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1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