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转型时代(约145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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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笞
FLAGELLATIO

皮耶罗·德拉·弗兰西斯加(约1415—1492年)在1447—1460年间创作了被称为《鞭笞》的流传甚广的小习作。这幅画现在被收藏于乌尔比诺的国家美术馆,以双联画结构、建筑细节和令人惊叹的透视法的应用而闻名,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具有神秘的寓意(见插页图4)。1这幅画分为两个具有区别性的区域。在左边,一个夜间的鞭打场面出现在明亮的古式院落的内部。在右边,三个高大的男人在一个空旷的花园里交谈。左边黯淡的月光被右边溢出的日光驱散。

建筑物的基本结构令人奇怪地模糊不清。执政官的庭院是庄严的古典风格。沉重的房顶的嵌板由从大理石路面耸起的两排有凹槽的科林斯风格柱子撑起。在中心,饰有金色雕像、象征耶路撒冷的古罗马神殿的柱子上绑着一个囚犯,旁边还有两座带有突出的观景楼的中世纪房屋。远处是一片绿地和蓝天。因此,这幅画的一部分被设定在过去,另一部分被设定在现在。

两群不同的人物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联系。在庭院中的鞭打场面里,有戴着一顶尖角的“巴列奥略”式样帽子的坐着的官员、一个戴头巾的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以及一个穿着短罗马宽外袍的随从注视着。在前景中,花园里的人群由一个戴着圆帽子、穿着栗色长袍和柔软的靴子的留着胡子的希腊人,一个穿着红色罩衫、戴着月桂花环的赤脚年轻人和一个穿着一件弗拉芒风格的毛边锦缎衣服的富商构成。

皮耶罗运用透视图确保了囚犯这个小的形象保持在中心的焦点上。光线、房顶的嵌板和柱子汇聚的线条,以及按照透视法缩短的路面大理石的正方形,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如何强调建筑物的内部活动。2

至于寓言,皮耶罗的艺术的突出特色已经表明,相互冲突的解释太多,以至于令人无从论及。3传统的观点认为,《鞭笞》描绘了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鞭打的场面。许多评论家把赤脚青年看成蒙泰费尔特罗。然而,它的拜占庭风格也是强烈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与主导那个时代新闻的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征服有关的许多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囚犯不可能是耶稣,而是圣马丁,7世纪在拜占庭人手中殉道的那位罗马教皇。指挥的官员可能不是彼拉多,而是拜占庭皇帝。三位居于画面前景中的人物可能是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参加者。在曼图亚,一位希腊使者请求西方君主发起一场十字军东征来拯救东方帝国。

然而,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坚信这幅画代表圣哲罗姆的梦。哲罗姆曾经梦到他由于阅读异端的西塞罗的著作而被鞭打。这可以解释两部分之间的不一致。前景中的三个人物——两个男人和一个赤足天使——“正在讨论圣哲罗姆的梦中情节所体现的古典文学与教父文学之间的关系”4

线条透视法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艺术感觉。5它使皮耶罗的同时代人保罗·乌切洛非常兴奋,甚至会叫醒床上的妻子来讨论它。它是一种用于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三维世界的现实图像的绘图方法。它开始表现通过人眼看到的世界,因此标志着对中世纪艺术的层次比例的彻底抛弃。它首先由布鲁内莱斯基从他对古典建筑的研究中发现,然后在以阿尔贝蒂的《论绘画》(1435年)、皮耶罗本人的《透视绘画论》(1475年之前)和丢勒的专题论文《论测量》(1525年)为代表的许多理论性论文中得到详细论述。它的规则包括平行线朝着一个产生错觉的“消失点”和“水平线”汇聚,物体缩小的尺寸和它们与“消失点”的距离有关,并且包括沿视觉中心线伸展的相貌的缩小。6这种画法的开拓时期的典范可以在佛罗伦萨大教堂洗礼堂青铜双扉大门上吉贝尔蒂的《天堂之门》(1401—1424年)和圣马利亚教堂中殿的马萨乔的壁画《圣三位一体》(约1427年)中找到。其他标准藏品还包括乌切洛的《圣罗马诺之战》(约1450年)、曼特尼亚的《哀悼基督》(约1480年)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1497年)。

透视法一直支配着随后400年的具象艺术。达·芬奇称它为“绘画的缰绳和船舵”7。一位现代批评家称它为“一种独特的欧洲视角”8。自然而然地,当现代艺术家最终开始解构传统的方法时,线条透视法成为他们的目标之一。如同保罗·克利在他的《透视法的幻象》(1920年)中所做的一样,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年)和他的形而上画派探讨了《令人不安的缪斯》(1917年)这幅画中错位透视法的影响。留给荷兰人M. C. 埃舍尔(1898—1970年)的是探求最后所有纸上的线都涉及错觉的视觉谜语。[印象派]

在这些无可比拟的多才多艺的佛罗伦萨人中间,没有人能超过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年)。这位画家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可能是《焦孔达》(即《蒙娜丽莎》,1506年),他看上去拥有无限的天分去满足他无限的好奇心。他的笔记本从解剖图到直升机、潜艇、机枪的设计,无所不包。甚至在更早的时期,这样的机械发明在德国就曾风行一时。4他的声望被神秘的失踪作品环绕,也被名声在外的巫术环绕。据说,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在佛罗伦萨的街市上买回装在笼子里的鸟,为的是把它们放生。对于艺术和自然的秘密,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在法国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为弗朗索瓦一世服务。他在卢瓦尔河靠近昂布瓦斯的克鲁城堡去世,它被称为“比意大利本身更为意大利化”的世界的一部分。5[列奥那多]

文艺复兴从来没有被限定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的风格之内,它的影响持续地波及全部拉丁基督教世界。现代学者有时忽视了这一事实。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巴塞尔,1860年)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后来人没能意识到更广泛的层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思想骚动在北欧的早些时代就能看到,尤其是在勃艮第和德意志的城市。在法国,除了引进意大利的风尚外,它还展现出许多民族的特色。它的影响也并没有局限于意大利的近邻。例如,它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影响深于对西班牙的影响,并且在触及东正教世界的领地之前,它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奥斯曼帝国吞并的国家里,文艺复兴的痕迹是轻微的;在莫斯科公国,它被限定在少数的艺术模仿方面。事实上,文艺复兴为拉丁西方带来了新生,但却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文艺复兴的原因既深刻又广泛。它们可能与城市的发展和中世纪后期的贸易有关,与富有而强大的资本主义扶植者的兴起有关,与影响经济和艺术生活的技术进步有关。但是,精神发展的源泉必须首先在精神领域中寻找。在这里,教会的堕落和对教会传统教义的失望成为主要因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根源都在思想领域,这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