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泰斗和主要奠基者、开创者之一，也是20世纪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之一。他一生著译等身，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正如他的后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二任会长王朝闻先生所说，朱先生对中国美学事业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先生自1925年起出国留学八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十部著译。《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其中的第一部。他到英国不久，就开始为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面向中学生和一般青年）撰稿。他以书信方式，结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给青年谈论修养，指点迷津，深受青年欢迎。到1929年，这一组十二封信就结集出版。由于所谈问题十分贴近当时国内学生、青年探寻人生道路时的种种迷茫、彷徨、苦闷心情，因而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由此，朱先生亦“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作者自传》），他以后写书撰文，常常想到青年读者，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谈美》便是三年之后的1932年，再以书信形式为青年所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前一部书的续篇或姐妹篇。前一部虽论及文艺美学，但主要谈人生修养；后一部主要谈艺术和美，却着眼于美化人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我来说，这两部小书并不陌生。记得初读它们是在1979年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蒋孔阳教授当时除了要求我们多读西方哲学、美学原著外，也要求读些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的著作，他特别指定了要读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读完《文艺心理学》一书后，我曾写过一篇近万字的读书心得，作为学期末的作业交给蒋先生。就在查找《文艺心理学》的同时，我也发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这两本小书。现在回想起来，读这两本小书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因为第一，自己当时虽然年过三十，但毕竟还属青年范畴，这类书很合“胃口”；第二，对之爱不释手，一开读就放不下了，读了一封还想读下一封，好像读侦探小说似的，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非得一下子读完不可；第三，此二书文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美学理论说得既明白晓畅，又十分透彻。当时，在我印象中，此二书虽为理论修养书，却极富艺术魅力，比“文革”时期的许多所谓“文艺作品”更具审美吸引力。当然，也不必讳言，当时的我，思想中“文革”留下的极“左”余毒尚未完全肃清，“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未完全松弛，所以，对此二书特别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有些观点还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有所警惕，譬如对其谈社会运动（第四封信）时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骑墙态度颇为反感，认为其貌似中立而实质右倾；又如对他一再推崇陶渊明式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静无为的理想境界也不以为然，认为他恰如鲁迅所批评的忘了陶潜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当然，这些具体想法现在看来也不见得都不对，但对我当时全面认识和评价朱先生的学术思想却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从总体上认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书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以上是我初次阅读朱先生二书的一些感受。最近有机会重读二书，虽然并不陌生，却倍感新鲜，大约是思想观点与学术心境同当初大不一样的缘故吧。

首先，我最为赏识和佩服的是朱先生在此二书中，能以亲切、平等的对话方式，以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态度，与读者谈文说艺，纵论人生。这种方式是最易于为读者接受的。在这些信中，朱先生以交心的态度与青年谈心，遂能深入读者的肺腑。如《谈升学与选课》（第七封信），朱先生就现身说法，谈自己当初读高师选国文科的经历，说明应以合个人兴趣、“胃口”为准；《谈摆脱》（第十封信），朱先生举了“禾”“禹”等自己的朋友的事例，也使人感到十分亲近；《谈人生与我》，全信以“我”自己摆在前台与后台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来展开论述，使读者能直接洞察作者的心灵，与之交流、沟通。朱先生这种与读者平等对话、娓娓谈心、拉家常式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至今仍不失其价值。我以为这里可贵的并非写信谈天这种写作形式，而是朱先生视青年学子为朋友、与他们平等相待、同他们促膝谈心的这种尊重人的态度，是对读者大众理解、爱护、以诚相待、洞开心扉的赤子之心。朱先生写此二书至今已多年，时代早已大变，但朱先生这种精神远未过时。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型，青年中间出现了种种信仰、信念、理想、人生道德、审美等观念上的危机与迷惘，十分需要“过来人”与之交流、探讨。同时，社会人际关系的隔膜却有所加深，许多人的心灵被遮蔽起来了。因此，要赢得青年们的心，首先需要理解他们。这正是近些年来“理解万岁”成为广大青年喜欢的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目前理解、贴近青年心坎的、打动他们灵魂的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理解青年基础上与他们娓娓谈心、促膝对话、交流沟通的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我竭力推崇朱先生这种与青年将心比心、平等对话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今天比旧时代更为需要，更值得提倡。

其次，朱先生这两本书写得极富情趣，因而有巨大吸引力，不仅授人知识，给人启迪，还使你获得美的享受。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除了工作与物质的享受外，还需要有情趣，有精神上的慰藉与享受，否则，生活就太枯燥、单调、寂寞了。中国文人历来就很讲情趣。中国古代审美中“趣”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无论诗、书、画、乐都讲究趣味，并由“趣”生出旨趣、情趣、意趣、风趣、兴趣等一系从属范畴。如王夫之就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朱先生虽出洋多年，喝了许多洋墨水，在美学思想中亦受到从黑格尔到克罗齐许多大家的影响，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人学者，他在两书中一再提到人生要有情趣，艺术要有情趣。在《谈美》一书最后一篇《慢慢走，欣赏啊！》中，朱先生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朱先生不仅主张人生的情趣化，而且这两本书也确实写得很情趣化、艺术化。“情趣化”首先要有“情”，只有“理”没有“情”难以打动人心，不经过“情”洗礼的纯“理”是干巴巴的、抽象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主要是谈人生修养的，更重哲理，但朱先生所谈的哲理是经过“情”熔炼而派生的，是含情之理，用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见思想这件东西与其说是由脑里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心里来的”，而“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他这十二封信所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当我们读这些信时，不仅为其所讲之理所折服，更为其字里行间流淌洋溢的情感所打动，反过来又更信服这含情之理。

“情趣化”还要有“趣”。“趣”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比。朱先生这两本书在这几方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起来。譬如《谈静》一信，是谈人生境界的。他所谓“静”，是指“心界的空灵”，有了心境的空灵，才能领略静中之趣。朱先生讲此理时，先引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来说明，后又引陶渊明、嵇康几首诗解“静趣”之奥秘，读后使人不但在道理上懂得了人生动、静两者不可缺一，更领略感悟到“静”之趣味。以看松树的不同眼光、态度来说明实用、科学与审美的本质区别，是朱先生论美的著名实例。这个例子举得那么贴切，那么有力，那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朱先生的美学主张，所以不但在美学界，而且在广大青年中也传播极广。比起当时和当今的许多美学家来，能把深奥的美学道理讲得如此简明、生动，使人感到趣味无穷的，除朱先生外，少有人能及得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的国文功底深厚，所写文字极漂亮，于平易朴实中见优美，在行云流水中闻韵律，虽是散文，却有浓郁诗意。《谈美》中不少篇章均有此特点。故读之如同欣赏艺术精品，不时获得美的享受，且感余味无穷。这些，大约是此二书“趣”之所在。

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新中国成立前）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谈美》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借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不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阅读。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綮的；又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70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