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宁老师的新著《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既是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又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如今付梓，是非常可喜之事，也向胡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来电让我为此书写篇序，这却让我颇感意外和为难。一来写序者大都是学界大咖级别的人物，自己的资历太浅；二来我虽偶尔写过与《诗》有关的文章，但远非胡老师这样的《诗经》学专家，率尔操觚，实在难免外行评点内行之讥。因此我建议胡老师另寻人选，但他很坚持。我这个人向以拒人为难，胡老师又是我的同事和重大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只好硬着头皮写点我拜读此书的心得体会，作为向读者的推荐。

我最初知道胡宁老师，是注意到他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原壤所歌：逸诗〈狸首〉考》一文。《狸首》这么一首小诗，而且还是逸诗，作者却能钩沉出那么多古史信息，此文搜集材料之全和问题辨析之深，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了解到这还只是他读博期间的一篇习作，对其就更刮目相看了。此后又注意到他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讨论山西大河口墓地鸟形盉铭文所载誓命规程的文章，同样视角独特、功力不俗。说实话，作为一位博士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学者，能够先后在历史学领域这两种权威期刊上连续有文章发表，已经充分证明了胡宁老师的学术实力。当时我系先秦史方向正好缺人，胡宁老师自然成为非常理想的人选，他本人也愿意加盟我系，一拍即合，我们遂在2017年启动人才引进的工作。上海大学这边的引进流程走得很顺利，但原单位那边因为各种原因却迟迟未能协调好，直到近期胡宁老师才能来工作，不禁让人感叹现在高校引进人才之难。

读胡宁老师的这部著作，我的突出感觉是，这既是专家之学，又是博通之学。说到专家之学，胡老师当初做博士论文时即以《诗经》学为选题，此后结合新出楚简中的诗类文献，他对《诗经》学又持续关注，可以说已经有十几年的学术积累，其间还曾出版《楚简逸诗——〈上博简〉〈清华简〉诗篇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可见其用功之勤。专家之学的一大表征，就是该书题目中的“诗经学要论”，我们只要看看该书的目录就不难明白，所谓“诗三百是否入乐”的问题，“采诗观风”制度的内涵，孔子“删诗”的真相，宴飨赋诗的形式及仪轨，《诗》与礼、乐的关系，《诗》“四始”说的由来，以及“美刺”论渊源和政治功能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诗经》学独有之问题，有的甚至聚讼千年而迄无定论。因此，胡老师的这部著作，其实就是根据新出材料直接探讨《诗经》学上的疑难问题，针对性是很强的。这表现在写作方法上，此书没有拖沓铺垫，冗长“过门”，而是直奔主题，绝无枝蔓，阅读的“获得感”是很强的。专家之学的另一方面，是这部专著对前述《诗经》问题都有很深的了解，对各个专题的学术史把握得都非常全面：每个问题前人的推进、存在的症结，作者都了如指掌。能做到这一点，光有“专”是不行的，还必须做到博通，要能够熟练运用与“诗”有关的各种材料和方法，而这恰恰也是该著另一个突出的优长。以材料而言，虽立足于出土新材料，但就传世文献来说，该著做到了诗礼互证、诗史互证。举凡经书如《左传》《仪礼》《周礼》《礼记》，史籍如《史记》《汉书》，子书像《吕览》《庄子》中与论诗有关之材料，作者均能做到纤毫毕集，谙熟掌握。当然，材料之“全”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作者在熟练掌握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每每又参酌古注及历代学者的研究，时出新见。比如，作者对历代经学家如元人敖继公、清人金锷、方苞、宋翔凤等人的成果也多有采撷，对于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师论诗、论乐之名文，作者更是有精熟的研习，这些既显示了他的“视野”，同样也是他的“功夫”。

应该指出的是，胡宁老师此书论《诗经》学，颇重诗与音乐、舞蹈之关系，以及与之有关的操程仪轨，作者在这些方面创获尤多，而要做到这一点，《诗经》之外，还必须花相当的精力和笔墨来讨论音乐甚至戏剧的问题，这同样体现了博通。而且，诗与乐舞之关联和行用，可谓古今一理，因此作者博通的另一个表现是颇能引民俗或民族志的资料来证《诗经》学疑难之问题。比如他引马学良先生对苗彝民族举行宴会时的研究来论证古代“赋诗”情境，即为显例。作者又说“民间自有歌谣，歌谣自有其旋律，古今皆然，官方采集，既不会一仍其旧，也不会将其曲调完全弃之不用”，这些论述都颇为“通透”，我读到这些地方也每每心有所会。因为自己也常在经学史的课上，以我们山东民歌包楞调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今天大雅之堂上所演唱的包楞调和山东乡间原始的包楞调，对于“采诗观风”的“底本”问题（包括“词”和“曲”）及乐官的“再创作”就不难理解了。人类学上有所谓“心理一致性”规律，吾土吾民，于此当更甚。我们常常说“历史照进现实”，其实，很多时候同样也常可用“现实”回望“历史”。

正因为既是专家之学，又能做到淹博贯通，胡老师的这部著作在不少方面均能做到超迈前人，多有创新。如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扎实的文献证据论证宴飨赋诗就是“无算乐”歌诗，宴飨礼的“无算爵、无算乐”阶段，正是“赋诗”活动发生的礼仪背景，且具有与“正歌”阶段截然不同的形式特点。这方面作者特举《左传》所记垂陇宴飨郑国七子赋诗与赵武答言中“以卒君贶”与“卒享”明著“卒”字以证“赋诗”乃宴飨的终结，可谓读书得间、心细如发。再如作者从五个方面，博引经史证据指所谓《大雅》《文王》之三为新的《大夏》舞诗，同样也很有说服力。如前所言，胡老师这部新著对“诗”与音乐的关系，尤多关注，他在这方面也颇多胜义。如他指出“采诗观风”的“风”也应该首先从音乐层面上理解：“采诗第一位的应是采曲，其次才是采词”，“通过诗歌考察民情，原不是非要凭借诗的文辞不可”，“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使用的需要，但这种改造是建立在原曲基础上的，故而各地原有的不同音乐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采某歌之曲，并不一定同时采其词，而是可以只用其曲而重填其词”。这些认识可以说非深得诗、乐关系之精义不能发。他如其驳朱子“淫诗”之说：“……完全从诗辞本身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诗，在宋儒口中说来，就是‘淫’。但是，诗的语言往往委曲深致，所言在此，所寓在彼”，对朱子论诗的毛病亦可谓一语中的。

胡老师这部著作还有一点向各位读者特别推荐的，即这是一部由专业的先秦史研究者撰写的《诗经》学论著。今天从事《诗经》研究的学者，从专业背景看，可能大部分都属于古代文学出身，这受现代学科分类影响使然，其实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与今之“文学”并不完全同义，而多有文献、历史的义涵在。胡老师博士受业于先秦史专家朱凤瀚先生，在古文献、青铜器等先秦史相关领域受过很好的训练，这体现在他的文献视野、对史料年代学意识的敏感以及将《诗》学问题与西周、春秋史进行关联考察的自觉性（此书下编明著“诗为史体”，就是突出的证明）。关于史料年代学意识的敏感，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胡老师的这部著作中不少地方涉及“异时性”资料的处理，在这些地方作者并没有“只要能成我一家之说”，便不管不顾地“挤一挤”就“通过”了，而是就史料的说明力、问题的性质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说明。比如，针对《穆天子传》的史料性质，他说“当然，用语上的类似不能排除战国时人仿作的可能，更不能证明这三首诗创作于周穆王时期。但是，这则材料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证明：《穆天子传》的作者将这种作诗赠答的行为视为宴飨礼仪的一部分”；再比如对于清华简《耆夜》的性质，他说“因此它并不是西周王朝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而是一种记述‘诗本事’的‘诗话’”，不独对其史料性质有清醒的认识，而“诗话”之说又别出新解。如果说上述对《穆天子传》和《耆夜》史料学品质的探讨更多地着重于“时”的话，其对上博简《采风曲目》又有分析：“对于像《采风曲目》这样与礼乐和儒家经典有着明显关联，而又因残损严重不能提供更完整信息的文献，笔者认为不应过于强调其地域性”，这等于又着眼于“地”的因素了。这种对史料时、空因素的充分讨论，我认为正体现了一位严谨的史学工作者良好的史料学素养，也保证了这本书整体的学术水准。另外，正因为作者的史学视角，从论题来看这虽然是一部《诗经》学论著，但我们从中又分明看出非常有价值的西周或春秋史探索。传统西周、春秋史研究往往过多地关注那些军国大政，而从总体上系统地探讨这两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相关的文化活动，则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以文化活动为例，我们可以翻看此前出版的通史性的西周或春秋史论著，涉及文化的部分既不够系统，也有欠深入。这既有体例的限制，更主要的恐怕在于，像文化活动涉及的很多内容不少都需要专家之学，没有相关的积累和准备是断难胜任的。此书论《诗经》，于诗、乐关系和用诗的礼仪规程两方面均颇多措意，不但论证精详，其中又不乏精彩的发明。有此两方面为依托，无疑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西周、春秋相关礼俗活动的认识，既“有血有肉”，同样也有“精气神”。具体如对“宴飨赋诗”细节的考辨，对《大武》、《大夏》诗剧的复原以及将其与西周具体史实的关联考察，用周代礼仪实践来诠释“四始”说等等，这与其说是《诗经》学的“要论”，又何尝不是具体而微的西周、春秋史探索？至于对“采诗观风”本义的发覆以及对“美刺”问题的申论，则同样可补西周、春秋制度史和政治史之缺。《诗》的语言向以辞微旨远、委曲深致著称，胡宁老师这部新著于史学上的弦外之音，也希望读者们能多多留意。

宁镇疆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