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立新君的较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殉国。

早在三月十三日，北京城破前几天，南京就出现了不祥之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知何故，明孝陵竟有人夜里大哭，闹得是沸沸扬扬，出现了很多谣言。夜哭原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地点有些不对，再经过有心人一造谣，闹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风声鹤唳到了怎样的地步，连一丁点经不起检验的谣言都能搅风搅雨。

这些谣言经过发酵，传到了右都御史张慎言的耳中。他听后感叹说：“这虽然是谣言，恐怕真应了眼下的情形。”虽然他没提应的是什么情形，不过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人们或许已经预感到明朝快要灭亡了。之后，邸报断绝，各种谣言越来越盛，大臣们是忧心忡忡。他们每次到议事堂不是拧着眉毛不说话，就是抬头看着屋子不停叹气，再或者就是用脚尖踢地，互相问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南京政坛气氛沉闷，官员们内心慌乱，完全没有了主心骨，更不敢在关键时刻承担起重要责任。

不久，掌握实权的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决定率军北上勤王，但被掌翰林院事的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制止。姜曰广之所以强烈反对史可法勤王，是忧心南京的形势，他得知一些亡命之徒打算挟持饥饿的军队趁机起事。在他看来，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史可法走后南京很可能出事，因此得先把南京的事务处理妥当才无后顾之忧。

可以说，以姜曰广为首的部分文官把保卫南京的希望寄托在了史可法身上。至于南京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人——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领中军都督府事的南京守备勋臣，都被这些文官无视了。

而南京三驾马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将首都迁到了北京，但南京这个曾经的大明首都仍然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没有皇帝和内阁而已，不过这套机构基本就是个空壳。

在南京的署衙中，最有权力的是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领中军都督府事，他们分别由文官、宦官、勋贵担任。

当时的参赞机务是史可法，南京司礼监太监是韩赞周，南京守备勋臣是忻城伯赵之龙。可以说，南京的大局都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他们是这里的核心人物，重大决策都需要由他们共同做出。但三人中，身为南京文臣首领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南京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防部（南京）部长。虽然名字挂着一个“部”字，但其充其量只能叫国防部南京办公室。因为南京兵部仅仅是个空架子，里面并没多少官员，只不过这个办公室主任和北京兵部尚书一样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

是以，文官们以史可法马首是瞻等于是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宦官与勋贵的不信任。本来，留守的其他尚书和兵部侍郎等官员可以和守备南京的宦官、勋臣通力合作，然而固有的偏见妨碍了这种可能。文官们想要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意出头来承担领导救亡图存的政治责任，于是只能将同属士大夫群体的最高实权人史可法推上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只得留在南京，与其他官员协同处理南京问题。

很快，南京的高官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南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下令加强门禁，同时挑选5000士兵严加防护，以防止奸人闹事。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也加强了南京的护陵、防江工作。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还把粤东送来的饷金迅速发给了饥军，以稳定军心。这样一来，就没人敢再闹事了。之后，“禁讹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从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南京缺少一个政治核心，属于集体分工领导，文臣、宦官、勋贵各自为政，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战力。这种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在平时是非常管用的，但在国变的非常时期就会出现运作不灵的问题了。

几天后，退休南下的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皇帝根本没有死，有人在天津见过他。史可法以为皇帝无事，高兴地给姜曰广写信，说皇上现在已经坐船南下了，太子也偷偷从小路跑了出来。

我们清楚，得知消息的诸位大臣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四月十三日夜，有宦官前往内府称：北京于三月十七日失守，具体情况不详。在听到北京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后，留守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对着北方大哭，然后就触柱欲随先帝而去，撞得是头破血流。好在他最后被救了下来，不然后面的历史恐怕就要被改写了。

由于北京失陷的消息太过骇人听闻，在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前，南京官员不得不高度谨慎，继续探听北京的情况。后来，有北方官员称，三月十六日那天炮声隆隆，他还是假扮乞丐提着菜篮子出来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动荡的局势、匮乏的信息使南京各位官员很是坐立不安，最后他们决定借助算命来寻求安慰，于是占筮北京得到了“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结果。这次卜出的是泰卦的九三爻，大意是：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复，若能知此理，保持贞正，就不会有殃祸；讲信用，就会丰衣足食。

这一卦像显示是上地下天，乃阴阳交泰之像，在古人看来是非常吉祥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私以为可以解释为：天地颠倒，且波折不断。事实上，北京方面的形势也确实是一波三折，先是大顺打进来逼死了崇祯皇帝，后又是大清势猛赶走了李自成。

他们还为南京卜了一卦，得到的是：“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的上九之爻，大意是：不为王侯效力是高风亮节的表现。这一卦为上山下风，风受阻而聚集，进而导致了蛊的产生。既然蛊惑已深，已经无药可医，那就只能洁身自好了。这一卦颇合弘光朝的政局发展趋势，自阮大铖上台受到重用后，很多东林党的“正人君子”就纷纷下野求去了。

三月二十二日，史可法率领3000兵马准备北上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手下的人得知后，都吃惊地问道：“国家现在连个主人都没有，为何不在南京选一人立为皇帝呢？”史可法认同了部下的说法，如果国家无主，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政治号召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是选一个能被各方势力承认的人来当皇帝。那选谁好呢？

如果只是单纯考虑血缘关系，自然应当由福王来继承皇位。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的党争中，东林党人把福王一脉得罪得狠了，害怕被报复的他们自然不愿福王即位，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里先简单地讲一下东林党的起源。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是万历年间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专门负责大明文官的升调选拔。他在得罪皇帝后，辞职归家从事讲学活动，而他待的地方就是东林书院，所培养的势力被人称为“东林党”。

万历时期，围绕着是否拥立明神宗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争国本”主线，明朝相继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疑案。这些争斗都牵扯到了福王和东林党。

争国本，其实争的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神宗最宠爱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朱常洛是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私幸宫女王氏生下来的孩子，而朱常洵则是由神宗最宠幸的郑贵妃所生，因此神宗并不喜欢朱常洛。根据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明神宗应该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继承人，可他迟迟不封，结果引起了大臣们的指责。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洵被册封为福王后，并没有前往封地洛阳，而是一直在京城逗留，直到儿子朱由崧出生还未离开北京。大臣们对此十分不满，进而不断施压，最终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成功使28岁的朱常洵到封地就藩，当时朱由崧已经8岁了。在洛阳，福王父子平静地度过了27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福恭王朱常洵被杀，世子朱由崧成功逃脱。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被封为福王。

可以说，朱常洵一家与东林党结下了深仇大恨。正因为此，东林党人忧惧如果福王做了皇帝会重翻旧案，使己方利益受到损害。对他们而言，立血缘虽远但人却好亲近的潞王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这个想法很自私，也最利己，可以说充满了精明的政治算计。

潞王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孙子，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父亲、光宗朱常洛是同辈。其父潞简王朱翊镠是穆宗的第四子，与明神宗朱翊钧是兄弟。

朱常淓是位极有才华的公子哥，工书画、好古玩、会造琴、通释典。他书画极精，尤擅画兰花；还爱摆弄古玩，收藏了很多精品。他有一枚高僧的舍利子，一到昏暗的地方就会发出微光，还能根据体表的干燥与湿润来判断是晴天或者雨天。不止如此，他的沸水石放进水中水就会沸腾，他的碧草上竟有一茎长三寸、手指粗细、形似金色小龙的奇草。朱常淓擅长造琴，他造的潞琴非常有名；同时由于精通释典，他还得了一个“潞佛子”的外号。

潞王封地在河南卫辉，在国家危难关头，他曾上书希望自选3000军士护卫当地，并捐万两黄金充作军饷，不劳朝廷出力，为此还得到了上面的嘉奖。正是因为能急国家之所急，他成了贤王的代表，可见东林党吹捧他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潞王虽有贤名，可他怎么都不像是救世主。他的手指甲长达六七寸（约20厘米），平时要用竹筒保护，可见其人养尊处优。因此，一些官员对潞王也是相当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就是个“中等资质的人，没看到他有多大能力”。

不过对于政治秃鹰来说，保卫既得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前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开始四处游说道：“福王是神宗的孙子，按照血缘亲疏当立为皇帝；但他贪婪、荒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政事，根本不适合成为国家领导人。潞王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儿，但为人贤明，可以立为皇帝。”这两个五品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由于得到了被视为东林党魁的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的支持，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浪，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署礼部事吕大器等人也表态支持。不过雷演祚私下议立潞王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座师姜曰广詹事的呵斥，这也表明姜曰广对雷演祚的行为并不赞同。不过这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拥福派看来，拥潞派的做法无异于是在搞乱国家。时为漕运总督的路振飞就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他还写信给史可法说：“按照血脉顺序应由福王即位，请早定社稷之主。”

工科给事中李清也认为，如果立潞王为皇帝，定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在他看来，神宗皇帝在位48年，恩德犹在人心，怎么能弃孙立侄？何况该立的人不立，那还有谁能立呢？万一左良玉扶持楚王，郑芝龙扶持益王，各个藩镇都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不就没人能控制局面号召群臣了？何况潞王当了皇帝后，福王又该怎么安排呢？是杀了，还是关起来？这简直就是在鼓动天下藩王造反。

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又说：“光宗在做太子时，他就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光宗与熹宗、先帝都没有后代，那福王就是国家的根本。假使潞王能直接越过福王的话，这和福王能越过光宗就没有区别了，国家的根本又如何能够安定下来呢？”人们听了都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可见，拥福派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这么一个复杂的局面，着实让史可法大伤脑筋，显然，想让两边人马都满意并不容易。

史可法是怎么打算的呢？我们可以从姜曰广与史可法的私下对话中看出他的态度。当时，得知很多人打算拥立潞王为新君，姜曰广就跟史可法说：“哼！神宗皇帝的圣子神孙现在可都还在呢，他施行了长达48年的仁政，还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不能为了图拥立之功，我们就扶持潞王坐上这个位置。不然，以后恐怕也会有人跟着依葫芦画瓢。”史可法听后深表赞同，表示：“是啊，这可是会引发内战的，得按规矩来才行。”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姜曰广的大脑都很清醒，没有被利益冲昏。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拥立新君必须按规矩来，不然就会制造一系列混乱，惹出不少麻烦。

之后，姜曰广又说：“从现在的局面来看，恐怕跟重新创业差不多了，假使福王能听进臣下的忠言，便好好辅佐；若不能，就另想办法。”史可法听后说道：“当年那齐桓公听管仲的，国家就治理得不错，后来听易牙、开方的，国家就变得一片混乱。如今我们立了皇上，当然得由我们说了算，还怕他不听我们的？”

他们的谈话不小心泄露，传到了拥潞派那里，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史可法等人不得不放弃福王，另择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