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血刃的政变

然而，暂时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拥潞派的劣势，毕竟现实问题摆在那里，按照明朝的皇帝继位法，怎么轮也轮不到潞王。根据血统远近，此时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三子朱常洵的儿子福王朱由崧，第二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三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六子惠王朱常润，第四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的继承序位连前三都没进。

既然第一顺位继承人福王朱由崧在品行方面有诸多不足，并引来很大争议，那就只好退一步，从神宗皇帝的后人中另择合适人选。作为一个有政治底线的人，史可法不是完全不顾大局的政治秃鹰，因此他决定按照规矩优先选择血缘更近的藩王，否则若是因为立了血缘远的藩王酿成更大的政治风波怎么办？他可承担不起这一政治责任！于是，史可法开始了艰难的抉择。

瑞王？对不起，他从封国汉中逃出来后还不知道在哪呢。就算南京方面知道他在重庆，那也很难穿越张献忠的地盘把他捞出来。选他太不靠谱了，还是继续在重庆躲着吧！

惠王？“道远难致”不说，而且他本人还“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这样的人怎么能即位？要是他真即位了，天天只顾着搞佛事，别的正经事都不干，那还得了？还是继续拜你的佛吧！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桂王可选了。于是，史可法在和高层密商达成一致后，就决定去见凤阳总督马士英。最终，两人达成政治妥协，毕竟不管从血缘上讲，还是从才能上讲，桂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桂王朱常瀛在离南京很远的广西，因此马士英特别嘱咐史可法：“你既然打算拥戴桂王做皇帝，那就一定要快！”谈好之后，马士英为了彰显自己在拥立新君中的功劳，决定邀请南京各部官员到浦口，向他们宣布这一决定。结果大臣们多不买账，只有吏科给事中李沾与河南道御史郭维经等少数人前往。他们回来后，就高兴地宣布说，凤阳总督已经决定迎接桂王了。

史可法方面也亲自写信告诉各位大臣：“既然大家对福王与惠王有意见，那就改立桂王吧。不知诸公对迎立桂王有什么建议呢？至于这潞王，我看可以像古代的兵马元帅一样，暂时借些兵马让他来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可法的良苦用心，他想办法基本满足了各方政治势力的要求，做到让所有人无话可说，只能点头赞成。

事先知情的姜曰广看到大臣们微妙的表情，立即淡定地用笔写道：“血缘与能力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立他的道理。这事儿之所以不敢让书生们知道，是因为桂王远在天边，而其他藩王多在淮北，我们担心这要被哪个有野心的人利用，定会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情。倘若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让别的藩王得到认可，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样，等我们死了，还有什么脸面见神宗的在天之灵？”众人读后，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了。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出了岔子。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史可法的妙计比不上形势的变化，姜曰广最担心的事情——野心家利用南京形势上演黄袍加身的故事，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在浦口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士英回到驻地凤阳后，听到了一个令他万分吃惊的消息：福王被手下拥戴为新君！这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跟福王有旧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四处串联，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以继承顺序最靠前为由决心拥戴福王朱由崧为新君。卢九德外号“胎里红”，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务。看到朱由崧现在落魄的样子，他决定为昔日主子的后人“雪中送炭”。卢九德之所以推福王上台，并不是出于尽忠，而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假使福王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卢九德再怎么积极运作也没用，因为根本得不到南京官员的承认。显然，福王更近的皇族血统给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机。他们拥戴朱由崧为新君后，立即将此事透露给了回到驻地的马士英。马士英看木已成舟，也不再反对。毕竟福王即位也算名正言顺，又有军队、太监在一旁扶持，假使自己这个高级文官加入拥戴行列，不仅能对福王集团形成一大助力，也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政治收益。

此时的史可法还不知道这些，他以为新君之议已定，不需要再为这事儿担忧了。接下来，他只需要在舆论上把福王的名声彻底搞臭，不让福王妨碍自己的大计，为桂王即位制造合法依据就行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举动：把东林诸公写的全面攻击福王的信件，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马士英。信中痛骂了福王一顿，说他有“贪、淫、不孝、虐下、酗酒、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罪，因此绝不可以立为皇帝。虽然此信在桂王即位后可以作为功劳簿，但即位的要是福王，那就成了罪证书。

果然，马士英拿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这可是史可法送给自己的天大礼物，有了这个，手中就有了筹码，有了筹码，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于是，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官员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已改换门庭，拥戴福王做新君了，并且得到了三军将士的支持。南京官员看后完全傻眼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过了好久，他们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卖了！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点头同意。这个转折，对南京官员的打击是沉重的，写有七大罪的信件更是被一些拥福派成员当成把柄，为后来一些签名官员相继退出朝廷埋下了伏笔。

关于福王即位的经过，以上是当事人姜曰广讲述的版本。给事中李清的记载，却与此略有出入。李清说，北京失守后，按照血缘亲疏，应由福王即位，但江南的各位大臣都担心福王即位后追究“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事件，所以主张拥立潞王，这样不但能解脱罪名，而且还能邀功。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演祚、礼部郎中周镳这些人都是积极支持者，只有“逆案”中的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不可。福王听说这一消息后，担心自己不能上位，就立即召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前去拥戴。刘泽清原本是支持立潞王的，但他听到风声后，知道自己的兵力敌不过这三人，就转换阵营，改为拥戴福王。接着他们和马士英等人歃血为盟，拥福王为新帝。南京的各位大臣并不知道此事，还替福王列了七大罪让史可法转交马士英。

在李清的版本中，姜曰广成了拥潞派，这与姜曰广自己的说法有些出入。当然，就后来的情势发展来看，基本上人们都认为他是拥潞派。姜曰广在《过江七事》中对自己的辩护，显然是有意隐匿了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在这个版本中，还出现了阮大铖的身影，但具体情况不详。当然，阮大铖也确实是支持福王的，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与李清和阮大铖的自述相比，民间流传的版本就绘声绘色多了。不仅详细描述了阮大铖和马士英怎么拥戴福王上台，还将阮大铖描绘成了谋立的主角，可见东林士人对阮大铖有多痛恨。

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中就说，阮大铖得知各位藩王来到南京避难后，就特意勾结诚意伯刘孔昭和凤阳总督马士英，派杨文骢拿着一张空头文笺去撞运气，遇到哪个王就“填写迎之”。结果杨文骢在淮河之上遇到了福王，于是就拥戴朱由崧为新君，打了史可法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个说法十分儿戏，用空头文笺拥戴宗室就是最大的漏洞。按黄宗羲的写法，随便找个宗室挟持一番南京高官就能立为君王，这显然是不懂政治的外行话。

崇祯皇帝殉国以后，由于留都南京还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严重违反政治秩序的事件。像后面即位的唐王、鲁王，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即位，能即位的人选范围不会超过五人。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则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阮大铖痛恨东林党人，为了报复他们，私下跟马士英说：“我对东林党人恨入骨髓，如果不把他们杀光，那我就不用在这儿混了。幸好在淮安就有一个东林党的世仇，如果将他立为天子，那东林党人一定会被杀光！”马士英问：“谁跟东林党是世仇？”阮大铖说：“自然是福王。当年福王还没出藩就被东林党人排挤，先后出现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各种诬陷，贵妃和福王深受荼毒。如今世子在淮，如能迎接他做皇帝，那他一定会报旧仇，这样东林党人就会被杀光。”马士英说：“国变之后，桂王、惠王、瑞王都还在，而福王世子名声又不好，大家都不愿意立他，怎么办？”阮大铖说：“南都的兵权可是掌握在先生的手上，你可以说军队想要立福王，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不敢再说啥了。”马士英听后是大加称赞。

张岱的这个记载，大概是东林党或亲东林一派的想法，有着明显的主观色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阮大铖在背后策划，马士英怎么会想到利用军队来扶持福王？而且阮大铖得势后报复东林党人的举措，也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谋划已久的阴谋。这简直是把阮大铖当成是天下第一流的天才导演了。如果阮大铖在野时就这么厉害，那入朝后他岂不是可以一手遮天，肆意妄为？只可惜，历史证明，阮大铖上台后固然很厉害，也想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但显然皇帝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张岱等人出于对阮大铖的痛恨，故意夸大其耍手段的本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

西亭凌雪的《南天痕》则说，福王刚到淮安时，因为比较穷，就用手中的金印去偿还赌博欠下的债务，结果这事被马士英知道了，他想办法拿到了这枚金印。阮大铖听说后，就献策道：“国家有难，先立国君的人功劳最大。眼下，这天下的清议都掌握在史可法手里，而你却手握重兵。如果你不能早点谋划，以后肯定会受制于人！照我看，不如把黄得功、刘良佐他们拉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史可法也无可奈何。之后，我与先生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马兄，我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一切都看你的了！现在福王离你最近，你得赶紧去看看啊！”由于马士英并不方便亲自出面，于是他派自己的外甥杨鼎卿去见福王。这时福王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救星，因此相谈甚欢。就这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福王为了摆脱困境，答应了做新皇帝。随后，马士英联系魏国公徐弘基，表示自己已经拥戴福王。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记载和其他史料颇为不同，比如马士英获得金印的经过，阮大铖在幕后的谋划等等。当时的朱由崧确实是贫困潦倒，还受过潞王的资助，但也不至于为了还赌债把金印卖掉。这言下之意，是说他因为赌博而潦倒，暗示福王是个无药可救的赌徒，攻击意味十足。

钱秉镫的《南渡三疑案》就讲得更扯了，直接说有居民藏有福王印，结果被不认识世子的马士英当成福王，拥戴为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造谣了，等于公开指责福王是假冒的。

关于福王真假的问题，顾诚先生已经在《南明史》中做了分辨。书中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同年，河南巡抚高名衡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该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从洛阳逃出来的福王府官员、侍从共209名，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以及“王亲”邹存义（福王妃邹氏之弟）等人。有这样一大批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要说朱由崧是个假冒的福王世子简直是奇谈怪论。崇祯帝也对亲叔叔的遇难深表关切，弘光朝吏部尚书（崇祯朝刑部尚书）徐石麒在奏疏中说：“福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二内侍验审含殓。”崇祯帝还让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携银赴河南慰问福王世子。洛阳再陷后，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因为穷困曾向潞王朱常淓借银，后来又一道南逃淮安。这些材料都证明，从洛阳被农民军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员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朱由崧福王世子的身份。这说明，福王不可能是冒牌的。

还有个问题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福王是自愿当皇帝的，还是被迫当皇帝的。

按照可信度最高的高官姜曰广的记载，拥戴福王这事与太监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才是推立福王为新帝的首功之人。立场中立的李清则说是福王害怕当不了皇帝，私下主动串通军头让他们拥戴自己。这两则流言在当时流传甚广。黄宗羲、张岱、钱秉镫这些人的记载则都重点描述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私下谋划，但福王是被迫做的皇帝，还是自愿做的皇帝，就没讲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倒是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直接说，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可以利用，就跟军方联系推其为帝，“必欲立之”。“必欲立之”带有明显的强迫意味，和《明季南略》提到左良玉频传警讯时，弘光皇帝埋怨马士英强迫他做皇帝倒是互为照应。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福王不愿做皇帝的记载不止这一条。时人谈迁就说，朱由崧曾给内阁大臣下过一道谕旨，说：“朕不是贪图大位，请诸位爱卿不要再推举我，‘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 ”从行文揣测，这似乎是他在被拥立时下的谕旨，此记载倒是可以和《明季南略》相照应。按理说，福王当时穷困潦倒，还找潞王借过银子，在无法保障生存的情况下，对于能改变命运、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事情，是不可能拒绝的，即使要谦虚推辞，也不应该说出“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这种话。不过谈迁是大历史学家，又是明末清初人，不至于去捏造一道莫须有的皇帝谕令。

时有小说《樵史演义》，里面如是形容：“马士英强朕做皇帝，如今事出来了。君臣聚会，快乐得一日便是一日。且莫管他。”一副昏君形象跃然纸上。

当事人黄道周的记载也颇值得重视。他提到，弘光皇帝曾表示：“朕无意大宝，诸臣张为之。今日何以措朕意？”朱由崧的后悔之情显而易见。黄道周作为比较忠实于历史的朝廷高官，在这种重大事件上不至于会弄错。

最夸张的是，朱由崧不愿当皇帝的事还传到了国外。当时的墨西哥总督帕莱福就记载道：“这个具有才能的王子曾拒绝执政，不愿坐上那雄伟光荣的宝座。但曼达林敦促他，他的士兵向他保证一定能取胜，最终他同意戴上皇冠，尽管他预见其重量会把他压得粉碎。”“（清军进入南直境内后）他感受到皇冠的分量，深悔当初没有坚拒登上宝座。”

从以上史料可以发现，把控舆论的江南士林，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不惜往拥福派身上泼脏水，为后人研究制造了不少障碍。通过种种史料，我们知道马士英等人确实主动参与了拥戴福王的行动，而福王很可能一开始不愿称帝，是以登基后又后悔不已。但他到底是被强迫上位的，还是自愿上位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只能说，朱由崧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一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遇上了对的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当然，对于以上说法，可能也会有人质疑：为什么他开始时会拒绝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险恶，福王好不容易躲开危险逃到淮安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追过来。他若接受了皇位，很容易成为靶子，所以担心害怕。二是他自己手下没有可信之人，当上皇帝也无法左右朝臣，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因此很是犹豫。不过，由于福王实在贫困，生存都成问题，为了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在得到拥福派的保证后，最终改变了主意。当然，在清军南下后，他就又后悔了。然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法承受这种政治重压，那就只有被压得粉碎。

李洁非先生的说法也非常值得注意，他认为：“他（福王）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自从在洛阳落难后，福王一直四处漂泊、寄人篱下。正在福王一筹莫展的时候，拥福派找上门请他去当皇帝。在马士英的利诱下，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去南京当了皇帝，这样做起码可以摆脱流浪困境。说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是指他没有什么立场，也不够坚定，只会察言观色、顺势而为。

这番交手，本来占据政治优势的东林党人惨遭挫败，而处于劣势的马士英等人却打了个翻身战。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拥福派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军方和政治同盟的支持。无论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还是卢九德这样的地方军头、太监，还是李沾、刘孔昭这种待在留都的非主流派边缘文臣与勋贵，都坚定地站在了马士英这边，力量远超过以留都文官为主体的主流派官员。再则，主流派官员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意见不一，有拥桂的，有拥潞的，甚至还有人夹杂着别的看法。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松散政治同盟，对上一个分裂的留都文官群体，前者毫无疑问更有胜算。

二、马士英的坚决果断与主流派文官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马士英虽然加入拥福派比较晚，但很快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了拥立福王的关键人物。反观主流派，既缺少军队支持，也没能根据局势变化做出应变，甚至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三、福王比潞王更有优势。根据学者司徒琳的看法，虽然有人因担心崇祯的儿子出现时无法即位而反对立福王，但不少人赞成以血统为客观标准拥立近在咫尺的福王；至于潞王，真正拥戴他的人很少。

正如《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是当时形势下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洪业》甚至认为，福王在这场选“贤”还是任“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