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基本原则
作为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一生在为人处事中，没有任何私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贡献了六位亲人，他奋斗一生而没有任何家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为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奋斗，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是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爱人民群众，无私奉献
作为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一生在为人处事中，没有任何私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贡献了六位亲人，他奋斗一生而没有任何家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为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奋斗，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是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的政治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他在1952年8月的一篇讲话讲到划清敌我界限问题时说：“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他在1956年7月同拉丁美洲人士谈话中，讲到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时说：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所以才积小成大。他告诉拉丁美洲朋友说：我们“要为人民办事点”。1957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讲话中提到的为人民工作、办事、服务之类的意思，是对于一般的爱国人士、国际友人、知识分子提出的政治态度，也是他为人处事的行为标准和准则。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为人处事中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专门讲党的整风时，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毛泽东的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永远激励着后人。
一、立志为民，拼搏进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于先进分子提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思想境界：从动机上说，人生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从行为表现说，要拼命工作，坚韧奋斗；从工作效果看，要为人民事业做出贡献。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就是要全力以赴地为人民工作。他说：“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从这段话明显看出，毛泽东认为人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尽力工作。人有一条命，活七八十岁；活着干什么，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工作。干工作，不是马马虎虎地干，而是要有拼命精神。拼命，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量发挥出来，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任务。
毛泽东这一为人处事原则的形成根源于他少年时的远大志向。
13岁那年，毛泽东和弟弟泽民及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给祖父拜年，堂叔问道：“你们三个读书的伢子，长大后都想做什么？”亲戚家的儿子首先答道：“我要做有钱的人。”毛泽民想了想说：“我要做不受欺负的人。”最后轮到毛泽东，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讶。
在少年时代，对毛泽东影响很深的一本书叫《盛世危言》，书中提倡变法、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修铁路、造轮船、设电报电话……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当时能够找到的其他的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尤其是读了一本关于列强如何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他便产生了明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几十年后，他还记得书中第一页第一句话是“呜呼，中国覆亡无日矣！”书中记述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许多史实。读到这些史实，少年的毛泽东觉得祖国的将来十分可忧。他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从这时起，十四五岁的毛泽东开始注意研究、谋虑如何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问题。
当他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就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几十年如一日中，为了实现理想，他上下求索，历尽艰难，置生死而不顾，百折不挠地拼搏奋斗。
1920年，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同四个驱张代表挤住在一起，室内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之用。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也很艰苦，五人轮流司炊，常常是油盐蚕豆拌米煮饭。即使是这样的清苦生活还是靠他们给人洗衣服维持的。毛泽东在上海时，与长沙的驱张人士保持了经常的通信联络。一些老的新民学会会员还记得，有一次楚怡小学校长出示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给人洗衣服这活计并不苦，只是因为接活送活要搭电车，洗衣服所赚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为湖南人民早日脱离水深火热的军阀之祸害，毛泽东不惜洗衣维生，表现出了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强烈的拼搏精神。
由于把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毛泽东把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为此，他拼搏进取，吃苦耐劳，但是为民之心丝毫不减。
1934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于都病了，烧得很厉害。傅连暲骑马赶到于都，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铺一条白布单子。毛泽东就躺在这张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傅连暲赶紧检查，诊断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连忙给他打针服药。第四天，傅连暲又给毛泽东检查身体，一量体温，体温正常。傅连暲笑着报告毛泽东：“你退烧了，华氏九十八点四度，体温正常。”“好啊！”毛泽东也笑了。这时，只见毛泽东已坐到那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纸、毛笔。毛泽东要开始工作了。
傅连暲是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况，就是一个铁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他走到桌旁，说：“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现在就工作太早了。”毛泽东望了他一眼，严肃而又温和地对他说：“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毛泽东见傅连暲脸上现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他说：“我好了，你放心吧！”见毛泽东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能去打扰他，无奈，傅连暲只得悄悄地退了出去。
1935年7月，红军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战士们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青稞、包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每顿又只能吃半饱。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每天两餐青稞。后来更困难了，每人每顿只有一小把青稞面或麦粒，混合着一些采来的野芹菜、豌豆叶子熬汤喝，毛泽东每顿饭菜也是这样。
有一天，警卫员给毛泽东端饭时，样子显得很为难。毛泽东看出来了，就非常乐观地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盘古时代，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有深厚的无产阶级同情心。他在青年时代便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怀着为中国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强烈愿望，同群众同甘共苦，心心相连。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他制定政策、考虑问题，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他认为革命和建设的各种具体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能有任何特殊化行为。在这种人生观的支配下，建国后，他身在中南海，心在全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去农村听取乡亲的呼声。建国后的农民生活多数还不富裕，有的相当贫困，他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感到自己的生活条件已经远远超过农民，便无心提出更高要求，也不愿接受某些较好的安排。尤其在三年灾害期间，他十分关心受灾农民，有一段时间心情沉重，不吃猪肉；他在上海视察期间，一次，服务员给他增加了一点红烧肉，他不愿吃；他说：“现在，国家遇到经济困难，群众生活都很艰苦，我怎么能吃得这样好？”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抓起筷子，总是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太好啦。”
的确，毛泽东的人格所以光辉照人，主要在于对人民群众有非常深刻而真挚的感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此，他在为人处事过程中能够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把自己放在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去做将心比心的比较；他没有任何特殊化的要求；如果自己比别人好一点、优越一点，便会感到内疚、不安。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之本，同时也以此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贯彻了一生。
二、爱人民群众，爱青年一代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杰出的领袖，他的领袖地位并不是神授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领袖离不开群众，他的领袖地位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支持。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曾由衷地喊出：“人民万岁！”
在毛泽东为人处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爱人民。他爱劳动人民群众，爱普通劳动者，爱身边工作人员，他喜欢接近群众。20世纪50年代，他常常到农村、工厂去直接接触群众。后来，由于保卫工作和身体状况的限制，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越来越少。为此，他不时感到生活单调，心情不好。当他偶尔同普通劳动者直接见面、对话的时候，便感到十分高兴。1959年他在武汉市召集一些农民座谈时，听到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劳动模范大胆畅谈农业上的浮夸风时，他对这个妇女的泼辣性格表示十分满意。同年，他回韶山家乡访问亲戚友邻，真是兴高采烈。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喜怒哀乐。
1951年春天，遇上了少见的干旱，正当庄稼生长需要大量水分的时候，北京地区久旱不雨。毛泽东常常望着连一片云彩也没有的天空而自言自语：“为什么老天还不下雨？”
5月24日，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工作人员都了解毛主席的心思，尽管他刚刚睡下，还是向他报告了。毛泽东听说下雨了，非常兴奋，睡意全消，随即穿好衣服，并把警卫员叫来，让他赶快到郊区农村看看，向农民了解一下情况，听听农民对这场雨有什么反映。
当出去了解情况的同志回来后，他们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这场雨对庄稼生长的好处及农民兴高采烈的情景，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并说：“现在靠天，总有一天老天不下雨，也要打粮食。”
毛泽东就是这样心系群众，心系人民的喜怒、悲欢、苦痛，为了自己他从不流泪，为了人民他却哭了。
自1974年12月起，有一位医生姜泗长来到毛泽东的医疗组中。姜泗长说，他行医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时，有谁像毛泽东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治疗中痛苦是难免的，可毛泽东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痛苦可以忍受，但1976年，他却哭了一次。
7月份，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那是在毛泽东逝世前一个多月，他的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身边的同志读报给毛泽东听，当他听到受灾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时，眼角里涌出了晶莹的泪水。
这份深厚的爱民之情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毛泽东感情丰富，心胸开阔，对人热情，是热爱人民群众的领袖。
青年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前途远大，是生命力最强、占人口比例较大的群体。毛泽东尤爱青年。他总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毛泽东对于青年一代有着异常强烈的热情。他在1953年6月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便表现了对青年的关心。他说到青年要身体好的问题时，说：“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他在50年代的一次会上听了青年代表朗读献词，回家后，他很高兴地说：“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1954年，他曾经给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很想知道你们青年人的心理，我想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这份爱青年之情使他经常参加中南海的舞会，他乐于同年轻的舞伴聊天，又说又笑；他把和青年一起活动当作最好的休息。有时，从文工团挑来小舞伴，围着他喧闹说笑，他感到非常高兴。总之，他对于青年一直怀有特殊的热情。
在毛泽东的为人处事过程中，他除了在工作中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外，在他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密切的是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卫士、秘书和护士等年轻人。如果说日常生活更能体现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与身边年轻人的交往更能体现出他的为人和处事风格。毛泽东对一些长期跟随他的年轻人，表现出热烈而深刻的感情。他对他们既严格要求、教育、指导，促进他们进步，同时也与他们打成一片，自然而然，随便可亲。
他在工作之余同他们经常聊天，畅谈思想，毫无距离，非常随和。有时讲述自己青少年的生活和亲人，有时细听卫士诉说心事和社会问题，有时还开玩笑，发牢骚骂娘。一次曾说过：“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毛泽东在休息时，喜欢热闹，大家也就没有什么拘束。
毛泽东对待年轻人，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他关心卫士的生活、学习和前途。他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婚姻问题，为他们说情联系，选择对象。他为他们办业余学校，资助他们买书、文具。他组织卫士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后写调查报告，他总要动笔修改；当他看到有的卫士年纪轻、没文化，便设法调他们出去上学读书；当一些卫士工作时间长、需要提升职务时，不顾自己的需要，让他们调换工作岗位。李银桥是跟他15年的卫士长。1960年，他考虑到银桥的发展前途，让他到其他部门工作。临别时，毛泽东十分伤感，流着泪告诫他：职务不论高低，都要注意影响，并且痛切地说：“以后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还有一次，对银桥说：“从心里讲，我是把你们当家里人，说话办事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的事，我活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死了以后，可以写，如实写。”总之，毛泽东对待年轻人真同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爱备至。
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在毛泽东为人处事处理各种关系时，人民群众和青年占有很重的地位，他爱他们，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与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他都是他们热心的支持者。甚至当他们出现错误时，他都能宽容原谅。
三、公私分明，清廉公正
判断一个人有无私心的一个标准是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是否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不损公利己。公私分明是对于国家干部的一般道德要求，也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基本要求，一个人公私不分或者损公肥私，在为人上把自己置于第一，在处事中必然处处为自己打小算盘，算个人得失账。
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党、政、军、人、财大权，他完全有条件利用职权在人际交往中照顾一些人，自己多享受一些。但是，他把公私分明，清廉公正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他与人相处时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建国初期，他在湖南的许多亲属、故友、老师，写信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工作安排、生活补助、子女上学等困难问题，他尽力帮助解决；但是，坚持公私分明，按规定办事。他个人在经济上能帮助解决的问题，他热情而慷慨地答应办理。凡是涉及政府规定，妨碍大局的事，他都婉言谢绝，或让地方政府酌情处理。这样的事例很多。1949年，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上京工作。毛泽东于当年10月9日写信给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年，毛煦生（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毛森品（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文润泉（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毛泽东的表兄）、叶健农（毛泽东的同学）等人先后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毛泽东一一回信表示：“不宜推荐”、“就近解决”、“不要来京”。他没有为着照顾亲戚故友，利用职权，给以安排，甚至连推荐也不干。开国大典后，许多韶山的人到北京看望毛泽东以后，想留在北京，毛泽东婉言拒绝。李涉一从建国后同毛泽东经常通信，曾想到北京学习，毛泽东没有替她说话，总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保持着廉洁奉公，公事公办，照顾大局，坚守原则的作风。毛泽东对于亲属、故友的困难热切寄予同情，但决不因私人感情而违背政府规定。
另外，对待自己家庭问题，毛泽东也不徇私情，不违反政策。1950年冬，韶山乡土改中，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当时，乡长寅秋同志写信给毛泽东说了实情。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回乡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划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毛泽东照政策办事的品德教育了乡政府的同志和家乡人民。
毛泽东在亲友关系上公私分明。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他个人的经济开支由身边工作人员管理，他常问有无超支浪费现象。他正常生活以外的开支，都取之于稿费储蓄。他对子女生活要求很严，决不许搞特殊化。例如：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女儿李讷在中南海住宿时，平常在职工食堂吃饭。一次，工作人员提出要李讷回家吃饭，他不允许，说是按规定，学生不能享受国家给他的待遇。李讷考上大学后，在学校食宿。一次周末，天色已黑，身边人员派车接回，毛泽东给以严厉批评，说人家的孩子黑夜能独自回家，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一次听说给女儿上学时带点饼干，他大发脾气，说不能搞特殊化。总之，在照顾子女生活问题上，他是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
毛泽东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他都是公私分明，做到清廉公正，表现出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为人处事中的公私观。
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毛泽东是无私的人，是有突出个性、强大生命力的人。他思维之敏捷、感情之丰富、意志之坚强、心胸之宽广，都达到很高水平，决非常人可比。他把伟大的生命力量完全倾注在彻底为公、一心奉献的实践当中。他的为人处事也深刻体现这一原则。他的这种彻底为公的精神贯穿到了他的为人处事之中，就是没有自己，唯有他人，把为众人，作为自己的最大幸福。
毛泽东一生坚信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认定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他努力奋斗，没有自我，只有事业，只有他人。
1928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药品十分奇缺，红军医院主要靠中草药给伤病员治病。一天，宛希先从前线回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不在办公室，却在楼下舂米。宛希先只见他满头大汗，吃力地举着舂锤，一锤锤地舂着。从毛泽东的动作，宛希先看出他身体不舒服，连忙走上前，伸手去摸他的额头。一摸，感到烫手。“毛委员，你生病了！”宛希先吃了一惊。毛泽东笑了笑说：“你呀，就喜欢大惊小怪！我这不在治吗？”“毛委员，我对你有意见，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宛希先说完，立即离开八角楼，到红军医院请来了一位医生，给毛泽东看病。
结果，医生诊断说，患的是重感冒。他珍重地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玻璃瓶，倒出仅有的六粒药片，对毛泽东说：“这是退热片，分三次服，每次两片。”毛泽东把药片放在掌心，根本忘记了自己的病痛，详细地询问起红军医院的情况……
这位医生回到医院后不久，一个红军战士走进来，把一只小纸包交给医生，说：“毛委员要我交还给你。”医生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刚才开给毛泽东的六粒退热片。医生拉住红军战士的手，一定要他带回给毛泽东，那战士为难地说：“毛委员是不会收的，他说，医院西药紧张，留给伤病员用。”
毛泽东就是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泽东心中从没有自己，他把药品让给别人的事例在战争年代数不胜数，同时他为了别人常常不顾自己的危险，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在瓦窑堡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处以及红军大学的学生。由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刚走出南门，忽然发现从半山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毛泽东立刻向伤员走去。伤员是保卫局的李科长。他的伤势很重，由于流血太多，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叫把他的担架抬过去，让伤员躺上，查看着伤员的伤口。伤口不断地滴着鲜血，把担架上的被褥都染红了。这时，伤员慢慢清醒过来，微笑睁开眼睛，一见毛泽东站在面前，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吃力地摆动着手，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亲切地安慰了他，转身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说，路上要小心一些，好好照护伤员。直到担架在前边走了，毛泽东才移动了脚步。
毛泽东就是这样不顾自己的生死安危，这体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我精神。
1935年10月，红军翻过了六盘山。毛泽东带领红军夜里行军路过陈家湾途中休息时，供给部知道战士们一天没有吃饭，就买来了几十担土豆分给各连队。但因找不到水，炊事员只好连泥带土地焖熟了，每人分到一茶缸子。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也只分到一茶缸连泥带土的土豆。大家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他们的表情，立刻就明白了大家是为他的健康担心，就一面捏着吃了一半的土豆，一面笑着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看着我，是不是怕我吃不饱啊？吃不饱不要紧，供给部已经到前面办粮去了。明天到三岔，我们就能吃到午饭。”毛泽东说着，看了看战士们的表情，又教导大家说，我们每吃一顿饭，都应该想到人民群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土豆，说不定就是群众明天的口粮。明天他们吃什么？也许吃糠菜，也许吃树叶。但是，群众能把明天自己吃的东西，今天夜里卖给我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北上抗日。那么我们呢？我们务必迅速到达陕北，把抗日根据地巩固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听着毛泽东的话，战士们被毛泽东心中有人民而唯独没有自己的思想，感动得流泪了。
毛泽东一贯是“无我”的，在为人处事中他时刻想着他人，他人的一点一滴他都能细心地发现，给以询问关爱。
1935年8月，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部队碰上了一条宽40多米、深1米多的河，当地人叫它后河。这时，正赶上刚下过暴雨，只见上游的洪水顺着大河，白茫茫一片流下来。因为河深水急，部队被阻挡住了。这时，毛泽东看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位老同志也赶上来了，便向这四位革命老人问寒问暖。当发现这些老人手里虽牵着马，但马身上都驮着沉甸甸的包袱、行李时，毛泽东就问道：“您们怎么不骑上马走呢？”徐老说：“我们红军大学的三个学生病了，我就给这头驴子找到了工作，让它驮着包袱、行李，不就给学生们减少了负担吗？我走走，不要紧！”谢老也对毛泽东说：“您问我们为什么不骑马，可您自己为什么不骑马呢？您身体又不好，要多注意些！”毛泽东一惊笑着说：“唉，是吗，我也没骑马，哈哈，我还年轻些。你们年纪大了，可要保重！”说着，见前后左右又围下一大堆战士，毛泽东就又赞扬这几位老人说：“你们这种老当益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每个同志学习！”战士听了，都敬佩地望着这几位革命老人，但是，细心的战士为毛泽东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作风所感动了。
毛泽东总是想着他人，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他已经自觉地把他人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把他的一生紧紧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他的心中只有事业，只有人民。
第二节 以诚立身，坚持原则
一、诚实坦荡，以诚立身
毛泽东的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诚实豪爽，他与人交往相处也是以诚实为原则，直爽坦荡。
诚实坦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国农民的忠厚诚实的性格，给20世纪初期在中国农村成长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深刻影响。毛泽东从小受到慈母的性格的影响，为人正直，做事老实。他在一生的革命斗争中，一心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而始终保持着诚实豪爽的性格。这种性格主要表现在他待人接物方面。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戚故友、身边人员的交往具有不同的特色。他同党内同志交往，表现严肃而不拘礼节。他谈话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不掩饰好恶，不曲意违心。他接见党内领导同志时，不起身迎接，只是招手请坐；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不扯闲话。这种貌似冷淡严肃的态度，正是表现出他对于自家人不必客气的坦荡直爽的性格。
对于党内领导同志的极少数人，如对彭德怀、陈毅这样的性情豪爽、说话痛快的人，他却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那便是以豪爽对豪爽。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同毛泽东相交谈话时，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毛泽东也是谈兴甚浓，眉飞色舞。他们之间的交往，表现出革命战友的一片赤忱，不掩瑕疵。
毛泽东同陈毅的友谊感情，不同寻常。陈毅具有诗人气质，感情奔放，又有大将风度，气宇轩昂。他每次去见毛泽东，常常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坐下，放开嗓门，谈笑风生。毛泽东也畅叙胸怀，热情洋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融洽无间。
毛泽东同朋友交往时，常常显示出自然本色，热情奔放，说话直爽。有一位知名爱国人士、蜚声国内的学者，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在建国初常去看毛泽东，一次，在中南海散步，那位老人看着毛泽东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了眉头，拂了一下手，说：“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使那位民主人士感到不好意思。后来，这位老先生在议政时坚持己见，与毛泽东顶牛。毛泽东直言相告，狠狠给以批评。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同事、朋友能做到诚实坦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赤诚相待，真心相见。
毛泽东同他的秘书田家英具有18年工作关系。在1962年以前一直是互相信任，关系和谐。可以说是真诚坦荡相交的典范。
在50年代，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田家英谈话或交办事情。他对田家英十分关心，谈话随和；在工作中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有啥说啥，毫不隐讳。田家英是一个诚实正直、深思敢说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许多建议能够听取采纳；如不同意，当即提出问题，给以解释，或者暂不表态，放下缓办。1956年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后，田家英跑了几个省调查回来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合作社规模过大；而当时毛泽东正热心提倡“并社升级”，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直陈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因双方意见相左而疏远交往，对田家英依然十分信任。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根据长期的调查，向毛泽东如实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浮夸风。会上被人揭发成了反右倾的批判对象；田家英作了检讨，被毛泽东保护过关。在以后的七年时间中，田家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过多次农村调查。特别是在1961年，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工作关系非常和谐。毛泽东同田家英的相处表现了领袖对助手的诚挚直爽的作风。
毛泽东诚实豪爽的为人处事原则，贯彻到了他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一贯提倡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不弄虚作假，不隐蔽观点。
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是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是相信组织、诚恳待人的作风。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在人际交往中是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毛泽东就是一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典范。在为人处事中，他也身体力行，贯穿了这一原则。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被“左”倾冒险主义罢了官。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提出的积极防御路线，发言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战略是错误的。毛泽东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令当场好多人折服。
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然而，他并不放弃对正确认识的坚持，表现出以真理的执著追求态度。于是，他一边反对“左”倾政策，一边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三四道防堵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里钻。
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不顾自己处在被排挤与受打击的地位，以对党高度负责，对真理执著追求的态度，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此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六神无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准备开会讨论。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发烧未参加会，但把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红军在遵义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他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
凯丰在会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他自己教条主义的思想逻辑，来武断地指责毛泽东照书本去打！毛泽东针锋相对，反驳说，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教条主义害死人。在遵义会议中，由于毛泽东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终于战胜了“左”倾错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毛泽东一生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为人立身之本，成为追求真理的典范。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毛泽东把敢讲真话作为与自己“合得来”的标准。警卫员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
毛泽东对田云玉的赞赏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三、讲真话，讲实话
在为人处事中，毛泽东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做老实人，讲真话，讲实话。
毛泽东从小就具有一种忠厚、诚实的品质，做事从来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次，父亲让毛泽东和弟弟去收田里的拖泥豆。弟弟顽皮贪玩，专拣豆子长得稀疏的地方拾。豆子稀，拾起来容易些，拾过的面积也显得宽。弟弟边拾边玩，半天时间拾了一大片地方。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密的地方，蹲在地里老老实实地一颗一颗地摘、一粒一粒地拾。虽然拾的豆子很多，但拾过的面积却比较小。父亲中午来到地里，随便一看，竟称赞弟弟干得多，责备毛泽东干得少。然而，毛泽东并不分辩，只是把篮子里所拾的豆子给父亲看，父亲又看看弟弟篮子里的豆，自知错怪了儿子，也就不说话了。
做老实人，毛泽东倡导在为人处事中要讲真话。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天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是否如实反映实际问题，是一个是否具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对国家事业负责，不怕上级听逆耳言、不怕个人受打击的革命精神问题。
1959年11月全国处于反右倾的后期，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着不敢揭露“五风”、不敢反映农村实情的心理。这种状况确实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当时，毛泽东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亲自写了一封《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发给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各级干部。信中讲了六个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他说：“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做得到的假话。各种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多的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里说的讲真话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农村基层干部说假话的情况提出的。明明办不到，实际上也没有办到的事情，而自己又去说已经办到了，这是说假话，不是讲真话。这样做，一是有意欺骗上级，取得赞赏和信任；一是勉强应付上级，怕说低了指标，戴上右倾帽子。其思想实质是保全私利；其结果使领导机关无法掌握实情，容易作出“左”的决策，以至妨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讲真话，就是在人际交往中要忠诚老实，要如实地反映情况、发表创见、表达意见，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和革命精神的表现。
在人际交往中，说假话者，迟早会被识破，最后会受到群众和组织的指责，得不到任何好处。说假话成风，是同领导作风分不开的。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上面支持，下面就干。毛泽东反对在人际交往中说假话是有极大智慧的，也是很坚定的。
1959年的反右倾气候，便是假话成风的温床。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说干部当中喜欢说假话的现象，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经济搞上去，应当提倡讲真话，老老实实办事。毛泽东针对1962年反右倾运动以后的党内思想状况，强调提出，要讲真话，要允许人们讲真话，也就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他批评一些人：当面不讲真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一些人在政治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同当前气候不大吻合的想法，或者有一些同上级决定不大一致的意见，由于害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不敢公开表示。这种状况在多年来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它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
一个善于为人处事的人应当排除顾虑、鼓足勇气，培养讲真话的优良品格。
四、光明磊落，不搞阴谋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在开幕词上指出，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里指出，高岗、饶漱石是搞阴谋、烧阴火的反党阴谋分子；他们进行秘密活动，进行挑拨离间，善于伪装自己。从他们的阴谋活动中，我们应该引为鉴戒，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该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表明造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反对搞阴谋诡计，提倡光明磊落，这是他一生指导政治活动的一贯思想，也是他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分明，光明磊落，从不背面搞小动作，对错误对问题都是公开批评，公开抨击，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光明正大的为人品质。
1941年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连续五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就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还有李富春等。毛泽东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评：
（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
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
（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训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检讨。在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尽管两次发言，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最主要应由博古负责，与己无关。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错误”，唯独未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的错误，以此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王明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集中批评。
为了帮助王明认识自己的错误，10月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仅不承认有错误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扑。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王明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对此，毛泽东不是打棍子，或是背后耍手腕，而是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在会议上，王明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他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先介绍了7日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提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又鉴于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书记处会议后，准备了3天，拟定了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最后概括地指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新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尽管毛泽东与王明在历史上的纠葛很多，但是，对于王明的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采取光明磊落的做法，正大光明地进行批评。但是，会议还没有结束，王明突然声称有病，逃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原定会议未能开成。以后，他一直请病假不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他反对背后搞阴谋诡计。1970年，林彪集团妄图在庐山会议上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林彪集团成员被迫作了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批判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四人帮”的恶劣行径，指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反对阴谋诡计，提倡光明磊落，为此，他提倡分清阳谋和阴谋。1971年7月9日夜，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谈话，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几人在庐山搞了鬼，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气氛，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
毛泽东对于一位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的看法略见一斑。当前，党内不正之风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小宗派，耍弄权术。由此，一些单位内耗现象丛生，机关人心不稳。要纠正这种不正之风，从思想教育来说，便要提倡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忠诚老实，表里如一。
五、忠于原则，不做墙头草
在为人处事，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有一些人常常是看风转舵，看势行事；什么事对自己有利，什么风刮得最凶，便做什么，便跟什么。毛泽东认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当做到有理想、求真理、立场稳、讲原则；而决不能做机会主义者，不能当政治投机分子。毛泽东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尖锐地揭露过这种人，说：“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这种机会主义作风，从利人利害出发，摇来摆去，不讲原则，是对于人民事业不忠诚，对于组织不老实。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生涯和人生历程中，毛泽东是极有原则性的人，表现出大是大非毫不含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可以说是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人之一。但是，毛泽东与他的交往就是极讲原则性的一例。
从《新青年》开始，青年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秀的足迹。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毛泽东更是步步紧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定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400多个。
14日，毛泽东仿效陈独秀《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进入到惟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
1919年、1920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陈独秀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直接引导人。但是，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却表现出极强的原则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于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对它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讲到右的历史错误，毛泽东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都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种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和党性原则。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王明、康生把陈视为“反革命”、“汉奸”，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仍视他为犯错误的干部。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吾爱吾师，亦爱真理。而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则是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忠于原则，又不做墙头草的处事风格。
对待党内同志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交往中，毛泽东更是讲原则性。在苏联莫斯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签的时候，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当然。”
“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的原则性，斯大林就这样破例头一次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办的宴会。
毛泽东不仅自己极讲原则，反对做墙头草，而且要求与自己交往的对象也做有原则性的人，不能随风倒。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送上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字样。毛泽东询问他前方指战员的情况，当问到在历次战斗中一共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员时，他吞吞吐吐地回答不上来。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他说：“同志，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不，比亲兄弟还亲！爱护他们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甚至应胜过自己。可是你连他们牺牲多少都不知道，证明你对全面的情况了解得太差了，而且对同志关心不够。”
毛泽东还针对那张名片告诫这位指挥员：“少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固然不反对个人应有的官衔，可是绝不能学国民党那一套，拿着官牌子去吓唬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
六、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
毛泽东是天才的领导，然而他并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他有时也会出差错，怪错人，甚至犯错误。但是，他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并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杰出的为人处事技巧。
在人际交往中，没有谁不会有错的时候，但是，必须正确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要深刻认识错误，公开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明明自己犯了错误，却不公开承认；相反，设法掩饰，死不认账，或者上推下卸，狡辩抵赖。这是否认客观事实，是不忠诚老实的一种低劣品德，有碍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便多次讲过干部要忠诚老实，勇于承认错误。建国后，他在讲到党内思想斗争问题时，常常提醒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在为人处事中也是这样做的。
一次部队入闽西活动，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十分紧张艰险。队伍中有一批女同志，其中有的年岁大了，有的还怀了孕，挺着肚子跟不上队。这影响行军作战。一些指战员坚决要求把这些女同志留在地方，以便部队轻装上阵。有的同志不同意把女同志留下，因为部队活动在白区，没有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留下来的同志会被敌人轻易地捕捉杀害掉；这些同志虽然不同意，但也不好多讲，因为他们多数是有妻子的，怕意见说多了，大家会以为他们“光想老婆不想部队”。
这些女同志到底留不留下？毛泽东召集各方负责人开了讨论会。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把女同志留下，少数人坚决不同意留下。这少数人中，情绪最激烈，言词最尖锐的就是曾志。曾志也是女同志，所以更加理解那些孕妇和年岁大的女同志的苦处和难处。争辩中，她越讲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喊了起来：“你们是在借刀杀人！是干着敌人想干也干不到的事情！”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毛泽东忽然皱起眉，光火地指着曾志说：“你是女皇！”
曾志在激烈的争辩中，也根本不考虑态度问题，火辣辣地顶上去：“我怎么是女皇？”
毛泽东说：“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借刀杀人？有理讲理，别一张嘴就扣帽子。”
这一来，其他同志也纷纷反对曾志的意见。曾志站起来，大声说：“谁都知道这地方没有党组织，一旦有人脱离队伍留下来，就很难活下去。明知这样还要把人留下，你们不是借刀杀人是干什么？”
曾志的声音未落，又遭到一片反对和指责声。有的说这里虽然没有党组织，但群众已经有了一定觉悟，可以依靠群众。有的说只有部队精简了，打胜了，这些妇女才会更安全。否则，打了败仗，妇女保不住，革命还要受更大损失。毛泽东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他说：“同志同志，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志向，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注意不要出口伤人。”
然后，毛泽东诚恳地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毛病，不招人喜欢，有意无意就伤害了别人。这个毛病不改正，有时候正确的意见别人也会听不进去。那次有位同志写标语，把共产党的党字给写丢了。我批评他责任心不强，这意见是对的，可我出口伤人，我说了两句很糟糕的话。我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高兴的人，我不愿看的人，我情愿看自己的脚！’这一来，那位同志不干了，同我大吵一通，而且心里有了疙瘩。”
毛泽东讲到这里，瞟一眼曾志。曾志有些不自在了。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对曾志来讲，同时也起到批评作用。“我同意曾志的意见，这些女同志不能留下，留下危险太大……”毛泽东最后表了态。
毛泽东言行一致，他教育干部这样做，不是拿手电筒照人，而是他身体力行的体会。在批评他人时，他常常责己感人，并且，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别人好看，而是真心诚意地反省自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进行认识。这样，他在为人处事中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1958年，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汇报了人民公社的情况，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视察时在河南省七里营，边参加边听汇报。当时毛泽东很激动，听到介绍各项优越性和取得的各种成绩时，频频点头。
毛泽东在高兴时，习惯说：“好么，那好么。”
这次参加也一样，毛泽东随口讲着：“好么，那好么。”其中随口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责任推给记者或他人，而是归于自己。后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我要作检讨。”
作为一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感人的。
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警告，出现大脑发热了，有些人高烧到40度，要降温，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领导纠“左”了。1959年春天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强调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庐山会议开始也是纠“左”。在承担责任时，毛泽东说：“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位的责任由我负，我一度头脑发热。”他甚至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是一位勇担责任、善于作自我批评的人。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信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读过孔夫子的书，也读过资产阶级的书，后来才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于自己认识到的缺点错误，勇于在人们面前端出来。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带头作自我批评，号召大家不要隐瞒错误。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威望，相反，他更获得了人民的尊敬。
第三节 乐观豪放，严于律己
一、乐观豪放，热情待人
毛泽东与人交往，乐观豪放，热情健谈，体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
热爱生活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种态度和感情。有这种态度的人，必然会有乐观豪放的精神状态。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乐观豪放的性格。他对于人生和未来总是满怀信心、寄予希望；相信一切困难问题，经过人的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人们的奋斗目标是可以一步一步实现的。
毛泽东的乐观豪放的性格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吃穿落拓不羁，走路大摇大摆，娱乐大说大笑，对人不拘小节。毛泽东热爱生活、乐观豪放的性格，是同他的心理定向分不开的。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也是普通的人。从人的心理定向来说，首先，他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兴趣表现了个人的特殊需求。兴趣越广泛，越浓厚，生活热情也越高。毛泽东正是如此，他爱读各种书，爱欣赏各种美，更爱接触各种人和他们一起交谈、开玩笑，打成一片。在人际交往中，他有着多方向的、高浓度的趣味。由于乐观豪放，毛泽东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各种人的面貌和本质，既看到不足和缺点，更能看到长处和优点，既看到他的历史，又能看到他的变化，因此，他对人能够做到满腔热情。
毛泽东在党内同志中一般不拘礼节，几位老总在他面前也很随便。一次，他正在窑洞里和彭德怀、贺龙一起谈话，陈毅远道赶来，他不让值班卫士报告，而是自己跑到门口推开门喊：“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毛泽东看着陈毅，又抬头认真打量着窑洞，足足停了五六秒钟才吁了口气说：“哟，幸亏我这个窑洞还结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彭总说：“胖子到哪儿哪热闹，你坐下喘口气吧。”陈毅握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主席，你比在延安时瘦了。”毛泽东笑答：“转过十几个县，搬了三十七次家，瘦点正常么。”陈毅问：“吃得好么？”毛泽东说：“有贺老总在，我的日子就好过。中午借花献佛，有腊肉和鲤鱼。”大家谈起战局，毛泽东说：“这叫老总见老总，老蒋头发毛。他打我的两翼，重点进攻，打来打去打出一个我们大反攻。我们有几位老总，他的日子怎么会长得了。”陈毅说：“全靠主席运筹帷幄。”毛泽东笑答：“还是靠将军们决胜千里。”彭总对贺总笑说：“这两人到一起就转文。”贺龙笑答：“我们‘儒’不进去哟！”毛泽东又笑着说：“你儒在手心里就够了，天下无敌！”原来贺龙打仗时，常把名字写在传令战士的手心里，战士传达命令时，举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一段机智幽默的对话，使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由于对人的高度热情，加上自己的高超的智慧，毛泽东在同人接触、谈话时，常常表现出高度的幽默和风趣。
1947年8月，中央机关从小河村出发转移。队伍一直沿大理河川向东走去。由于河道依山回转，部队需要多次过河。河很浅，首长们骑马过河反倒累赘，就下了马和战士们一起步行。八月的天气正是盛夏酷暑，头上骄阳似火，地上暑气蒸人，同志们汗流浃背，一个个没有了往日行军时的欢歌笑语。毛泽东见大家走得很沉闷，就摘下头上的草帽，边煽风边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很辛苦啊！”
一句话鼓起了大家的兴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说了起来：“这才走了几步，哪说得上辛苦！”“这比长征差远了！”“咱们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敌人才苦哪，老叫咱们牵着鼻子走！”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说得对！敌人的命是苦哇，人生地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他们，拖也被我们拖垮了！我们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
毛泽东的幽默风格是乐观豪放的主要表现，充分显示了他的生活热情和智慧。
毛泽东热爱生活、乐观豪放的性格，是以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他热爱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主要是因为他从青年时代便树立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培养起乐于奋斗的坚强性格。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加相信人民群众，更自觉地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他掌握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尚的生活方式，肯定了人类的高层次的生活需要。由此，他对人生便有高度的热情，对革命有乐观主义的精神。
二、不求名利，淡泊超脱
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中有一个突出的原则就是不求名利，淡泊超脱。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最高的威望，他在中国党政军领导中居于最高职位。他根本没有封建帝王或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权力欲，妄想无限扩大权力、长期君临天下，要人民将自己奉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他处世为人淡泊超然，不求名，不图利。
1957年以后，毛泽东多次表示想辞掉国家主席。1957年11月去苏联访问，他同哲学家尤金谈话时说：“我不大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他给赫鲁晓夫也当面说过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最后一条写道：“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他在1966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透彻说明了不再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
由于有了这样不图名利，淡泊超脱的思想，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毛泽东对同志和部下很宽仁，把荣誉和地位让给他们，把树立他人的威望作为自己处事和工作的目标之一。
做党和国家的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并不是个人应得的至高权利，而是尽到公仆义务的工作岗位。1956年，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在一次谈话中随便说：“毛泽东不可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当了共产党的主席。他年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他那时只想做个教书先生。”“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因此，毛泽东从50年代考虑退居二线，一是从人民事业的发展需要出发，年龄大了，该退下来，让别人去干；二是想利用晚年时间搞点学习，满足他的心理需要；三是早点树立他人威信，便于国家领导班子稳定发展。
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他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过去沙皇住过的房间，当时给工作人员说：“我不是皇帝，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公仆。”一次，他同新到的卫士谈话时说：“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想请你帮帮忙。你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分工不同。”
毛泽东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权力，仅仅是把它当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由于有一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毛泽东不仅对待权位很淡泊，而且对于生死病痛也很超然。
1958年在一次小座谈会上，一位妇女劳动模范打了一个大喷嚏，搞得气氛有点紧张，毛泽东当即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从这一日常谈话中看来，毛泽东从不回避死的问题。这里表现出无忧无虑的超脱气度，也包含着一心为革命，死亡不足畏惧的思想境界。
人总要得病，有病就会感到痛苦，治病是个人切身利益，但是，对于疾病有多种不同态度。毛泽东是不怕病死，无忧无虑。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不常生病，偶然有点小病，毫不在乎，不愿用药。一次，牙床发炎，疼得厉害；医生要他吃药，他坚持不用，给医生说：“我不用药。你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经大。”几天后，没用药，病也好了。
1971年后，毛泽东疾病增多，有时比较严重，但他始终泰然处之。他从不因一点小病大惊小怪，提出过高要求；对于医生的治疗总是热情接受，不挑剔，不责怪。他常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同身边医护人员谈论疾病，一面解除别人的紧张情绪，一面忍受病痛折磨。张玉凤在回忆毛泽东晚年生活情况的文章中说：“对于生老病死，主席总是抱以乐观、自然的态度。他从没有因为这些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就在他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仍然给人以满怀信心和壮志凌云的气氛。他让我去放一首曲子：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对待疾病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公而忘私的表现。
正是因为他一心为公，胸怀广阔，对于个人利益极少考虑，对于个人生命也不是万分珍惜，所以在为人和处事过程中，他能够做到处处为他人着想，没有自我，不在乎个人。
三、节约朴素，却慷慨助人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的突出表现，是无私奉献，清廉超脱。这种品德是由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也是同他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相联系的。
毛泽东一生节约朴素。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精神满足。他一生追求的是多做贡献，探索真理。由此，他对物质生活享受毫不在意。建国后，他一直保持着一般的生活水平，从未提出过高要求。红烧肉，是他改善生活的最佳食品；硬板床，是他外出住宿的特殊要求；烟茶，是他的嗜好；擦澡和按摩，是保证睡眠的一种手段。这种生活要求实际上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于高级的享受物品，他感到很不习惯。宋庆龄送他作为床上靠背的大鸭绒枕头，他放下不用；身边医生给他开的食谱，他拒绝采用。他在个人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清心寡欲，一无所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都要求非常严格，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毛泽东一生不爱钱财，但是却爱慷慨助人。自己节约俭朴，讨厌钱，却爱资助人，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为人处事的另一大特点。
毛泽东的工资收入由工作人员开支；他在50年代所得稿费百万元存在中央办公厅归他所有，由秘书代为支配。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书，印大字本书籍，组织卫士回乡调查，大部分则用之于资助故友，给亲属补助，给卫士解决家庭困难。他的工资开销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他曾说过：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记他们。他不大考虑个人用钱问题，甚至多次表示讨厌钱。他身边工作人员将用款清单送他过目时，表示反感，他不喜欢用手摸钱，似乎有一种异常的厌恶情绪。
毛泽东虽然重视经济，却十分讨厌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全国解放进入北京城后更不去摸钱。
50年代后，复员回家后的警卫张瑞歧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后遇到困难了。老张是陕北籍战士，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工作。他年纪较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就解甲归田，娶妻生子了，毛泽东一见信立刻吩咐寄钱。毛泽东经常从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经济支出表，专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凡是支援同志钱，若从工资节余存款中拿，就由李银桥负责。若从稿费中支出，就由秘书负责。这次李银桥从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准备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李银桥递上牛皮纸袋，毛泽东像接公文一样接过来，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李银桥语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1964年，李银桥已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那年夏天，他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李银桥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稿费中支出1000元给李银桥。秘书将钱装进牛皮袋放到了毛泽东的桌子上。
“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毛泽东远远比划手势。
“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李银桥赶紧拿起了那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在一生中，毛泽东不爱钱，不用钱换取特殊享受，而是慷慨解囊，助人为乐。人们最大的私欲是追求金钱；毛泽东根本没有这种私欲。正是因为没有私欲，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中才是那么的淡泊，那么的超然，那么的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