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十余年中，形态学（尤其是细胞形态学）本身，还是临床血液学，都在思考（细胞）形态学的长处和不足。走自身发展的路，（细胞）形态学的现代认识与趋向，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形态学涵盖的范围除了外周血细胞学、骨髓细胞形态学，还包括骨髓组织病理形态学、骨髓组织印片形态学以及其他穿刺细胞形态学，也有广义上的淋巴组织病理形态学。这些形态学方法都是同一层面的工作，各有长处和不足，在一个实验室或部门更由一位检验医师（病理医师）进行全信息联检互补诊断的优势非常明显。单一的细胞形态学还是单一的骨髓组织病理学，都不是好的诊断模式。

在我国，由于体制或其他原因，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的方法几乎都不在一个实验室或同一部门展开，更不是在一个诊断工作者中完成检验诊断，忽视了这些同层次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更全信息评估性诊断的力度，尤其是骨髓细胞学检验诊断中，可以造成一些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论。其次，这几种形态学方法学的特异性和灵感度是一对严重的矛盾，而精密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方法学中许多系统误差不能被轻易消除。比如骨髓涂片有核细胞量的多少与诸多因素有关，骨髓活检虽被冠以金标准但它观察细胞结构明显不及骨髓细胞学检查，骨髓印片细胞学检查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病例的诊断等。在现实中要消除这些因素或达到满意的程度并非易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可以鲜明地形容这些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树立新理念、完善形态学诊断的方法，极其重要和迫切。

我们在长期的形态学诊断实践中，发现消除这些方法欠缺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同层次的几种检查在同一实验室且常由同一位检验医师（或病理医师）进行优化的互补，于2002年正式提出完善的形态学诊断新模式——四片联检形态学整合诊断（见第一章图1-8）。四片联检互补诊断也称为优化形态学诊断。四片，即由血片、骨髓涂片、骨髓印片和骨髓切片组成，前三片为细胞学方法，后一片为组织病理学方法，其中包括细胞（组织）化学和细胞（组织）免疫化学染色。四片联检也可以细分为多个项目的检验诊断与评价（图1-8）。四片联检由骨髓检验诊断科室或临床科室同步采集标本、一步四片到位（图2-6），常以骨髓涂片为主进行骨髓涂片、血片和骨髓印片的同步检查和诊断信息上的互补，稍后与骨髓切片连接，最后完成系统的评估性诊断报告。

四片联检中的每一片都有各自的长处和各自的不足（详见第十五章），但这些检查需要相互照应。只有通过互补，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价血液和骨髓病理（图2-7），从而提升形态学诊断的整体水平。

四片联检的整合模式可以提高诊断效能，比原先分离的检查显示出优越性。它可以降低各自分散检查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或诊断，结合临床和其他检查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明确诊断而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目的。从现状看，四片联检是解决造血和淋巴组织疾病临床期诊断简便、实用的方法，也是一条互补诊断链（图2-8）。随着诊断链的延长，疾病诊断率逐步提高。因此，它是符合时代的形态学常规诊断方法，尤其能使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WHO分类得到更好的应用。比如一部分白血病的骨髓涂片因有核细胞过少而不易明确诊断，所谓骨髓细胞学诊断的低增生性白血病经骨髓印片和骨髓切片检查后多不是低细胞量的；一部分成熟淋巴细胞肿瘤（如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因骨髓中的细胞行为致使穿刺时细胞明显减少而被骨髓细胞学检查判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又如骨髓涂片诊断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PN）、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dysplastic/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DS-MPN）有显著欠缺，骨髓印片检查能提供较可靠的有核细胞评估并可以警示骨髓纤维化存在与否而有益于诊断（详见第九章和第十九章），骨髓切片更能提供细胞增殖性、原始细胞增生状态、巨核细胞异常（如核叶异常和结构错位）的证据（详见第十四章和第二十章）。

四片联检是符合循证检验诊断的优化模式，也是将经典的、传统的方法及实践经验和现代思维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可行的创新方法，并在形态学基础学科的理论指导下，彰显现代理念的形态学内涵。我们所浅见的现代形态学（current morphology）就是指以现代理念为指导通过同层次方法上互补而能提升整体水平的形态学。我们认为应改变我国多数由病理科作单一骨髓活检而检验科作单一骨髓涂片检查的的现状，避免因检查分离而造成的评估力降低。四片联检中，即使基层医院形态学检验中不能进行骨髓切片检查，但前三片（血片、骨髓涂片、骨髓印片）联检，整体上也能拓展分析思路，增加诊断信息的依据，能在原来的诊断水平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患者而言，同步骨髓印片检查的开展还可以避免许多因骨髓穿刺不成功或其标本不理想的再次穿刺。在临床上，由于形态学仍是血液病诊断的基础，四片同步和连续的联检进一步提供的简便、快速、经济和全面而可靠的诊断信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形态学诊断需要足够的基础知识、工作经验和诊断学把握，整体上的工作难度加大。从当前形态学诊断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较多的不是不能诊断疾病临床期的问题，也不全是主观性问题，而是基本功不扎实和镜检时间不足的问题。

形态学基础不扎实（如新定义不熟悉、新病种不了解、临床知识欠缺）、细胞形态掌握不扎实（细胞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过），还有一些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都是基本功不扎实的表现。

由于每个人所受的专业教育不同、实验室的氛围不同、带教的老师差异、各自学习的爱好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因认知不同而给出的评判和诊断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加上方法学缺乏重复性良好的评价性指标，造成了带有一定偏见的普遍性看法——形态学的主观性。但是，干任何工作都有经验积累的过程，只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才会熟能生巧。不过形态学诊断因灵活性较大，要求的知识面宽广，而规范性又较宽松，故工作的经验性尤其明显。经验性强的工作一有审视问题的因果不全、不当，主观性见解便随之发生。这就是被普遍认为形态学工作应具有的经验性。尽管，干任何工作都会有差错的发生！尽可能地吸取教训，尽可能地降低可能发生的差错率，则是我们的目标。在形态学诊断中，修炼内功、降低或消除主观性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不断地学习和有（新）理论指导的实践。细胞学和组织学世界依然充满奥妙、生机和精彩，我们的工作天天会有新问题和新认知让每位参与者有所收获、有所感悟，但感悟的深浅又与掌握的技术和知识的深度相关。

因此，首要的是加强自我学习和职业素质，同时也需要通过制度的制定、实施、考核加以引导和督促。形态学是经典的经验性医学，工作一生是与学习相伴随的一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个起步的初级阶段，现在学到的也会渐感日显不敷。只有在不断学习和消化中，可以增加信息量（包括临床特征和临床的最终诊断），纠正既往不恰当的认识和诊断。在弥补既往的不足过程中，会有知识的深化和前沿化；在增强自信和乐观的同时，又会不断地获得进一步思考的武器；有了充实的理论做指导，就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升华，使经验上升为科学。有了这样感悟历程，形态学主观性也会逐渐淡去。

加强内功修炼的另一个好方法是温习标本的实践活动。它是学以致用，检验平时吸收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程度的自我鉴定。认识细胞、评估细胞意义是件既容易又不易的事，熟悉了很简单，掌握前就很难；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断的把握也一样。在不断地温习或阅读标本的过程中，能体会到曾在自己眼皮下溜掉的东西，能发现自己和别人既往诊断中存在的问题或不当。这是收获和经验积累过程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依然提倡我们的情怀，静生时勤助长，在寂寞的细胞学田园里勤耕勤耘，不断地向“火眼金睛”迈进。细胞学和病理学诊断工作应是重视学问（包括掌握的信息量）、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加入这一领域的新成员应接受3～5年以上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并需要引入淘汰制。

充实了知识、拓宽了视野之后，还需要反复的实践和总结。我国著名的血液学家和教育家王鸿利终身教授在近年出版的«实用实验诊断学»一书中所述：“检验诊断学……必须认真地学习，全面地掌握，积极地思维和灵活地应用”；以及我国著名的血液病学家杨崇礼教授曾在“对瑞氏染色检查血细胞形态的评价”一文中鲜明地指出：“瑞氏染色观察的是细胞，扩展细胞学知识面，对细胞的生理、病理的了解至关重要；形态学的东西确需多观察，但还需要结合一定的理论去思索、去分析”。

加强形态学方法（如前述的四片联检模式）的优化与其他新技术的互补则是克服主观性，提高综合性细胞学评判可靠性的另一种好方法。例如，急性粒单白血病细胞，部分病例外周血中的形态比骨髓典型，也有一部分标本形态相反；成人T细胞白血病细胞和成熟T细胞肿瘤细胞，在外周血中的形态和数量都比骨髓典型和显著；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部分患者的骨髓印片和切片中的瘤细胞数量比骨髓涂片多；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常见POX染色阴性而SBB染色阳性；巨核细胞白血病的原始细胞和髓系肿瘤中的微小巨核细胞常缺乏形态典型性，用细胞（组织）免疫化学CD41染色则能清晰地显示。因此，从我国检验科的血液形态学诊断现状看，仍需要拓展。

镜检时间不足是另一普遍的严重问题。许多基层医院检验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无专职人员或固定的检查时间，大医院虽有专职人员和专门实验室，但工作量常负荷。这些都会影响到仔细镜检和足够的思考时间，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不恰当的或有欠缺的诊断报告，或因检查不细而造成疏忽和漏检。对此，需要重视并通过工作量化的制定和保证来提高检验诊断的质量，巩固细胞形态学基本诊断技术在临床上的口碑。我们认为工作量化，需要考虑合理而适当的忙碌、留有若干空间让员工做些他们自己有兴趣的相关工作（例如总结与科研）。人员按岗会造成浪费，按量定员可以使工作紧凑而有效。一般，较为适当的可能年工作量是：单一的骨髓涂片检查在1 000～1 200份左右配置1位检验医师或技师，2 000～2 400份左右的配置2位。骨髓活检年工作量600～700份以上的另配置一位技术员。以人均日工作量计，单一的骨髓涂片检查为4～6份可能比较合适，包括标本染色和细胞化学染色、镜检等，直至发出报告。

光有个人的努力学习和经验积累还不够，还需要集合形态学专家的精髓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所形成的共识性报告——专家共识。如ELN血细胞共识、国际MDS形态学工作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morphology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IWGM-MDS）原始细胞和环形铁粒幼细胞的共识；还有ICSH外周血细胞形态特征的命名和分级标准化建议，法美英（French-American-British, FAB）协作组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分类委员会对血液肿瘤原始细胞的界定或描述、对病态造血细胞的系列和百分比数量的界定等，都是参照性的“文件”。

虽然，形态学共识是形态学的一个显著进步，是缩小相互之间距离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形成的专家共识也不一定是科学性的。诸如病态造血细胞，界定的病态造血细胞数量标准（WHO）：单系细胞分类，每个系列受累的病态造血细胞的界定值设定为10%；当检出的病态细胞占单系细胞分类中的比例≥10%，为有意义或明显病造血，<10%为轻度（轻微）病态造血或无病态造血。多系病态造血是指2系或3系（≥2系）细胞符合病态造血的条件，即观察到的2系或3系病态细胞各占单系细胞分类的≥10%。评判巨核细胞病态造血为骨髓涂片或切片中至少在30个巨核细胞中有病态形态细胞的比例≥10%。然而，在实践中，病态造血细胞的比例确定容易，而具体的形态界定不容易。虽然，ELN骨髓中将轻微的或细小改变的病态造血细胞不作为病态造血细胞进行计数。但是，怎样把握好轻微与明显之间的形态关系？什么样的形态异常可以归入病态造血细胞？这除了重视病态造血细胞的形态定义外，还需要结合其他技术诊断、临床特征及其最终诊断的信息，通过加大信息量，综合性地描述或界定病态细胞的典型性和不典型性，并按它们的意义大小（因有的常见但特异性差、诊断意义小；有的不常见但特异性高、诊断意义大）予以适当的分值，可以缩小差异进一步提高形态学评判上的准确性。

通常，对于某类特定意义细胞的总体归纳与界定是在临床最终准确诊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实践中，结合临床特征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看看这个初诊患者的异常细胞符不符合某类特定细胞；结合其他技术诊断的结果，常可以与形态学相互印证，评判的某类特定细胞是否正确、是否需要矫正（图2-9）。这也是我们的浅见——对一些特定的细胞形态需要增加信息进行综合性界定或评判，即比较而言的“科学进步性”。

以这一原则为前提，仔细观察（所界定）病态造血细胞形态、程度、系列，就可以更大限度地与其他疾病中的相似细胞做出区别。这些其他疾病，包括一些营养性因素（包括维生素B ₁₂和叶酸等造血元素的缺乏）和细胞毒性因素（重金属，特别是砷）所致的造血细胞异常形态。一些常用的药物、生物试剂，如复方磺胺甲 唑可致中性粒细胞核分叶减少。B19小病毒感染可以导致幼红细胞减少，并可见巨大的巨幼样幼红细胞和空泡形成有核红细胞。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可引起中性粒细胞病态造血，如颗粒明显增多、Dohle小体、少分叶核，外周血原始细胞也可偶见，骨髓原始细胞可以增多，还有重症感染性疾病可以导致血细胞减少和骨髓造血细胞的显著异常等。总之，只有了解临床和用药史以及其他检查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病态造血评判或诊断为MDS的结论更为可靠。又如，原始细胞由20世纪70年代前界定的胞质无颗粒，到可以有少许颗粒、20颗颗粒、20颗以上颗粒，以及胞质有颗粒而胞核和胞质的其他形态基本具有原始细胞特点者仍被界定为原始细胞的过程，也反映了单一形态为主到初诊临床特征、现代新技术检查以及临床诊治信息为主体的相互结合、印证而体现的逐步矫正。

规范形态学检验，加强质量管理，界定或定义一些有诊断意义细胞的形态共识，也是当前细胞形态学亟须解决或加强研究的迫切议题。

在常规方面，需要重视一些细胞的参考区间，对没有明确界定的细胞需要达成专家共识，拓展细胞形态学检验的范围。诸如巨核细胞，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在每一本专业教科书上的总数和分类参考值（标准）都是源自1960年一篇“10例正常骨髓象分析”的数据。这是不断被简单引用而忘了出处的结果。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参考值，包括产血小板型巨核细胞。

由于巨核细胞不同形态学及其意义的识别，除了病态巨核细胞外，如大型巨核细胞与小型巨核细胞，高核叶巨核细胞与低核叶巨核细胞，小细胞性、多形性、异形性和裸核性异常巨核细胞形态学，它们在MPN和感染等疾病中的形态界定和数量意义，都需要补充到相关疾病的常规检验中。

又如，髓系肿瘤中的原始细胞计数，为了计数的可靠性，需要分类计数500个有核细胞。部分髓系肿瘤需要用到单系细胞分类，便于对单系细胞异常程度做进一步评价。如MDS、AML和MDS-MPN等髓系肿瘤是否存在明显的病态造血，就需要应用单系细胞分类。在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的细胞分类中，也需要单核系细胞的单系细胞分类，以确定原始单核细胞是否>80%（急性原始单核细胞白血病）与<80%（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反之为幼单核细胞和单核细胞是否<20%或>20%。还有当髓系肿瘤与非髓系肿瘤并存时，如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neutrophilic leukemia, CNL）与PCM并存时，则需要用到除去非髓系肿瘤细胞分类，即除去非髓系肿瘤细胞后，再进行有核细胞分类，以合理评判髓系细胞的增殖状态。这些分类在相关的疾病检验中，都需要作为常规项目进行。形态学的SOP技术文件都要按新理念、新标准展开并严格执行。

病态造血是许多髓系肿瘤诊断的重要指标，WHO和ELN都有对病态造血细胞作出数量定义，是细胞形态学的重要认知和进展。病态造血细胞的量化是形态学的进步，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够，如何界定病态造血细胞的形态，如何评判这个细胞是病态形态或不是病态，是需要有志之士进行更多的探究。此外，国内对病态造血与增生异常、发育异常、发育不良等同义译名的使用。我们认为哪个最适当或正确需要从词语“dysplasia”的原义来思考，“dysplasia”主要词义就是“增生异常”，用于“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MDS）”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译名是很恰当的，译名“病态造血”因含有“异常（病态）”、“增生（造血）”之意，但“增生异常”用于细胞形态（质的改变）上不如“病态造血”惬意。“发育异常”、“发育不良”等术语重在细胞形态（质的改变）或个体发育上，体现在造血细胞异常的“增生性”方面则有不足，如浅见的反义字“aplasia”主要词义是不发育、发育不全、再生不良、增生不良或造血不良，如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 AA）即含此意，不过“发育异常”还含有质的（细胞或个体）发育生长不良方面的异常。

FAB协作组（1976）修正的原始细胞，WHO（2008）描述的原始细胞和原始细胞等同意义细胞，MDS形态学国际工作组（IWGM-MDS，2008）共识的原始细胞，ELN（2010）共识的原始细胞，ENL形态学组共识的血细胞等，都是旨在提高肿瘤血液形态学报告（认识）的一致性。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根据国情学习和参照的样本。

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形态学的两级镜检复核制度、二级报告审核制度，以及实验室内的读片讨论制度。即使学有专长者，有时会由于涂片差异或在不适当区域观察被评价过度；也可由于急促而过的阅片结果，或技术经验不足，或结合其他资料分析不力等原因，造成评估不足；有时也确实存在疑难标本。因此，需要理性地认知，尽可能规避不必要的检查误差和不恰当结论，在实验室内建立起相关的管理制度极其必要。

二级检查是对一级形态学检查质量的全面评定，确认提出的初步诊断是否恰当，并结合临床和实验室信息有无不适当、有无异常成分漏检等。二级报告审核制度是检查即将输送的报告单信息中有无遗漏的内容和错误，包括用字等。发送的报告单页面简洁与质量是反映一个单位、一个实验室的对外形象，更是展示一个专业人员的品质和工作素质。此外，需要注意“形态学检查单”而不是“形态学申请单”，这里体现的是一个自身位置与服务理念。

读片讨论制度，如每天进行当日疑难标本的读片讨论；每周进行读书读片会；地域性读片交流会等，大家都可以畅谈每一病例标本检验中的经验体会以及给出结论（疾病诊断）的思路和依据，结合当前学科的进展，并讨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及可以解决的方法。

在管理上，还需要突出人性化、效率化和满意度等指标，使工作质量、效率和服务在一个新的高点上。防范差错和多出成绩方面的制度和举措也要加强和重视。诸如标本核对制度，特殊病例交流沟通制度，与后续报告不一致的处理制度，总结与科研制度，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等（详见第二十一章），也要加强和重视。

形态学上一些术语或名称的规范与发展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学问。对遗存的一些不适当或有误的所谓“规范性”术语，宜从社会进步角度去看待它。诸如在白血病的FAB类型中，由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到AML，AML的M ₁、M ₂、M ₃、M ₄、M ₅、M ₆、M ₇、M ₀ 到M1、M2、M3、M4、M5、M6、M7、M0的表示；血细胞膜表面复合体中，如粒细胞的CD11b/CD18和血小板的GPⅡb/GPⅢa到CD11b-CD18和GPⅡb-GPⅢa，融合基因BCR/ABL、PML/RARA到 BCR-AB1L、 PML-RARA的表示（专业程度上的认识），包括复合疾病中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MDS/MPN）为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MDS-MPN）；如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分化型和未分化型到AML不伴成熟型和伴成熟型的表示，郎罕细胞（Langhans cell）与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的不同等（不对译名的纠正）。还有一些不适当的描述需要应用适当，如柴捆状或柴束状Auer小体（faggot Auer body），其实颗粒过多早幼粒细胞胞质中的多条Auer小体几乎都不是捆状或束状的，而是杂乱的柴棒状结构。

随着时代的进步，有的白血病分类类型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如FAB分类中的部分M1与M2、M2与M4、M4与M5之间的鉴别诊断，不必过于拘泥；有的类型不够规范也无实际意义，如我国FAB分类中的M4a、M4b、M4c。

AML与MDS中的非红系细胞（nonerythroid cells, NEC）分类，WHO认为因缺乏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并考虑到疾病生物学特性，已被取消。髓系肿瘤原始细胞计数一致采用有核细胞（all nucleated bone marrow cells, ANC）分类计数，进而确定是AML（≥20%）还是MDS（<20%）等。

临床医学是形态诊断的首要基础，它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形态学检验中的许多问题。形态学与临床，两者密不可分，诊断中有的依赖形态学，有的则以临床为主，因形态学缺乏特征性（只要排除其他或对疾病严重性作出评价）。结合临床尽可能多地作出诊断，发现的异常可以解释临床所见，而不是“请结合临床”或“请临床结合参考”、“供临床参考”将诊断推给临床。如代偿性溶血病与非代偿性贫血，形态学变化和溶血性实验室检查几乎一样，但前者无贫血，后者有贫血；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与继发性血小板减少症（如系统性红狼疮、干燥综合征、肝硬化等慢性肝病、慢性消耗性血小板减少症），它们的骨髓细胞学表现类似甚至完全一样，包括外周血液变化，骨髓切片检查更无明显差异，但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无原发疾病，除了出血外，也常无明显的其他体征，而继发性者则不然；Still病与MPN常有相似的细胞学和病理学所见，而不同的临床特点则成为鉴别诊断的一个重要参考；病态造血或异常增生是骨髓细胞学和病理学诊断中高频率使用的术语，是评估髓系肿瘤及其类型和病变程度的指标，但它也见于重症的感染、慢性溶血和造血因子缺乏等疾病。临床信息，有时还有趋向作用，诸如浆细胞骨髓瘤几乎都是35～40岁以上患者，对低于此年龄患者作出PCM的诊断需要慎重；治疗相关髓系肿瘤的诊断最后还是取决于相关病史；HCL则有独特的脾大而常无淋巴结肿大，同样特点的还见于一些成熟淋巴细胞肿瘤；CLL与百日咳和一些传染性淋巴细胞增多症的细胞学表现相似，但临床明显有别。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医治意识的加强，一些诸如CLL和PCM等早期，出现的不典型形态学不结合临床常不易作出评估性诊断；又如，我们的一般工作中，CML外周血白细胞>500×10 ⁹/L者已不多见，而>1 000×10 ⁹/L者可能只见于教科书的描述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巨幼细胞贫血（megaloblastic anemia, MA）由单纯营养性因素所致者已大幅减少，而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伴发且年龄偏大患者则成为患这一贫血的主要群体。

更为明显的是，因影响（细胞）形态学变化的因素日益增加，使得（细胞）形态学诊断的局限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凸显，使得结合临床特征的重要性比过去变得更为紧密更为重要。分析临床，不光是镜检时和镜检后，更重要的是在镜检前，它是（细胞）形态学诊断的开始。如不了解临床，就容易把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后白细胞增高和骨髓粒系增殖反应性而误诊；不了解患者年龄（如PCM患者97%在40岁以上），不了解治疗相关髓系肿瘤患者事先应用相关细胞毒药物的病史（如治疗相关MDS/AML），不了解淋巴瘤的一些临床特征，不了解患者年龄与造血的关系（如MPN、MDS）等，都容易造成形态学的不适当诊断（详见第三章、第七章和第十八章）。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书写字迹潦草者是常见的。但是，人们常说的不易读懂或不能读懂它的多半是因为专业性强或对自己不太熟悉内容的缘故。因此，我们是否能读懂临床医师送检单上经常潦草字迹（图2-10）中的信息，考验着我们对临床知识掌握的程度。

在形态学中融入相关学科知识，会加深形态学的理解和认识，形态学的发现又会丰富相关学科的研究。在细胞生化学和超微结构方面，Wright-Giemsa染色胞质深蓝和核仁蓝染显示它们含有丰富的核糖核酸，为原始幼稚细胞和恶性肿瘤细胞的形态特点之一，且蓝染愈深细胞愈幼稚。例如原始细胞的核仁，原始红细胞的胞质，霍奇金淋巴瘤细胞、间变性原始T淋巴瘤细胞和转移性癌细胞的大或巨大核仁，多有这种染色特征。中幼红细胞和晚幼红细胞胞质的灰色、浅红色是细胞内游离核蛋白体合成的特殊蛋白质——血红蛋白的结果，从着色的深浅和胞质的多少可以衡量细胞是否正常，如缺铁性贫血因胞质生成不足的小幼红细胞和MA中因幼红细胞胞质血红蛋白相对过多的浓染形态。但是晚幼红细胞胞质完全正色素性，尤其胞质量同时增多而胞核不增大时往往为病态形态，如MDS中的幼红细胞多是这种细胞。细胞胞质近核处透明感的淡染区常为高尔基区，多是原幼细胞开始成熟的标志，典型的有早幼粒细胞胞质中的浅染区。浆细胞胞质浅红色区域则为合成免疫球蛋白的丰富的内质网。胞质浑厚常示丰富的细胞器，同时表明该细胞处于幼稚阶段，胞质淡清薄层状为成熟细胞，如原始巨核细胞及癌细胞胞质往往浑厚，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胞质则可见淡薄。但当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受抗原刺激转化（细胞返幼）时又会出现胞质和胞核的形态变化，细胞外形会恢复尚未成熟的前体细胞的不典型形态。这也是细胞生化成分和超微结构，以及细胞功能在形态学上的体现。

感染时有细胞量和质的异常，如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增多，中毒性颗粒和空泡形成，出现不典型淋巴细胞、多形性多核叶细胞（花样T细胞）、有吞噬的和不见吞噬的形态各异的巨噬细胞增多等。虽然细胞学变化复杂，但有的已明确细胞形态与病原微生物感染之间的相关关系，诸如不典型淋巴细胞与病毒感染，伤寒细胞或戒指样巨噬细胞与沙门菌属（伤寒杆菌）感染，花样T细胞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Ⅰ型（human T-cell leukemia virus typeⅠ，HTLV-Ⅰ）感染，Burkit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细胞与EB病毒感染，以及B19小病毒感染与急性造血停滞（感染的靶细胞为红系祖细胞，形态学异常的主要表现为骨髓中幼红细胞锐减但却出现巨大的原始红细胞、早幼红细胞）的关系。EB病毒感染还与免疫缺陷相关淋巴瘤细胞形成有关，EB与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也有一些联系，等等。随着微生物学（尤其是病毒）检验的不断完善将会有一些针对性意义的特指的细胞被认识。研究提示丙型肝炎病毒又是一种亲淋巴细胞病毒，感染丙型肝炎病毒与B淋巴细胞的形态学改变直至恶性增殖性疾病（B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髓髓瘤等）的发生可能有关。另有证据说明一些慢性疾病与感染病源微生物有关，除了前述的HTLV-Ⅰ和EB病毒外，形态学上还能说明的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妇科病理中的挖空细胞（核大异形和胞质空泡，有时仅为少量胞质贴附胞核），也可予以细胞形态学的一些启示。在细胞形态学检查中常见难以认定某疾病的血细胞减少或增加患者中，其血细胞和骨髓细胞常可见很多细小或显明而大的空泡，有的出现胞体胞核巨大而异质的粒单系细胞等。这中间是否存在一部分为尚不明了且尚未引起注意的一些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的慢性病变形态学呢，需要深究。此外，在一些发热患者的骨髓和外周血涂片中，有时淋巴细胞胞体和胞核，尤其是胞质呈蝌蚪样、拖尾状伸展（详见第十一章），我们称这种细胞为变异淋巴细胞（可能是T/NK细胞），与病毒感染或细胞因子刺激有关，也值得关注。

淋巴瘤是高度异质性疾病，不管是形态学还是临床上都是如此。而且，在WHO分类中，淋巴瘤没有独立的类别，它是与白血病一起归类于淋巴组织肿瘤（淋系肿瘤，尤其是成熟淋巴细胞肿瘤）中，这更增加了细胞形态学对这些肿瘤类型理解与诊断的难度。但是，当今的细胞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细胞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给了淋巴组织（淋巴细胞）结构、功能与病理（来源与定位、细胞形态与临床行为、分子病理与诊断）之间全新的诠释（图2-11和图2-12），掌握这些新内容并用于实践，可以对WHO分类中复杂的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形态学及其类型（表2-1和表2-2）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诊断。

以B细胞为例，影响肿瘤性B细胞大小与成熟性的原因是由淋巴细胞发育迁移、适宜组织的定位以及免疫表型的特性决定的。骨髓和外周淋巴组织是B细胞发育成熟的2个重要组织，骨髓输送的初始B细胞，随血液迁入各自适宜的外周淋巴组织，进行功能性发育与成熟。免疫表型演变是评判肿瘤性B细胞成熟与不成熟的重要指标。原始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即急性原始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原始淋巴细胞（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表达CD34+（常见）、TdT+，一般不表达成熟细胞限定性的κ/λ，而成熟B细胞肿瘤的表达则相反（表2-2）。

学习细胞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还可以加深理解一些疾病细胞学与分子病理之间的关系。在临床上，血液肿瘤分子学的应用除了诊断细分的特定类型外，还有另外三个重大的价值：其一是治疗上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最直接的是提供分子靶向治疗的依据，譬如1996年开发的竞争性抑制BCR-ABL1等非受体型酪酸激酶活性癌性蛋白与ATP的结合，封闭底物酪氨酸残基磷酸化的STI571（Imatinib, Glivec），以及新的靶向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Rydapt（midostaurin）治疗伴 FLT3-ITD的AML，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靶向药物；组蛋白脱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与AML1-ETO（RUNX1-RUNX1T1）、PML-RARα等组成的复合物参与白血病的形成，为另一类白血病的分子病理，即组蛋白的乙酰化（histone acetylation）与脱乙酰化化学修饰过程，开发的组蛋白脱乙酰化酶抑制剂通过促进组蛋白乙酰化激活转录而抑制白血病的增殖、诱导细胞成熟和凋亡（图2-13）。如在Ph阳性ALL的一线治疗方案中，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如伊马替尼和达沙替尼已成为标准治疗。然而，TKI治疗耐药的出现也是对原发难治性或含TKI方案初始治疗后复发病人的挑战。有些伊马替尼耐药 ABL突变对新的TKI不敏感，如达沙替尼对包含 ABL T315I、V299L和F317L突变的细胞没有活性，因此需要用分子学技术鉴别出可能对治疗耐药的 ABL突变。

其二是对白血病等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发病机制（分子病理）的深入了解，诸如CLL、CML和PV，在血液和骨髓中的异常细胞均有凋亡途径障碍所致的蓄积性机制参与；MDS和MA则是存在细胞凋亡过多的疾病。在细胞通迅和识别等应答中的信号转导失控而引起的细胞增殖、细胞骨架重排和转化、细胞凋亡障碍是促发白血病等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发生的又一原理，如CML被认为是致癌性BCR-ABL融合蛋白（非受体型酪氨酸激酶）使底物酪氨酸残基持续磷酸化，使核内靶基因转录增强而促发；细胞凋亡理论指导的实践又让我们认识一些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如Burkitt细胞白血病，即FAB分类的ALL-L3）高增殖和高凋亡的细胞学特征以及肿瘤性凋亡细胞的形态；受体型酪氨酸激酶癌性蛋白（如原癌基因 KIT突变和 FIT3突变）均可经细胞膜受体使下游信号转导途径持续激活而促发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细胞因子介导的细胞内信号转导异常，如细胞膜受体对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特别敏感，持续激活RAS-MAPK和JAK-STAT信号转导途径被认为是促发幼年型慢性粒单细胞白血病的分子病理。又如急性白血病发生的分子病理，除了基因突变外，有两个分子类型（图2-14）。AML的发生，多是染色体易位、基因重排导致癌基因与易位处的某个基因形成融合基因，抑制了正常调控的靶基因功能而导致细胞增殖失控、分化成熟和凋亡障碍，涉及这组原癌基因（proto-oncogene）与伙伴基因（partner gene）形成的融合基因有 AML1-ETO（AML-M2）、 PML-RARα（AML-M3）、 CBFβ-MYH11（AML-M4）、 DEK-CAN（AML-M2、AML-M4）、 MLL-AF9 等；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s, ALL）的发生则多是染色体易位、基因重排导致原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原癌基因激活而过度表达（癌基因异位高表达），使细胞失控而增殖和转化，涉及这组原癌基因有 MYC（ALL-L3）、 TAL1、 LYL1、 TTG1和 TCL3（T-ALL）等。

其三是预后方面评判。在诊断时，遗传学所见是除了年龄因素外评判治疗反应性、复发危险性和总生存率的最重要指标。遗传学分析习惯于根据对治疗的不同反应把患者分成不同危险组。例如，对于核心结合因子突变的预后良好组患者，用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后最有可能获得长期缓解；而不良预后的细胞遗传学患者对这一治疗无效。约40%～50%患者诊断时为正常核型，属于异质性的中危组。

这些是当今细胞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些魅力所在，是细胞学和病理学诊断所要熟知、参考和解释的基础。有了充实的理论做指导，就会在形态学诊断的实践中紧跟时代并更上一层楼。

细胞形态学与不同学科技术也是一种互补增长的关系。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科技术定义的或新发现的类型，常带给形态学上的新认知，形态学的正确诊断也带给这些技术分析诊断的基础。如Ph+ALL与大小不一及异形性原始淋巴细胞（相当于FAB分类中典型的或含颗粒的ALL-L2）；AML伴t（8；21）（q22；q22.1）； RUNX1-RUNX1T1与晚期阶段原始（粒）细胞以及核质发育不同步的早中幼粒细胞；AML伴t（6；9）（p23；q34.1）； DEK-NUP214与轻度增多的嗜碱性粒细胞和病态粒细胞；伴杯口状核原始细胞AML，多见于急性原始单核（或粒单）细胞白血病的杯口状核细胞（胞核凹陷超过直径25%的原始细胞，比例至少>10%）与 FLT3-TID和/或 MPN1突变；血小板正常或增高、巨核细胞低核叶小圆形和/或其他细胞病态造血AML与 RPN1-EVI1；典型的CML和APL形态与 BCR-ABL1和 PML-RARA；颗粒过多早幼粒细胞（APL）以及形态学上比较成熟的原始细胞（部分AML伴成熟型和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与CD34和HLA-DR的不表达等。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升形态学内涵，提升形态学异常特征的可预见性，是当前细胞形态学极其重要和紧迫的又一个课题。

不同学科方法之间互补优化，也是拓展视野的重要途径；可以更好地提供给临床诊疗与预后评判方面的信息。在各相关学科技术中，形态学与流式免疫表型的互补关系最为密切（图2-15和本章第三节）。细胞形态学以大类诊断或基本诊断见长，流式免疫表型检查重在检出异常细胞群的系列、克隆性、抗原表达的增强、减低或缺失或跨系性。由于流式免疫表型检测迅速，几乎与细胞形态学同步，可为形态学提供非常有用的细胞表型信息（如疑难的不易分类的白血病和ALL的系列），同时形态学也为流式免疫表型分析带去细胞的真实外观（如AML中较多类型的评判），两者是一对非常好的互为促进的诊断方法，互补后会得出更多、更可靠和更恰当的诊断信息，服务临床。从整体上说，没有细胞形态学，流式免疫表型检测相当部分标本的诊断无所适从；没有流式免疫表型，细胞形态学相当部分的诊断也不会提高，诸如胞质棉絮状和毛发样突起的肿瘤性中小型淋巴细胞与小B细胞型成熟B细胞肿瘤，胞质嗜碱性较丰富无颗粒和胞核较大染色质幼稚的肿瘤性中大型淋巴细胞与大B细胞淋巴瘤的关系等，都是在细胞免疫学的认知上帮助了形态学的识别和可预见性（详见第十一章）。因此，作为细胞形态学和流式免疫表型技术同步联检的发展方向极其必要，需要合并为一个实验室或部门，并由互为洞悉的或既会流式检测又会阅片的一位医师或技师同步检查发出诊断报告（详见第四章）。

在形态学的认识和辨别上，需要注意一般书本上描述的细胞形态学是侧重教学上的意义，是了解细胞形态的起点。可是，愈是典型愈可能不具有形态学上的普遍性，即多数细胞形态并不如此。实际上，在不同的病人、不同的厚薄涂片和观察的区域、获取细胞的环境和涂片的背景以及染色差异的标本中，细胞的大小变化和形状变化是显著的。细胞的阶段划分是人为的、机械的，细胞的演进则是自然的、连续的过程。因此，把握细胞的种类和阶段需要一个适度的范围，通常对某一细胞或某一阶段甚至某一系列细胞的确定除了形态学特点外，还需要参考其他因素。如强调细胞个体形态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观察细胞整体并寻找与之相关的证据，目的是发现细胞群体（如1个或多个系列细胞）中存在的问题及异常细胞总体形态学上的性质。这一总体性质还包含了细胞数量、质量的独立性和互补性的关系，细胞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对于个体（细胞）形态特性和/或一部分细胞（非主要的或不典型的）异常之间的重叠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中度和重度的溶血性贫血（hemolytic anemia, HA）以及重症的感染性疾病，它们骨髓象中可出现类似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样的畸形（或异形）粒系细胞和有核红细胞。

在这些重叠的细胞形态中，由于它们最重要的异常细胞的总体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小部分的细胞形态重叠多不是举足轻重的。又如维生素B ₁₂和/或叶酸缺乏所致的MA，在骨髓中表现的总体细胞异常（巨幼变）为数量众多（显著性）、形态改变严重（典型性）、系统和阶段显明、旁证细胞显著（粒系晚幼和杆状核以及巨核细胞巨变等）；而MDS和红（白）血病表现的总体细胞巨幼变为典型巨幼变细胞数量不多（不显著性）、形态改变不严重（不典型性巨幼变为主，多为胞核大或不明显增大而胞质量显著者，一部分标本中还可见细胞的肿瘤性改变特质）、系统和阶段性不明显（如MDS多见于晚幼红细胞巨变）、旁证细胞少（典型的旁系细胞巨变少，而非特异性形态异常显著），况且还有临床等资料可以参考。由于已明确后一类总体细胞巨幼变予以维生素B ₁₂和/或叶酸无效或不会产生明显效果，故可把这类病引起的形态学和病因学均不同于MA的细胞巨幼变称为类巨变，真正的巨幼变形态描述应属于通常情况下的维生素B ₁₂和/或叶酸缺乏相关者，并可通过简单的治疗而使细胞巨幼变消失。

又如白细胞减少症、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贫血的部分患者中三系血细胞异常互有重叠而它们的临床表现和/或血细胞减少的程度和侧重性不同。在急性白血病中，ALL与AML，AML中的伴不成熟型（相当于FAB分类的M1）与伴成熟型（M2），M2与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M4），M4又与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M5），它们之间的原始细胞类型也可有一部分重叠。这与白血病细胞的异质性相一致，况且白血病分类分型标准中所要求系列原始细胞的百分数不过是人为划定的一个比较适中的数值而已。

在前述的总体性质中，还可认识到细胞数量、质量的独立性和互补性的关系，细胞量变到质变的关系。所谓异常形态，其中的相当部分为正常形态的细胞数量增多。因此形态学判断意义包括数量价值和形态价值两方面单独的或兼之的意义。对细胞量质变化的判断应按疾病及出现细胞异常的特性而论，有的是以量定之（符合量变到质变原理），有的以质定之（量不足唯有质变），有的两者兼之。灵活、适度地运用这些关系有助于理清主次分步确定，这与科研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如在结合临床的前提下，骨髓涂片中原始细胞达到5%～10%时可以先考虑造血肿瘤（然后再进一步检查与鉴别诊断，下同），>20%时可以明确为急性白血病，浆细胞比例>30%时绝大多数是恶性浆细胞病。然而，当骨髓中浆细胞比例在15%～20%以下时，要诊断PCM唯有细胞质变的同时存在或有其他异常才行，且其细胞量（%）愈低愈需要细胞质变的程度。在MDS诊断中，对原始细胞不增多者唯有病态造血细胞（质变）的明显出现，抑或有MDS相关细胞遗传学异常。骨髓中找到癌细胞，外周血中检出寄生虫等，不论其量多少（结合临床）都可作出诊断，这是由形态学的特异性高决定的，不过数量上的差异可以体现疾病的严重程度。

在病理学上的“类”本身常是不能确切定义的模糊概念。正常组织和炎症，瘤样增生和肿瘤，同一储备细胞起源的不同类型肿瘤之间，同一类型肿瘤的良恶性之间以及分级、分型、分期的区分都没有绝对分界。作为良恶性的中介，本身是模糊的。造血形态学诊断中由定性到量化也是一个亟须探索、发展和规范的问题。病态造血形态学，还有在使用的“明显与不明显”，“易见与不易见”，“多见与少见”，以及颗粒增多、少许和缺如等，都是不易确切定义的模糊概念。如由健康人经MDS到急性白血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临床上或检验诊断上所划定的不过是一个比较认可的界限，而其中介部分是模糊的。这种客观模糊性是形态学诊断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甚至可造成诊断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形态学研究中宜推出形态学积分法、病态造血细胞量化比例等，这是克服形态学模糊性的一些弥补方法。形态学量化和积分方法应从两个方面考虑：细胞数量意义和细胞质量意义，同时又应根据它们意义的大小予以不同的分值。

形态学依然是一门实用性见长的科学，迄今仍不缺探究和实用诊断价值的内容，造血细胞的世界依然丰富和精彩！诸如小圆形低核叶巨核细胞与MDS伴5q-等髓系肿瘤，大而高核叶巨核细胞与ET和PV以及一部分感染和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骨髓涂片中的“三化”异常巨核细胞（小型化、裸核化和异形极端化）与髓系肿瘤骨髓纤维化，核叶离散小圆化巨核细胞与MDS、MDS-MPN和AML病态造血，胞核小圆化、细胞小型化和多形化与MPN、MDS-MPN、MDS疾病进展（详见第九章和第十四章），骨髓印片清晰基质背景下异常裸核及巨核细胞（簇）或肿瘤细胞（簇）与骨髓纤维化（图2-16），骨髓切片标本中的“四化”异常巨核细胞（小型化、裸核化、异形极端化、移位聚集化）与骨髓纤维化（详见第二十章）及其引起巨核细胞变形的机制，粒细胞为主无效性增生和巨（幼）变与维生素B ₁₂缺乏性MA，不典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atypica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aCML）和MDS中常见胞体小和胞核小圆形及颗粒缺少中晚幼粒细胞的意义，肿瘤性成熟B、T/NK细胞肿瘤形态学，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ALL或AML形态学， JAK2、 CALR或 MPL突变阳性与阴性MPN形态学，免疫表型与形态学（图2-1），细胞因子刺激形态学与感染（见第七章图7-17和第十一章），造血性凋亡细胞形态学，病态造血细胞的界定或定义，厌食症营养不良性和消耗性营养不良性（如恶病质）骨髓细胞形态学，细胞免疫化学染色（见第十七章）开展和改良的意义，胞质体（胞质脱落物）与核质连体分离形态学及其生物学意义等。

还有许多细胞的形态及其意义仍然是难解之谜或有待深入研究。譬如巨核细胞胞核象与细胞成熟和异常以及胞核溢核与核质分离现象（图2-17），树突细胞形态学，原始幼稚细胞嗜碱性胞质的突起分离状及其行为，幼稚细胞脱落的嗜碱性胞质以及成熟细胞脱落的非嗜碱性胞质、形态学及其功能状态，非肿瘤性T/NK细胞异常形态学，感染时巨噬细胞等特定形态学与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慢性感染性疾病形态学（尤其是病毒整合细胞致使细胞肿瘤化形态学），非感染性细胞空泡形态学的临床评估，骨髓定居型巨噬细胞与造血功能，骨髓切片中多形性、异形性和异常裸核巨核细胞与涂片形态的对照研究，巨核细胞的变形机制（图2-16c），骨髓切片嗜碱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嗜酸粒性细胞染色与涂片中的比较研究，模糊与定量形态学；细胞化学染色的新评价和新方法的开展，细胞免疫化学染色的开展、改良和完善（免疫表达形态学），化疗后造血和淋巴组织肿瘤细胞核质变化与凋亡的关系等，都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发掘。从横向看，形态学还可进行核象形态学和胞质形态学研究。按疾病而分，重要的有感染形态学、热源形态学、形态变化明显与不明显的肿瘤形态学等，都需要深入研讨。还有（细胞）形态学与流式免疫表型、形态学与遗传学和分子异常的相关性，是形态学必须迎接的新课题。

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形态学家的优良传统，以新时期、新思维继续在形态学田园里耕耘。我们依然相信目睹到的各种各样细胞（如肿瘤细胞、血液寄生虫和真菌感染细胞）比用间接方法得出的或推导出来的结论要踏实得多，百闻不如一见可以恰当地比喻这种关系，尤其在基层医院中更有其突出的临床价值（如图2-5）。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的形态学金标准的一个原因吧。经过历史的沉淀，开展新技术以及与其他新技术相互结合，可以再度迸发出绚丽的火花，尽管形态学的诊断地位因不同疾病中的重要性不同以及方法上的特点还会分化。

当前，从我国检验医学的教学、学科设置和继续教育看，还不能很好地实现形态学与形态学基础学科之间的密切互动和生动联系。现代的形态学也不是镜下认识一些细胞和组织结构就可以给出精细结论的事，从形态学相关学科的广度和深度、形态学诊断专业的广度、深度和难度看，宜开设形态学科或其亚专业学科教学，加快形态学，尤其是以形态学为主整合诊断学的复合型（融合各分支学科）人才培养。

近几年正在盛行的“互联网+细胞形态学”和各种形式“细胞”、“血液”交流群也是增进互补增强见识的途径。同时在修炼内功、增强底气中，彰显细胞形态学与流式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整合中的价值。

从历史回顾（第一章）中可以发现，血液病诊断的不断向前，都离不开诊断的工具（仪器）、诊断的试剂和诊断的技术（见图1-4）的创新。因此，充分地了解历史、借鉴历史，以新时期新理念以及对未来的洞察力，开展符合自身发展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如开展细胞免疫化学染色，开发新的标记技术，寻找特定染料的细胞染色鉴定细胞的特定成分，开发和完善骨髓细胞自动染色以及自动识别的诊断仪器（自动化或智能化仪器）。近年在形态学智能化方面，进展较快，一些科研机构和研发公司不断推出细胞自动分类计数和自动评判的自动诊断体系，同时也使骨髓形态学工作者从繁忙的工作量中解放出来。因此，以骨髓形态学为基点，可以期待形态学诊断工具、诊断技术或染色技术技巧的再次突破。这些都是自身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更多有志于奉献的同仁、科研机构与研发公司进行协作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