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武大帝：一个民族的形成与扩大

一

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军迎击南侵的匈奴大军，但因轻敌冒进，被围白登山，险些送了命。

刘邦不可能和匈奴宣战，他还有一堆异姓王没收拾，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懂得轻重缓急，为了安抚住匈奴，他把汉朝公主嫁给了冒顿，以“和亲”的方式平息了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战火。

刘邦崩后，他的继任者们效仿这一做法，继续采取和亲政策，连冒顿写信骚扰吕雉，都给汉朝忍了下来。

汉朝不敢和匈奴开战，一来，历经秦末乱世，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不宜大动刀兵；二来，汉朝自身问题多多。地方上，异姓王没了，可同姓王还是会有野心，挑衅朝廷权威；中央上，外戚和功臣尾大不掉，皇权疲软，根本无法有效整合力量去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战争。

在这种状况下，不论是吕雉还是汉文帝、汉景帝，面对匈奴的傲慢滋事，只能选择息事宁人，忍一时风平浪静。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一个“强汉”的新时代即将大踏步走来。

现在，人们对汉武帝的认知，就只记得他打过匈奴。

但其实，在汉武帝时期，汉军是四面出击，沿着东南西北打了一圈，全面拓展了汉朝的版图。

在东方，汉军吞灭卫满朝鲜，设立汉四郡，将汉朝东方的领土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

在南方，汉武帝多次干涉百越、百濮诸国内政，收复了秦末独立的南越国，并经略西南，控制滇、夜郎等国。

在西方，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新疆、中亚等邦国，又有李广利远征大宛，赵破奴击破车师，为汉宣帝时将新疆并入中国版图打下了基础。

在北方，就是我们熟悉的，汉武帝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役，将曾经嚣张跋扈的匈奴打到了漠北，从此漠南再无匈奴王庭。

但是，现在有些人提出新的观点，认为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赫赫武功，都是建立在无数老百姓的疯狂哀号之上，汉武帝从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就是一个把父、祖“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财富给挥霍一空的败家子。

有人干脆放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汉武帝？

二

在汉武帝前，他的爷爷、父亲奉行无为而治，也就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想状态。

西汉打头的七十年，朝廷给农民们轻徭薄赋，给商人们放权让利，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钱粮仓库日益充实，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文景之治”，历来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

现在，我们一提“文景之治”，就容易给那个时代赋予浪漫的想象，政府什么都不管，农民埋头苦干，商贾发财致富，一个不留神，人民有钱了，国家富足了，黄老之学，多好。

但是，史书将文景治下的诸多隐患，都给一笔带过，讳莫不谈。

比方，政府不管事，自然会有别人来管，某些地主、土豪、村霸就趁机钻空子，向上贿赂地方官员，向下勾结地痞流氓，雇佣这些人当打手，横行乡里，无法无天，逐步成长为一方豪强。

又比方，国家让利，粮食堆积仓库，腐朽了还没吃完，导致谷贱伤农，地方豪强也会哄抬物价，而政府又权威不足，无从着手调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商贾权贵们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

再比方，政府外战无力，匈奴破关南侵，汉军只好被动应付，能把人家赶出去就万事大吉，最多“谴责”一两句，边境百姓遭受杀掠，国际地位日创新低，皇帝也不敢找回场子，只能匆匆送个公主了事。

由此可见，文景之治虽然让汉初社会恢复了元气，民间经济发展腾飞，但很难说底层老百姓真的得到了什么实惠，更多的可能是被官员和豪强们欺压的委屈。

面对如上种种，汉武帝作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承始皇之志，改弦易辙，将“无为”变成“有为”！

三

汉武帝能够大有作为，依赖于两个先决条件：两大集团问题的解决。

第一，功臣集团。

在汉朝初立时，功臣集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在吕后死后，功臣们左右大汉局势，周勃甚至可以公然废立皇帝，连汉文帝的登基，都是功臣集团内部商议的结果。

这些功臣与他们的子孙们，一度垄断了朝廷要职，不过伴随着汉景帝的有意打压，以及这些功臣们的相继谢世，他们的子孙又一代不如一代，最终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到汉武帝登基时，功臣集团对汉朝政治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故此，汉武帝才能放胆集权，擢拔卫青、霍去病等信赖的人来为自己效命。

第二，诸侯集团。

刘邦立白马之盟，普天之下，皆是刘姓诸侯。但在汉初，皇权式微，各地诸侯势力纷纷抬头，在汉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任用周亚夫将之平定，这才基本解决了诸侯王问题。

到汉武帝时，还有淮南王刘安之乱，不过因七国之乱时，强势诸侯都被打掉，汉武帝这才能实施“推恩令”，将诸侯国的土地拆分打散、收为己有，深度贯彻政治上的大一统，将全国的力量整合起来。

但是，汉景帝虽然给儿子解决掉了功臣和诸侯，却没有解决掉外戚。

汉武帝初上台，还受祖母窦氏制约。窦氏信奉黄老之术，年少的皇帝在祖母威压下难有作为，直到窦氏死后，他才亲掌大权，开启了属于汉武帝的时代。

汉武帝一改黄老无为思想，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推崇公羊儒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一招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高了不少个段位，秦始皇是以武力威胁天下人不准读书，而汉武帝则是以利益引导天下人只读一种书。

还有我们都知道，在咱们国家，只有央行才有资格印发纸币，私人印发的叫假币，涉嫌犯罪的。但在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政府让利民间，连铸币权都下放了，各地都在盗铸铜钱，市场一片混乱。汉景帝时引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因豫章郡有产铜之便，便私自铸钱，还在东海煮盐，以此变得富可敌国，作为日后叛乱的军用之资。

到汉武帝时，朝廷收归铸币权，发行“五铢钱”，规范了流通的货币，还实行盐铁专卖，将贩盐、冶铁两大支柱型产业国营化，从“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完成了经济上的大一统。

在实现了政治、文化、经济三个方面的大一统后，一个完全体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破空出世。

这一体制，滥觞于商鞅，成熟于秦始皇，如今，终于在汉武帝手上进化到了它的最终形态。

四

汉武帝在位期间，汉军四出，开疆辟土，可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长年累月的战争，将文景两代积累下的财富挥霍一空。

汉武帝需要开源，就任用理财专家桑弘羊为顾问，实施经济改革，为国家搞钱。

桑弘羊给出的答卷，是“均输”与“平准”二法。

均输，就是各地货物的采购、运输、买卖都由政府一手包办，搭建起了一个国营的商业网络。

平准，就是由政府下场来平抑物价，贵了就卖出，便宜就买进，既可以赚差价，还能保障物价水平不要大幅波动。

桑弘羊的变法，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和文景之治时的“市场经济”截然对立。

他的这一套组合拳打下去后，让国家财政顿时趋于好转，可国进民退，财富从社会流向政府，国家倒是有钱了，民间经济却惨遭扼杀，故而，桑弘羊的“均输”“平准”二法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

汉武帝中期，北疆战事频仍，山东又发大水，国库不足，桑弘羊再次实行税收改革，提出了“算缗”“告缗”二法。

如果说，“均输”“平准”只是让桑弘羊饱受质疑，那么“算缗”“告缗”就真的让这个为国分忧的老人遗臭万年。

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严令商人、手工业者、放高利贷的如实上报自己的财产，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算缗钱。

告缗，就是谁敢不主动申报财产，被举报了，那么举报人就可以得到这次没收财产的一半，即得到告缗钱。

文景之治，藏富于民，养肥了一大批人民富豪。在这些人中，有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有兼并土地的地方豪强，还有一些小有余资的小商小贩，韭菜一茬茬地长，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收割了。

但是，汉武帝的“割韭菜”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控。

算缗在征收的时候，酷吏们往往会进行无差别打击，不免会让一些兢兢业业的老实商贩也遭受无妄之灾，尤其是告缗令一出，一些地痞流氓闻风而动、检举告发，中产以上的商贾之家几乎都被举报，毁家破产者不计其数，社会秩序顷刻大乱。

当时老百姓赚到了钱，都不敢储存，当天就要花出去，生怕被政府没收——“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没人愿意储蓄投资，文景时代繁荣起来的民间经济，在汉武帝的折腾下，一片萧条。皇帝近乎无赖的所作所为，让政府的信用遭到严重透支，所谓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汉武帝的时代，变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五

我们衡量一位封建皇帝的政绩，经常会用到两项指标：疆域和人口。

在汉武帝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国土面积毫无疑问是扩张了的，但在人口上，《汉书》用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表述，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朝损失了一半的人口。

有人给汉武帝辩护，讲损失的不是“人口”，而是“户口”，这一字之差，可是天壤之别。

因为，古代官府没有系统性的人口普查，民间有大量无籍流民，他们为了避税，隐匿在豪门巨族之内，脱离了朝廷的编民齐户，而不被计入户口总数。

不过，根据葛剑雄的研究，即使考虑到隐匿和虚报，武帝时期，实际人口自三千七百万降至三千二百万左右，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三左右。

换言之，汉武帝时期的人口，应当是减少了五百万，远远达不到“户口减半”这么夸张的地步。

但人口损失，可不能这么算。

元光二年，也就是汉武帝统治前期，人口总数是三千六百万，按照经常年份的增长率，应该每年人口增加千分之七，即每年会增长二十五万人口。但纵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低于正常增长率的有二十一年，人口无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有二十六年，能保证百分之七增长率的竟然只有七年。

本来，如果在位的不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而是清静无为的文、景二帝，汉朝每年人口能保证正常增长率，五十四年应能将人口推向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但事实上到了武帝末年，国家一统计，却只剩下了三千二百万人，足足损失了一千五百五十八万的人口增长数。

以上这些数据，都是葛剑雄把脱籍流民也算上的人口数。但站在当时西汉朝廷的视角上，地方的官员为了政绩，他们不可能上报人口损失，而是逐年虚报，让中央以为增长如常，到武帝末年，官方账目上的人口数字高达四千万之多。

到汉昭帝时，朝廷重新核定户口数，但因汉武帝时政府信誉被破坏，大批流民还在观望，尚未回归原籍，故这次统计的人口只有两千多万，再对比之前虚高的人口数，时人会惊呼“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不是有人在刻意抹黑汉武帝。

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功勋卓著，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不能掩盖他在位期间，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多少人死在荒郊野外、无人收尸。所以，汉武帝虽然本人功盖千秋，但他治下“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凄惨荒芜，让史学家们怎么也不肯给他一个“之治”“盛世”的称号。

没人愿意生在汉武的时代，但又庆幸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汉武的时代，正是那个时代的千万子民们，用他们一生的凄苦悲惨，为我们后世子孙撑起了一树的葱茏。

六

汉武帝要收割民间韭菜，肯定遭到各个阶层的反抗，就连朝廷内的官员，都不愿意严格执行朝廷颁布的法令。

为了保证新政的强力推行，汉武帝提拔了一批直属的亲信官员，赶赴基层执行法令，而这些人就被人们称为“酷吏”。

公元前91年，有个叫江充的酷吏和太子刘据发生冲突。他趁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之机，以搜查“巫蛊”为名，在太子府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想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私下诅咒皇帝早死，意图尽快继位。

年初，宰相公孙贺就因牵扯“巫蛊”而身遭大难，如今江充以此为由实施构陷，显然要置太子于死地。太子刘据不想坐以待毙，竟持节入未央宫，联络皇后卫子夫，发动起长乐宫的侍卫们把江充等人给杀掉了。

当时有人逃到甘泉宫向汉武帝告状，说太子谋反，汉武帝第一个念头是不信，还讲了句：“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知子莫若父，汉武帝清楚刘据是被江充吓到了，就派出一个使者，让他把太子带回来见自己。

但这时候，长安这边刘据已杀了江充，但未能联络上皇帝，中央与汉武帝失联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此时的刘据心乱如麻，他老师告诉他：“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汉武的时代与秦朝不远，当下的状况，立刻让人们想起了赵高、李斯沙丘密谋，篡改始皇遗诏谋杀扶苏的故事。现在汉武帝生死不明，兵贵神速，刘据必须当机立断，作出下一步的抉择，不然难保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扶苏。

刘据自然不想步扶苏后尘，于是干脆起兵，围了丞相府，俨然一副强行上位的架势。这时，汉武帝派来安抚的使者赶到了，要是使者好好给刘据疏导，或许此乱可以消弭于无形，但这个使者是个胆小鬼，见太子派兵控制了长安，大肆搜捕江充余党，他被吓得不敢进城，索性直接回报汉武帝，说太子已经谋反了。

汉武帝信以为真，惊怒不已，眼看宰相刘屈氂也逃到甘泉宫，他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相当于下令让宰相发兵，随后在汉武帝的军事镇压下，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随之服毒自尽。

这就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历来对巫蛊之祸的发生，说法很多。

有人说，汉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早想易储，这是他故意引太子谋反，再好名正言顺地镇压；有人说，这是汉武帝想打击外戚势力，但在操作过程中失误，不小心把太子本人给牵连进去了；还有人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汉武帝晚年昏聩，为封建迷信所误，被江充等小人钻了空子，这才酿造了这一起人伦悲剧。

在“巫蛊之祸”中，汉武帝扮演的角色我们后人只能猜测，毕竟除了他本人，没人能知道他的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巫蛊之祸”的爆发，即使并非汉武帝本人意愿，他也难辞其咎。

当时，汉武帝刘彻“尚功”，太子刘据“守文”，有点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翻版的味道。

不过，比起秦始皇将扶苏打发到上郡，汉武帝可舍不得刘据远走。刘据劝他别再打匈奴，汉武帝就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他认为像这种割韭菜、打匈奴的事，自己这代干完了，留一个安稳的天下给太子，多好。

汉武帝还常常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可见汉武帝是默认了，在自己死后太子将会改弦易辙，用“守文”的方式，将大汉拉回休养生息的轨道上来。由此可知，说因为汉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而要杀太子的，不过是捕风捉影的阴谋论，根本不足采信。

但在当时，太子刘据的地位还是不稳固，因为有两拨人日思夜想地要将太子刘据拉下马。

第一类，是以“巫蛊”之名逼反太子的江充等人。

这些人都是汉武帝时的“尚功”近臣，只有在汉武帝的拓张政策下，他们才有用武之地，而太子的政治理念是“守文”，追慕文景之治，根本不可能重用他们这些人。

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即位，这些尚功酷吏们的仕途也就该到头了，所以江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武帝养病之际，借着巫蛊来打掉太子刘据。

这类人的心态有点像当年的李斯，因惧怕扶苏上位行宽仁执政，把他们这些刑法之臣淘汰掉，故而参与了赵高的沙丘密谋。

第二类，是在长安打败了太子军队的宰相刘屈氂。

汉武帝晚年有一宠妃，为李夫人，生下一子刘髆，而李广利、刘屈氂围绕在刘髆周围，成为了李氏集团。

彼时卫青、霍去病已死，太子刘据没了依靠，孤立无援，李氏集团野心滋长，妄想取太子之位而代之，就在巫蛊之祸发生的第二年，李广利就请立刘髆为太子，夺储野心昭然若揭。

所以，巫蛊之祸的真相，是以江充为代表的尚功集团借着汉武帝外出养病的疏漏，率先对太子发难，李氏集团瞅准时机，推波助澜，同时又因事件过程中发生了如“武帝失联”“使者胆小”等一系列意外，它们组合到一起，最终酿造了戾太子刘据的悲剧。

太子刘据自杀后，汉武帝追悔莫及，他夷江充三族，杀掉了所有在巫蛊之祸中参与陷害太子的人，给太子鸣冤的车千秋被提拔为宰相，他为太子修建思子宫，是为归来望思之意。

汉武帝也没如李氏集团的意，而是改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为储君，是为日后的汉昭帝。

后元二年，汉武帝病入膏肓，有人跟他讲，说长安的牢狱中有天子气，他就打算大开杀戒，到了，才发现牢狱中有个孩子叫刘病已，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

汉武帝在得知这是他的皇曾孙后，沉默许久，叹了句：“天使之也。”

不知道那天夜里，汉武帝有没有梦到多年以前，刘据刚刚降世，自己将他抱在怀里，载歌载舞地嬉戏。那时候的他们，就跟这世间最普通的一对父子一样。

七

汉武帝的连年征战，穷奢极欲，让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起义，而趁着汉朝内乱，匈奴也卷土重来，多次打败汉朝军队，就连西羌、乌桓、西南夷等外族也蜂拥而起。

在历经晚年丧子之痛的汉武帝，眼见面前这岌岌可危的汉室江山，想到秦朝亡于农民起义的前车之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一生的过错，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书：“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正是汉武帝及时悬崖勒马，在晚年调整了政策，这才没有重蹈秦亡的覆辙。

现在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汉武帝在晚年，国家政策从“尚功”转为“守文”，不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是转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这才给后来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但就目前来讲，汉武帝下发的《轮台悔过诏》，它的详细内容只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在班固的《汉书》中可从来没有“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这样的字眼，所以辛德勇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悔过”根本子虚乌有，是司马光为了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编出来的故事。

理由有三。

第一，汉武帝临死前，给八岁的继承人刘弗陵选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而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尚功”的大臣。

试想，如果汉武帝晚年真打算政策转向，那么他托孤的时候，留下的顾命班子应该是“守文”的儒家文官，或者以修身养性为主的黄老学派人物才对吧？

但从汉武帝给儿子留的中央决策层来看，汉武帝并没有打算进行政策转向，而是希望自己的扩张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汉昭帝时，朝廷举办了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的辩论会，有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著为《盐铁论》。

在这部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尚功”派大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们展开议政，就关于要不要继续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一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我们想一想，如果汉武帝晚年真的进行了政策转向，又何须来这么一场辩论？而且，在会议辩论过程中，贤良们没有一个提及过汉武帝晚年后悔的事。假如汉武帝真的追悔过，这些贤良一定会引用汉武帝的言论，来证明盐铁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不合理。但是没有。可见辩论双方都清楚，汉武帝晚年从来没有任何悔过的言辞，更没有改变政策取向，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资治通鉴》中，所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这几句话。根据考证，这应该是司马光抄录一本叫《汉武故事》的书，而这本书什么鬼怪乱神的事件都敢收录，因此可信度堪忧。

我们只看《汉书》中轮台诏的全文，梳理下前因后果，就可以窥出一二真相。

这份罪己诏的背景，是当时桑弘羊上疏，打算派人去西域轮台驻军屯田，可被汉武帝拒绝了。他跟桑弘羊讲，轮台地处偏远，前段时间我派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兵折将，朕不忍闻，所以还是让士兵们休息一阵，至于轮台驻军这个事，就算了吧。

从这个《轮台诏》的原本来看，汉武帝从头到尾就只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从来没有对自己“尚功”的事业有过追悔，在本质上，这个只能算是短期的战术调整，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转向，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三个理由。

综上所述，汉武帝一辈子都在征途上，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有过后悔。在他死后，汉朝迎来的“昭宣中兴”也从来不是“文景之治”的复刻，在汉宣帝时，汉军再次讨伐匈奴，大获全胜，还继武帝之志，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第一次将新疆并入了中国版图。

可能还会有无数人觉得，汉武帝不尊重人权，不讲民主自由，是个草菅人命的暴君。

不过，我倒是可以讲一个相关的故事。

当年，以“民主”为荣的希腊人赶走了僭主米太亚得，全盘否定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认为亚历山大剥夺了希腊城邦的人权与自由。

结果，失去了“暴君”庇佑的希腊人先被罗马统治，再被奥斯曼征服，在历经多次的外族凌虐下，希腊人口锐减，险些亡族灭种。

故而，在希腊独立战争的时候，诗人拜伦写下了一首长诗《哀希腊》：

暴君米太亚得千古留名。

但愿我们现在拥有一位暴君，与他一样精明。

他会保护我们不受欺凌。

八

我们再谈谈那句“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这话乍一看，醍醐灌顶，直击灵魂，但细细思索，却发现漏洞百出，因为它刻意将“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对立了起来。事实上，这两者不但不是对立关系，还是个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

没有大国崛起，何来小民尊严？

宋朝的时候社会富饶，可国家孱弱，引来北方金国、蒙古的南侵，最终靖康之耻、崖山灭国。这时候，没了大国的庇佑，小民的尊严又从何谈起？

没有小民尊严，何来大国崛起？

上个世纪的苏联，毫无疑问是个强盛的超级大国，可因为冷战，举国总动员来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视小民幸福，结果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走向了解体，没有小民的支持，大国怎能崛起？

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从来不是矛盾的，没有大国的崛起，小民根本没有尊严可言，没有小民的尊严作为支撑，大国的崛起也必然不能持久。

公元前81年，桑弘羊与贤良们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他们的论点，就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小民尊严？

贤良们怒斥，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无视了底层百姓们的幸福，扼杀了原本繁荣的民间经济。

但桑弘羊只问了三句话，就让贤良们哑口无言：不进行盐铁专卖，战争开支怎么办？国家财政怎么办？地方割据怎么办？

面对桑弘羊的三大质问，贤良们无从正面辩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从仁义道德等方面避重就轻地谴责。

其实直到今天，所谓的“桑弘羊之问”，依旧是横在各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到底是计划经济，将民间经济收归国有，好让国家强盛，还是市场经济，让利民间，使得社会繁荣？

在我看来，盐铁辩论的双方，他们的言论都各有道理，不论是国营专卖，还是私人经营，都各有利弊。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应该教条主义、专持一方，更应该学会见风使舵、因时制宜，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选择。

比方说，我们正处于危难之中，迫切需要团结力量办大事，把劲儿往一处使，这时候就应该国进民退，人权自然应该保障，可人有自私性，没有国家的强制力，分散在民间的资源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组织。就像我们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外部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这就需要计划经济，让国家包办一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要紧的地方。

又比方说，我们正处在无大威胁、社会相对安逸的时候，就应该放权民间，不要过多干预，让底下的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良性竞争下各显其能，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让民生逐渐兴旺、社会趋于繁荣。正如改革开放时，冷战趋于末端，就需要市场经济，使民间自由生长，让社会这片园圃生长出姹紫嫣红的花海。

在我眼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既不是哈耶克宣扬的“市场的守夜人”，也不是凯恩斯认为的“市场的干预者”，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为政者，应该一张一弛、宽猛相济，而不是偏信一端。

所以，一个优秀的为政者，应该是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中，意识到当下国家社会所面临的具体状况，最终来判断出，自己现下到底是该当“守夜人”，还是“干预者”，亦或者来个肆意切换、反复横跳。

就以汉朝来讲，汉初时，刚历经秦末乱世，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刘邦连六匹毛色一致的马都凑不齐。

所以方才有了吕雉、文帝、景帝“开关梁，方关津，驰山泽之禁”，国退民进，使得社会经济慢慢复苏，政府只做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可到了武帝时，民间经济自然生长，繁衍出了许多兼并土地的恶霸豪强，而外部又有匈奴统一草原，屡次破关劫掠，威胁汉朝边境，再采取放任的清静无为政策，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故此，汉武帝当起了“干预者”，将民间经济国营化，充实财政，集中社会力量为政府所用，对内打击豪强，对外讨伐匈奴，实现了汉民族形成与扩大，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更是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在汉武帝之前，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想象里，只是一个东方的普通国度。匈奴拿中国当草谷打，月氏怀疑中国能否打过一个部落，夜郎认为中国没有它大，就连亚历山大都觉得，只要翻过喜马拉雅山，那里就是一片荒原与大海。

在汉武帝之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还错得比较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