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一年
陈为人出狱了。
下了将近一礼拜的雨，终于收住了，但天还是阴阴的。1931年11月的上海已经颇有寒意，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子一早就在监狱外等候，一头朴素短发，圆圆的鹅蛋脸，肤色甚白，是上海滩常见的少妇模样，手上拿着一件加厚的棉布长衫。
龙华监狱厚重的铁门略略开启了一点，仅容一个人出入。缓缓地，门内走出一个清瘦的男子，看上去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长身玉立、眉目清秀，只是脸上带着病容，眼睛似乎不太适应并不算很亮的室外光线。他的脸上看不出欢喜还是悲伤，他甚至没有算过，这是他第几次出狱了。
十多年前，他一度在北京追随陈独秀，跟着这位倔强而刚烈的先生到处演讲、发传单。有一次，他问先生：“这样做怕不怕被抓进牢房？”他记得先生微微撇撇嘴，看了他一眼道：“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
这回，陈为人又一次在这个“摇篮”里待了半年多，“摇篮”给他的馈赠是麻木的双腿和严重的肺病。此时，短发少妇已经快步走到他跟前，一边帮他穿上棉布长衫，一边轻声问：“我们回哪里？”
陈为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一辆有点破旧的黄包车已经停在他们跟前。车夫甚是机灵，一看陈为人行动不便，立马紧跑几步，蹲下说：“先生不要湿了鞋子，我来背你上车。”没等陈为人说话，车夫已经不由分说背起他，轻轻放在了车座上。
陈为人虽是湖南人，但十几岁就来到上海，对这个十里洋场并不陌生。他知道遇到下雨积水，有些殷勤的黄包车夫会把客人背上车，这样可以多要点小费。但对于他这个刚出狱的人，这个车夫居然也如此，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不由地，陈为人打量了一下车夫。他不像很多车夫那么精瘦，黑黑壮壮的，年纪大约在四十岁左右，右手小臂的衣袖空空如也，似乎是条断臂。
“太太也一起坐上来吧，可以照顾照顾。”上海滩的规矩是，黄包车一般只能坐一个成年人，但这个独臂车夫似乎看出陈为人身体不佳。少妇也不客气，刚坐上车，车夫又问道：“先生太太去哪里？”少妇用询问的目光看了陈为人一眼，“去徐家汇吧，这地方待久了，去转转。”陈为人道。
“到徐家汇去天主教堂吗？原来先生也信洋教。”车夫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说话间已经小跑了起来。
陈为人笑笑没答话，他发现车夫左手抓着车杆，用粗麻绳把两根车杆绑在腰上，拉车甚是麻利，说道：“你用一只手拉车不容易啊。”
独臂车夫大声笑着，说：“小时候跟村子里小把戏摔跤，把手摔断了，我们泗阳老家不像上海，哪有好郎中，看了好几个月，最后都化脓了，只好像猪蹄髈一样一刀砍掉咯。”车夫说得轻描淡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看起来经常会有客人问他。
陈为人趁他讲话，凑到少妇耳边上轻声问：“慧英，这辆车是你叫的？”
“他最近一直在我住的弄堂口等生意，我坐过两三次。今天早上出门，他看到了就来兜生意。我想龙华这里太偏，黄包车不好叫，就坐他的车来了。”韩慧英同样把声音压得很低。
见独臂车夫一时没话了，陈为人又找了个话题：“你这样拉车，一个月能挣多少铜钿？”
“我六年前从乡下到上海来，除了会种田，什么也不会。还好有一把子力气，正好有个认识的同乡在拉黄包车，原来搭班拉车的生毛病拉不动了，就叫我跟他一起拉。一个人从鸡叫拉到下半日，换个人再拉到鬼叫。”
独臂车夫东拉西扯，正是陈为人想要的，他再次凑近韩慧英：“最近你住哪里？”他们夫妇原本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排石库门沿街的铺面房子里，公开登记的是一个毛巾店。但半年前他被捕后，韩慧英也立即搬离了，这是陈为人在狱中就听到的消息。
“你被捕后，我带着孩子东躲西藏，换了好几个地方。现在住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但她家只有一个亭子间，她还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儿，加上我和爱昆，已经住得没有转身的地方了。”
若非韩慧英主动提起，陈为人都没顾得上问两岁儿子的情况。因为这个有点奇怪的独臂车夫的出现，让他只能先挑最重要的问。
北四川路永安里有一幢单开间的三层石库门房子。时近中午，底楼客堂间里，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放下正在翻阅的上海地图，走到后面的厨房，系上围裙准备做几道淮扬菜。
楼梯上，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匆匆走下，那男子马上叫住他：“润弟，有空的时候帮我去买一包刮胡子刀片。”那青年人没反应，径直往后门走去。男子想起他左耳失聪，快步走到他身体右侧，指指自己胡子拉碴的脸，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了一句：“我带来的那几把都剃坏了。”
“好的七哥，我现在就去买。”青年人停住脚步，回头微笑点点头。
他熟门熟路地走出弄堂口，来到拐角的一家烟纸店。店家拿出好几种刀片，让他自己挑，这把他难住了。虽说七哥已经来这里住了小半年，其间深居简出，白天极少出门，经常托他办点事，但买刀片还是头一回。他犹豫了一下，买了一包中等价格的。
回到家，七哥正在小厨房里忙，便把刀片递上。七哥一边切着菜，一边抬头看了一眼，抱歉地说：“我的胡子又粗又硬，这种普通的刀片刮不动。是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要买老人头牌。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买一下，这包刀片你留着用吧。”
在润弟眼中，这个七哥英俊严肃又和蔼可亲，令他从小就对七哥又爱又畏。七哥比他整整大十岁，在他们这一辈十四个堂兄弟中，七哥排行第七，润弟则是老小。不过，七哥并不管他叫“十四弟”，因为他的字是润民，所以叫他润弟。
润民知道，路边小烟纸店一般不进较贵的老人头牌刀片，只有百货公司才有。正好他要去趟书店，便再次走出后门，到弄堂口叫了辆黄包车。
坐在车上，回想跟七哥七嫂一起居住的这小半年，一种满足感油然而起。虽然，那天深夜的造访，让他惊出了一身汗。
1931年5月间，润民即将从上海法学院毕业，一天夜已深，正在准备论文，而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早已入睡。轻轻地，后门传来两下敲门声，来访者显然不希望打扰隔壁邻居。润民从当做书房用的二楼亭子间窗口探出头去，只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身影，便问了句：“谁啊？”
那个男子马上抬起头，对着窗口低声说：“润弟，是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七哥。喜出望外的润民一溜小跑下楼，打开门刚要说话，那男子示意他噤声，随后两人一起闪身进门。润民这才看清，七哥穿着一件藏青色单长衫，一旁的青年女子也是一身做工考究的深色衣服，难怪刚才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不清楚。
“润弟，我们先到客堂间坐坐。”没等傻站着的润民回答，七哥径直走进了客堂间。随手关上门后，七哥指着身边的女子说，“这是你七嫂，你们还是第一次见吧。”一边放下手上的皮箱，一边拉着润民在身边坐下：“这么晚来，没吵到孩子睡觉吧？我们估计要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三楼随便给我们安排一个小房间就行。但你要记住，我们来这里的事，你一定不要跟外人说，也要叮嘱家里人不要外传。”
七哥说话时，是润民最熟悉的严肃但不失亲切的表情，打小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在他心中，这个七哥是个既能做大事，又对家人充满感情的人。他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因为多年的习惯就是这样，对七哥的事从来不问，某种成分是不敢，又有某种成分是心照不宣。
就这样，这位历来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七哥，居然安心在这个小石库门房子里住了下来。此后半年，甚至极少白天出门。在润民的记忆中，七哥白天只是偶尔出去过一两次，而且匆匆即回，有时候早晨或者晚上会出去，时间也会比较长，规律是早上七点前必回，而晚上七点后等天完全黑了才出去。只是，润民不是太清楚七哥究竟是早上几点出去和晚上几点回来的，因为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梦乡中。
黄包车一路跑了十几分钟，遇上了第一个红灯。
独臂车夫在路口停了下来，回头说：“我以前一直在苏北老家种田，一年到头在田里忙死忙活，也吃不饱肚子。来上海拉车多好，只要知道看红绿灯，有把子力气就行了。”
陈为人停下跟韩慧英的交谈，刚要接话，旁边又停下一辆黄包车，一个精瘦的车夫一边擦汗，一边大声说：“一只手阿秋，你怎么拉车拉到乡下来了？”
独臂车夫转过脸，用苏北话和上海话夹杂着没好气地说：“哪里有客人就到哪里拉，阿秋我不多跑跑，屋里厢女人和小把戏吃什么？”
那精瘦车夫瞥了一眼车上，大惊小怪地说：“哦呦哦呦，今朝力气这么大，一拉拉两个人，昨日夜里你屋里厢女人给你吃啥好东西了？”边说边讪笑着。
独臂车夫故作气往上冲，涨红着脸说：“人家是夫妻，喜欢挤一挤有啥关系？再说我拉得动，说不定到地方，人家先生太太给我两份拉车钱呢。”
话音刚落，红灯已经变成绿灯，路口等着的五六辆黄包车一起起步，飞也似的冲向路口。一边跑，车夫们一边大声呼喊，吸引了路边零星路人的目光。
冲过了路口，独臂阿秋放慢了脚步，回头看看身后的那些黄包车，得意地大吼：“你们这些饭桶，都跑不过我这个一只手的！”然后又放低了声音，对陈为人夫妇说：“先生太太没受惊吧？”
陈为人来上海多年，知道上海的黄包车夫常常喜欢在路上狂跑，不仅跟别的黄包车比，还要超自行车、有轨电车，甚至汽车，也算是苦中作乐的小游戏。他便笑笑说：“阿秋，家里有几个小把戏？”
“生了七个，女人的肚子实在是太争气，全是光榔头儿子。”阿秋又叹了口气，“不过么，阿大和阿四生病死掉了。阿二人老实，十五岁了，蛮肯做的，我让他去纱厂扫地，工钱没有几只铜板，吃饭不用吃家里了。”
阿秋一路说着几个儿子的情况，韩慧英趁机低声跟陈为人说：“前几天，我去了何宝珍那里，她说等你出狱后，我们可以搬去她家里住。”
陈为人想了想说：“她和少奇工作都很忙，还带着孩子，少奇还是中央职工部长，我刚出来，怕有尾巴跟着，他们那里先不能去。”何宝珍是刘少奇的妻子，而陈为人十多年前参加外国语学社时，曾跟刘少奇、任弼时等聚在一起，学习俄语和无产阶级革命知识，为去俄国学习做准备。
黄包车在寒风中穿行，陈为人裹紧了棉袍，还是打了几个寒战。韩慧英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说：“组织上关照，让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先养好身体，工作的事慢慢说。”
这时候，独臂阿秋已经说到了他第六个儿子：“你别看小六子今年只有四岁，不过真的是聪明啊，啥事体一教就会，私塾老先生说如果不读书，就太可惜了。别的小把戏以后都送到纱厂做工，只有这个小六子，我是做死做活也要让他读书的。”
看到他谈兴正浓，陈为人更靠紧了韩慧英，把声音压得更低：“顾顺章出事之后，上海的党组织的情况怎么样？”
“被破坏得很严重，不少同志被捕了，我也是最近才联系上组织的。”韩慧英轻轻叹口气，看着路上萧疏的情景，有点出神。
“胡公还好吧？”
听到陈为人这一问，韩慧英赶紧定定神：“真是万幸，听说胡公提前得到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立刻撤离了，来抓捕的特务扑了个空。不过从4月份以来，一直不知道胡公的消息，说是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去苏区了。”
陈为人轻舒一口气，只听韩慧英继续道：“不过国民党最近连续登了两次报，悬赏两万大洋缉拿胡公，所以也不知道胡公到底是不是还在上海。”
这时候，独臂阿秋已经说完他七个儿子，开始说他女人家里的事了。
吃着简单的午饭，七哥随手拿起当天的《民国日报》，这是润民刚才带回来的。一眼就看到头版上刊登的一条悬赏启事，以两万银元捉拿周恩来。他毫无表情地继续翻看其他版面，此刻他注意到坐在八仙桌对面的润民，正以有点担忧的眼光看着他。
对于这个自幼身体羸弱、左耳失聪的小堂弟，七哥始终是很怜爱的。而且他还有个年轻的妻子，以及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七哥绝不愿让润弟一家涉险。
但今年的情况太特殊。他在上海的多处居所和办公地先后暴露，只能选择这个润民父亲买下的石库门房子，作为最后的落脚点。这里毕竟独门独户，只要深居简出，就不容易受外界注意。而且，外面知道他这个秘密住址的，只有一两个人。
但这样的日子，对于习惯忙碌的七哥来说，是一种煎熬。白天，他只能看看书报，或者逗逗润民顽皮的儿子，而他脑子里，一直在不断梳理着大半年来的惊涛骇浪般的历程。
这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其实，按中共中央的原意，只是打算开一次紧急临时会议。但没想到，在筹备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表示不同意，他认为临时会议没有权威性，不如直接开四中全会。这时候，远东局新来的代表德国人艾伯特也提出，临时会议无权改组中共中央，而不改组就无法扭转错误路线。
那天的修德坊6号里，除了远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和在井冈山奋战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当时所有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四中全会。工作报告是总书记向忠发作的，与会每个人都作了表态。
最终的中央领导机构改选结果在意料之中，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撤销，选举了新的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全会虽然开得让人揪心，还是安全落幕了。但全会闭幕不等于全会结束，十天后，上海各级党组织分头秘密开会，要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其中有的会议开得气氛紧张，对四中全会文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就在1月17日下午一点多，多辆警车疾驰到三马路（今汉口路），特务、军警和巡捕直扑东方旅社，大搜捕开始了。旋即，逮捕了多人。
随后，警车又直奔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等四人。把人押走后，仍然派人蹲点守候，将前来联络的人一一抓获。三周后，二十多位被捕的中共党员被杀害。
面对这样的局面，七哥痛心疾首。他跟身边同志说，这样的巨大损失不应该再出现了。但现在，坐在永安里的屋子里，这才是他对1931年苦难回忆的开端。
独臂阿秋放慢了步子。
他指指前面的尖顶建筑，回头说：“教堂到了，信耶稣的人都喜欢去，先生太太要进去吗？我在门口等——你这个赤佬怎么老是跟我跑，知道我头眼活络，铜钿赚得多？”
后半句话，他已经在跟后面不远处，刚才那个跟他打招呼的精瘦车夫说了。
陈为人和韩慧英对视了一眼，韩慧英说：“我们礼拜天再来，现在肚子饿了，你拉我们回家吧。”
陈为人点点头，他刚才上车就说去徐家汇，是想利用这段时间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决定先到哪里落脚。现在大致情况清楚了，还是先回韩慧英的暂住地相对稳妥。
“你和爱昆现在住的地方叫什么？”陈为人虽然还是低声问，但不太在意独臂阿秋会不会听到，因为这话很家常。
“这里过去还有点路，靠近静安寺，叫子康里。我前几天问过了，弄堂里正好有个亭子间空出来，原先的租客刚刚搬走。我问了二房东，租金是一个月六块银元。但亭子间冬天冷、夏天热，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
“没关系，先安顿下来，然后再联系，看接下来做什么生意。”陈为人说的联系生意，韩慧英自然听得懂，就是找到组织，让组织上安排工作，接口说：“你放心，先养病，生意总归会有的，不着急。”
这话说得并不算响，但耳尖的独臂阿秋还是听到了，马上搭话道：“现在做生意要当心啊，帮会里面要烧烧香，巡捕房也要塞点好处，连法租界里面的安南兵，那帮瘪三也晓得要好处了。”
陈为人知道独臂阿秋说的安南兵，就是法国人从殖民地越南征来的士兵，补充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手，笑着大声说：“不当心么，就要吃官司了。”
“先生上次做生意被流氓敲了一大笔铜钿，人还被弄进去，还没死心啊？”独臂阿秋这话，是今天一早韩慧英上车时跟他说的，现在他又反过来问陈为人。
“上海滩真是鱼龙混杂，我们生意人有发财的，也有像我这么倒霉的，不过除了做生意，别的我不会啊。”陈为人半开着玩笑，独臂阿秋也一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黄包车已经拉了七八里地，陈为人越来越冷，阿秋却满头大汗，已经有点气喘吁吁。
“上海人都说拉车的风里来雨里去，肯定短命，拉七年车肯定死。我已经拉了六年了，大概明年就要翘辫子了。”独臂阿秋高声自嘲着，虽是叹苦经，脸上却并不愁苦。
没一会儿，黄包车进入一个弄堂，拐了两个弯，停在了一个石库门的后门。独臂阿秋又要上前去背陈为人下车，被陈为人摆手制止了。韩慧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道了声辛苦，便搀着陈为人进门了。
独臂阿秋默默地注视着两人的背影，若有所思。
吃罢晚饭，七哥坐等天黑。
已是深秋，才六点多，天色已经全暗了。七哥还是不紧不慢地喝茶，看他最喜欢看的地图，因为他的作息原则是，晚上七点之后才出门。
七点刚过，永安里这座房子的后门走出一个人，上身穿藏青色短风衣，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半旧皮鞋，头戴鸭舌帽。今天出门，七哥选择了工人打扮。
他的步履不疾不徐，熟门熟路地穿行在小弄堂中。有些地图上没有的路，他也已经摸得很熟，多走小路、不坐公交是他这大半年来的行事风格。
二十多分钟后，七哥走进一个小小的电影院。一看就是一个三轮电影院，门口显得破旧，而且灯光昏暗，放的是头轮电影院两三个月前就放过的好莱坞电影。但对于七哥来说，却是一个理想场所。
卖票的老头提醒他，电影已经开始了一刻钟，七哥面露懊恼神情，但还是做出舍不得不看的样子买了票。放映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十来个人，七哥看到在倒数第五排，右面里侧坐着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便走到倒数第六排，在那个人的左前方坐下。
“胡公，中央又来问你何时去苏区，现在继续待在上海越来越危险了。”中年男人略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
七哥没回头，低声说：“我刚把胡子刮了，这个胡公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了？”说着自己笑了笑，继续道：“不过明天就会长出来，又是胡公了。”
中年男人也笑着说：“谁不知道胡公是美髯公。”
胡公正色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应该尽早离开上海，但这个人没找到前，我是不能走的。”
中年男人虽然知道前排的胡公看不到，但还是情不自禁地点点头：“根据你提出的要求，这个人要懂文墨，最好是做过文字工作，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家庭，要非常谨慎负责。今年4月份顾顺章叛变后，我们上海的同志有不少被敌人逮捕，其他的很多人都离开了，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继续找，要外松内紧，没有合适的宁可再等一等。”胡公知道，坐在他后面的这个人比他更急，因为人选定不下来，自己就不会离开上海。他想了想又问，“龙华监狱里的那些同志们，现在营救出来了多少？”
“他们在里面很团结，斗争也很有策略，敌人抓不住把柄，最近开始陆续放人了。我这几天也在收集释放的情况，现在党组织都换人了，消息比以前慢了很多……”
胡公没等他说完，一字一字地说道：“营救工作要加快，特别是关向应、谢宣渠、刘晓、陈为人等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干部，一定要全力营救，要用好互济会的力量，多管齐下。”
说着，胡公就要站起身，但又坐下道：“你也要特别当心，这么多文件现在由你保管，一定不能出事！”说完，便起身离开。
中年男人没有侧脸，用眼角余光看着胡公从走廊上走出，心里突然想起一个人，但已经来不及叫住胡公。
陈为人刚刚和衣躺下，韩慧英带着一个穿西装的胖男人敲门进来。
“这是郭医生，是小妹介绍来的。”韩慧英的话，陈为人当然听得懂。上午到了明月坊，韩慧英没带陈为人去自己暂住的亭子间，而是去12号找二房东，表示要租下那里的亭子间。
那个二房东是个麻利的宁波女人，四十多岁模样，看到韩慧英便道：“上次你来问我，我说六块钱一个月，不过前面的租客还没走，现在他留下了几件家具，最好阿嫂你出点转让费，他也不用搬走，你们也不用再买，很合算的。”
韩慧英知道，所谓转让费就是后续租客买下前面租客留下的家具，两厢便利，便问：“要多少？”
二房东眼睛都不眨地说：“五块银元，桌子椅子都是全的，半卖半送。”她这么迅速地接话，是为表示自己绝无从中牟利，开口报出的就是前任租客的要价。
韩慧英想让陈为人早点休息，便想答应下来。一旁的陈为人却道：“宁波阿嫂，我女人说她看过的，家具都很旧了，四块银元都不值。”他这么说，是不想答应得太爽快，不然会让这个宁波二房东觉得他毫无生意人气息。
果然，宁波二房东提高了声音道：“哦呦，先生真是生意人，价钿算得噶清爽。不过人家前头房客就是说要五块钱，这样吧，我来帮他做个主，四块五角钱，你们也别再还价了。”
在亭子间安顿下后，韩慧英就想把儿子爱昆从隔壁亭子间抱过来，给久违的父亲看看。却被陈为人阻止：“我在监狱里，肺病比以前重了，怕是肺结核，最好先找医生看看，别传给爱昆。”
韩慧英点头称是：“最近刚跟党组织联系上，派了一个叫小妹的女同志跟我单线联系，我一会儿就去接头地点跟她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医生。”
待到吃过韩慧英出门前留下的晚饭，陈为人刚要躺下，便看到这个胖医生进来，心中还是很欣慰的。胖医生掏出听诊器，在陈为人胸口听了好一会儿，用带点广东腔的上海话道：“这个有点像肺结核。”陈为人倒是坦然：“那么郭医生可以给我开什么药吗？”
胖医生想了想说：“肺结核没有什么特效药，最有用的不是吃药，是要安心静养，保证营养，还要多呼吸新鲜空气。从你这个症状看，现在还是早期，只要注意调养，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说完，胖医生便告退，既没有留下药物，也没有收取分文诊疗费。陈为人问韩慧英：“这是组织上派来的医生？”
韩慧英道：“现在党组织被破坏得这么严重，哪里还有自己的医生。这是小妹帮我找的，说是张老太爷家里人看病也经常找他，反正还算可靠吧。”
陈为人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他没想到自己在狱中这大半年，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如此凋零。韩慧英也没再说什么，只是用眼神示意他早点休息。胖医生的话她听在耳中，心想：好好休息现在倒是不难，但呼吸新鲜空气却不好办，因为陈为人刚刚出狱，为安全起见，最好隐居一段时间再出门。而保证营养是最难的，夫妇俩没有收入，党组织的经费已经断了大半年，拿什么去买鸡鸭鱼肉？
胡公走出电影院，卖票老头已经在票房睡着了，口水几乎垂到了桌上。
他加快步伐走进了夜色中，并没走来时的路，而是走了一条新路。在街上走了十来米，便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弄堂。尽管只有微弱的月光，但他没有放慢脚步，熟门熟路地在弄堂里穿行，仿佛有一双穿破夜色的眼睛。
一路默默地走着，胡公的内心却波澜翻滚。
1月份的那次大搜捕之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损失不小，但胡公久经风浪，在他的周密布置下，转移了一批人，更换了几处接头地点，用了一两个月，就基本恢复元气。但没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一个凌晨，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惊醒。
听声音是事先约定的暗号，但这天并非预定碰头的日子，客人又是夤夜来访，纵是胡公也不免心惊。确认没有危险后，胡公开门迎进了两个人，都是他负责的中央特科的直接下属：陈赓和李克农。
两人也都见过大世面，神情依然镇定。他们对视一眼，陈赓低声说：“顾顺章叛变了。”
胡公略一点头，道：“简单说一下过程。”李克农和陈赓以最简略的话语，报告了事态过程。原来就在上个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可能是缺钱，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他对自己的魔术技艺很自信，更自信的是自己的化妆术。但没想到，4月25日刚一上台，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在台下认出，立即遭到特务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马上叛变。
胡公摆了摆手，问：“消息是谁送来的？”
“武汉方面给南京中统头子徐恩曾发去密电，一连六封都是‘十万火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正好徐不在办公室，钱壮飞根据已经掌握的密码本副本，才知道顾顺章叛变了。他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根据预先约定的紧急联络办法，找到了我们。”
胡公面色沉静地听着，脑子一刻也没停。在1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刚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他一直是特科负责人之一，还兼任行动科科长，专门负责惩处叛徒。
“这个顾顺章掌握了中央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联络点和接头方式，我跟他很熟，这个人精干滑头、心狠手辣。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和伪装技巧。”胡公轻轻挥了一下手，“你们分头通知能联系上的同志，马上撤离，能立刻离开上海是最好，不然也必须立即更换住所，中央机关不能再去了。”
胡公随手拿起帽子，起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突然停步回过身来，差点跟紧随着他的陈赓和李克农撞个满怀：“钱壮飞同志打入中统内部很不容易，现在必须立刻撤离南京，这次他立了大功，但也暴露了，你们要尽一切努力保护他的安全。”
说完，胡公消失在门外略带晨雾的夜色中。李克农和陈赓都是心头一热，心想：这么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胡公还惦记着战斗在南京中统内部的钱壮飞的安危。
此时，胡公已经接连穿过了五六条弄堂，前面不远就是永安里。他略感凉意，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脑中的思绪依然汹涌。
调养了大半个月，陈为人觉得身上松快了不少。虽然时节已经入冬，但他却不像刚出狱时那么畏寒，而且胃口也好了不少，他喝稀饭时，两岁的儿子爱昆经常好奇地看着他，看着父亲津津有味吃稀饭。
吃过早饭，韩慧英买菜回来了。陈为人看到，今天的菜篮子格外丰盛，除了有日常的青菜、豆腐，居然还有半只鸡，问道：“今天怎么这么奢侈？”
“组织上让小妹带来了十块银元，让我们付这个月的房租，还说给你买点吃的，调养身体。”
陈为人轻轻叹了口气：“我这大半年都在监狱里，现在虽然出来了，但整天就在家里躺着吃喝。现在的局势这么不好，同志们都冒着很大的风险在工作，我却一点插不上手，还要花组织上的经费……”
韩慧英知道他心里焦急，忙岔开话题：“你看我今天还特意买了尖椒，虽然医生叮嘱不能多吃，但我知道你这个湖南人，好久不吃尖椒，眼睛都没神了。”
陈为人只是淡淡一笑，继续道：“你说我还能为党干什么呢？”
“你现在这身体，要像以前那样去工厂、铁路上发动工人运动，怕是不太行了。你不是编过杂志吗？还可以继续做文字工作。”韩慧英说罢，便沉默了。
没想到，陈为人却精神一振：“报刊暂时停掉了，但中央机关还有一大摊工作，很多党的干部都转移了，现在应该很缺人手。像秘书处就有不少文件档案工作，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收发文件、保存档案这些工作我倒是可以做。”
韩慧英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道：“文件档案这么机密的事，组织上一定是用最可靠的同志来负责。像你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对你在狱中的表现，组织上肯定还要做一些调查甄别，怎么可能现在就让你做这么重要的事？再说，你这个想法，我们也不方便跟组织上提出来，工作要由组织安排，不能自己挑。”
作为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陈为人当然知道组织纪律。但这些年东奔西跑忙惯了，即便在狱中的大半年，他也在串联狱中的党员，一起成立了“同难会”，组成特别支部，有策略地跟敌人斗争。
而现在，蜗居在六七平方米的亭子间，整天无所事事，是他入党十年来极少有的状况。这令他坐卧不安，甚至心存愧疚。
今天又是预定的接头日。
胡公起了个大早。五点刚过，他就出门了。今天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棉长衫，肩头搭着个布袋子，里面放着两三卷纸和画笔，像一个早起写生的画师。
准确地说，胡公这种只在早晚出门的工作状态，直接原因并不是顾顺章叛变。4月底得到消息当天，胡公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做出紧急改变。
但坏消息接踵而至。1931年6月2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胡公反复劝告，擅自外出并过夜，结果被捕。刚刚调入特科的潘汉年立刻把消息报告胡公，并说其极可能叛变。更糟糕的是，向忠发不仅知道胡公的住所，甚至还有房门钥匙。
胡公当即搬到四马路上的都城饭店，并派特科行动队在自己住所附近监视，以证实向忠发是否叛变。第二天深夜，特科队员就来报告，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胡公住所的后门。
从这以后，胡公辗转多个地方，最后来到了某僻静处落脚，并深居简出。
在大大小小的弄堂里穿行了将近半小时，胡公走进一家小饭店。这是一个街面小馆，店招非常简单，就在门口悬挂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斗大的“面”字。这种小馆子在当时的上海滩十分普遍，因为经济实惠，上海人管它叫做“普罗馆子”，就是大众餐馆的意思。
店里已经坐了不少来吃早饭的客人，胡公进来也没堂倌来招呼，他看到靠墙的桌子边，两个食客已经在收拾残羹，便径直走了过去。果然，他刚走到桌边，那两人就起身离开了。
胡公坐下，向四周扫了一眼。隔壁饭桌的长凳上躺着一个人，身上酒气扑鼻，不仅自己占了一条长凳，一只脚还搁在另一条长凳上，脸朝着墙壁正在呼呼大睡。这是一家通宵营业的普罗馆子，客人半夜吃过宵夜后，只需给伙计几个铜板，就可在凳子上过夜。
胡公招呼堂倌过来擦拭了桌子，并点了一碗阳春面，特别叮嘱要“宽汤重青”。堂倌明白，就是面汤要多，葱花也要多放。
面还没上来，门外走进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就是上次在电影院接头的人。可能是他穿着比较素雅，看着像个读书人，堂倌主动上前招呼了一下，然后走向那个躺着睡觉的醉汉，想把他赶走，让中年人坐那里。
中年人摆了摆手道：“不要打扰别人睡觉，我就在这里拼个桌吧。”随后走向胡公这桌，堂倌忙上前跟胡公打了招呼，中年人便坐下了。他也点了一碗阳春面，要求却是“紧汤免青”。堂倌心里想，看你穿得干干净净，以为身上有几块大洋，没想到也只点了十八个铜板一碗的阳春面，而且这么洋盘，哪有阳春面要面汤少，还不要放葱花的？
这时，胡公的面已经上来，他低头喝着面汤，低声道：“张老太爷，有合适的人选吗？”这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也不过四十岁的模样，但他在党内的外号却是“张老太爷”，可能是因为他办事沉稳的缘故。
“我想到一个人，他和少奇等人去苏联学习过，协助过李大钊开展工人运动，当过满洲省委书记，有十年党龄。他在1928年和今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坚持对敌斗争。”
胡公一边吃面一边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也想到了，而且他做过文字工作，在哈尔滨编过《哈尔滨晨报》，在上海编辑过《向导》和《上海报》。”
看到胡公表示首肯，张老太爷有点兴奋，马上补充道：“而且他的妻子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符合以家庭化掩护的要求。”
胡公点点头说：“看来我们俩想到一起了。他出狱多久了？”
张老太爷说：“应该就是上个月，在监狱里生了病，现在在家里养病，我这里的小妹已经跟他妻子韩慧英联系上了，已经接了两次头，还送了些生活费给他们……”
胡公打断道：“你马上做两件事，一是按照组织规定，甄别他在狱中的表现；二是让小妹具体了解一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继续工作。”
食客渐多，堂倌过来拍拍那个醉汉：“天大亮了，起来吧。”
醉汉倒也爽气，伸了个懒腰便坐了起来，看了一眼堂倌：“我也要吃早饭，有什么好吃的？”
堂倌指指身后的五个食客道：“这个桌子让给他们吧，你另外找个地方。”
醉汉大手一挥：“我昨天半夜就来了，凭什么要让？”
堂倌头眼活络，过来跟这桌的胡公和张老太爷赔笑：“小店小本生意地方小，这里能不能再坐个人？”
胡公点点头。醉汉刚在桌边坐下，胡公也不抬头：“陈赓，今天有急事吗？”
刚才一听醉汉开口，胡公便知是陈赓。他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讯息最是灵通，而且若无要事，陈赓绝不会出现在这个接头地点。
没等陈赓回答，胡公对张老太爷说：“刚才说的人选我觉得可以，但是对他这次在狱中的表现，还是要按规定进行甄别调查，一有结果马上跟我报告。你先走吧。”
张老太爷从兜里掏出二十个铜板放在桌上，起身就走。堂倌走过来收了钱，喃喃自语：“到底还是读书人，知道付点小费。”刚要转身，陈赓叫住他：“一副大饼油条，再加一碗阳春面。”
堂倌问：“重青免青？”陈赓大声道：“面要宽汤，重青，再多加麻油、鸡蛋皮、虾皮。”堂倌答应着，心道：要加这么多料，又不肯多花钱买碗三鲜面。
胡公还剩半碗面，边吃边说：“说吧。”“太饿了，都没力气说话了。”陈赓有些日子没见老领导，先调皮了一下。胡公顿了一下，“掌握在顾顺章手上的另一套中央文库，确定已经销毁了吗？”
中央文库除了留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一套外，顾顺章手上还留有一套。对中共来说，中央文库保存着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以来的大部分重要文件，是名副其实的“一号机密”。
“我派人再次确认了，顾顺章手上这个地下档案库，藏在虹口唐山路萧公馆的马房的石板下面。顾顺章叛变后，他已经派人把那些档案全部烧掉了。”
胡公点点头道：“你一定要确认是全部。”
“肯定是的。我还派人潜入萧公馆，当了一段时间用人，查清确实已经全部烧毁。”陈赓已经把大饼油条和阳春面吃了个干净。
胡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板，数了十八个放在桌上：“中央已经决定把中央机关撤到苏区，你我都要尽快撤离上海，这段时间务必谨慎。”说完起身就要走，陈赓笑道：“胡公这么小气，不像张老太爷那样，付两个铜板小费吗？”胡公微微一笑，掸掸自己的旧长袍：“我可是穷酸的画师，哪有钱付小费。”
陈赓心中微微一激灵，心道：“难怪胡公这么多年有惊无险，不仅是化装化得像，而且行为举止也要符合不同打扮的身份。”
转眼到了12月，天气放晴了几天，气温却越来越低。
最近几年，陈为人一直在北方工作，对上海冬天的阴冷颇不习惯，这几天又咳得厉害。晚上八点多，儿子爱昆皮了一天，已经躺下睡着了。韩慧英推门进来，直呼外面好冷。
陈为人急切地问：“见到小妹了吗？组织上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新安排？”“见到了。刚出门，在弄堂口又遇到独臂阿秋，他问我去哪里，让我坐他的车。我去见小妹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就说路边小店去买点茶叶，不用坐车。但我刚才回来，又在弄堂口遇到他，他问我怎么买茶叶去了这么久，我只能说路边那家店买不到你要喝的白茶，只能多走了一点路。”
陈为人皱了皱眉头，他虽自己没有出过门，但听韩慧英说，只要出门就会在弄堂口遇到独臂阿秋，这人似乎天天都在这里等生意，不知是何来路。
韩慧英喝了点热茶，继续道：“小妹还是说组织上让你继续休养，先不着急工作，生活费会保证的。”陈为人有点不悦，他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不为党组织工作还要拿组织上的经费。
“对了，刚才临走时，小妹问我们晚上会出门吗？我说一般不会，除了吃好晚饭会带爱昆在弄堂里玩一会儿，或者跟小妹接头，基本上不会出门。小妹说，这几天让我们晚上不要出门，还要求我们切记。”
陈为人听后想了想，觉得不对：“她为什么特别关照这几天晚上不要出门呢？而不是关照这几天白天晚上都不要出门？照理说，晚上出门不是比白天要安全些吗？”韩慧英点头称是：“上次跟小妹接头的时候，我把独臂阿秋天天在弄堂口的情况跟她说了，她也说让我们多加小心，这人会不会是敌人派来盯梢的探子？”
“从我出狱那天遇到独臂阿秋，我就有点怀疑。但根据正常的思路，盯梢的人应该尽量普通，尽可能不引人注目才对。你看这个独臂车夫，可能上海滩拉车的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敌人派这么让人过目不忘的人来盯梢，是不是有点笨得过头了？”
听这话，陈为人和韩慧英都笑了，韩慧英连忙捂住嘴，指指在床上贴着墙角熟睡的爱昆，示意不要吵醒他，然后轻声问：“那你觉得小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为人摇摇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预感不可能发生。
这一刻，润民正坐在自家一楼的客堂间，翻看手上的《福尔摩斯》报。这是当时上海滩很出名的小报。但小报归小报，却很少登风花雪月的文字，倒是另辟蹊径，跟它的报名一样，热衷于揭露党政军和社会各界的黑幕，特别喜欢挖点新闻事件背后耸人听闻的秘辛。看到这张报纸，联想到这几天来，上海市面上军警盘查极严的景象，润民不由地担忧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七哥七嫂。
进入12月份，以前喜欢在客堂间看报喝茶、喜欢下厨做几道拿手淮扬菜、喜欢跟润民两岁的儿子嬉闹的七哥，虽然神情依然如常，但更多的时候待在三楼自己的房间里，似乎跟七嫂有很多话要说。
尤其是前天晚上，突然有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人来敲后门，七哥把那人迎到三楼房间后，房门紧闭足足有一个小时。那人下楼时，正在厨房烧水的润民发现，七哥站在楼梯口，神情严肃地目送此人离开。
听到楼梯声轻轻响起，润民赶紧把手中的报纸放进抽屉里。抬眼一看，果然是七哥下楼了。“孩子睡了吗？”七哥轻声问。“睡着了，他妈妈抱上楼了。”
七哥跟润民笑笑，摸了摸自己浓密的胡子道：“你明天有空的话，能不能再帮我去买一下老人头刀片。我这么硬的胡子，也只有那个刀片能对付。”润民也笑了，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七哥真是美髯公，我怎么就长不出这么多胡子呢，明天还要买别的东西吗？”
七哥略一思索，道：“没什么了，你没事也早点休息吧。”说完转身刚要上楼，又转身叮嘱了一句：“明天帮我多买几把刀片。”润民实在忍不住了：“七哥，你跟七嫂是不是要走了？”七哥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过身来，默默地看着润民，便转身上了楼。
夜雨绵绵，三辆黄包车穿行在黑漆漆的夜色中。
虽还只是12月的上旬，但前几天天气晴好，冷空气也趁机南下。这几天连下了两天雨，空气中弥漫着的阴冷潮气，仿佛要钻进人的骨髓。若走在路上被雨水打湿，更是寒颤连连，无处躲避。
时近八点，陈为人陪爱昆在玩游戏。床上有几张花花绿绿的香烟牌子，被爱昆抓在小手里，翻来覆去地揉捏、拍打。“爱昆，别使劲捏，弄坏了就不能玩了。”在桌边缝补衣服的韩慧英，轻声说着爱昆，然后对陈为人说，“你也不管管？”“孩子小，还不懂爱护东西，过两天再去要几张香烟牌子就行了。”
那时的上海，烟草公司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为促销产品，就随香烟赠送小画片或图卡。大卷烟厂的香烟牌子大多画工和印刷都不错，还会出“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系列，但集齐颇不容易。
陈为人自己不抽烟，这些都是宁波二房东送的。她老公是个烟鬼加酒徒，常常喝得醉醺醺，倒也不闹事，就喜欢倒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二房东气急败坏时，会破口大骂道：“侬这只老赤佬，点把火把屋里厢和自己烧烧掉算了，倒也省心。”
看着爱昆玩香烟牌子，陈为人就会想起二房东夫妇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他忽然又想起一事：“那天你说，小妹关照我们这几天晚上不要出门，到今天有几天了？”韩慧英停下针线，抬头想了想道：“三四天了吧。”
“你觉得小妹这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一开始我也觉得有什么别的意思，但现在想想，可能她觉得天气冷了，这几天又下雨，叫我们保重身体，晚上就在家里待着，也没啥别的意思。”韩慧英继续自己的针线活。
“小妹是个很细致的人，还是老党员了，跟你接头又不是唠家常，这句话不像是随便说说的。”他们说着话，爱昆已经歪在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一个香烟牌子，画的是三国人物：常山赵子龙。
此时，三辆黄包车已经来到弄堂口。
车上走下三个人，弄堂口一个年轻的清瘦女人迎了上去：“跟我来。”
在弄堂里绕了几个弯，走到12号门口，那女人低声说：“就在亭子间，我刚才来看过。”
三个人中，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人说：“小妹，这么冷的天，辛苦了，你不用上楼了，先回去吧。”他随后转身，和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一起轻轻推门上楼。
听到敲门声，陈为人和韩慧英都是一惊。陈为人出狱以来，这里只来过两个人：上门出诊的郭医生和给小爱昆送香烟牌子的宁波二房东。
韩慧英低声道：“是二房东来收房租钱了？”
“不可能，如果是二房东的话，人还没上楼，声音已经上楼了。”陈为人接着道，“没事，你去开门吧。”
两个人带着寒气走了进来，后面那人摘下了鸭舌帽，陈为人夫妇大吃一惊：“胡公！”
胡公上前，按住想要起来的陈为人：“为人同志，不用起来。”
韩慧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这时已经倒好三杯热水，然后轻声道：“胡公、张老太爷，你们喝点热水，我去门口放哨。”张老太爷说：“后门已经有我们的同志在放哨。”
但韩慧英明白，胡公今天亲自上门看望陈为人，肯定有重要的事，按组织规矩，自己不应该一起听，便说：“那我就在下面的楼梯口放哨。”胡公点头道：“孩子没关系吧？”韩慧英马上说：“没事，这孩子睡觉沉着呢，而且刚睡着，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说完便推门出去，反手把门紧紧地关上。
陈为人兀自激动难平：“胡公，现在形势这么危险，你还来看我。我在狱中这大半年，和监狱里的其他同志一起，组织成立了共难会，一起和敌人作斗争。”
胡公笑着摆摆手，轻声道：“我们知道了，你在狱中不仅很英勇，而且很有策略，没有跟敌人蛮干，既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又坚持了对敌斗争的原则，干得很好。现在，其他同志也陆续出狱了，跟你在狱中的串联组织很有关系。”
听到胡公的肯定，陈为人热泪盈眶。他曾在胡公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深为钦佩胡公的为人和能力：“这两年反‘立三路线’有简单化的倾向，很多事情处理得过激了，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汇报。”
“这些反映我都听到了，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刚出狱的时候，连走路都有点困难，咳嗽气喘，还以为是得了肺结核。后来，慧英请来医生看了，说不一定，关键是要修养调理。这一个月一直在静养，感觉已经好多了。”陈为人说到这里，正色道，“胡公，我不能继续这么躺着了，我现在什么工作都可以做。”
胡公看了看坐在一边的张老太爷，张老太爷接过话说：“你知道中央有一批很重要的文件，一直保存在上海吗？”
陈为人道：“你说的是中央文库？”“对，中央文库还有一套在顾顺章那里。”
陈为人大吃一惊：“顾顺章不是已经叛变了吗？他手上的那套文件交给敌人了？”“说起来这事很蹊跷，我们一开始也以为，他手上那套肯定会交给敌人邀功，但他叛变后，却迟迟没有拿出来。”
“那他是想待价而沽？”陈为人道。“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所以就想动用所有的力量，赶在他交给敌人之前找到那套文件。陈赓和李克农那里，派了很多人到处追查下落，但一直没有消息。”
张老太爷喝了几口热水，继续道：“一开始，打探的消息是，那套文件藏在上海郊区，但郊区太大，这个根本没法找。直到上个月，特科行动队一个队员来汇报，说虹口唐山路上的萧家公馆的马房失火，内线说那套文件就藏在马房的青石板下面，被顾顺章派人一把火烧了。”
陈为人皱眉道：“这就奇怪了。中央文库收藏了十分重要的文件，可以说我们党最重要的秘密都在里面，应该是顾顺章手上最大的筹码，如果拿出来交给敌人，肯定能换来很多好处。他为什么要烧掉对他来说这么重要的东西？”
陈为人看看张老太爷，又看看胡公，似乎想寻找答案。
听到这里，胡公轻轻摆摆手：“至于顾顺章是怎么想的，今天先不讨论了。现在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原来顾顺章保管的中央文库确实已经被销毁，二是保管在中央秘书处的那套中央文库成了国内的孤本，保存好它对我们党来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听到这里，陈为人早就听出胡公的来意了，他郑重地说：“胡公，你是希望我来保管这个中央文库？”
胡公说：“因为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接连叛变，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我跟陈云还有其他同志商量，中央文库一定要保存在信得过的同志家里，而且这个家庭是完整的，有男女主人，最好还有小孩。然后，男女主人必须都是党的人，是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
陈为人有点激动：“我被捕了大半年，组织上还这么信任我？”胡公盯着他的双眼说：“为人同志，我们按组织规定对你进行了甄别，结论是你是可靠的，你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陈为人的热泪已经不能自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胡公诚恳地说：“你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已经有十年党龄，还当过满洲省委书记，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让你和慧英同志一起负责保管这两万多份文件，从此要隐姓埋名，不能参加组织活动，更不能参加组织的会议，你会不会觉得亏待了你？”
陈为人一字一顿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和慧英之所以入党，就是希望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为党工作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更不能挑肥拣瘦。更何况，在现在的形势下，保护好中央文库这个我们党的最高机密，是组织上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请胡公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胡公拍拍他的手背说：“从现在起，跟你们联系的人仍然是小妹，你们如果遇到重要问题，”胡公指指身边的张老太爷，“也可以直接跟张唯一同志联系，除他们俩，你们不能跟其他人接头，不能暴露自己的工作，必须保证中央文库的安全。”
陈为人站了起来，紧握胡公的手：“一定完成任务。”胡公也站起身来，道：“拜托了。”然后拿过桌上的鸭舌帽，准备告辞。陈为人有点激动地说：“胡公，今天我能不能叫你真名？”胡公哑然失笑，指了指熟睡的爱昆道：“被他听到没关系。”
陈为人走上一步，再次握住胡公的手：“恩来同志，我和慧英一定完成你的嘱托，请你放心，请党放心。”
送别胡公，陈为人久久不能平静。他把周恩来布置的工作，一五一十跟韩慧英说了，韩慧英也激动得不能自持。
两人默然无语好久，韩慧英站起身清理一下床铺，拿下了握在爱昆手上的香烟牌子，看着上面赵子龙的画像，对陈为人说：“你说恩来同志像不像这面画上的浑身是胆的常山赵子龙？”陈为人点点头：“恩来同志不仅有赵子龙的胆识，还有诸葛亮的智谋和关云长的忠义。”
韩慧英接着道：“那我们是什么人呢？”陈为人微笑着说：“如果后人还记得我们，应该自有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