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诗为乐章

第一章 诗三百入乐新证

《诗经》诸篇皆可入乐，宋代以前本是共识。《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段话精炼地阐述了乐、诗、歌、舞、乐器之间的关系，如孙希旦《集解》所言，“诗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为乐……德具于心，发而为三者，而后乐器从而播之”。[1]这里所说的乐，指的是在乐器的伴奏下，诗、歌、舞三者的统一体。《乐记》又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段话说的“乐”则是音乐和舞蹈的统一体。《说文》：“乐，五声八音总名。”仅就声、音而言，则近似于现在所说的“乐曲”了。“乐”的这三种含义，含义广狭有别，但又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层次。按照第一种含义，则诗是乐的一部分；第二、第三种含义是第一种含义的一部分，则诗是与乐相配合而为一体的。诗与乐一体，或言是乐的一部分，与春秋晚期以前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春秋晚期“新声”兴起之后，诗与乐才逐渐相互分离。

《墨子·公孟》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是诗可歌可舞可演奏的明证，《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而，诗三百是否都入乐，却是《诗经》研究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古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诗皆可以入乐，但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自程大昌《考古编》首倡十三国之诗不入乐，诸说渐起，相互驳难，诗三百之入乐与否遂成为诗经学与音乐史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公布的楚简诗类文献，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