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

郑玄精通礼制，熟悉古今典籍，长于典故训诂，此为其治《诗》的学术基础之一。《毛诗传笺》、《毛诗谱》中所引用的书籍能够从侧面反映出郑玄治《诗》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由此可以考察出郑玄治《诗》坚实厚重、广博精深的学术基础。郑玄笺《诗》、作《谱》时所引用的先秦汉代典籍多种多样，涵盖了后世所分的经、史、子、集。从引用的频率看，引用较多的是《三礼》、《左传》、《尚书》、《尔雅》、《汉书》等经史典籍。此外，郑玄还引用了一些谶纬之书。

一、以经典证《诗》

郑玄解《诗》经常引用具有权威性的经典，从而极具说服力。郑玄对经、传、记精熟于心，作《笺》、《谱》时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建立了沟通经典的桥梁，从而增强了后人对《诗经》的理解。郑玄常常征引后世所谓的经传，从而体现了以经典证《诗》的特点。

早在太学时，郑玄即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晚年专注于注释《周易》，直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病倒元城时仍然笔耕不辍，故郑玄在《周易》上颇有研究，造诣极深。在郑玄病逝后，其《周易注》行于世，故萧子显《南齐书·刘陆澄传论》记载陆澄致信王俭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弘儒，郑注不可废。”流传至宋，郑玄《周易注》已经残缺不全，遂有南宋末王应麟等学者辑佚之举。《郑笺》、《毛诗谱》屡引《周易》中的《丰卦·彖》、《文言》、《象》、《中孚卦》、《系辞》等篇。如《小雅·无羊》曰：“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郑笺》引用《周易·中孚卦》予以阐释：“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鱼吉。’”对于郑玄引《易》笺《诗》，陈居渊先生《郑玄“以易笺诗”考论》一文评曰：“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69]

郑玄《尚书》研究达到了同时代最高水平，“在经文上承受了杜林二十九篇，又涉猎了逸十六篇；在经学上承受了卫、贾、马所传杜林古文之学，后来又兼采了今文一些经说以及今文所重的谶纬之说，写成了粲然大备的《古文尚书注》”[70]。郑玄高深的《尚书》学修养为其注《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郑笺》、《毛诗谱》引用《尚书》比较频繁，所引有《书序》、《尧典》、《泰誓》、《洛诰》、《金滕》、《洪范》、《吕刑》、《无逸》、《禹贡》、《皋陶谟》、《多方》、《酒诰》等篇。例如，郑玄解释《葛藟》篇《毛诗序》“九族”一词曰：“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孙之亲。”《毛诗正义》曰：“此《古尚书》说，郑取用之。”

《郑笺》、《毛诗谱》不仅注解《毛诗》，也注解《毛诗序》、《毛传》，并且在注解时多次引用《毛诗序》、《毛传》之说。如《毛诗谱》曾引《假乐》、《文王有声》、《思齐》等篇中的诗句，亦引用《绵》传、《旱麓》序、《鱼藻》序、《园有桃》序及《陟岵》序等。《毛诗序》、《毛传》、《郑笺》、《毛诗谱》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郑玄的《诗》学体系。同时，郑玄也频繁引用“三家《诗》”之说，详见本书第五章“《郑笺》研究（上）”第四节“《郑笺》与‘三家《诗》’”。

郑玄精于《三礼》，引用《三礼》极多，体现了以礼说《诗》的特点。《诗经》产生在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带有周礼的烙印。郑玄以深厚的《三礼》学根底解《诗》，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周代社会曾经盛极一时的诗礼风貌。郑玄所引既有属于今文经学的《礼记》、《仪礼》，又有属于古文经学的《周礼》，打破了今文、古文的界限。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郑玄以礼解《诗》”。

《郑笺》、《毛诗谱》所引《春秋》及《三传》数量颇多。郑玄在太学时即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传》，其后又从张恭祖习《左传》，因此注经时不仅引用属于今文家的《公羊传》、《穀梁传》，而且引用属于古文家的《左传》。郑玄解《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云：“御，禁。务，侮也。兄弟虽内阋而外御侮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此从《左传》及《外传》之文。”[71]

郑玄作《谱》、《笺》时屡引《论语》、《孟子》、《孝经》。例如郑玄解《下武》“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即引《论语》云：“永，长。言，我也。命，犹教令也。孚，信也。此为武王言也。今长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于信，《论语》曰：‘民无信不立。’”又如郑玄解《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即引《孝经》为说：“止，容止。《孝经》曰：‘容止可观。’无止，则虽居尊，无礼节也。”

在古代训诂典籍中，《尔雅》具有极为权威的地位。《西京杂记》载扬雄以为《尔雅》一书乃是“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72]。王充云：“《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儒者所共观察也。”[73]郑玄曰：“《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74]刘勰亦云：“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75]《尔雅》为注释经典而作，尤其与《诗经》关联更为密切，其中相当多的注释甚至专解《诗经》，因此郑玄极重此书，充分利用《尔雅》来训诂《诗经》，作《笺》、《谱》时较多引用、化用，尤其是其中的《释亲》、《释诂》、《释言》、《释水》、《释鱼》、《释训》、《释地》、《释天》等篇。张舜徽先生曰：“有的字义，是根据经传和《尔雅》。”[76]《隰有苌楚》“乐子之无知”之“知”，《笺》训为“匹”[77]，与《尔雅·释诂》“知，匹”之训正同，故陈启源以为：“‘知’训为‘匹’，惟见于《苌楚》诗，匹谓妃匹也。诗本疾君之淫恣，又首章之知与二、三章之家室，当一义耳。《尔雅·释诂》‘知，匹’语殆专为此诗注脚，故康成用之。”[78]

郑玄作《笺》、《谱》所引经部资料不仅十分丰富，而且不分今文、古文，择善而从，从而做到了贯通群经。郑玄不仅引用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还引用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既引今文《尚书》，又引古文《尚书》；既引属于今文经学的《礼记》、《仪礼》，又引属于古文经学的《周礼》，打破了今文、古文的界限。

二、以史籍证《诗》

《郑笺》、《毛诗谱》引史部书籍颇为频繁，所引有《国语》、《史记》、《汉书》等书。《郑笺》、《毛诗谱》对诗歌时代的考察论证常引《史记》为依据，所引有《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卫康叔世家》、《魏世家》、《曹世家》、《燕世家》、《太史年表》等篇。例如《白华笺》曰：“申，姜姓之国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谓幽后。孽，支庶也。宗，适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毛诗正义》明确指出郑玄这段文字的来源：“《国语》、《史记》有其事。”《豳谱》曰“公刘以夏后大康时失其官守，窜于此地，犹修后稷之业，勤恤爱民，民咸归之，而国成焉”，《毛诗正义》以为此文出自于《国语》“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与《周本纪》“不窋奔戎狄之间”。《邶鄘卫谱》“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之文，即来自于《史记·卫康叔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79]，故《毛诗正义》曰：“此皆《史记·卫世家》文。”[80]《商颂谱》曰：“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汤，则受命伐夏桀，定天下。”《毛诗正义》以为郑玄化用了《国语》与《殷本纪》之意：“《国语》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殷本纪》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报丁。立，卒子报乙立。卒，子报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是从契至汤为十四世也。”《毛诗谱》皆以《太史年表》为准论说诗歌时世，故《诗谱序》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81]郑玄治《诗》广泛引用史书，体现了以史证《诗》的特点，详见本书第十章“郑玄解《诗》的学术方法”第一节“郑玄以史解《诗》”。

三、以谶纬证《诗》

《郑笺》、《毛诗谱》除较多引用经传、史书等方面的典籍外，还引用一些谶纬资料，体现了以谶纬证《诗》的特点。

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占验吉凶的谶语。所谓“谶”，许慎《说文解字·言部》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82]《四库全书总目》曰：“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83]随着汉武帝以后经学的兴盛，又产生了比附经义的纬书，《四库全书总目》曰：“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84]纬书与经谶常常相杂，后来便混称为谶纬。谶纬主要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把经学神学化，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流行一时。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更助长了此风，“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85]。在此背景下，汉代许多学者兼通谶纬，例如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86]，景鸾“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87]。汉代学者注经时或多或少会受到谶纬的影响，故王葆玹先生《今古文经学新论》曰：“古文经学家或受谶纬影响，或抵制谶纬，桓谭属于后者。故《后汉书·方术传序》称东汉光武帝‘尤信谶言’，‘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贾逵传论》也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这些话都将桓谭说成古文经学中抵制谶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充极力称赞桓谭，当是古文经学立场的体现。”[88]

流风所及，郑玄亦颇信从，故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郑玄笃信谶纬。”[89]郑玄《六艺论》曰：“六艺者，图所生也。”[90]“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91]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自称：“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92]郑玄注释纬书二十余种，皮锡瑞《六艺论疏证自序》曰：“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著书次序，实始纬而次经。潜窥论言，多据毖纬，当在《七纬》注成之后，《三礼》草创之时。纬候所陈，多与今文相合，载稽岁月，犹可征明。”[93]郑玄进一步发展了汉代以谶纬证经的方法，在遍注群经时援引谶纬，宋代学者王应麟详细列举其《礼注》中所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等纬候资料后云：“王肃《圣证论》讥短郑康成，谓：‘天体无二，郊、丘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毁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于礼学，先儒韪之。《圣证论》今不传，正义仅见一二。《唐·礼志》曰：‘谶纬乱经，郑玄主其说。“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官议：六天出纬书，南郊、圜丘一也，玄以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为祭太微五帝。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94]郑玄对于东汉时期特别流行的“七纬”引用殆遍，“他的许多经学见解都来自纬书，如他的五帝感生说、地球运行说、月行九道说等等，这些在吕凯的《郑玄之谶纬学》一书中已有过详细的研究”[95]，“郑玄基本的历史观也来自纬书”[96]。

郑玄《诗》学亦染谶纬之风，其《毛诗传笺》、《毛诗谱》等颇多征引《尚书中候》、《春秋纬演孔图》、《诗推度灾》、《诗氾历枢》、《诗含神雾》等谶纬之书，带上了谶纬的烙印例如《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郑《笺》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肃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舜臣尧而举之，是为后稷。”宋代学者严粲指出郑说来自谶纬：“古无巨迹之说，特列子异端，司马迁好奇，郑氏信谶纬，以帝武疑似之辞藉口而为是说耳。至谓姜嫄无人道而生子，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为甚。神怪之事，圣人所不语，若《诗》言巨迹，圣人删之久矣。”《齐诗》受谶纬影响更为明显，郑玄崇信《齐诗》“五际、六情”说，故孔颖达《毛诗正义》云：“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氾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97]刘明先生《郑玄〈诗纬〉学论略》一文指出：“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采纳了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98]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颇多学者苛责郑玄以谶纬证经，“这就成了郑学留给后人的一个把柄，也似乎成了郑学的一处致命伤，屡屡有人讥短”[99]。如梁许懋曰：“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斯为谬矣。”[100]《论语》载孔子曰：“柴也愚，参也鲁。”许懋讥讽郑玄如曾参、高柴一样愚鲁，竟然专信纬候之书。宋王应麟云：“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101]欧阳修亦批驳郑玄信谶纬怪妄之弊端：“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102]其实，“欧阳修提出删节唐人义疏中谶纬之文，实际就是对郑学的间接攻击”[103]。

郑玄受时俗浸润而以谶纬证经，只是未能免俗而已，后人不应过分苛责古人，故有学者主张应当理性对待、客观分析郑玄以谶纬证经的方式。对于郑玄所言“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104]，清代学者陈澧指出郑玄未尝专信纬书：“澧案：六艺则曰博稽，传记则曰初览，秘纬则曰时睹，三者轻重判然。其注经有取纬书者，取其可信者耳。”[105]“郑君注经，不信纬说者多矣，后儒疏陋未考耳。如《良耜》诗‘有捄其角’，《毛传》云‘社稷之牛角尺’，《郑笺》不据《礼纬·稽命征》宗庙社稷角握之说，以易《毛传》；《月令》‘反舌无声’，注云‘反舌，百舌鸟’，不从《通卦验》虾蟆无声之说，何尝专信纬书乎？”[106]钟泰先生《中国哲学史》从郑玄以纬释经之失和不信纬说之长两方面予以分析：“康成之失，在于以纬释经。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盖本之《春秋纬·文耀钩》。其名号怪异，非儒者所宜称述，故后人多讥之。然康成之注，亦有不信纬说者。如《诗·良耜》‘有捄其角’，《毛传》云：‘社稷之牛角尺。’《郑笺》不据《礼纬·稽命》征宗庙社稷角握之说，以易《毛传》。《礼·月令》‘反舌无声’，注云：‘反舌，百舌鸟。’不从《通卦验》虾蟆无声之说。似其去取，亦自有择。故《戒子书》言：‘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后汉书》玄本传）于六艺曰博稽，于传记曰粗览，于秘纬则曰时睹，轻重判然。故以纬释经则有之，舍经而从纬，康成亦不为也。要之汉人惑于图纬术数，无有能免者。以王仲任之推倒一切，而犹信符瑞、信骨相，况康成不失绳墨者乎？至梁许懋云：‘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诋康成为专信纬候，则亦太甚矣哉！”[107]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亦客观评价郑玄谶纬证经之举：“郑玄在注经的同时，也曾注过《纬》，并且还用《纬》解《经》，最为后人所讥斥。其实，他用《纬》解《经》，是不很多的；虽或有之，自然是习俗移人，跳不出时代圈子的缘故。”[108]

《郑笺》、《毛诗谱》引书浩繁，显示了郑玄恢宏的学者气魄、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学术修养。引书广博表明郑玄是在极其广阔的学术背景和极为丰富的知识积累下作《笺》、《谱》，表现了郑玄《诗经》学取资广泛、容纳百家的学术特点，正如《后汉书》所云“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09]。通过郑玄《笺》、《谱》所引书籍，可以看出郑玄学术基础的坚固厚重与广博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