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文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我近20年间对宗教音声的探索，第二部分是近几年对中国音乐传统之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为用的新思考。

宗教音声探索重在佛教，也涉及道教与伊斯兰教。初衷是考虑佛教入中土，从音声视角看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的影响，又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天竺早期阶段有其“范式”，进入中土为教义传播需要适应和调整，否则难以融入。经过相对长时间的思考，我逐渐把握与佛教相关的戒律、宗教仪式仪轨、僧尼音声供养、世俗音声伎乐供养、音声法事、改梵为秦、功能性为用等多个关键词的意义所在，认知初义和演化关系，有所感悟。经过对文献辨析和多地寺院文化以及世俗社会涉及佛教相关乐社的考察，写出系列研讨文章，从音声为用的视角逐渐把握佛教入中土的三个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是认知佛教进入中土前后的异同；第二个节点是对南北朝至唐代多次国家意义上“灭佛”举措辨析，把握中土佛教因应这些灾祸导致前后差异；第三个节点是明代永乐年间从国家意义上给予佛教使用世俗音声“通行证”所导致的新变化。这些都是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感悟以成。

的确，当下音乐学界对于佛教所用音声以佛教音乐界定，所谓“约定俗成”。然而，作为学术研究定然要溯流探源，把握其自身的深层内涵与观念之演化。我最初对佛教用乐的关注出于以下考量：首先是在《山西乐户研究》过程中看到当下由乐户后人群体所承载的民间礼俗用乐有相当数量来自佛教与道教，继而在参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多卷本编审中了解到许多当下民间音乐班社和会社承载的曲目与佛教和道教用乐相通，艺人们声称有些就是来自佛道，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在《山西乐户研究》课题中我专设“乐户与宗教音乐的关系”一节，探讨官属乐人之承载与宗教音声的关联性，其后步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尊师袁静芳先生主持中央音乐学院的佛教音乐文化研究课题对我有很大促进，先生从全国佛教音乐研究入手，继而拓展到东亚佛教音乐研究，一次次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是督促弟子们不断进行相关思考和前行的动力所在。

第一个节点重在认知佛教入中土前后的变化，首要问题是“改梵为秦”。佛教有别世俗，但又与世俗密不可分。传播教义须有赖音声，进入中土后在数百年间以高僧大德口传佛经的时代更是如此，在多层面转化中必须化解相关矛盾。佛教戒律下视音声为传播教义的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此可解释佛教戒乐与乐的实际存在。音声作为工具可以语言论，毕竟语言以音声所成。音声经训练和处理可形成特色音调，或者说借助于世俗旋律音调用以赞偈、祝延，这些属于涉及佛教经卷的吟诵。虽然有旋律意义，也展示出一定音声技巧，但佛教并非将这些以乐论，而是以富有乐感的音声为工具更好地展现佛教经义。至于梵呗，如慧皎所言，天竺语即为梵语，天竺音调统称为呗。如此说来，佛教源于天竺，当然要汲取天竺语言与音调构成佛教音声的基本要素，但并非天竺所有音声与乐都以佛教论，这一点应该明确。由于口传梵经的高僧大德到异国传教，原本是以天竺语和相关音调为工具，高僧大德将其承载以入，在中土便有了特定意义，即由高僧大德传播佛教经义所用带有旋律性的语言音调统称为梵呗。

在戒律意义上，由僧尼所承载的音声不以乐论，乐是世俗人等到寺院礼佛，或者说是将世俗间美好的音声奉献在佛祖面前，属音声伎乐供养的行为，有戒律方有相关应对。西域诸国有“白衣、白徒”之“净人”群体，意在“为僧作净，免僧有过”，专做僧尼不可为之事。佛教进入中土，要将佛经语言内容改梵为秦，对特定赞偈、祝延等佛教专用音调改梵为秦，改用“此土宫商”，这消解了诸多不适，如此完成佛教为用的中土转化。由于信奉佛教的西域诸国在一定阶段政教合一，从国家制度上有世俗人等供养寺院的规定性，其中涵盖了音声伎乐供养的形式和人群。佛教入中土采取相应措施维系戒律之规定性，这是北朝出现“僧祇户”和“佛图户”的意义所在，从国家意义上保障了佛教戒律的严肃性和持续影响。这个历史节点最为重要的是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这其中当然涵盖佛教音声的应用，在国家制度下由两种人户保障了佛教音声僧尼和世俗两分。

第二个节点在于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进入中土后快速发展，得到社会人士推崇的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朝代统治者的不快，如此有多次“灭佛”举措。僧尼人数骤减，庙产充公导致依附寺院生存人口消解，佛教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对，原本依附寺院由世俗人等承载的伎乐音声供养改由僧尼为之，导致音声法事与音声供养合一。此实为“破戒”之举：音声法事或称音声佛事用世俗音声。为维系佛教戒律，佛教难以公开承认所用为世俗音声，但毕竟既往依附寺院存在的音声人消解是客观存在。

第三个节点的意义在于，在音声意义上经历了中土佛教唐宋元名不正言不顺，且与戒律相悖的自行改造阶段之后，明代永乐皇帝将世俗社会所用、原本由官属乐人承载的曲牌三百余赐予寺院为用，这就是《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这是国家为寺院发放可以用世俗音声的“通行证”，之后中土寺院可名正言顺地使用世俗音声。从音声上讲这是佛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毕竟从国家意义上“废除”在这一方面的戒律约束，从此佛教不必再纠结于僧尼为用和世俗为用的两分状况，这是其后除了研究戒律者还要提及，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已经不再在意于此的道理所在，佛教音乐的表述在当下更是不绝于耳。

我们应该看到音声宗教为用更多与仪式相须的意义。恰恰是这种仪式为用，导致所用相对固化与稳定。首先是僧尼修行为用，继而是面向社会普度众生为用。就后一点来讲，无论佛教还是道教，更多与吉礼和凶礼相关，恰恰是用于仪式的稳定性决定了寺院和道观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殊的传承和保存地点。

第一部分十一篇文稿中的第一篇曾经收录《当传统遭遇现代》文集中，出于宗教音声探索的整体考虑将其放在这里，可见我在相关研究中点滴进步。除佛教外，我们看到道教与佛教所用音声理念的共通性，也是修行和面向社会为用两方面，这在我指导孙云博士的学位论文中有更多体现。《宗教信仰的“痴迷者”与木卡姆之关系》一文，是我在新疆看到刘湘晨先生影视人类学作品《最后的“阿希克”》后，结合我在新疆多地考察感悟，对音声形态与宗教的关系所作的思考。宗教所用音声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机构成，值得下力气厘清。

第二部分是礼俗用乐，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近期我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而上与形而下相接，所谓逻辑起点的思考；二是从中国音乐文化礼与俗两条主导脉络的视角对一些现象所进行的辨析。

第一板块重在中国音乐文化的逻辑起点。对问题的长期思考需在一定学术积累的前提下方真正有所感悟，我提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并行不悖地前行，这种样态国家意义上的逻辑起点是《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乐原本无所谓礼与俗，当周公以国家制度确立礼乐仪式为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俗乐意义，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制度规定性辅以约定俗成显现各自所具有的特征，抓住礼与俗两条主导脉络各有侧重的为用，方真正把握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意义。如果仅从礼乐或者俗乐、或从完全没有两条主导脉络的理念来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必定难以把握整体意义。所以这样认知，在于我们把握二十四史中礼乐志与礼紧密相接，作为礼乐第一特征就是因应礼制，为用强调群体性必与仪式相须固化，且依不同礼制仪式类型和层级规制出不同的乐制类型。诸如礼制仪式的吉嘉军宾凶以及卤簿为用，显现宫廷、京师、军镇、各级地方官府的差异性。乐制类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应雅乐为用的“华夏正声”组合，一是在不同层级和类型中汉魏以降都有为用的“胡汉杂陈”的鼓吹乐组合。仪式用乐有相应仪程、仪轨，依规定性为之。礼乐不会天天用，却是因应不同仪式对象必须有，这是《中国人情感的仪式性诉求与礼乐表达》，这样的表达显现情感的丰富性意义却更多以群体性存在。当把握住乐的时空特性，在限于科技条件尚无音响和音像设备发明的情状下，这些仪式用乐都需由乐人活态承载，这是国家各级官府必须养官属乐人的意义所在。

仪式为用之礼乐如此，作为非仪式为用、更贴近社会世俗日常生活的俗乐也是这样，以音声形态表达人们对美的追求更需要乐的存在。恰恰由于这种类分，我们可以把握侧重非仪式为用的乐如何裂变出说唱、戏曲等并各自立门户的样态。这些形态究竟在哪里存在？何以说在历史上宫廷、京师和高级别官府之所在这些俗乐形态更加齐全？还是因为宫廷和城市文化有更多有闲阶层给了这些样态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对其中的某一部分或称某一种类型进行解读辨析，但还是应该有两条主导脉络的整体把握。如此对诸种现象作深层解读，定然有别于既往没有这些学术理念指导下的认知，定然也会有新的研究收获。

中国何以称礼乐文明？当下学界何以会有礼乐文明只是两周存在的观点？后世的中国是否没有礼乐观念和礼乐形态，是否没有礼乐实践？先秦之礼乐文明是否无需乐本体之形而下的支撑？既往学界研究礼乐文化有怎样的误区，怎样认知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俗与礼制及其仪式用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性？怎样看待当下乡间社会礼俗中活态存在的一些仪式和非仪式用乐现象？我们的先哲怎样认知礼乐与俗乐的关系？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与中国音乐艺术史有怎样的异同？这些思考都在本文集中有所体现。

拓展研究理念，我们需要“回归历史语境‘讲清楚’——以新的治史理念把握中国音乐文化的特色内涵”，诸如对“凤阳花鼓形成之历史渊源辨析”，把握“南音内涵与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认知“河北安新圈头药王会祭祀仪式与用乐传统”，重新把握“音乐会社文化内涵”，并对学界已经形成的学术概念进行再辨析，由此有《民歌认知与思考三题》，以及《民歌认知续论——对花儿等歌种创承机制的相关思考》。《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中国早期多声音乐思维浅识》一文所辨析的是周代即有的礼乐仪式为用所成多声音乐思维观念。总之，当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形成，定然要用于学术实践并在其中加以检验，这就是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中一些与音乐相关事项重新定位。此外，《音乐教育体系中的“西方”与“中土”认识论》是针对中国音乐教育界对乐只是以审美欣赏主导而发，与英国学者莱顿先生和其访问学者罗易扉女士的学术对话是对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一些相关思考，一并收入文集。

研究与思考呈现阶段性意义，我诚恳地希望得到学界批评，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