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写作《奥斯曼帝国1299—1923》这本书漫长的数年时光中，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很慷慨地鼓励我，帮助我。他们有时会当面或回信答复我许多的问题，送给我未曾出版及已经出版的文章和书籍，帮我校对单章、数章甚至全部的手稿，帮助我尽力避免错误的出现。若是没有这些人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他们的学术成果，我就没有办法着手写作这本书。
我要将最真诚的感谢献给土耳其美国研究所伊斯坦布尔分部的成员：安东尼·格林伍德主任与他的助理居尔登·居内里和塞姆林·科尔克马兹允许我在研究所逗留了数月，在此期间我得以阅读研究所收藏的奥斯曼相关文献——而且他们每天中午都和我共享午餐。如果不是每天早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愉快航程和研究所安静的环境，我很可能早就放弃了。我在剑桥大学开始了写作的过程，斯基利特中心的凯特·弗利特给了我自由出入斯基利特图书馆的权利，它是奥斯曼帝国研究者的绿洲。我还要感谢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所和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以及大英图书馆允许我查阅他们丰富的收藏。
还有许多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们包括：Gábor Ágoston、Virginia Aksan、John Alexander、Jean-Louis Bacqué-Grammont、Marc Baer、Michele Bernardini、İdris Bostan、Gregory Bruess、Duncan Bull、Robert Dankoff、Caroline Davidson、Selim Deringil、Kathryn M. Ebel、Howard Eissenstadt、Y. Hakan Erdem、Selçuk Esenbel、Suraiya Faroqhi、Cornell Fleischer、Pál Fodor、John Freely、Fatma Müge Göçek、Daniel Goffman、Yasemin Gönen、Rossitsa Gradeva、Jane Hathaway、Colin Heywood、Frédéric Hitzel、M. Şükrü Hanioğlu、Colin Imber、Robert Jones、Yavuz Selim Karakışla、Claire Ruoff Karaz、Michael Khodarkovsky、Machiel Kiel、Dariusz Kolodziejczyk、Klaus Kreiser、Donna Landry、Heath Lowry、Gerald MacLean、Andrew Mango、Nenad Moačanin、Rhoads Murphey、Oktay Özel、Burcu Özgüven、Oded Peri、Hedda Reindl-Kiel、Kahraman Şakul、Ariel Salzmann、Hamish Scott、Norman Stone、Frank Sysyn、Nabil al-Tikriti、Christine Thompson、Lucienne Thys-Şenocak、Gündüz Vassaf、Sara Nur Yıldız、Fehmi Yılmaz、Elizabeth Zachariadou和Fariba Zarinebaf-Shahr。这份名单难免有遗漏，也有很多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乔伊斯·马修，他将许多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诗歌和散文翻译为流畅的英文，并出色地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另一位是阿拉·居勒尔，他为我拍了许多宣传资料。
写作是艰难的，收集插图则更困难。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让我搜寻插图的过程不那么痛苦：托普卡帕宫图书馆的菲利兹·查曼、泽奈普·杰里克和居伦达姆·纳基普奥卢，艾德海姆·埃尔代姆，伊斯坦布尔埃伦出版公司的毛希丁·埃伦， 《丰饶角杂志》的约翰·司各特，伊斯坦布尔建筑信贷银行的员工F. 穆赫塔尔·卡特尔杰尔奥卢，大英博物馆印刷品与绘画部的茱莉亚· 巴特朗，娜塔莉亚·克鲁利可夫斯基，克日什托夫·瓦夫日尼亚克。
约翰·默里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卡洛琳·诺克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她和她的继任者戈登·怀斯，以及卡洛琳·威斯特摩尔对细节令人赞叹的专注，还有凯西·本维尔和尼基·巴罗。在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过程中，责任编辑拉拉·海默特与助理编辑戴维·舒梅克尔无限的热情与精力推动了这本书在美国的快速出版。我还要赞扬莉兹·罗宾森和伊丽莎白·道布森的编辑技巧，她们赋予了这本书本没有的流畅优美。菲利普·曼瑟尔将这本书推荐给约翰·默里出版社，他值得我专门的感谢，他启发我为普罗大众书写一部奥斯曼的历史，这是一般专业学者所没有的机会。我的经纪人安妮·恩格尔在我气馁时总是温柔地鼓舞我。本书的地图是由马丁·柯林斯绘制的，而索引是由道格拉斯·马修整理的。
我在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土耳其语教授维克多·梅纳日的专业且精心的指导下开始了奥斯曼研究。许多年后的今天，我能够为他的智慧做出一些回报。维克多·奥斯塔丘克和我一样，对奥斯曼黑海地区和防卫这个地区免遭北方列强侵略的繁杂事务充满兴趣，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了这本书的打印稿，并给予了充满深度与细节的评价（尽管他会在有关他的研究与职业的问题上劝说我改主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很幸运地嫁给了一位作家兼记者，或者说，是一位壮志未酬，不得不从学者转行的记者，他教会了我如何将曲高和寡的内容变得平易近人，并教会我如何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讲述最深奥的问题。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安德鲁·芬克尔和我的女儿伊西，她的个性形成时期几乎都处在奥斯曼人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