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阶级分化[3]：资本（集团）成为了殖民地的统治者

基于欧洲移民与黑人奴隶的增加，殖民地的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如图2.1所示，到1700年移民总数已经达到26万，1750年则超过了117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促进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18世纪初，殖民地的GDP已经增长到约为英国的1/4。到独立战争前夕，这一比例已经上升为1/3，接近2,500万英镑。

图2.1 殖民地时期的人口数据（1620—1780）

资料来源：[美]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M].

南部殖民地以种植烟草、大米和靛青为主。这些是人口密集的欧洲工业化地区需求量很大的作物。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几种农产品的出口成为了南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核心，奴隶主义因此盛行于此。中部殖民地则以种植小麦为主，生产季节较短，蓄奴已不再合算。新英格兰地区则以发展渔业与贸易运输为主。

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是以英国本土的需求为核心的。于是殖民地成为了英国乃至欧洲工业发展的原材料来源地与产品的销售市场。殖民地的炼铁业是这一重商主义思想的典型案例。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的炼铁炉和锻炉的数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年产量大约为3万吨，大概是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7，但殖民地仍然是很大的铁制成品的净进口地。

殖民地以对外贸易为目标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港口城镇逐步成为了区域的经济中心。1776年费城的人口已经达到4万人，是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人口数量也分别达到了2.5万和1.6万。

1650年之前，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是不受限制的。在此之后，英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航海条例》（1651、1660、1663、1673）。根据这些法令，外国商人和船舶被禁止参与殖民地的贸易，某些“指定品”（比如染料木、靛蓝、蔗糖、烟草等等）只能运往英国或其他英属殖民地，殖民地需要的欧洲商品必须经过英国运进。实际上，这些法令只是得到了非常宽松地执行。

资本主义的魔咒在殖民地同样灵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殖民地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在宾夕法尼亚的切斯特县，1690年代顶层10%的富人拥有24%的应纳税财产，这一比例在1760年增至34%；同期底层30%的穷人持有的财产份额则由17%降为6%。在波士顿和费城等地贫富分化更为严重，1760年顶层10%的富人占有可支配财富的60%以上，而底层30%的穷人只有不到2%。[1]

整体上看，南部殖民地的财富分配最集中。如表4所示，20%的富人掌握了约70%的财富，这一比例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分别是66%和53%。在这些财富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表5所示。值得强调的是，奴隶和仆人在南部殖民地财富构成中的占比超过了1/3。

表4 殖民地财富分布（1774年）

资料来源：[美]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M].

表5 殖民地财富构成（1774年）

资料来源：[美]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M].

最富有的人群包括南部拥有大量土地的种植园主和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的商人，比如马萨诸塞州的汉考克家族，马里兰州的卡洛家族，弗吉尼亚的伯德、卡特和李家族，南卡罗莱纳州的拉特利奇家族，纽约的利文斯顿家族和斯凯勒家族等。其中斯凯勒家族的产业沿哈得孙河足足有5公里，总面积在400～800平方公里。[4]

这些富有的家族之间倾向于互相通婚，公开表示这是出于政治考虑。纽约斯凯勒家族的菲利普·斯凯勒，曾担任邦联国会委员会主席；他的母亲来自范·科特兰家族，他的妻子继承了伦塞勒家族500平方公里的土地[4]。如此不难想象，当地的政治秩序无论如何也难逃这些大家族的掌控。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特权家族的婚姻都是如此。菲利普·斯凯勒的女儿艾丽萨·斯凯勒就嫁给了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这个幸运儿就是未来的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南方的大种植园主与北方的商人资本家就这样逐步成为了殖民地的特权阶级。殖民地虽然名义上仍然归属大英帝国的统治，但事实上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了殖民地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