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

1.1 黑暗时代（5—10世纪）

覆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立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仅大不列颠群岛就曾经出现过7个王国，英国历史称之为“七国时代”。这些封建王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比较原始。君主把土地分给下属，封地（采邑）成了封臣的私有财产。君主与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成为了国家延续的关键。封臣盟誓效忠于君主，而不是效忠于国家。由于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并且拥有封建武装力量，封臣逐步成为了贵族。

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幸存了下来，并且获得了日耳曼人的支持。结果基督教逐步成为了当时欧洲权势最大的国际组织，不仅主导着宗教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拥有欧洲大约1/3的土地，在德意志地区更是接近一半[1]。

如此一来，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形成了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贵族、教士和农民[2]。农业文明时期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耕地——掌握在了贵族与教会的手里。不仅如此，贵族与教会分别掌握着军事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

作为封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权力是相对弱势的。他不能掌控宗教的意识形态权力，没有常态的征税制度与行政机构，也不能够完全控制军队。除此之外，这些封建君主名义上只是享有王国的王权，而治权属于罗马皇帝。

换句话说，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治理体系名义上是由基督教的教皇和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共同主导的。7世纪之前，基督教会以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为罗马皇帝。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皇冠戴在了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的头上。“神圣罗马皇帝”由此诞生，灭亡了300多年的“西罗马帝国”得以借尸还魂。

教皇、皇帝、君主与贵族之间的不同搭配形成了西欧各国复杂多样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权力相对集中之外，经济、政治与军事等社会权力形式是极其分散的。这种支离破碎的封建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是难以抵御外敌入侵的。于是穆斯林、维京人等先后在欧洲肆虐横行。地中海南岸及伊比利亚半岛落入了穆斯林的手里，东罗马帝国只有巴尔干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地区没有陷落。地中海上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

1.2 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11—13世纪）

自10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社会逐步稳定下来，人口与经济开始稳步增长。公元1000年至1340年，欧洲的人口由3,850万增加到7,350万；其中，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西欧与中欧的人口增长了接近2倍。与此同时，农业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种植效率显著提升；农作物产量开始大幅提高。[3][4]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督教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提高。1049年神圣罗马皇帝的堂兄成为了教皇利奥九世，教皇的绝对权威由此开始确立。虽然这导致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于1054年各分西东，但是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天主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君主和皇帝都由他任命或废黜。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教皇通常被视为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2]

社会的稳定、农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每周一次的集市和每年一次的大市流行于欧洲各国。城市作为贸易的集散地而逐步兴起，并成为了区域的经济中心。最早最大的商业城市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沿海地区，包括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那不勒斯。其中威尼斯在公元1171年时已经达到6.6万居民的规模[5]。此后内陆商路沿线以及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也开始发展起来，比如米兰、佛罗伦萨和伦敦等等。

商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促成了最初的资本（集团），即城市资产阶级。基于商业资本共同的利益诉求，这一新兴的社会集团给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原本控制城市的贵族或者教会。在君主的支持下，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很多城市凭借君主颁发的特许令而成为了（半）自治的政治实体[4]。由此开启了资本（集团）与君主结盟的先河。

城市自治的发展使得以威尼斯（共和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城邦国家在意大利北部形成，由此成就了意大利的辉煌时代。之所以是意大利，原因有二。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各城市可以控制与黎凡特的贸易，由此将丝绸之路延伸至欧洲大陆。这些贸易以香料、丝绸、珍贵燃料、宝石等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为主，利润巨大。一艘威尼斯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欧洲运出铁和木材，然后在亚历山大港满载丝绸和香料返回，通常可以获得10倍的收益[6]。

其次，罗马教皇从基督教世界征收的彼得税、什一税、教产税等巨额岁收源源不断地流入意大利。据测算，罗马教廷的收入在13世纪比欧洲所有君主的全部收入之和还要多[7]；据说1252年教皇从英国得到的收入是英国王室的3倍[6]。如此一来，意大利城邦的商品贸易就有了足量的市场需求以及资本支持。

11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开始给西欧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嗣由于长子继承制的施行也不再拥有耕地。为了化解这种“人多地少”的内部矛盾，天主教世界开始了对外扩张。越来越多的无地可种的贵族子嗣和农民前去天主教世界的边境地带淘金。对此教会宣称，年轻的武士在边境地带为自己开垦新地，就是向伊比利亚、西西里、叙利亚的穆斯林以及东方的斯拉夫人宣讲天主教教义，就是在为天堂争取财富。于是“重新收复”伊比利亚和“日耳曼东扩”由此开始。[4]

1095年罗马教皇又号召骑士们背起十字架，远征圣城耶路撒冷，由此开启了长达2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在数次东征中，只有第一次短暂收复了耶路撒冷，此后几次都是铩羽而归。如果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较，这一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注定了天主教世界难以动员足够的力量去重现罗马帝国时代的荣光。

十字军的屡战屡败重创了天主教会的威信，天主教会开始走向衰落。1305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上任时将教皇驻地由罗马改为法国的阿维尼翁。自此以后的70年间，教皇成为了法国国王的工具，失去了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2]

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天主教的对外扩张进一步发展壮大。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的商人通过帮助十字军而大发战争财。东地中海和黑海上重新恢复的区域贸易也为商业资本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制城邦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还获得了独立与繁荣，并且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金融中心。1260—1347年间，佛罗伦萨已经有80家银行[6]。金融资本由此成为了继商业资本之后的新的重要的资本形式。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欧洲的城市在人口与贸易量方面是无法与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但特殊的是，商人阶层借助君主的支持，在城市里冲破了贵族与教会的控制。他们不仅控制着城市里的贸易与各种手工制造业，还获得了城市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不少商业寡头权倾一方。这在坚如磐石的帝国体制内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正是支离破碎的封建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机遇。[2]

1.3 黑死病：欧洲社会结构的重塑

14世纪初，人口的快速增长达到了农业社会所能承载的极限，欧洲面临人口严重过剩的局面。再加上气候变冷导致农业歉收，经济社会不堪重负。1315—1322年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造成了至少1/10的欧洲人口死亡[4]。祸不单行，1348—1349年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在欧洲肆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死病。

1347年下半年，黑死病开始波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欧洲。1348年1月传到马赛和阿维尼翁，4～9月流行于佛罗伦萨，10月传到巴黎，又向北传到低地国家。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黑死病夺去了1/3到2/3的城市居民的生命[2]。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可能有3/5的人死亡，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8]。根据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医生的回忆录，在阿维尼翁“死亡率如此之高，幸存者几乎不到1/4”[6]。

黑死病导致的人口骤减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短缺。劳工工资因此大幅提高，民众（集团）的社会地位得以显著改善。即使如此，在英国，数千英亩土地仍然无人租种，各种租金已经降到原来的一半。[8]

其次，瘟疫的幸存者突然变得富足了，因为他们继承了大量财产。这大大刺激了奢侈品的消费；如毛皮、丝绸、挂毯、富丽的家具、昂贵的食物、珠宝、金银餐具等，穷人甚至都能买得起，以至于很多地方出台了禁止奢侈的法律。[6]

第三，黑死病重创了欧洲的政府、贵族与教会。200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培养出的雇佣官僚阶层减少了数千人，致使各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十字军东征以前的旧贵族多半消失了，贵族政治和骑士制度也因此消失。与之类似，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出现了严重短缺。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被毁。此外，黑死病还极大地打击了欧洲人对于天主教的宗教热情，反教权主义重新抬头。[6][8]

简而言之，黑死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化解了欧洲人口过剩的社会压力，重新分配了既有的社会财富，欧洲的社会结构得以重塑。欧洲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出现了诸多重大变化，比如农奴制的迅速解体。所有这些社会变迁都转化成为了资本（集团）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劳动工资的提高与瘟疫幸存者的暴富扩大了资本的逐利空间，贵族与教会的衰落减少了资本（集团）发展的阻力。

1.4 文艺复兴（14—16世纪）：资本对意识形态权力的诉求

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引起天主教会的足够重视。商人们往往把主教当作他们的政治压迫者，而非精神的引导者，并且不断对教会的财富与权力提出质疑。即使罗马教廷的巨额财富和复杂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依靠银行来完成，但是教会却一直谴责银行家收取贷款利息，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罪恶。对此银行家们的回应是无奈的玩世不恭：“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2]

资产阶级与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促使资本（集团）设法追求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于是资本（集团）对神权的玩世不恭就转变成为对人性的关怀：关注今生而非来世，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非基督教神学[2]。以人文主义和现世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由此发起。

美第奇家族是这个时代资本（集团）的杰出代表。自1397年美第奇银行创立起，美第奇家族逐步成为了欧洲最富裕的家族。1434年起，美第奇家族进一步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寡头。这一家族还出现了4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庇护四世以及利奥十一世。

正是美第奇家族，几乎主导了文艺复兴的方向，赞助了马萨乔、布鲁内莱斯基、米开罗佐、多纳泰罗、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伽利略等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物。教皇利奥十世虽为神职人员，但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红人。达·芬奇曾在他的教皇皇宫小住，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则会每天往来上班。今天佛罗伦萨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比如圣母百花大教堂由他们出资建造，乌菲兹美术馆曾经是他们办公的地方，皮蒂宫曾经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在资本（集团）的支持下，文艺复兴在欧洲获得了广泛传播，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得以奠定。自此以后，资本（集团）掌握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作品乃至君主的政策逐渐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控制。[9]

1.5 民族君主国家：资本与君主结盟的中央集权

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贵族与教士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恰恰为曾经受到贵族与教士掣肘的君主们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君主与资本（集团）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君主从资本（集团）手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持以及具有新思想的官僚。作为回报，君主力量的巩固结束了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封建政权。对于资本（集团）而言，这些国内贸易壁垒的消除无疑是一大恩惠。[2]

金融资本对君主的支持是尤其明显的。在和平时期，君主需要金钱改善内政，或者维持宫廷开销；在战争时期则需要金钱支付军费。而作为金融资本的控制者，银行家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巴尔迪和佩卢齐这两家佛罗伦萨最大的银行就为英国提供了资金支持。[6]

在君主与资本（集团）结成联盟之后，欧洲的社会治理体系出现了重大变迁。公元1500年前后，中央集权的民族君主国家开始出现，比如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执政的西班牙，亨利八世执政的英格兰和弗朗西斯一世执政的法国等。这些新式的君主政权不仅实现了对教会和军队的控制，也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转效率大幅提高[4]。新兴的资产阶级趁机成功地跻身于统治者行列，比如在亨利八世末年，枢密院19名成员中有13名来自于新兴阶级，只有6名拥有贵族头衔[10]。

基于君主与资本（集团）结盟的中央集权，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4个民族君主国家在公元1500年前后基本上实现了今天的版图。与之相比，欧洲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支离破碎的格局。意大利半岛仍然存在着5个主要政治实体，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国以及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3个城邦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看上去很强大，境内实际上存在着100多个半独立的小国家，包括教会城邦、自治城市、伯爵领地、公国等等，其中瑞士联邦与奥地利公国幸运地保留至今。[4]

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取代了拜占庭帝国。这使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经君士坦丁堡与东方的贸易通路被切断了，再加上黎凡特的贸易路线在更早时候就被穆斯林封锁，直接的后果是通过红海运抵欧洲的东方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了原来的6倍[11]。于是通过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通道就成为了这个时期资本（集团）梦寐以求的理想。

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人口基本恢复到14世纪初期人口过剩时的规模，而且仍在保持高速增长。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欧的人口又增长了近30%[5]。人口过剩的压力使得欧洲社会再次重启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相比，资本与君主结盟形成的中央集权成为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强大工具。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与法国这四个现代民族君主国家由此成为了新一轮对外扩张的主力。这些国家向西扩张的结果是“地理大发现”，向东扩张的结果则是天主教皇与罗马皇帝权势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