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级意识为纲

捍卫变革的责任，以生命直观为革命学说的“质点”，恩格斯启动了通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的实践进程。由切己、在世的生命意识为观念基础，结合了空间剖析与政治论辩，在突破“政治经济学桎梏”的思想指引下，为马克思伟大的《资本论》论述体系提供了经验研究层面上的理据与资源。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第一卷有许多共同的资料来源，包括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皇家工厂、工厂视察员报告、英国议会议事录以及激进的和官方的期刊。当然，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恩格斯在1844年有更多的资料来源可用，但是除去这个不同，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论和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恩格斯著作的出版本身也为马克思建立自己的论述提供了一个重要来源，于是，作为对至1845年为止的状况的一种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释中向他的读者热情地介绍了该著作。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特定工业部门”章，不仅带着对它的历史相关性，而且对它的实际内容甚至工业的特定部门的许多赞同，马克思10次涉及了恩格斯的著作。因此马克思从晚近的资料中得出结论，即在这两本书之间的20年中，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25

深入于“黑暗之心”的迫害丛林域，正如马克思所准确评价的，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多么深刻”，而这正是以拒斥的立场而运化“阶级意识为纲”的重要显示。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的重要论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第二部分的开篇，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出于清醒的生命意识而对即将陷落于暗黑世界的“诸众”（Multitude）做出的“旷野呼告”，以呈召其对私有财产“原初异化”的坚定拒绝。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但是，如果有人拔掉他插的界桩或填平他挖的界沟，并大声告诉大家：“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了地上的出产是大家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你们就完了。”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将使人类少干多少罪恶之事，少发生多少战争和杀戮人的行为，少受多少苦难和恐怖之事的折磨啊！26

在卢梭的对照系谱中，“头脑简单的人”在陷入产权的泥沼之后，也便会逐步认定“黑暗森林”的竞逐是“必然性”使然，并无任何脱域的必要，而且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不会有更好的社会场域存在，也就不存在任何使得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机会。在这些人的十分简单的“头脑”里，唯有驯顺和服从，才是对“人类不平等”状况的最正当回应。

可是，当然也就会出现另一种人，秉持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不仅要拔掉“界桩”，填平“界沟”，打破人为的界限与区隔（从洛克的财产理论出发）；更要不断推进行动的框架，将“国家与革命”的议题深深嵌入工人阶级“生命状况”的分析研究中，让“变革的生命”的本原活力成为新的社会图景的革新之源，以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改写“寡头统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恩格斯在进入工人阶级状况研究序列之前所出版的长文章《谢林和启示》的结尾部分，也特别对阶级系谱“自我认肯”与“自我观审”下建立的“自我意识”的革命气象，进行了生动而意义深远的刻画：

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宏伟和威力，全部美丽和完善都放到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威力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27

在“斗争”所通达的千年王国的征途之中，“生命自身在于一种连续克服——一种反对障碍的斗争。只有在其根据上设置障碍、设置将被连续克服的某种东西，它才能真正开始。此外，障碍必须持续存在，否则构成生命的斗争将终结。”28而这原初的“设置”，也就是“阶级差异”的境况本身。无产阶级唯有从生命的根源性不平等出发，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使得自己的阶级意识与阶级的自我发展规律相协调、契合，才可以实现变革进程中“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的要义：“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是在寻求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29贯彻变革的责任原理，“生命不仅仅意味着自我运动，也意味着自我提升”，30随着本己的生命不断超越原有的希望与绝望的二元困境，也将会在新的世界创造进程中，而不是在忏悔和祷告、卑躬屈膝中，实现新的价值创建，并不断地勇于与接连而至的障碍，做长期、曲折而坚韧的战斗。

恩格斯在1895年撰写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揭示了导致历史上的变革行为最终都无法真正实现原初的生命境遇承诺，只能一再复现的“寡头铁律”的深层根源：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而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它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31

恩格斯旗帜鲜明的生命哲学，旨在拒斥“以往的一切革命”的积弊，恰切推进“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32由此将“生命体验”所呈显的“阶级意识”以思维判准的方式内化为历史变革的核心要件，因为“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运一样，同革命一样，在被思虑之前，阶级已经作为无法摆脱的呈现、作为可能性、作为谜题、作为神话被体验到。”33对于阶级意识的统领性强调，也正显现出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所定义的“通往革命之路”的整体性意涵，将无产阶级自1840年代不断兴起的革命行动奠立于深刻的共同生命之基，从而使得变革之为责任，在反抗者整全的未来社会图景中，“在他们的‘应改变现状’的计划中，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困境中，根据自己的个人视角具体地在体验。”34

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斗争，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35

以阶级构化的理性的生命意识作为规范性（Normativity）来源，恩格斯的生命哲学为“启蒙—革命”行动的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Theory）奠立基础，并由此而拨乱反正世界的真正创造者遭遇霸凌、践踏的生存境遇，进而以结构性的架构开展出全新的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为“新社会”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宏伟和威力、全部美丽和完善”36照亮认知明澈、持久灵动的“变革的生命”，而这也就呈报了主体交互的本真域由以构化“生命共同体”的独异（Singularity）之“在”（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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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基雅维利：《曼陀罗》，徐卫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John Bolton,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2020.

3　“当政治事务突然出现于宗教与教会范围的复兴中时，即马基雅维利所表明的复兴，这首先只是一种符号的纯粹游戏，一种纯粹的策略，它并不操心任何社会或历史的‘真理’，相反会玩弄真理缺失的游戏。”鲍德里亚：《沉默大多数的阴影》，载《艺术的共谋》，张新木、杨全强、戴阿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4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

5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4页。

6　斯宾诺莎：《政治论》，谭鑫田、傅有德、黄启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7　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8　在这个层面，斯宾诺莎的观察同样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同样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邪恶之眼”来看待世界并治理人群的“政治家”并不可能实现任何“理性的理想”：“政治家谋求的与其说是人们的幸福，毋宁说是人们的毁灭；他们之所以负有盛名与其说是出于智慧，不如说是由于狡诈。”斯宾诺莎：《政治论》，第1—2页。

9　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447页。

10　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第17页。

1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7页。基于文本的完整性、行文的融贯性、概念的系统性等原则，除特别注明之外，本书中所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中译文皆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卷中的全译本，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节选本做适当调整。后文仅以文内注标示页码出处，版本不再逐一说明。

12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1—2页。

13　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王涛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264页。

14　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页。

15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走出黑暗》，李洋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6　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第17页。

17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8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9页。

19　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顾嘉琛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页。

20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载《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1　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第543页。

2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红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7页。

23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页。

24　米歇尔·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与德勒兹对话》，载《福柯集》，第212页。

25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26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7页。

27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268页。

28　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29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7页。

30　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第107页。

31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5—596页。

32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书，第597页。

33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8页。

34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557页。

35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07页。

36　恩格斯：《谢林与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