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合时宜的运思

在“黑暗森林”君临的法则国度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本身就是最不可挽回的“不合时宜”。当资本的宰制在生命的过载状态下，呈现出“敉平与破灭”的悖论状态，在世之“畏”（Angst）以普全的方式铺展，将荼毒的黑暗思维上升为根本恶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以笔为旗，秉执锐利的思想之剑，践履变革的责任，就是要迎向资本信仰宰制的黑暗时代（与宗教信仰宰制的“中世纪黑暗”相对观），凭借对于历史发展的科学判准，为生活与生存的“普遍”困境找出克服机诈与陷溺的生命之途：“生命哲学从抵制中吸取力量”16。列宁在1895年9月所写的恩格斯纪念文章中，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礼赞马克思、恩格斯坚定信念、荡除乱流的历史性功绩：

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17

以超强视野和洞察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致思之处，恰恰是在最为广泛的“不合时宜”境遇下的“说不可说之勇毅”，但也由此而恰恰切中了革故鼎新的关节之处、紧要之维。那些害怕或怀疑无产阶级的发展，将无产阶级视为“脓疮”式存在的、更否弃无产阶级所能带来的种种改变的思想群体，也正是对旧有秩序抱有幻想，并进而对于“幻想的秩序”心存依赖的保守主义，而这样的旧思维、旧立场也已经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时段发展中证明是完全无益于革命实践的，而且，更因为他们丢弃了“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的本真维度，从而只会同历史的演进轨迹相异步，错谬百出且最终踏入自造的怀疑论泥沼。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意义下，恩格斯所致思“不合时宜”的生命哲学意蕴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质：第一，在世性。相较于抽象的“共情”原则，“不偏私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理论假设，或者任何意义上的理念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宰制方案、“形式法则”而言，恩格斯所关切的生命形态是具体而微的，是那些残破的肢体，生病的同胞，愤怒的捣毁机器者。病痛、耻辱、饥饿、贫贱、杂乱、肮脏、卑污、暴死，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生命观察”集合了最不堪入目的词汇与描写，却反衬出写作者的良知与斗争的决心。在世的斗争，事出必然并且“理”所当然。第二，界分性。对于阶级性质的区隔、界分，是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思理的关节处。从1840年代一直发展到《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表述，从“过渡阶段”向上的不断提升，也就是不断将资产阶级排除出历史进程的过程，是精神的净化，是物质的提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严格定义下，只有无产阶级才享有“真正的人”的属性（《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在这个意义下，“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生命共同体中，将只有“无产者”（The Working Men）这一纯正的血性。第三，启蒙性。革命不是无来由的冲动，更不能沦为少数煽动家的鬼吹成效。因应于历史客观规律而进行的革命，真是基于生命内蕴的“启蒙”价值，取消“自己加诸于自己的不成熟、非理性状态”，避免对于资产者价值体系的盲从，真切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公不义，并对于生命的阔达与深邃有所体认，最终要通过革命将启蒙的架构扩展、充实，让仅仅具有资产阶级性的“启蒙运动”发展为全球解放政治的核心平台，不断在新的历史性灾难与危机面前，磨砺自己斗争的潜质，时时寻求更广泛的“启明”的可能，为沉浸于“黑暗森林”中不可自拔的人们带来不可忽视的“趋光运动”（Enlightenment Movement）。第四，辩难性。生命随时可能面对“启示”，来自至高的哲学体系，或者诸种宗教带来的“诸神之争”，但是真正能够解消生命困境的“生命的学问”，仍旧不出离于“现实的人”的考察。恩格斯建立生命哲学进路的方式，正是将自己的生命观察与生命体验同资产阶级足够的强大意识形态舆论话语相对峙，在每时每刻的辩难对话当中，以反讽的方式彻底揭露“同情”与“仁爱”表象下的不正义与不平等，在最为极端的情境下找出“全人类的事业”的可能方向。第五，行动性。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是一种号召，一种“以阶级意识为纲”的内在呼告。经过深刻辩难的“不合时宜”的沉思，每一个被“自我启蒙”的理性行动者，都将认识到未来社会之来临的迫切性，并且深刻感受到“到时”之维的认识论价值（Epistemic Value），因此对于“生命欺骗”的揭露、对于“生命奴役”的愤慨、对于“生命遗忘”的悲悯，最终都必将转化而为“生命解放”的最强音：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生命哲学进路，指出了超越人类固有“阈限”的行动方略，也展望了人类生命的内在批判、内向超越所能达致的可能愿景。在这个意义上，“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做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做一种检验”19。恩格斯正是选用了“阶级对立”“阶级奴役”与“阶级压制”这一系列的“生命荼毒”模式作为理论批判的对象，也才使得“在世之畏”的根源得以澄清，“美好社会”的真实版图得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奠立。在此，恩格斯的生命哲学反思并非正面直陈、条分缕析的框架性论述，而是内蕴于社会观察、生命体认、未来之思的细节之中的“寄言出意”，针对既定哲学传统而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使变革的智慧“在哲学的边缘不断形成、延续、再现”20。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坚定而强韧，“不合时宜”的理论运思，“这种批判工作对我们的界限做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21

与恩格斯的生命哲学相对峙的，是推崇“道德情感”或“道德责任”为至高治理原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这种不从实际的现实生命困境出发，而是片面强调“仁爱”（Benevolence）作为社会的支撑性因素的对于资产阶级伪善的掩饰与遮蔽，在削弱无产阶级的斗争性和阶级意识的意义下，成为另一种资本主义社会试图消解“脓疮”而规避“改变”的解决方案，但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永恒的“内在敌人”。

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为了这样一个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和外部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和自身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阶级意识的破坏和腐蚀的影响的斗争。只有当无产阶级克服了这些影响，它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22

这些从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状况与有产者的精神世界（“同意”建制下的“同情”）的独异“视角”出发，却妄图扩展为“全人类”共业的“资本—虚无主义”，呈报了信服“完全竞争”与“一般均衡”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性混乱（Chaos）。

这是虚无主义，是疲乏于斯的绝望灵魂的标记：不论这样一种美德能够装出多么英勇的姿态。在更为强大、生命力更饱满、还渴待生活的思想家那里，事情似乎是另一个样子：他们采取反对假象的立场，早已高傲地说出“视角”这个词，并且贬低自己身体的可信度，以为它跟那种以为“地球是静止的”视觉假象一样不可信，由此，他们似乎高高兴兴任由这些最可靠（因为现在的人们还会把什么东西看得比他的身体更可靠呢）的所有物从手中溜掉。23

抛弃仅仅属身体的经济计算公式与基于“所有物”效用衡量而建立的功利主义幻想，恩格斯的生命哲学、革命政治，是严格“变革性”“界分性”的，是出于“无产阶级视角”而“重估一切秩序”的。其启蒙性的实践意义一直延伸到20世纪及之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成为革命思想者奉为圭臬的理论神髓。

既然人们为反抗剥削而斗争，那么正是无产阶级不仅领导这场斗争，而且决定斗争的目标、方式、地点和工具；联合的无产阶级，就是在立场上和意识形态上同他们会合，就是回到他们的斗争动机上来。……如果人们是同权力做斗争，那么所有作为权力实施对象的人，所有无法容忍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积极性（或被动性）出发投入斗争。当投入这场属于他们的、完全了解其目标、能决定其方式的斗争时，他们就进入了革命进程。24

无产阶级视角下的“革命立场”，将悲惨世界的“生命直观”清晰呈现，为对于“规训权力”的全面批判奠定基础，并最终在启蒙理念的“激进化”（Radicalization）推进当中，既明晰体现自身的生命困局，又宏阔洞悉全面的斗争前景，将来社会的“理想信念”贯彻铺陈于“初心之路”：经由这一进路，“无产阶级”作为人类社会最具反抗品格的先进分子，“就进入了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