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一个木工》

渥丹

话剧《一个木工》作者之一的刘莲池同志，在《关于〈一个木工〉的创作经过》一文中，介绍了《一个木工》是根据重庆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黄荣昌同志的动人事迹为题材创作的。黄荣昌同志是西南钢铁厂土木科的一个普通木工，解放前曾受尽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过着东飘西荡打零工的苦日子。重庆解放以后，黄荣昌同志进了工厂，“他因看到工厂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发展而高兴，他因感到土木科落后的手工业操作赶不上建设需要而着急，并在机器车间先进生产者的启发下产生了要创造木工机器的想法。他不顾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的反对，阻碍与讥讽打击，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到废铁堆里捡旧零件，不断地进行刻苦钻研创造，终于在党的培养支持下创造出了三十多部各种各样的木工机器”。作者介绍的这些情况和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的关于黄荣昌的故事，使人感到黄荣昌不仅表现了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具有的光辉理想和创造积极性，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具有的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毫无疑问，黄荣昌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故事，是给剧作家们提供了足以用来塑造时代的正面人物的标本，也给他们提供了足以广阔地发挥的富有现实意义底题材内容的。

黄荣昌底全部经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年青一代是怎样从以往的苦难中一步步地走过来，而当他们成了工厂的主人以后，便迅速地成长为工人阶级底自觉的战士了。剧本《一个木工》的作者没有从这个先进人物全部经历中的那些突出的动人的故事里吸取更广泛的题材内容，而是着重描写了他创造木工机器的斗争，以时代的正面人物和落后势力的矛盾构成戏剧冲突的中心。这里，剧本的主人公，作为工人阶级先进人物的黄健明用在废铁堆里捡来的旧零件创造出的木工机器，可能是工业上已经有过的发明。据此，石曼同志在《〈一个木工〉的题材是典型的吗？》一文中（见《红岩》9月号）就干脆否定了它底题材的典型性。石曼同志没有在他的文章里从构成剧本题材的所有内容、情节、人物等全部关系上去进行考察，而只是抽出了造电锯不是发明，似乎黄健明大可不必创造，别人也大可不必去加以压制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很武断的。石曼同志为了替他的论据作辩护，又进一步这样假设：“如果黄健明创造发明的电锯是不同于一般的电锯……”则黄健明是缺乏科学文化水平的，那就只有写出他怎样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观众才有可能相信黄健明是真实的”。石曼同志的假设其实是很不必要的，因为这在剧本第一幕第一场作者就通过黄健明与张兴元的对话交待了电锯原是可以买到的。当然，这里也没有任何根据证明黄健明创造的电锯比专门工厂制造的高明，但黄健明是用从废铁堆里捡来的旧零件装配的，这对黄健明来说，称之为创造也还是说得上的，而且也正像剧本中描写的那样，他是经过了一番刻苦钻研的，还得到了机器车间老师傅的帮助。如果以传播生产知识为要求，这固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则是黄健明在他的工作中为什么要付出更多的、特殊的劳动，这首先是一个劳动态度的问题，如果认为黄健明那样的劳动态度是任何人都会欢迎的话，那就把生活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抱着另外的劳动态度的人。

《一个木工》的题材是不是典型的呢？我认为，这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个木工》是经过十多次修改之后于近年来才最后完成的一部剧作。这几年来在文艺创作上反对了概念化，公式主义的倾向，反对了如写工厂生活的剧本其内容就主要成为介绍生产知识的，如接触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等在创作上存在的毛病。在《一个木工》这个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作者在克服以上这些毛病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刻苦钻研的正面人物，对他提出批判的胡科长这个人物的某些描写也还是比较生动的；同时我们也还可以在这里看到作者是尽量避免生产技术、生产知识的宣传的，作者也尽量把他的主人公从车间里拉出来，让他到自己的家里去生活，让他到疗养院里去生活，而这里的斗争则是一直贯穿到全剧的，并没有马马虎虎地结束。虽然如此，但我们却认为《一个木工》是没有达到较高的艺术概括的，是缺乏感染力的艺术力量的，因而它底典型性是不够充分的。晓梵同志在评论这个剧本的文章中（见《红岩》8月号）提出了正面人物写得不够丰满的问题，洪钟同志的文章（见《红岩》同期）也谈到了剧本中正面人物及剧本的艺术结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很值得注意的，但却还有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文艺作品的美学要求，始终是以表现性格为中心的，而在戏剧创作中也正是由于人物性格的冲突才能构成真正的戏剧冲突，自然也只有在完整充实的戏剧情节上才能达到人物性格的充分发展。曹禺在他的名著《雷雨》中，刻画了周朴园、周萍、繁漪、鲁贵、鲁妈等一连串的典型性格，正是由于这些性格的矛盾而构成的戏剧冲突，使他底充满偶然性的戏剧情节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一个大悲剧的结局。文艺作品是通过它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概括性，来感染读者并使他们相信它底情节的真实性的。这种情况在我国不少优秀的古典戏曲中则更是屡见不鲜的。相反，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某种观念来结构戏剧情节，规定人物性格，虽然看来仿佛都是很合理的，但因为它底合理性不是生根在人物性格底真实性、具体性的基础上，因此并不都是令人信服的。

剧本《一个木工》以正面人物黄健明与胡科长的矛盾构成主要的戏剧传统。这个冲突的实质是黄健明为了生产而积极创造，技术人员（行政领导）不相信工人的创造能力，怕工人抢了自己的功劳而施以压制。如果只是像剧本写到的那样，黄健明仅有一种刻苦钻研的性格，胡科长（包括何班长在内）仅有一副粗暴专横的面孔（虽然最后也写到了他对黄健明讨好的一点丑恶面貌，但更多的还是粗暴专横），而缺乏对他们的典型性格的刻画，没有表现出他们内在的思想感情，那么，尽管这里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剧烈的，但却并不令人感到所发生的冲突是一定会像剧本那样发展下去的。黄健明几经失败而并不灰心，其性格根据何在？像作者所规定的胡科长那样一个具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如果没有其具体的性格（包括他的思想活动），为什么竟会那样顽固到底？群众的态度，宋干事一直支持黄健明对他都没有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是具有创造积极性的，未经改造的技术人员是不相信工人、依靠工人的，这固然是合理的，但作者没有从人物性格与戏剧情节中表现出那些合理的因素，叫人认识更多的东西，那仍是不能服人的。因此，只有在丰富、复杂的现实纠葛中去结构剧本的情节，刻画出感人的典型性格，才会使剧本产生不可动摇的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

虽然表现在《一个木工》的戏剧冲突是尖锐的、剧烈的，但它却又是十分简单、十分薄弱的，作者没有把斗争结构在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基础上，把这场冲突也仅是安排在木工房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为了使情节集中一些，人物也更集中一些，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木工房是可以而且应该通向钢铁厂的更广阔的方面去的。但在这里，木工房展开的斗争却是太孤立了，而围绕着这场斗争的人物如杜师傅、张兴元、何班长、工会主席、宋干事等人，作者按照对工人的大胆创造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这样一种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情况给站了站队，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作风，如宋干事者，谦虚朴素，坚决依靠工人，至于他们怎样才会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作者写了张兴元与杜师傅的特殊关系这一点还是好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更积极的能动作用等等，作者是考虑得不多的了。

成功的创作经验给作家提出从生活的多方面来刻画人物，将有助于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在《一个木工》这个剧本里，作者虽然把他的主人公黄健明放在工厂里，放在自己的家里，也放在疗养院里，但他并不是真正地生活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的。似乎他很少想过除了创造机器以外其他可能想或者应该想的问题，甚至于包括这场斗争以内的事。这里，不仅像洪钟同志在他的文章里谈到的：“碰着保守思想的冲击么，有党委会的宋干事和工会刘主席在；碰着官僚主义的打击么，也有宋干事和刘主席在……”即使当他的妻子看见他整天都在外面而怀疑他和别的女人相好时，作者也让他避开了这场家庭生活中的误会，而是让秀兰去给他解决了，他妻子的心思自然也是没有机会让他去理解的。由于作者过多地描写了他创造机器的活动，以致如像第二幕第二场看见老王骑自行车而受到启发的情节都是很不自然的，在戏剧作品里要直接写出一个人有关机器制造的活动是多么困难的啊！

总的来说，《一个木工》里的正面人物黄健明的性格的确是不够丰满的（作者提出批评的人物胡科长的面貌也还是模糊的）。这当然不一定是要求黄健明成为一个“处处打冲锋，左右开弓，八方应战的老战士”。但我们却有理由要求作者给人们塑造一个不仅止于刻苦钻研、积极创造的生产改进者，而要求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先进人物是有着更为丰富鲜明底性格的，因为从现实生活中已不断涌现出了那样的人物，生活要求作家必须努力去揭示那种包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

原载《红岩》195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