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扎实严谨的注经实践

郑玄本着“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29]的学术抱负，“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30]，“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31]。郑玄一生治经不倦，“经传洽孰，称为纯儒”[32]，“学者莫不宗孔子之经，主郑君之注”，[33]被尊为经学大师，为中国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郑玄扎实严谨的注经实践过程奠定了郑玄治《诗》宏通博大的学术基础。

一、党锢祸起，隐居著述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宠信宦官，察举非人，卖官鬻爵，朝纲大坏，社会动荡，几无宁岁。诸葛亮《出师表》称：“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因被质帝指责为“跋扈将军”，权臣梁冀将质帝毒死。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刘志从河间被梁太后之兄梁冀迎立入京，即桓帝。在梁太后死后，桓帝与宦官合谋诛杀梁冀，自此“权势专归宦官”。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陈蕃、刘茂、杜密、陈翔、陈寔、范滂、李膺等，或为朝廷官员，或为太学生，或为天下名士，一起反对宦官专权，却遭桓帝下诏逮捕入狱。十二月，桓帝窦皇后之父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延熹十年（公元167年）上书求情。同时，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向桓帝进言大赦天下。六月庚申，桓帝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获释，被放归田里，但是终身罢黜。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暴病而亡。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因桓帝无子嗣，皇后窦妙与其父窦武立桓帝堂侄刘宏，即灵帝。此后，在桓帝党锢之祸中受挫的士人重被启用。同时，曹节、王甫等宦官把持朝政，专权霸道。陈蕃、窦武等要求革除宦官参政。宦官向灵帝进谗，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汉灵帝兴狱追查士人一党，下狱处死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逮捕、杀死、流徙、囚禁士人达六七百人。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黄巾乱起，灵帝怕党人与黄巾联合作乱，于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免除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卒，何进、董卓又先后登场，为非作歹。《后汉书·党锢列传》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宦官、外戚虽然轮番专权，但名臣陈蕃等主持朝政，士大夫忠心耿耿，朝廷尚可自振，故《后汉书·陈蕃传》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历经两次党锢之祸后，属于清流的官员或者被害，或者被禁锢，无以立足于朝堂之上。朝中忠臣寥落，宦官为所欲为，终致黄巾之乱，东汉遂走向灭亡。《后汉书·儒林列传》曰：“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届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

党锢之祸直接影响了经学的发展，范晔《后汉书》曰：“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34]皮锡瑞《经学历史》以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35]林忠军先生指出：“由于代表官僚士大夫的文人学士思想敏锐，具有忧患意识，并且他们的精英大部分集中在太学，因而太学成为清议和党议的中心。……两次长达二十余年的党锢之祸有近千人受到牵连。……经学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经学研究。”[36]面对黑暗混乱、大厦将倾的政治局面，面对一片衰退的经学发展景象，郑玄学成后，未曾步入仕途，而是专心于收徒讲学，遍注群经，发展经学。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郑玄辞别马融后回乡，一面“客耕东莱”，一面收徒讲学。永康元年丁未（公元167年），郑玄回归故里，遭遇第一次党锢之祸，幸而未被牵连，“六月，大赦天下，悉除党锢”。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时，在“初举钩党时，尚未连及，及一二年后，禁愈密而牵引愈多”[37]的形势下，“以杜密为北海相时故吏”[38]之故，郑玄被牵连其中，未能幸免，与同郡四十余人皆被禁锢。郑玄被禁锢，前后长达十四年，“遇阉尹擅执，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39]。十四年间，郑玄潜心于注书，成就卓著，“隐修经业，杜门不出”，“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后遇党锢，隐居著述，凡百余万言”[40]。

郑玄先注纬书《中候》，再注《三礼》，故《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条刘昭注云：“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41]龚向农称：“案郑君诸经注，《三礼》最先，如刘昭说，则《中候》注又先于礼，由是以推，则郑君诸纬注，皆先诸经而成可知。郑君注书先后，刘昭时必有明证也。”郑玄最擅长《礼》学，在被禁锢时，心无旁骛，殚精竭思，注成《三礼》，故其《三礼注》最为卓越，成就最高。段玉裁《与刘端临第四书》称：“此十四年中，注《礼》，故《三礼》为最精。……玉裁谓：郑当中年注《礼》，最美而传之最久，以后所注《书》、《论语》、《周易》不传，盖与《毛诗》俱逊《三礼》也。”[42]郑玄注《中候》与《三礼》之间作《六艺论》，徐彦《公羊传·序疏》曰：“郑君先作《六艺论》讫，然后注书。”[43]臧琳《困学钞》认同其说，而陈鳣却反对此说，故皮锡瑞力挺徐说云：“窃以陈氏献疑，固属有见，徐《疏》考定，不为无征。郑君始师京兆，早通今学，晚受东郡，兼采古文。是故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著书次序，实始纬而次经。潜窥论言，多据毖纬，当在《七纬》注成之后，《三礼》草创之时。纬候所陈，多与今文相合，载稽岁月，犹可征明。至于郑君先为记注，后得《毛诗》，此论并及笺毛，当属后来增益。《春秋》、《孝经》，盖亦犹是。”[44]今从徐说。

在郑玄注《三礼》之后，“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45]，以至于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46]在被禁锢期间，针对临孝存所作《十论》、《七难》非议《周礼》之作，郑玄著《答临孝存周礼难》予以反驳。

二、末世流离，注经不废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禁解除，郑玄蒙赦令，重获自由，此时已经五十八岁。从此以后，直至建安五年病卒，身处乱世中的郑玄因节操高尚、学识渊博而声名远扬，屡被征辟，却屡屡拒任。中平元年党锢之禁解除后，郑玄曾被大将军何进征辟，虽坚辞不就，却被州郡胁迫，不得已而往，旋即逃归。《后汉书·郑玄传》载其事曰：“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47]郑玄《戒子书》自称：“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48]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郑玄六十岁，在学术上极富盛名，德高望重，学徒众多，“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49]。中平四年（公元187年），郑玄遭父丧。此后又数次被征，郑玄均未至，如《后汉纪》记载中平五年灵帝下诏征其为博士：“‘顷选举失所，多非其人，儒法杂揉，学道浸微。处士荀爽、陈纪、郑玄、韩融、李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皆不至。”[50]《后汉书·申屠蟠传》亦载“中平五年，（申屠蟠）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51]。之后，“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52]。

中平五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军复起，《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载：“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籴县乏，玄罢谢诸生。”郑玄时年六十二岁，在不其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刊注《诗》、《书》”[53]，未曾停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引郑玄《六艺论·自序》曰：“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由此可知，《毛诗传笺》、《毛诗谱》均于此时完成。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崩后，少帝刘辩继位，其后董卓废刘辩，改立刘协，也即献帝，改元永汉。此时朝廷亦以公车征辟郑玄等，俱不至，《后汉书·郑玄传》载“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后汉书·申屠蟠传》亦云“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唯蟠不到”[54]，《后汉书·荀爽传论》亦曰“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55]。对于此番经历，郑玄《戒子书》自称：“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56]此时郑玄声名更盛，深得北海相孔融之推引。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57]。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因董卓之乱，山东诸郡起兵讨伐，此时郑泰为制止董卓发兵称：“东州有郑康成，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58]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攻破北海郡，时年六十五岁的郑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59]。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七十岁时归乡，“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60]，“玄身长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颠沛，非礼不动。黄巾贼数万人经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61]。郑玄人格魅力之高，竟然可以感化黄巾起义军之心，故宋林希《书郑玄传》云：“当汉之末，奸雄竞起，玄身出禁锢，四方聘请不能动其志，脱一身于污浊之世，独全其道，至使黄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历千百年及此者乃几人，尚敢辄讪玄哉！若玄者，可谓贤矣！”[62]同年，归乡后的郑玄体衰疾笃，作《戒子益恩书》，在信末抒发其愤愤之情有二：其一，“徒以亡亲坟垄未成”；其二，“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63]，对于藏书腐败而无法写定深表遗憾。

回乡后第三年，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曾遣使要郑玄会客，并推举郑玄为茂才，郑玄亦不就。史载：“时大将军袁绍总共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泰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64]袁绍初不礼遇郑玄，经赵融提醒后始改变其态度，“袁绍尝遇玄而不礼也。赵融闻之曰：‘贤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礼贤，是失君子之望。夫有为之君，不失万民之欢心，况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难乎有为也。’”[65]此时，汉献帝“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故后人称郑玄为“郑司农”。郑玄仍然婉拒，“以病自乞还家”。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郑玄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郑玄醒后知命当终，旋即病倒，“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东），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66]。此年六月，郑玄病逝于元城。即使被袁绍困居元城病重时，郑玄依然矢志不渝，注经不废，其《六艺论·自序》称：“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段玉裁《与刘端临第四书》曰：“至其卒之年，乃在元城注《周易》，为时有限。”[67]

自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禁解除，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病逝，郑玄时常避乱于异地，但是无论身处何地，一直坚持讲学注书，弟子遍天下，注书百万言。虽然屡被征辟，前后多达十余次，俱不至。处在乱世中，郑玄不仅无法安度晚年，而且饱受流离之苦，又兼丧子之痛，却注经不辍，丝毫不曾懈怠，笺《诗》、注《周易》、《尚书》、《论语》等。郑玄一生遍注群经，其《戒子益恩书》称：“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终其一生，“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68]。在笺《诗》作《谱》之前，郑玄已注纬书、《三礼》、《尚书》和《论语》等多部经典，故作《毛诗传笺》与《毛诗谱》时学术基础坚实，积累厚重。郑玄灵活运用注释资料、注释经验笺《诗》、作《谱》，取得了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