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宗室的手段

对宗室的安置

由于一些宗室成员在定策纷争中卷入得太深，倍感不安的福王朱由崧一上台就针对宗室采取了诸多措施。当然，稳定政局，加强对宗藩的控制，让宗室管理回到熟悉的轨道，也是大臣们的共同愿望。因此，在福王监国第一天，发布的监国谕里就提到：各地巡抚、巡按应当为流落到当地的宗室成员就近修葺行馆，并提供经费，以体现朝廷爱护宗室的美意。当然，得到经费后，这些人就不能如现在这样随意走动了，要受到当地官员的监督。监国谕还提到：因罪而被幽禁在高墙中的王府宗室，如果查出是情有可原，可以奏请宽免。根据这个政策，后来称帝的唐王朱聿键才得以出狱。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监国福王称帝，他在发布的大赦诏里对宗藩问题做了进一步指示：流落到各地的宗室成员，不得在南直隶设立封地，浙江的台州、处州，福建的邵武、汀州，广东的南雄、韶州都可以酌情商议；留在南京的宗室，则按时发放资费；停止宗室换授（酌其才能调任官职）。与监国谕相比，大赦诏下达的旨意更加具体：一是对藩王的封地做了具体规定；二是规定停止宗室换授。到了这年九月，宗室换授果然叫停，齐藩的宗长朱知墭等人要求换授就未被批准。

福王登基后，对先前发生的皇位之争有着很深的印象。能不印象深刻么？明明是大明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竟差点被某些政治势力给排挤到一边去了，这让他心有余悸。他清楚地知道，虽然现在坐上了皇位，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万一有人不甘心失败怎么办？他必须提防这些人利用潞王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举动来。虽然潞王对自己还不错，但不错归不错，防范还是得做。先前的皇位之争潞王虽是被动卷入的，但只要他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那情势会怎么变化还真不好说。

因此，在弘光皇帝登基的第四天，也就是十八日，马士英就将目光瞄准了宗室。针对新皇帝的忧虑，他体贴地奏称：“各藩封国现在多已丢失，恐有奸人趁机挟持藩王，这样会对社稷不利。臣建议，当把他们接到南郊。”奏章递上去没多久，弘光皇帝就下令，让御史周一敬护送潞王到杭州居住。之所以加派御史保护，就是怕潞王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说不清了，他并不愿意背上杀害亲叔叔的黑锅。把潞王给安置到杭州后，弘光皇帝就放心多了。

朝廷与弘光皇帝对潞王虽然客气，但对他手下就很不客气了。朝廷专门下旨，要求潞王约束手下，就是怕生出什么事端。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潞王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在二十八日这天，其手下宦官在拜会祁彪佳时，特意提到朱由崧遇难时，潞王是如何鼎力协助的。可见，潞王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在官场上进行周旋，并试图表明自己跟当今皇帝关系很好。

不过，潞王虽然表现得很恭敬，但马士英还是会不时找机会在皇帝那儿给他上眼药。一次，马士英在跟皇帝谈事时特意提到潞王，结果弘光皇帝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这话一出，马士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显然，弘光皇帝不打算继续纠缠这个敏感话题，毕竟潞王表现得恭敬又顺从，还对自己有恩，他并不想做得太过，好歹他们都是宗亲。

崇祯十七年六月，旧居南京的齐庶人朱知墭等人被要求随班朝谒，位列勋臣之后。这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既然是帝都，朱知墭等人就应该迁走，让他们朝谒是“非礼”；为此，礼部尚书顾锡畴还成了箭靶子。可以看出，攻击宗室是假，借此事斗倒顾锡畴是真。不过这事并没有闹出什么风波，毕竟齐藩在永乐时代就被废掉了，可以说在朝中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完全不值得忧虑。拿着这个攻击他人，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倒是其他宗室成员的问题才真正值得忧虑，于是弘光朝廷开始了对宗藩的布局：

跟吉王、桂王一起逃难到广西的惠王先是被要求移居肇庆，后又要他去江西广信定居，这样就离南京更近了。泊舟镇江的鲁王被下令暂时迁到浙江处州——大赦诏中提到的宗藩安居地之一，几个月后他又被迁到了台州。新封的崇王先是暂居台州，不久又迁到了福州。由于崇王当时是主动要求迁移的，因此还得到了礼部的奖谕。荆王寓居九江，襄王则被封在了福建汀州。

为了强化控制，朝廷又下令纂修玉牒。所谓“玉牒”，其实就是皇家族谱，这是为了解决明末战乱而产生的假宗问题。给事中吴希哲就曾提到，“假宗、冒戚、伪勋、奸弁横行不道，虐民戾商”，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很严重，尤其是大悲和尚冒充藩王的事件影响最大。弘光元年（1645年），朝廷下令宗室不得入京，对宗室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厉。

此外，崇祯十七年十一月，保国公宋国弼甚至还上奏称，两浙之地乃是国家财赋重地，不应该随便建立藩国。当然，宋国弼的奏议主要是针对潞王，他自认为是定策功臣，因此对潞王住在靠近南京的地方很是忌讳。这事儿经礼部议论后，直到弘光元年三月，朝廷才下令让礼部将散处浙、直的各藩都搬到别处。

四月，面对清兵南下、左良玉造反的危急形势，潞王深感危险迫近。于是他主动上书，希望能转移到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去住。朝廷当然是求之不得，杭州作为经济大省省会，潞王居住在那里显得十分敏感，这让大臣们一直很担忧。因此，工科给事中李清提议：“皇上只需要将惠、桂二藩迁移到近畿住，一直等到皇太子出生为止。如果皇太子没有出生，那还有亲藩在，而潞王作为疏藩又如何能够窥伺大位、被人拥戴呢？”李清的话可以说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各派都不得不服，于是潞王被要求迁到湖州，以绝“窥伺”。

与此同时，远亲周、鲁二藩也被要求迁移到江西、广东去住，而惠王和桂王的儿子安仁、永明二郡王则被要求搬到近畿居住。到了五月初二，朝廷更是直接下令惠王移居嘉兴。不过，随着弘光朝廷的迅速倒台，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反而是潞王成了新的监国。

对于崇祯诸子的动静，弘光皇帝也很关注。崇祯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谕令史可法遣官去求访大行皇帝、皇后及太子、二王的下落。一个多月后，巡按王燮上奏称皇太子及二王全都遇害。王燮在塘报中称：“传言皇太子死于乱军之中，定王、永王都在贼走当日遇害于皇府二条巷吴总兵宅内。”朱国弼、赵之龙等勋臣更是急不可耐地一起上疏，要求朝廷给太子和二王赐予谥号，不过被礼部以“太子等薨问未确”为由暂缓，直到第二年二月才上谥号。之所以在这时候上谥号，纯粹是因为政治原因。

对宗室的利用

在弘光时期，潞王与弘光皇帝的关系屡屡遭人挑拨，成为官员们政治斗争的趁手工具，连下层宗室成员都被卷入，最后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在姜曰广被攻击辞职的事件中，文臣与宗室毫无顾忌，只要能将对方批倒斗臭，他们是不择手段。甚至有两位大学士公然在朝堂上吵架，连基本的体面都不要了。最无辜的是，连坐在高处看戏的皇帝都被拉下水，卷入了这场并不情愿介入的斗争。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早在福王监国那天，姜曰广就被各位大臣会推为阁员。由于文学侍从出身的官员仅有姜曰广一人入选，对于这一结果很不满意的福王传旨吏部道：“我察祖制，发现阁员皆用翰林。到先帝时，才简用其他衙门官员。如今为何仅有姜曰广先生一人入选？似与祖制不合，着该部再行推添。”

之所以不愿意点姜曰广而欲再选，自然是因为他被福王当作是拥潞派。结果几天之后的第二次推选，姜曰广依然排在第一，之后才是礼部尚书王铎、礼部右侍郎陈子壮、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汧这几位。于是排名最前的姜曰广、前礼部尚书王铎被点为东阁大学士。虽然福王可以不点姜曰广，不过这样显得自己太小心眼了，所以最后还是捏着鼻子认了。姜曰广也知道福王对自己有意见，所以不肯以礼部尚书之职入阁办事，最后以礼部左侍郎的名义入阁。

姜曰广入职后，过得很不顺心，于是很快就提出辞职，但并没有得到通过。

崇祯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被招为左都御史的大儒刘宗周上疏弹劾马士英，引得马士英大怒，当即要辞职，结果被慰留。事后，兵部右侍郎阮大铖对他进谗言道：“这是姜曰广在背后指使。”这话一出来，马士英大为光火，本来两人就有矛盾，这下他更是必欲除之。后来，宁藩镇国中尉朱统在阮大铖的支持下，上疏痛批姜曰广在定策时谋立疏藩，有异志。收到奏章后，大学士高弘图批了“究治”二字。弘光皇帝看后大为不满，厉声说道：“统与朕一家，为何要重处？”

不久，朱统更进一步，摆出一副不将姜曰广斗倒就不罢休的架势，他抛出五大罪，指责姜曰广意图谋逆，欲将其一举扳倒。这一政治举动立即引起了朝中部分大臣的反弹。区区一个下层宗室成员，竟敢公然给皇帝发这种毫无依据的“黑函”，去指责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学士高官，这还得了？不少大臣纷纷为姜曰广辩护，痛斥朱统血口喷人。礼科给事袁彭年更是搬出了祖制：中尉要想奏请，必须先经过亲王过目后才能上奏，而且应该从通政司进封，如今竟然直达御前，且内容捕风捉影，这种行为，陛下应当彻底禁止。谁知弘光皇帝把大臣的话当成耳边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称朱统“乃心王室”。很明显，皇帝对东林诸公没有好感，希望借此改变朝中东林党独大的局面，把自己不喜欢的姜曰广给赶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姜曰广不打算再接受任何羞辱，他毅然决定辞职。在崇祯十七年九月的一天，姜曰广再次请辞。他在大殿上称：“微臣触怒权奸，自认该死，但圣上宽大，依然准许微臣回到老家。微臣离开后，希望皇上以国事为重。”弘光皇帝只能回答：“先生说的是。”马士英可没那么好的脾气，当场就发飙道：“我若是权奸，你就是老贼！”接着，他又叩头说：“臣在满朝异议的时候推戴皇上，现在臣愿意辞官回到贵阳养老，让更有贤才的人来做官。如果陛下要留下老臣，臣只好求一死！”

姜曰广也怒了：“你以为拥戴之事就你一个人能居功？”马士英顶撞道：“哼！我没功劳？那你打算立潞王，可是有功劳了！”听了这话，弘光皇帝顿觉不好继续，只好开口平息两个人的争吵：“潞王，乃是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位先生勿要伤了国体。内廷之争，不可向外人道也。”既然皇上都发话了，两位大臣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朝议结束之后，他们继续攻击对方，可见这仇结得有多深！不久，朱统被授予行人司行人，这也是马士英等人对他的报答。

对于朱统的行为，阮大铖评价说：“这小儿说话简直没有一点儿忌讳。”朱统却得意地表示“须给我一个都御史职务”，可以说是得意忘形，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当然，马士英虽然肆意妄为，但还没胆大到公然触碰皇帝底线，对宗室成员进行破格提拔。

除了朱统利用打击姜曰广得到提拔外，楚藩宗室朱盛浓也借着攻击黄澍得以上位。崇祯十七年六月的一天，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在朝会上弹劾马士英行不法事，弄得马士英下不了台，只得跪求处分。站在旁边的黄澍趁机用笏板击打马士英的背部，并大声叫道：“臣愿与奸臣同死！”对于这出文官打人的闹剧，弘光皇帝只能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对黄澍说：“卿且出！”接着他又私下对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

没办法，谁让马阁老这人在朝廷内外争议太大呢。虽然皇帝厌恶东林党人，对他们控制朝野舆论很不满，但不代表皇帝就会无条件支持马士英。对皇帝来说，不惹事、不添麻烦、过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削弱东林党可以缓缓图之。可是马士英的事就不一样了，必须立即解决。自从这人进入朝廷以后，就给自己惹了许多麻烦，趁此机会让他下台再好不过。毕竟自己在被拥立时，并没有给马士英什么政治承诺，更没有达成什么政治密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很多大臣都讨厌的人而惹得自己一身骚。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只得称病。

马士英知道这时皇帝已经厌烦他了，但他不能放弃，一旦自己放弃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还得奋力一搏。想当初，马士英为了让自己拥戴福王的功劳坐实，就率军威胁，迫使南京官员接受既定事实。接着，在讨论新内阁人选时，他又请诚意伯刘孔昭帮忙，让刘孔昭在朝议中提出让他入阁，从而让自己赢得入阁机会。要不是刘孔昭出面提议，朝中大臣还真不会把他的功劳放在眼里，也根本不会想到他。在得知自己在内阁中只是担任虚职后，他又把史可法等人攻击福王的书信拿出来作为交换筹码，终于让自己进入了权力中枢。现在他还没完全站稳脚跟，就要被御史赶下台，这对他的政治威望和朝野影响打击很大，这怎么能行？于是善于应变的马士英找到一直服侍弘光皇帝的宦官田成帮忙。

田成收了好处之后，自然得帮忙解决这场危机。熟知皇帝心思的田成向皇帝哭劝道：“要不是马公，皇上又如何会被拥戴？若是将马公赶走，天下人都会说皇上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劳烦皇上，完全可以悠闲自在。马公一去，还有谁会念着皇上？”听了这话，弘光皇帝沉默不语，放眼整个朝廷，如马士英这样忠心耿耿的还真不多，要真把他赶走了，能不能找到同样忠心又有地位的高官还真不好说。于是马士英辞职的事情就这样被搁下了。这都得益于马士英善于应变，很会跟人拉关系，因此几次遇到危机都被他轻易化解了。

此事结束之后，马士英又逮着机会上密疏说：“正是由于臣和四镇出力，皇上才能够拿下大位，其余大臣都想拥戴潞藩，今日臣要是被赶走了，那明日他们就会拥立潞藩了！”这番说辞戳到了弘光皇帝的伤处，为此还哭了半天。显然，皇位之争虽已过去，但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最后，弘光皇帝干脆把朝中事务都委托给马士英去处理，他自己则不再理政，还对太监韩赞周说：“天下事，有马公在，何虑？”正是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马士英成功地摆布了弘光皇帝，让自己得以掌握军政大权。

这年九月，楚藩的中尉朱盛浓在得到马士英的授意后，公开上疏痛斥黄澍“凌逼宗室”。这个指控可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朝廷很快就下令逮捕黄澍。黄澍当然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马士英？于是他上书自辩。不过，内阁大学士马士英自然不允许黄澍有翻身的机会，因此他在票旨上写道：“如果不是盛浓被害得那么惨，怎么会千里诉冤？”

由于逮捕黄澍而黄澍不到，这使朝廷的政令无法在楚地有效通行，为弘光政权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而朱盛浓则作为有功之臣，在马士英的帮助下，得到了池州府推官的位置。通过此事，朱盛浓奠定了自己在南明政坛上的地位，为之后成为明朝首位任兵部尚书的宗室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手段可以看出，朝廷对藩王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而对低阶宗室，则利用他们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可以说在对宗室的操纵方面，弘光朝廷玩得很是娴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