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当这十几个人开始他们极为冒险的“接力”时，上海已经成为各地冒险者最青睐的城市。20世纪初，在不少中国人或外国人看来，上海之所以值得冒险，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地方，最不济也大致可以谋生。
这时候，不少犹太商人已经在上海发达，沙逊和哈同成了从不同路径晋级富豪的典范；日本人在虹口聚居，他们似乎想把那里弄得像小东京；很多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当起了“红头阿三”，主要就是拿根棍子管管交通；另外还有上万白俄移民来到这座城市，他们中大多数很贫穷，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妓女和乞丐，但也有些在霞飞路上开了不少商店，营造出还算优雅的欧式氛围。
当然，来上海更多的是同胞。这些成千上万的涌入者，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和山东，前两个省份更是占了大头。他们中，有的人腰缠万贯，来此是想获得更奢侈的生活；有的是落魄政客，想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有的是地痞流氓，来参加中国最有权势的帮会；有的是多少读了点书的摩登女郎，来此寻找梦想中的自由生活，但也有人被卖到妓院。当然，更多的是赤贫阶层，他们觉得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糊口或许没问题。
但这十几个人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在上海冒险的目的迥异于其他人，他们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城市的弄堂里，多数还组成普通家庭模样，但求越普通，越平常，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日子过得越不起眼越好。这么做，只为了身边那些神秘的箱子万无一失，“备交将来”。
或者说，他们的目的是深埋那些箱子，但为此必须深埋自己。
那些箱子似乎没有准数。一开始是二十多个，后来一度被压缩到五个，但最后又回升到十六个。箱子里具体装了什么，是这十几个人最讳莫如深的。若非妻子家人是同道中人或早已知情，那也是绝不可透露的。
对于箱子里的这些东西，他们中有人会在里面小心翼翼地夹上一些烟叶，以防霉变；有人会一年四季在房间里生着火炉，那是为了万一被敌人发现，可以及时投入火中销毁；有人每天半夜拉紧窗帘，取出箱中之物誊抄在小纸上，这能尽可能压缩箱量，以便隐蔽保存。
箱子里装的是历史。
这些箱子叠加在一起，有一个正式名称：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这里保存着两万余件中共中央1922至1935年的珍贵文献，较完整地反映了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活动情况。
特别是1930年10月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使用“存文组宣毛”的代号。“文”指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就是中央文库；“组”指中央组织部；“宣”指中央宣传部，后来改为特委；“毛”指共产国际。也就是说，中央秘书处收到文件后，都要送一份给中央文库。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万多件中共中央文件，它们是库藏主体。内容涵盖了党务、军事、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比如有中共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对各地方和各部队下达的指令性文电，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各种会议记录，还有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委、中央特科、中央秘书处等单位的业务文件。
另一部分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文件，其中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宪法大纲》《土地暂行法》《劳动法》，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布告第一号——政府成立及名单》等。
第三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文件，包括红军总部，红一、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文件，内容有军事编制、作战、后勤、军需生产和扩军等，其中有1928年《朱毛致中央信》，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编制条例》，1932年《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家蔷（王稼祥）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等。
第四部分是领导人文稿。主要有毛泽东的《宁冈来信——在湘赣两省白军围剿中的军事党务工作》《进攻长沙不克的原因》等；周恩来的《冠生第二次来信——对顺直省委改组的意见》《周恩来报告——前线指挥问题》等；刘少奇的《关于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巡视北京工作报告》等；朱德的《朱德来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等。
第五部分是中共在“白区”的文件，包括党务、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和军事斗争等内容。其中，中共上海区委上报中央的文件、资料，占各省委上报文件总数的三分之一。
最后一部分是“苏区”文件，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鄂豫皖中央分局、湘鄂西中央分局文件等苏区党组织的文件，内容多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开辟、政权建设和生产等。其中有1927年《湘粤鄂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鄂南黄赤光报告——鄂南暴动与党的领导问题》；1928年《毛泽东报告湘赣边界军事党务近况》；1929年《鄂东北特委组织问题决议案》《红五军在平江、修水胜利及瑞昌、阳新的失败》等。
为了守护这些箱子，这十几个人陆续走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并不处于同一时空，而是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年的生死接力，一直到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
在党内，他们原本有自己的职务和工作，有的是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有的是1921年入党的资深党员，有的是交通员，但为了管好这些箱子，为防不测，组织上要求他们不参加支部会议，不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不参加散发传单，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活动，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
他们的公开身份，也转换成了公司雇员、商店店员，或在学校当教师，有的跑单帮、摆杂货摊，有的充当二房东、老板、佣工、娘姨等社会角色作掩护，使敌人难以察觉，邻居也无从知晓。而且，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不过问文库的工作。
他们中，有一位年仅三十多岁的“张老太爷”，负责中央文库后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有一位身形瘦高的“瘦子”，当时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他和妻子一度共同保管中央文库，后来先后奉调去了延安；更有一位当过省委书记的“商人”，出狱后到上海养病，却受命承担起了守护人的工作，五年后贫病交加离世……
每遇险情，中央文库必须搬迁；每换一次负责人，也要搬一次家。二十多年中，文库在上海滩辗转搬迁近十次。这些深埋的守护者，想尽了各种搬迁方式，用过三轮车、黄包车、独轮车，也曾把文件拆箱，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手提步行搬迁。
那些年中，中央文库前后到过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某处、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成都北路974号……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文库还多次辗转于富裕人家的花园洋房、普通市民的石库门房子，以及学徒工的亭子间等，确切地址已经无法考证。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那些年中，中央文库守护者每次开箱整理，都能看到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写下的这段话。
那是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查用文件。他发现那里保存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并嘱咐陪同的秘书处负责人：“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写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并在总注中写下了上面那句话。“备交将来”是对中央文库档案价值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档案守护者们的郑重嘱托。
那十几位深埋上海的守护者，在二十多年生死接力中，让他们甘冒风险、清苦度日，无悔为之被捕甚至殉职的信念，或许就是深埋他们心底的这份托付——
备交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