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論目録之興起
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
《史記·叔孫通傳》：“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撃柱，高帝患之，叔通知上益厭之也，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右左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又《儒林列傳》：“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
又《禮書》：“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按，漢制多沿秦法，此叔孫通所作漢禮儀，自亦損益秦法而成者也。
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黄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
《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又《張蒼傳》：“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又《陸賈傳》：“（高帝）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又《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招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按《漢書·惠帝本紀》：“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説紕繆。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類小序：“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書類小序：“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詔》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按，此特《易經》與《尚書》之脱簡也，其他經傳，當亦有之。
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駮，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
《漢書·藝文志》總序：“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按《隋志》所叙，當指書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二家；《詩》分爲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也。《漢志》於《詩》，言分而爲四，乃更益之以毛氏也。
又按《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又：“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
《史記·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漢書·藝文志》總序：“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矣，於是建臧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
按《文選》卷三十八任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善注引劉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明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此則武帝下詔獻書之效也。
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
《漢書·藝文志》總序注：“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
阮孝緒《七録序》：載於《廣弘明集》卷三。“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
按《晋書·摯虞傳》論：“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别傳表》：“謹撰昭明太子别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内，永彰茂實，式表洪徵。”《唐六典》：“漢書府有延閣，内庫書也。”是延閣、廣内，皆藏書之所也。又《漢書·藝文志》總序：“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則秘室當即秘府，亦藏書之所也。
司馬遷父子，世居太史，採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又：“余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按盧文弨《鍾山札記》卷四：“古書目録，往往置於末，《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録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考《史記·太史公自序》一篇，列於全書之末，叙史官源流，又分論百三十篇之名目及所以作，《隋志》所謂“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當即指兹篇而言，《隋志》史部薄録類小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可以爲證，皆指史官既司典籍，當有目録以綱紀之也。
至于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
《漢書·藝文志》總序：“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
阮孝緒《七録序》：“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禄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録而奏之。”又：“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衆録，謂之《别録》，即今之《别録》是也。”
按，《七録》《隋志》易《漢志》“條其篇目，撮其指意”之語，而代之以“論其指歸，辨其訛謬”。不知“論其指歸”固可與“撮其指意”不甚相遠，而“辨其訛謬”僅得視爲校勘文字錯誤之事，與“條其篇目”之條録篇目之名，以供省覽考索之義，固大相逕廷者。信如《七録》《隋志》之説，則劉向校讐群籍，撰寫叙録，必條列一書篇目之意，亡矣。及至馬國翰、嚴可均等人，搜輯《别録》佚亡，乃僅載叙文，不列篇目，皆只知“撮其指意”而不知“條其篇目”之義者也，而不能不謂《七略》《隋志》，有以爲之厲階也。