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论
运用出土文献研究经典，清代学者已然，其中也包括《诗经》研究。清代的金文著作多涉及《诗经》字词的考证，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诗经学名著也偶用金文材料。到了20世纪，依据出土文献研究《诗经》，成果更为丰硕。除了金文材料以外，较为完整的《诗经》古抄本就发现了两种（敦煌写卷和阜阳汉简），都在《诗经》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作用，郭店楚简儒家著作的引《诗》，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21世纪这二十年来，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影响和推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金文文献的利用，一方面向更为精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宏观层面的对比和考索。简帛文献方面，因楚简诗类文献的不断面世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文献与以往出土的《诗经》相关文献相较，无论文本类型还是内容涉及面，都丰富广泛得多，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
所谓诗类文献，就是以记诗、论诗为主要内容的文献。目前已经公布的楚简诗类文献主要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001年）公布的《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2004年）公布的《逸诗》；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2010年）公布的《耆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2012年）公布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
此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还公布了《采风曲目》一种，可以归入乐类文献，但与诗的关系非常密切，所记乐曲名亦是诗名，故亦可归入诗类文献。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有两批：第一批是1994年5月经香港学者张光裕先生介绍，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的。第二批是同年秋冬之际在香港古玩市场又发现的同类竹简，由香港的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叶昌午等先生联合出资收购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两批共计完、残简1200余枚，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的检测，距今时间为2257±65年，还因其不应晚于白起攻下郢都之年，故年代应为公元前324年—前278年。马承源先生推测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1]裘锡圭先生认为是“盗墓者获知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之后，在邻近地区的一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2]李零先生则认为可能出自荆门郭家岗墓地。[3]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是2008年7月由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捐赠的，购自香港文物市场，共计完、残简2500余枚。李学勤先生依据文字特征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无字残片作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教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关于其地域来源，刘国忠先生认为“应出土于当时楚国境内”，[4]李守奎先生指出“从总体上看，清华简是楚文字系统”，《良臣》等有些篇目具有三晋特点，反映出楚地外来文献的楚化过程。[5]郭永秉先生详细分析了其中《系年》一篇的字形，指出其与葛陵楚简的特征、书风最为密合。[6]尽管具体出土地不明，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其归入战国楚简。
上博简与清华简的上列五篇文献与《诗经》及《诗》学史直接相关，《孔子诗论》中所论60多首诗，皆见于今本《诗经》；《耆夜》所载诗篇中，《蟋蟀》见于《诗经·唐风》；《周公之琴舞》所载诗篇中，《敬之》见于《诗经·周颂》；几种文献所载其他诗篇，学界普遍认为是“诗三百”的编外之篇。对楚简诗类文献本身的研究也属于《诗经》研究的范围。
一、楚简诗类文献的类别归属、明细分类和概要介绍
由于出土简帛文献数量不断增加、文本类型多样，需要对其作文献学分类。学界主流意见是按《汉书·艺文志》的分法，如骈宇蹇先生在《出土典籍分类述略》一文中即仿《汉书·艺文志》的图书类别，将简帛文献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7]李零先生则考虑到先秦史籍体例各别，将简帛文献中的史书都列入“春秋”类不妥，故单列“史书”一类，共七类。[8]六分法和七分法下，“六艺”皆为首类，下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小类。本书所探讨的就是“诗”类的战国楚简文献，即战国时期书于简牍的，以记诗、论诗为主要内容的文献，所记、所论之诗或见于《诗经》（多有词句细节上的不同）或与《诗经》中的诗篇类似而被视为“逸诗”。如果所记、所论是其他性质、形式的诗歌，如辞赋或民间歌谣，则不列入“诗”类，这与先秦时期言“诗”专指“诗三百”的常规相符，也与“诗三百”在先秦诗歌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特殊地位相符。
楚简诗类文献是六艺类楚简文献的一类，本身又可以按内容分为四种：
论诗文献：论述诗的意旨，包括上博简《孔子诗论》1篇。
记诗文献：就残存部分看，仅记录诗的内容，包括上博简《逸诗》1篇。
记乐文献：记录诗乐的声名曲调，以声名为类，下领若干诗名，兼有乐类文献与诗类文献的性质，包括上博简《采风曲目》1篇。
序诗文献：不仅记录诗的内容，而且还有记述史事或组诗结构的“序”，包括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共3篇。
以下对这四类六篇文献作概要介绍：
《孔子诗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2001年公布，共29简，约1006字，原即以“诗论”为名。竹书中的论诗者是
，如何隶定存在争议，整理者马承源先生释为“孔子”的合文，[9]将此竹书称为《孔子诗论》，先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和进一步论证，成为目前主流的意见，但也有释为“卜子”或“子上”的。[10]随着上博简《子羔》《鲁邦大旱》的公布，其中孔子的合文都与《诗论》中是同一种写法，笔迹也相同，[11]
释为“孔子”已成定论。篇中简要论述了60首诗的意旨，诗名皆见于《诗经》，还有总论《讼》（《颂》）、《大夏》（《大雅》）、《小夏》（《小雅》）、《邦风》（《国风》）的内容。黄怀信先生概述全篇说：“作者论《诗》，基本上是沿着《国风》《小雅》《大雅》《周颂》的顺序；《国风》又基本上以《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为序；皆与今本基本相同，但并没有完全拘泥，而是间有杂论。在论完具体诗篇以后，又总论‘四始’的性质、特点和《诗》的门类区分，然后再引‘孔子曰’以总说诗、乐、文的性质特点，作为全篇结尾。可见全篇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12]
《逸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2004年公布，有6支简，残损较严重，但基本内容可辨。包括两首诗，一首名为《交交鸣
》，有残简4支，“按照章句序例统计，原诗分三章，章十句”；[13]另一首名为《多薪》，仅存残简2支，应为原诗中两章的部分诗句。这两首诗，都是典型的风诗，从结构形式到用语皆与《诗经》中的风诗极近，若置于三百篇中，不会让人觉得不类。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诗》的编外之篇，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战国时期楚人的仿作。第二种意见的论据不充分（本书后文有详论），仍应从整理者视为逸诗。
《采风曲目》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公布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共有残简6支，无篇名。内容如整理者所言，是五声之四：宫、商、徵、羽各声名领有若干诗篇名，部分诗名与现存《诗经·国风》中的篇名或语句相同或相近。
《耆夜》现藏于清华大学，2010年公布，有14支简，仅4支有残缺，内容基本完整。第十四支简背面有“
夜”二字，“
”是邦国名，即传世文献中的“黎”或“耆”。《耆夜》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开头，紧接着是叙述还师后在“文大室”行饮至之礼。参与者除王以外有毕公高、召公保奭、周公叔旦、辛公
甲、作册逸、吕尚父。宴飨作歌的过程为：先由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为《乐乐旨酒》，八句；然后举爵酬周公，作歌一终，名为《
乘》，八句。这两首诗都是劝酒辞，分别赞扬毕公、周公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结构类似，却既能紧扣住伐耆的战功，又贴合二公各自的身份和特点，酬毕公之诗兼及周公，[14]言兄弟二人相互配合。酬周公之诗则突出了勇武的气概。接着是周公作诗，周公先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赑赑》，八句；又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名《明明上帝》，八句；秉爵未饮，见蟋蟀在堂，于是又作歌一终，名《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内容大体相同。
《周公之琴舞》现藏于清华大学，公布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2012年12月），有17支简，背面有编号，除了简15残缺近半，皆保存完好。篇中记录周公、成王所作10首诗，且为一个仪式整体，以“琴舞”演绎。首先说：
周公作多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遂）。[15]
原整理者注：“作，制作。多士敬怭，读为‘多士儆毖’，即对众士的告诫之诗。多士，众士。《书·多士》：‘尔殷遗多士。’《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敬，读为‘儆’或‘警’。《大雅·常武》‘既敬既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敬与儆古通用。’‘怭’同清华简《芮良夫毖》之‘
’，读为‘毖’，《书·酒诰》：‘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16]下接诗一首，然后说：
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遂）。
下面记录了九首诗，其中包括《周颂·敬之》。李守奎先生通过分析这十首诗的内容并与《尚书》中诰辞、何尊等青铜器铭文对照，肯定了这篇文献的可信度，指出：“儆戒是周初文献中最常见的内容，这种内容的颂诗很可能就称作‘毖’或者‘儆毖’。”[17]
《芮良夫毖》现藏于清华大学，2012年与《周公之琴舞》一起公布，记录了周厉王时大臣芮良夫所做之诗。此篇一开始先记当时政治形势，再录诗：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
几句概述政治状况的话，其实也类似于诗，与《小雅》《大雅》中的政治讽刺诗形式、用语皆相近。厉王朝内忧外患踵至，故芮良夫作诗儆戒王和众臣。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知道，《孔子诗论》是论诗之作，并不记录诗的原文，而是评论诗篇、诗类和诗的总体。《逸诗》残存内容是两首诗的部分章句，只记诗而没有其他内容。《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则不仅记录了诗的原文，还记述了创作者、创作背景甚至创作过程，即不仅有诗还有序。这些文献的共同点在于都以记诗、论诗为主要内容，关于人物、史事的部分是为诗服务的。本书所引楚简诗类文献，皆参考诸家释读写定，为便于讨论，尽量用通行字。读者如欲了解原简文字及释读上的诸家意见，可参考学界已有的相关著作，且除《芮良夫毖》外，其他几种文献都已有了“集释”，汇集众说，多为学位论文，读者可参看。
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与研究动态
几篇楚简诗类文献中，《孔子诗论》公布最早，在2001年；《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公布最晚，在2013年。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珍贵的先秦文献接连面世，可谓地不吝宝。每篇的公布，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短短十几年间相关研究成果已数以百计。其中最多的是文字训诂和对所录诗篇本身的研究（包括将其与《诗经》中诗篇作比较研究），在出土文献面世初期，这是必须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考释楚简诗类文献的著作数量很多，除正规期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外，不少学者还利用网络媒体，快速发表相关成果。本文限于篇幅，以介绍整篇考释及相关考证为主。
关于《孔子诗论》，较早考释原文的著作，除原考释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怀信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该书详细考证了《诗论》全文及相关问题，立论谨严，持说公允，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诗论》所载诸诗之名基本上没有超出今本《诗经》所能见到的范围。而且依据用语的时代特点，推断《诗论》当成书于战国早中期。[18]《诗论》所记是谁所说的话，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孔子说得到普遍接受。考释《逸诗》中的两首诗，除原考释外，主要有廖名春《楚简逸诗〈多薪〉补释》、蔡根祥《〈上博（四）〉逸诗〈多薪〉再论》和何昆益《〈上博（四）〉逸诗〈交交鸣
〉析论》等。[19]关于《采风曲目》，除原考释外，主要有陈文革《解读战国简〈采风曲目〉》、方建军《楚简〈采风曲目〉释义》等。[20]
关于《耆夜》，除原考释外主要有黄怀信《清华简〈耆夜〉句解》。[21]《耆夜》面世之后，关于其文本真实性、史料真实性、性质和价值等问题，都引发了争议。刘光胜《清华简〈耆夜〉考论》将《耆夜》与《尚书》、金文文献作语言对比，认为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22]田旭东的《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和刘光胜的《〈耆夜〉中的周代饮至礼》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了《耆夜》中的饮至之礼，包括作歌，认为简文表现了周人在饮至典礼中的场景。[23]
关于《周公之琴舞》，李学勤在《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等文章中认为其创作时代是西周早期，但在流传过程中经过组织编排。“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24]《周公之琴舞》中诗歌的时代与该篇的抄写时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学者多认为前者在西周初而后者在东周时期，代表作品有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一文。[25]
关于《芮良夫毖》，赵平安《〈芮良夫毖〉初读》认为从文献性质来说当为《尚书》类文献，[26]姚小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小序〉研究》则认为应是《诗经》类文献，篇中的诗前序言是“先秦《诗序》遗存”，[27]大多数学者同意后者。马楠《〈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根据《芮良夫毖》用韵情况将该篇分章，并与《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中相类文句作了详细的列表对照，对于理解文本很有裨益。[28]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运用西方古代史诗研究“口头程式”理论中的“套语”概念，对《芮良夫毖》的文本进行分析，指出该篇更接近《雅》诗，既有诗的风格，又有散文的风格，是“毖”这种规谏的体裁的特点。[29]
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这些文献探讨先秦史、先秦诗学等领域的重要问题，或者以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视角对这些文献作较为宏观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孔门、儒家《诗》学问题探讨方面。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据者最多。较早的有江林昌的《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杨春梅的《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余志慧的《竹书〈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及其诗学史地位》等。[30]晁福林《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一文站在经学史的角度，对《孔子诗论》在诗经学研究方面的价值作了评估。[31]李锐《儒家诗乐思想初探》将《孔子诗论》与传世相关文献联系起来，辅以《郭店楚墓竹简》相关内容，探讨儒家诗乐思想源流。[32]黄怀信先生所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在考证全文和对文本形式、体例的分析基础上，对孔门诗教的意义作了论述。周恩荣的《〈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33]和马银琴的《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34]两篇文章也都是用《孔子诗论》为主要依据材料，探讨孔门诗教的内容和特点。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概括了《孔子诗论》所反映的孔子论诗特点：启发式的论诗方法、领悟式的论诗感受和断章式的取义手段。[35]王国雨《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认为郭店简《缁衣》《五行》和上博简《民之父母》《孔子诗论》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将《诗》句融入到思想阐发中，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以儒家社会人生学说与价值理念解《诗》。[36]冯时《六经为教与儒学的形成：论孔子正〈诗〉与〈诗〉教的重建》认为上博简《孔子诗论》正是郭店简《性自命出》所言孔子正四经“比起类而论会之”的经典之作，论诗均以比类的形式出现。[37]刘立志《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综合运用多种出土文献，探讨了《关雎》诗旨和“孔子删诗”这两个诗经学重要问题。[38]吴万锺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启示》则通过将《周公之琴舞》中的颂诗与今存《诗经·周颂》中的诗篇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孔子删诗的问题。[39]
建基于单篇论文的积累，几部以楚简与《诗》学研究为主题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出版，重要的有刘信芳的《孔子诗论述学》、陈桐生的《〈孔子诗论〉研究》、周泉根的《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曹建国的《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和晁福林的《上博简〈诗论〉研究》，[40]汇集了五位学者在一段时期内的思考，运用楚简文献探讨了四诗、“诗言志”“诗序”“孔子删诗”等诗经学重要问题，且注重对战国儒家论《诗》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辨析，颇有新见。其中晁福林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晚，内容也最完备，堪称目今所见《孔子诗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除了对简文进行详细疏证外，还就一系列诗经学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简文解诗的特点及其内部逻辑、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写作时代、简文与《诗经》成书问题、简文与《孔丛子·记义》篇的对比研究等方面都有精当的论述。萧兵的《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一书很有特色，广泛联系，深入浅出，从《孔子诗论》中获得启发并拓展开来，论及“思无邪”“诗言志”、采诗、献诗、赋诗等诸多重要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观点。[41]
此外，张树国《由乐歌到经典：出土文献对〈诗经〉诠释史的启迪与效用》一文论及清华简《耆夜》和上博简《孔子诗论》两篇文献，认为《耆夜》证明了《诗经》是仪式性文本，而以《孔子诗论》为参照，可以明了汉代经学的许多说法实为穿凿附会。[42]高华平《由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着眼于简帛文献的出土地，探讨儒家经典在楚地的传播，认为儒家《诗》学在楚国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且楚地的儒家诗论具有较为强烈的重情色彩。[43]姚小鸥《〈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认为《诗论》表现了先秦诗学著作的丰富性和理论上的成熟程度，对于古代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44]这些文章思路新颖，富于启发性。
总的来看，关于楚简诗类文献的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在文字训诂和所涉诗篇的考释方面尽管仍有一些争议，多已形成较成熟的、得到公认的意见。在如何运用这些文献、如何发掘这些文献的价值方面，目前则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近几年新出土的几种楚简诗类文献目前仍处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更为深入的探讨和运用尚需时日。就诗经学研究来说，楚简诗类文献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孔子诗论》一种上，其他各篇则运用较少，这种情况不难理解，除了《孔子诗论》公布最早、研究成果最多以外，其他各篇与诗经学理论的联系不像《孔子诗论》那样直接，是主要原因。其他四篇中载有不少逸诗，学者注意及此，故有用之以论“孔子删诗”者。《周公之琴舞》中有诗乐的表演形式，亦有学者论之。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文献意义价值的发掘，有赖于将其与诗经学问题更灵活多样地联系起来。即便是《孔子诗论》，诗经学角度的发掘和利用尚有很大的空间，本书希望在这个层面尝试新的运用方式和新的思路，以期对楚简文献价值的发掘和诗经学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三、本书的写作意图与基本结构
楚简诗类文献是诗在先秦时期流传、使用、教授与学习情况的文本反映，以当时的文本形式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文献是怎样形成的？是应什么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思考、探究这些问题，可以让我们在先秦诗史、诗用、诗教等领域有新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言《诗》“遭秦而全”的原因说：“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与其他文体相较，诗更便于口头传诵，但也是有文本的，说“不独”，则仍是著于竹帛。那么，诗在先秦时期流传的文本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仅从传世文献来看，并不清楚，是楚简诗类文献的出土让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样，我们才有直接的材料去探讨诗在先秦时期的传承方式，而且通过对这些文本形式的考察，才能更加了解战国时期以及更早时代人们怎样看待诗、怎样使用诗。
诗经学是中国传统经学之一支，汉代诗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有齐、鲁、韩、毛四家，追本溯源，皆言始自孔门，传承有序。重要的理论范畴有“孔子删诗正乐”“四始”“六义”等，虽然是汉代才提出的，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诗的理论发展与功用变化。了解这些理论范畴在先秦时期的源流，关涉中国传统诗经学的立论之基、内蕴之理，过去因为限于材料，多有理不清、识不透之处。楚简诗类文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走出一些学术理论困境，更深入地探究诗经学的理论来源。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诗为乐章”探讨诗乐关系问题，主要包括“诗三百入乐”和“诗为乐而作还是乐为诗而作”两层，为了论证这两方面，又需要探讨“采诗观风”“《国风》诗篇的礼仪用途”和“孔子删诗正乐”“六诗”“诗四始”等问题。下编“诗为史体”探讨诗三百的史志性质。主要包括“诗言志”的原意和“正变”“美刺”说的历史渊源两层。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皆以楚简诗类文献为重要依据。
[1]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页；朱渊清：《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2]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古籍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4页。
[4] 刘国忠：《清华简保护与研究情况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9期。
[5] 李守奎：《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2015年。
[6] 郭永秉：《清华简〈系年〉抄写时代之估测》，《文史》2016年第3辑。
[7] 骈宇蹇：《出土典籍分类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第4期、2006年第1—3期。
[8] 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5页。
[10] 裘锡圭先生刚开始认为
是“卜子”的合文，江林昌先生也持此说。黄锡全则怀疑“是另外一个人，即‘子上’，孔子的曾孙，子思的儿子”。详见裘锡圭：《关于〈孔子诗论〉》，《中国哲学》第24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四期；黄锡全：《“孔子”乎？“卜子”乎？“子上”乎？》，国际简帛网，http：//www.bamboosilk.org.，2001年2月26日首发。
[11] 详见马承源：《〈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六十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 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14] “宴以二公”，李学勤注：“二公是毕公和周公。”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6页。
[15] 本书引用上博简《逸诗》《采风曲目》和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中的语句，皆依据笔者在已出版专著《楚简逸诗——上博简、清华简诗篇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中对这几篇文献原文的整理，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1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34页。
[17] 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文物》2012年第8期。
[18] 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9] 廖名春：《楚简逸诗〈多薪〉补释》，《文史哲》2006年第2期；蔡根祥：《〈上博（四）〉逸诗〈多薪〉再论》，《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2009年；何昆益：《〈上博（四）〉逸诗〈交交鸣
〉析论》，《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20] 陈文革：《解读战国楚简〈采风曲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方建军：《楚简〈采风曲目〉释义》，《音乐艺术》2010年第2期。
[21] 黄怀信：《清华简〈耆夜〉句解》，《文物》2012年第1期。
[22] 刘光胜：《清华简〈耆夜〉考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3] 田旭东：《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刘光胜：《〈耆夜〉中的周代饮至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3日。
[24] 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学勤：《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5] 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6] 赵平安：《〈芮良夫毖〉初读》，《文物》2012年第8期。
[27] 姚小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小序〉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
[28] 马楠：《〈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9] 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30] 江林昌：《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中国哲学》第24辑，2002年；杨春梅：《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余志慧：《竹书〈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及其诗学史地位》，《汉学研究》21卷第1期，2003年。
[31]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32] 李锐：《儒家诗乐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33] 周恩荣：《〈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4] 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5] 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36] 王国雨：《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7] 冯时：《六经为教与儒学的形成：论孔子正〈诗〉与〈诗〉教的重建》，《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38] 刘立志：《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
[39] （韩）吴万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启示》，《中国诗歌研究》第九辑，2013年。
[40] 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周泉根：《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年。
[41] 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 张树国：《由乐歌到经典：出土文献对〈诗经〉诠释史的启迪与效用》，《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
[43] 高华平：《由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文献》2015年第4期。
[44] 姚小鸥：《〈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