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终极抉择：生存权作为可选择权

如前所述，欧美抗议防疫限制令的民众所要的，还只是“我的消极自由”，归属于“我的”的底线自由，那么，要求这种“免于被限”的自由究竟有什么错呢？

如果是在一般社会情境当中，要求“主体消极自由”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社会非常时期，仍要求这种个体化的消极自由的实现，那就会面临尖锐的矛盾：如果你的个体自由得以实现了，而更多的人却因此而感染新冠病毒的话，那么你的自由就限制了“他者”的自由，那该怎么办？如果更多的人都如此自由地行动，那么，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的自由该如何得到维护？

我们知道，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其次才是发展权。如果人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护，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显而易见，没有生存，何来发展？

生存权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保存。首先必须区分出通常与非常的社会时期，哪怕在“非常”时期，保存个体的生命都是首要之计。“通常，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不是作为人类同胞（fellow human beings）进行的，这种情况只是在当保存生命成为首要考虑的非常时刻才会出现。例如，在地震、洪水和饥荒等自然灾害中，在空难、沉船和火灾等事故中，在战争和革命的洗劫之后等。”[6]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如此，好似那次弥漫北半球的“史前大洪水”一样，整个人类几乎都要面对这场疫情，这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全球性独特事件，起码在现代历史展开之后是如此，因为人类这次能够更自觉地以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大疫情。

中国政治家一般在界定人权时，把维持生命作为首要的条件，比如将人权当作做人的必要条件。最基本的人权就是衣、食、住等的权利，它们是身体安全的保障，可以让个体生命享受幸福，由此才能达到人群所能完成的至善，以实现最大多数人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尽管这种对人权的规定，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很大影响，从而最终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其所陈列的人权顺序却是无疑义的，首先就是维持生命，其次则是发展个性和培养人格，再次就是达到人权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根本目的。

实际上，生存权也是一种“可选择权”，但是对其的选择也有正面与负面，前者向道德的高处走，后者则带来了对道德的破坏，甚至走向“反人类”的极限。那些仁人志士可以为了其他人的生存，从而舍生取义甚至慷慨赴义，这就是一种正面的选择。反过来，如果为了个人私利选择去危害他人的生命，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反人类罪”当中的种族灭绝（genocide），就是集体付诸实施的对某一或某些民族所进行的有计划的、系统性的灭绝性的屠杀，而且这种屠杀不仅是故意为之，还是群体性的行为。这种种族灭绝直至今日还在出现，譬如从1994年4月初到6月中旬，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共造成大约80万至100万人死亡，震惊了世人！

从“人权哲学”的视角来看，“滥杀同类，就是根本不把他当作人类同胞来对待。毫无必要地威胁他人生命，就是把他人当作牺牲的对象，因此也是不把他当作人类同胞来对待。因此，这一权利正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权，因为它是构成‘人类同胞’这一资格的要素”[7]。这里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权即“生存权”，它在根基上就是要将人当作人，当作自己的同胞。这就是中国北宋思想家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当中的民胞，亦即民为同胞，每个人都是你的人类同胞，当然按照天人和合的智慧，物也为与人共生的同类。

那些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抗议的人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无意之间威胁了他人的生命。因为，不采取防护措施与不保持安全距离，就可能使他人处于危险之地。这也是对“民胞原则”之违背，也就是未将他（她）人当作自己的人类同胞，从而破坏了对生存权的维护与尊重。

既然生存权也是一种可选择权，那么，这些抗议人士也是在做出一种选择，不过做出的乃是负面的选择，与慷慨赴难那种正面的选择反向之。尽管这种选择并没有“主观的故意”，但却可能带来“客观的伤害”。

什么是主观故意？什么又是客观伤害？就像那位被堵在抗议路上的医生所申诉的那样：你们为个人自由的抗议却可能带来救治的延误，而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可能就是你们的父母儿女。但“民胞原则”却超出了特定的亲属关联，它是对全人类的观照，在这里面“爱有等差”原则并不起作用，因为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值得被平等尊重的，并不是与你更为亲近抑或更富贵的人的生命才更为重要。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儒家智慧较早关注到“人”的价值。《论语·乡党》里就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就是说，孔子退朝后，得知马厩被烧了，就只问：“伤到人了吗？”孔子生活的记录者又附加了一句“不问马”。这里大概有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一般人总还要问问马的，因为马毕竟是条“命”，尽管不是“人命”，但也是重大财产。

这就是所谓的“伤人乎不问马”。人与动物同居地球，从地位本该平等的角度看，孔子的观点是有差等观念的：他爱护人，却不爱护动物。这也是自然中心主义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戈一击。但是，孔子的本意却并非如此，宋儒朱熹曾为孔子辩解说：“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这个辩解只有一半的说服力，孔子并不是不爱马，而是没来得及问；但是另一半的辩解仍把“贵人贱畜”当作“理所当然”之事，那问题就大了。

由此可以追问：人的生命固然重要，那么，动物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孔子既然以“仁心”对待天地万物，那么就无法将人与动物同等看待了？《四书辨疑》就唱了朱熹的反调：“未暇问，乃是心欲问而无暇以及之也。理当如此，却是理不当问也。问人之言止（只）是‘伤马乎’三字而已，言讫问马，有何未暇？虽曰贵人见畜，马亦有生之物，焚烧之苦，亦当愍之。今曰‘贵人贱畜，理当如此”，其实岂有如此之理。”

马与人一样，都是生命体，被焚烧同有苦痛，所以也应该采取以“仁情”的态度加以对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应该拓展到人之外的天地万物上去。《反身录》也因此反驳朱熹：“‘伤人乎？不问马’，盖仓卒之间，以人为急，偶未遑问马耳，非真贱畜，置马于度外，以为不足恤而不问也。畜固贱物，然亦有性命，圣人仁民爱物，无所不至，见一物之摧伤，优恻然伤感，况马乎？必不然也。学者慎勿泥贵人贱畜之句，遂轻视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后心无不仁，庶不轻伤物命。”

无论如何，无论是伤到了人还是伤到了马，无论是人命还是动物命，都是值得人们去珍惜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出现了从人感染动物的现象，而不是此前大家所认定的仅由动物传染给人。

根据法国巴斯德研究所5月2日发布的新闻公报称，根据由法国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的调查，法国境内第一只携带新冠病毒的宠物猫被发现。与世界上此前发现的人传猫的案例一样，这只猫曾和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生活在一起。法国阿尔福兽医学院、国家卫生安全署和国家农学研究院与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0余只新冠肺炎患者家中的猫开展了病毒检测。结果显示，巴黎附近的一户人家中一只宠物猫的直肠取样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它的鼻咽拭子检测呈阴性，这只猫曾有过呼吸和消化方面的症状。

来自中国的研究已经显示，猫和雪貂等动物较易被新冠病毒感染，美国纽约还发现动物园的一只老虎被感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美国农业部2020年4月22日曾联合宣布，位于美国纽约州的两只家养宠物猫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这是美国首度发现家养宠物感染，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又有四只老虎和三只非洲狮被确认感染。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从动物传染到人身上，那么，这种病毒传播真的又实现了从人到动物的“反向传播”。

猫科动物似乎更容易被新冠病毒感染。然而，在继宠物猫、老虎、狮子被感染之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只宠物狗的新冠病毒检测也呈阳性。据《纽约邮报》2020年4月28日报道，这只名叫温斯顿的狗，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其主人被确诊后，杜克大学研究人员对其也进行了检测。研究负责人克里斯·伍兹博士告诉媒体，这是美国国内首例确诊的犬类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对此表态说：“动物传染给人类的风险很低。”

回到生命权的问题，生命权是生存权的基本构成之一，那么，人有生命权，动物有乎？为了人类本身的生存，动物往往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君不见，多少次因为家禽出现传染病，人类对它们进行大规模的灭绝行动。根据中国网2019年4月23日报道，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俊勋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年4月22日，中国共发生了129起非洲猪瘟疫情，累计捕杀生猪达到102万头。这就要去深入权衡人与动物之间的“适度”关系，在人与动物的“生存权”之间，如何做出选择？在后面，我们还要论述到人与自然的“不即不离”的关联，这里还是先谈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