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地方档案的史料价值
任何一种史料，都有其价值，而地方档案又有着与其他史料诸多不同的价值。
首先，它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新史料。
历史研究，首要的，除了史料，还是史料。如果没有新史料的挖掘，历史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史料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源泉。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41)也正是如此，20世纪殷墟甲骨、秦汉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册、徽州文书五大发现，催生了享誉世界的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徽学。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2)清代地方档案，随着20世纪末以来的发现与开放，研究者已意识到，无论是数量，还是系统性、完整性，总体上要优于出土文献、民间文书，相关研究也被认为是“预流之学问”。
其次，它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
总体而言，原始档案是“无意”的史料(43)，其可信度较之正史、族谱、日记一类的文献要高。正史多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宣示，它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陈寅恪就曾说过“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因为实录“悉经改易”(44)，而官书“多所讳饰”(45)。族谱由于它“攀富”“攀贵”“隐恶扬善”“为亲者讳”的特征，所记往往失于真实。日记的随意性较大，记什么、不记什么常常受制于作者一时的心情或出于给外人看的目的，有些地方会隐晦、回避(46)，不一定是内心真实的记录(47)。
张伟仁先生认为档案总体而言算得上是可靠的资料，无论是中央档案，还是地方档案，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留给后人看，被篡改的可能性有，但很小。清朝的官吏任期较短，新任官员上任后通常也不会花时间修改以前的档案(48)。基于这种实际情况，档案的价值为其他史料难以比拟。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就言：“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中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49)。档案学专家韦庆远也言：“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50)
再次，它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罗志田教授曾言：“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51)言外之意，地方档案在研究地方社会有着特别的功用。因为一般的传世文献对地方社会着墨甚少，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内阁大库档案、方志、碑刻、族谱一类的文献也大体如此。内阁大库档案中奏议、红本等记载的多是朝廷“要事”；地方志和碑刻受体例、内容的限制，往往举其大要而简于叙事，缺乏深度的记述致使细里不明，因果不彰；族谱一类的文献通常也不能反映出族际之间及家族以外的社会实际。而地方档案则大不一样，其材料的“翔实性”，内容的“丰富性”，隐含信息的“无穷性”，往往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给我们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其丰富的信息量也会使研究者体会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惬意与魅力。比如一件完整的诉讼档案记录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当事人的年龄、住地、家庭人员、邻居、经济状态、社会组成等众多信息，也能看到县官、衙役、代书、讼师、家族、乡约、保甲等各种力量对此案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普通百姓所告大多为琐事，通过档案我们大致能了解乡村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52)。
最后，它能解决或回应一系列问题。
地方档案的功用，总体而言，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地方志的评价那样，在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53)，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对于地方档案，其功用还在于：
第一，它是重建地方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史料之“五大发现”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同样，一个区域也有一个区域的学术。地方档案记录的主要是一地的衙门体制与各房职掌、经济运营与各种契约规制、军事与驿务管理、朝廷与地方外交、刑民诉讼与地方治理、科举改革与学堂教育、庙宇等公共设施的培修与新建、礼俗教化与地方祭祀等多方面的具体情况。这些是全面了解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54)。
第二，它不仅能完成对基层社会、下层民众的历史书写，而且还能回应历史上一些重要制度，让我们对相关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比如朝廷对于州县官的任命，籍贯回避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但是在明洪武七年（1374）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期间，山东曲阜推行的却是世职知县制度，它用曲阜本地孔氏后裔“宰此邑”(55)，即便朝代更迭，仍“世其职守”(56)。
第三，利用地方档案进行研究，常会遇到一般的传世文献少人问津、典章制度束之高阁、缺少与一些重大命题对话等问题，但也不尽然。比如对《孔府档案》进行研究，“二十五史”是案头必备文献，内容上能与一些国家重大事件、儒学重大问题对话。一些边疆地区的档案，也是与“新清史”对话的重要史料。
第四，它能为当前的国家治理提供历史借鉴。“郡县治则天下治”，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地方档案中保存有大量的吏治整顿、衙门审判、财政收支、基层治理、家族规范、宗教管理、邮驿建设、边疆治理、疫情处理、宣传教化等方方面面的史料，系统挖掘那些发挥着实际效用的地方治理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真实而全面地还原历史面貌，而且也能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