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取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欧美反对疫情隔离的抗议民众提出“还我们自由”的时候，就是要求个人自由；而反对种族歧视的更大规模抗议，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同种族之间亦是如此。“还我们自由”，其实是——“还我自由”，还给“我”个体以自由。看起来，“我们”乃是一个群体性的诉求，可是那只是在共同抗议时的口号，这个“我们”背后，隐藏的则是“我”！

有趣的是，这种抗议活动只在西方诸国出现，却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东方国家出现，无论是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还是东南亚那些热带国家，都没有出现因为被隔离而抗议的情况，更没有民众直接提出关乎归还自由的政治口号。这种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根基，这关系到他们对待“个体性自由”之不同态度。

在中国出现的所谓“逃避隔离”的现象，往往是以个体突围为特点的。最广为传播的一个新闻，就是所谓“澳籍跑步女”事件。2020年3月15日下午，一位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澳大利亚籍华裔女子梁某，本应在租住地居家观察的她，既不自觉隔离，公然出门，也未戴口罩，在小区内跑步，社区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发现后对其加以劝阻，但这位女士却相当激动，拒不配合，还以语言侮辱防疫人员。防疫人员对她说“根据北京市政府规定，你是隔离人员，你现在不能出门”时，梁某则喊出：“救命！骚扰！”然后，她对防疫人员吼道：“我要跑步，我要锻炼身体，我病了谁照顾我？！你来吗？！滚！”

我们大概不能说，梁某之类的人，乃是在接受了西方个体自由观念之后，以践行来对抗东方的隔离体制。她的这种行为，倒更体现出东方的特色，并不与大家共同去主张个人的大权利，而是采取偷偷个人违规的方式来获取个体小自由。当然，在西方诸国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比如有些人为了出门竟伪装成树丛出来行走，以躲避监控；再比如因为遛狗被允许出门，所以一条狗被不同的人在一天之内遛了十多次，令人啼笑皆非。

为何东方人鲜有提出“还我自由”抑或“还我们自由”的口号？按照一般的观点，那就是东方人更讲求集体主义，而西方人更主张个人主义。李大钊在五四运动这场中国启蒙运动前夕就曾说过：“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1]这种比较观点延承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比较视野，似乎东方讲求集体性，西方只诉诸个人性。而事实证明，每种文化内部都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分法早就失效了。

关键在于，欧洲人喊出的“还我自由”，到底是何种自由？答案就是——“消极自由”！

在西方，所谓“主体消极自由思想，诞生在16和17世纪那个宗教战争的年代”，在主体自己来“独立决定”上争辩不休，“但是霍布斯（Hobbes）却把这些争执中的各个派别，巧妙地引导到个人自我决定的一种消极思想的轨道上去：‘人的自由’，他在《利维坦》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声称：‘确切地说，意味着没有抵抗，在这里……抵抗’应当被理解成由于‘外在的动因’而造成的限制”[2]。这就意味着，霍布斯这位冷酷的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在最基本的层级上，把自由当作“没有外在抵抗的自由”。就疫情隔离而言，所谓“没有外在抵抗”恰是说，人身体的自由没有得到限制，自然躯体的运动没有被阻止，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条件允许。

欧美民众所抗议的，主要就是居家的限制隔离措施，因为这妨碍了他们的“人身自由”。然而，这种自由诉求，却不仅仅是外在的，因为当你产生“不要限制我身体自由”的念头时，就有了实现自己“自由意图”的意图。所以，这里的限制“人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限制“人心”，因为你要出去而突破隔离的“心念”也被限制了。按照中国本土智慧，身心始终是合一而不分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讲的由两个“人”所组成的“仁”字，在古代竹简当中的原本写法是上面是“身”字，下面是“心”字，“身”居然在“心”之上，不仅身心一体，而且心不统身。

有了“消极自由”，就有“积极自由”。另一位英国的现代政治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提出了这种著名的区分，所谓“消极自由”就是Negative Liberty，而“积极自由”则是Positive Liberty。按照柏林的意思，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受干涉的自由。换言之，这种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亦即免于干涉、免于限制、免于强迫、免于奴役……的自由。相对而言，“积极自由”则主张“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拥有“作为向导”，我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它们[3]。

从更高的层面来析之，所谓“消极自由”就是一种外部免除式的自由，而所谓“积极自由”则是一种内部自我实现的自由。由此可见，疫情期间那种要求归还个体自由的诉求，要追求的仍是“消极自由”，也就是比较低级的“免于人身限制”的自由，而并没有诉诸一种“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

然而，问题在于“消极自由”只是一种低级的自由，甚至就是一种居于底线的自由。因为自由如果就是行动的不受限，那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诉求。这种自由，尽管是作为底线的，却又是如此之基础的，从而的确构成了自由的“基调”。

由此，可以给出一个并不算恰当的比喻：如果你去一家餐厅吃饭，餐厅的经营者告诉你，这里的饭菜都达到了健康水平，都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那么，这只是一种底线的自由，这种自由也就是消极的。但是，谁去餐厅都不是要被损害健康的——除非你吃河豚冒着被毒的危险——你去餐厅是为了美餐一顿，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对于餐食之美味的追求，那可算是一种高级的自由了，这种自由亦是积极的，因为你要主动争取去获得饕餮美食之享受。

“消极自由”所带来的难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留下自由空间，让“我”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到他人抑或体制的干涉？自由之所以乃为消极的，就是说，一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决不能被其他人所干涉。这次抗议隔离的人群就是如此，他们的自由诉求乃是相当“自我”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利益”的索回。尽管作为群体事件出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作为“单体的人”而存在的，所寻求的乃是“个体化的自由”与“自由的个体化”。

然而，作为每个单体的他们却没有追问：“我”的这种自由追求，是否影响到了他人？由此“消极自由”也有个前提，那就是“我”对自由的追求，并不要妨碍他人的“合法权利”，要在这个合法的范围内来拓展自我的自由疆界。由此就会形成这样的推论：只要是“我”未妨害、侵害、损害到你们和他们的权利，那么，原则上“我”是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历史非常时期，悖谬就出现了：抗议隔离的人士呼吁“还我自由”，这是对“消极自由”的基本保存，但是，却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抗议活动，从而将病毒传染给其他的人群。而且，当他们已经客观上阻碍医生去救助新冠肺炎患者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对其他人的自由造成了某种损害，无论他们的主观意图是什么，新冠肺炎患者也都有被救治的权利。这意味着，抗议人士对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的挽回，妨碍了新冠肺炎患者对“被救治的自由”这一同样也是低级的权利之获取。

既然“消极自由”乃是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而存在的，那么，它也就缺乏了对于更高级自由的追求：告诉你人身不被限制，却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样的“良善生活”抑或“美好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换言之，“消极自由”并不能焕发出我们对幸福生活的追寻。正像1994年那部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所展现的那样，逃脱监狱当然就是获得“消极自由”，但是超越牢笼后在海边选择美好的生活，才是“积极自由”的最终实现。

如果再提升一个境界，将自由问题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那么可以说，“消极自由”是顺应自然的，而“积极自由”则是征服自然的。顺应自然就是不与外物之间形成对抗关系，这近似于中国道家所讲求的“法天贵真”，就像“逍遥游”那般无拘无束从而达到“无限飞升”之境；征服自然则是要主动对外物进行改造以适应主体性的要求，这又近似于中国儒家所讲求的“自强不息”，就像“尽天事”那样积极作为从而达到“从心所欲”的自由之境。

实际上，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自由的积极与消极之分。柏林的两种自由划分，一般可以追溯到1958年10月31日他在牛津大学的那篇重要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aty），后来以单行本发行而影响深远。但在1948年，中国政治学家萧公权辨析自由概念与践行的《自由的理论与实际》一书里面，就已经涉及这种积极与消极的自由划分，只不过他更多是从中国儒家的视角出发，来确立积极的自由之地位的。

按照萧公权的政治理念，“如果自由是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换言之，自由是遂生进而达意的总称，那么自由实在是人类天性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谓率性就是自由。用俗话来说：一个人按照他自己本性的要求而活动就是自由。这是自由的基本意义。自由当然包含不受外力障碍的意义，但不受阻挠仅仅是自由的消极条件。本性自身的发展才是自由的积极内容”[4]。这就意味着，萧公权先生较早就区分了自由的“消极条件”与“积极内容”两个面向，并大胆地使用“率性之谓道”来解释自由。儒家由于天道性命的本意或许原非如此，但是的确包孕了“积极自由”之含义，这才是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被翻新的现代意义吧。

对“积极自由”的积极追求，我们后面再继续说，下面还是继续深入“消极自由”的消极取向之内部，“消极自由”还有个更为基础的前提，那就是所谓“生存权”。

对于人类而言，什么是最根本的呢？当代中国思想家李泽厚曾有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个回答浸渍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智慧。按照他的哲学主张，“人活着”乃是第一个事实，“活着”就比“为什么活着”更加根本，因为它就是既定的事实。具体来说，第一，人活着“首先是指人的动物性机械的生存运转（从出生到死亡），其次是指人意识自己在活着”；第二，“选择死（不活着）总是极少数人；作为族群，人类生存着”，所以才说，人活着是“第一事实”[5]。这就回归到人类的底线来加以言说，事实上这个进化为人类的族群需要整体地生存下去。这种群体性之“活”，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能决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抗议的总体事实，哪怕人类面临小行星撞上地球那种偶然性事件，也还是要争取活下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