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近几年兴起了书写历史的热潮。在书店的书架上，于许多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历史书籍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范围和不同主题的奥斯曼历史著作。有些书是写给学术界的读者看的，有些只涵盖有限时间段内的历史，有些则完全没有土耳其或奥斯曼材料做基础。而我的目的是要尽量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本建立在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完整的奥斯曼帝国史；我的目标则是要改变过去过度简化的观点，即我们仅仅需要知道奥斯曼帝国曾经崛起、衰败和陨落过，那就足够了。

和历史本身一样，历史研究也不会停滞不前，因而在过去的10至15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新观点和新诠释。虽然如此，人们目前对奥斯曼帝国的普遍认知仍然受到过去欧洲保存下来的大量资料的影响，这些资料都诞生于西方国家和奥斯曼之间的多次冲突之中，充满歧视和反感。例如，“东方专制主义”或“欧洲病夫”的特征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特殊时间点（尤其是这一小段“片段”刚好适用于自己某一特殊目的时）的特点。很不幸的是，这些“片段”被不断地重复运用和反复播放，似乎已然代表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整个历史，而被定调的片段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众人认知的历史观。

许多被认为是有关奥斯曼帝国各个方面的通俗历史的著作实际上是非常缺乏“历史”的，他们将奥斯曼人以及他们的世界压缩成一出荒谬剧——荒淫无度的苏丹出巡、凶狠邪恶的帕夏、凄惨不幸的后宫女子、蒙昧无知的神职人员，但这不过是缺乏历史活力的陈旧背景中凝固的刻板人物而已。它们讲述关于外国人和有奇风异俗世界的没有时代背景的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那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书的畅销证明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普遍关注。然而，它们所根据的既不是最近的历史新发现，亦非原始的史料，这显示奥斯曼历史学家很少会想到为普通读者写一本奥斯曼历史。希望我的“新故事”不仅可以让普通读者喜欢，同时也能发挥一些最温和的修正作用，能促使我们真正了解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及我们又是如何走到今天所处的世界的。

我亲近奥斯曼历史的过程必然受到了我在土耳其共和国长期居住的影响。在那个最终承续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我已居住了约15年。在土耳其，与过去简直判若两个国家，1928年，它把文字中的阿拉伯字母替换成了许多西方国家使用的罗马字母，剥夺了人民轻易阅读长年累积保留下来的文学和历史作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为了让词汇更土耳其化，它也有计划地删除了带有阿拉伯和波斯渊源的词汇，这是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两个重要源头。而如今奥斯曼土耳其语已经像“死语言”拉丁语般濒临灭绝。不过换个角度看，奥斯曼时代的作品现在能够以平易的现代文字出版，也可以让现今的读者对陈年往事增加一些了解。这种情况出现在其他国家就悲惨了：试想一下，如果英国文学著作中所有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作品都消失了会是什么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人们看来，等那些老一代学过字母改变前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人都离世之后，可能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阅读研究奥斯曼历史上数量庞大的文件与手稿中的基本原始材料了。但是，不断有学生接受训练成为历史学家，学习奥斯曼土耳其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奥斯曼专家在土耳其国内外的大学里拥有教职。然而，土耳其人想要摆脱学校里教授的“官方历史”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个版本的历史是 “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所领导的革命大力推广出来的。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奥斯曼的时代被认为是一个应加藐视的禁忌，好像和现在的人民没有任何关联，对他们而言，更遥远的突厥历史才更加重要。但是对奥斯曼时期的记忆淡薄之后，人们反而可以开放地仔细检视这段历史；而且，虽然土耳其人被教育大师教诲要视自己为一段只可描述但不可被质问的伟大过去的后继者，但现在这也改变了。因而官方历史现在也认同奥斯曼帝国强大无敌，苏丹拥有无上权威的观点——当然，那些以“酒鬼”或“疯子”为诨号的除外，但是从帝国诞生之初就经常发生的反对国家及其颁布的法令的事却被忽略掉了。不愿意承认反对意见存在的事实也是现代土耳其政治延续下来的特色。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阻止人们知晓奥斯曼的过去的障碍，现代的土耳其人民仍然对自己的历史好奇不已。政治话语也充斥着西方观察家很不熟悉的激烈辛辣的争辩：对历史的多种理解方式使政客和利益集团可以参酌丰富的典故，选用一套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利益的历史的版本（而在土耳其，“未来”似乎总是比别的地方更加充满不确定性）。许多谈话中暗含的话题深深根植于奥斯曼的历史中。被陈年往事纠缠至今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亚美尼亚问题”——直到现在的亚美尼亚族抗议行动中，亚美尼亚人仍然要求各国政府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安纳托利亚发生的公然大屠杀是种族灭绝。另两个不为外人周知的土耳其议题是：军队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以及表达宗教信仰的适可尺度。这些主题充斥于奥斯曼历史中，是那个时代的政客和人民非常关注的国家大事，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引领众人，了解流逝的过去如何发展成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在，或者说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在。因此在土耳其，书写历史变成颇为严肃的事情，这是其他一些国家难以相比的，而书写奥斯曼历史的学者则必须花大篇幅进行历史解释，无暇在作品中增加有趣的细节。

习惯上，奥斯曼帝国的研究通常截止于苏丹制被废止的1922年，或者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1923年，又或者是连哈里发制度也被废止的1924年。我选择将研究时限延伸到共和国时期的1927年，这一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讲，诠释了他在推翻帝国及建立共和国中扮演的角色，并阐释了他的抱负，即对未来的梦想。这里涉及了本书书名中的比喻，它可以追溯到据说是第一位苏丹奥斯曼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境被认为预言了一个帝国的诞生与成长，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用心尽力述说的故事。将本书的终结点选在1927年也使我得以点出共和国和帝国历史之间的一些连续性：过去普遍被人们接受的观点是，共和国有若一张白纸，上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凯末尔革命后的重大成果，但现在，这个观点正逐渐受到历史学家的挑战。

在雄心勃勃地书写这段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的过程中，我曾不断面临艰难的抉择。我不能宣称这本书有多么完整——毕竟，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条清晰的叙事线条则是我要追求的。有时遇到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元素，例如禁卫军或后宫，读者可能会觉得，把它们从本书的叙事主线中剥离出来或许更有利于理解主线内容。不过我确信这些元素都是催生了它们的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元素，它们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艺术和建筑同样产生自社会的复杂性，难以解释成纯粹的创造力的孤立表达。若要单独以“伊斯兰”为标题专门列出一章分析宗教也并不合理，因为宗教是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充满活力的力量，在任何时间或地点，信奉宗教的方式都会带来政治后果。若依“惯例”看历史，人们往往将注意力定格在戏剧化的场面，因而模糊了相关事件间的相互关联。它更严重的缺陷是，它会鼓励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奥斯曼历史中经常被贬损的某个事件或时段，却不解释那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因此，任何以普遍标准看待奥斯曼历史的尝试都会受到阻碍，这段历史被人为改造成一段独特的历史。当然，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但是如果特别强调这些独特之处，而忽略了其他国家历史中类似的特征，在我看来会失之偏颇。

奥斯曼历史成为一个“黑洞”本身就是遗憾，也是造成遗憾的原因，但更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和穆斯林之间因误解而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铁幕”。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西方关于奥斯曼历史的“传统叙述”，这种“传统叙述”及其外延就是西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对伊斯兰历史的叙述。了解这些在文化上和历史上有异于我们的国家——而不是贴上“邪恶帝国” “基要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掩饰我们的无知，是非常急迫的事情。最大的傲慢其实就是问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未加质疑就轻易接受我们文化上的偏见，且将问题简单地归纳为“哪里出了问题”。

因此，这是一本为不同读者写的书。我希望除了“传统叙述”外不了解奥斯曼的普通读者会觉得“新的叙述”的每一段都很有趣，而且相比“传统叙述”的情节更复杂且令人满意，因为它解释了奥斯曼帝国及其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以及他们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我写了许多关于奥斯曼在东方和西方的邻居与敌手，所以书中也有一些内容可以吸引那些对奥斯曼边境或更远处的领土有兴趣的读者。这本书也是写给开始要研究奥斯曼历史，但现在手上没有单卷本英文奥斯曼史的学生的。我真心希望，所有受到奥斯曼史吸引的人都能从本书中获得乐趣。

卡罗琳·芬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