐明实验室的计划，另一方面是指出关于暂停核试验的未来谈判可能面临的危险。为落实总统指令，实验室必须继续开展核武器研发工作。”他认为，需要进行更多核试验，以确保安全遵循指令。另外，他认为，就像“阿耳戈斯”行动一样，利弗莫尔实验室的许多核试验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武器试验，而是科学实验。
泰勒建议说，实际上有个漏洞可以利用。他写道：“对于爆炸当量小于1000吨的核试验，日内瓦会议参会代表团都认为没有现实的监测手段。”美国应该秘密进行低当量核试验。虽然这是一种作弊行为，但鉴于苏联不可信任，苏联一样也会实施作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